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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战时言论自由的重要及言论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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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index-class-struggling.htm) ->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 主编,1940年9月版)](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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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战时言论自由的重要及言论界的责任
### 一
在讨论本题之前,我们需要把什么是言论自由及其范围,简略的检讨一下,这样免去了下文的牵强误会,同时给自由的言论一个正确的,合理的标准。
言论自由是近世纪同民主主义一样惹人注意的事,它是同民主主义一样的增长。从前,在专制统治时代,只有权势阶级有自由,一般民众的言论是被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有时被「偶语者弃市」的办法制止,这是禁止言论,摧残言论自由最丑的办法。窥之近世独裁者亦莫不用此丑的办法。苏俄,意大利,德意志独裁者之统制言论,不许目由,同样有此丑的一面,但是言论自由在历史上怎样的表现过,怎样由斗争中而取得过,我们有简述的必要。在中国古代盛世,有过言论自由的表现,如古书所谓:『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有戒慎之鞀。』这都是表明,人民可以自由表示对国是的意见。再有在近世欧美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权及言论自由,他们且得到法律的保障。远者在英国如大宪章(Magna Charte of King John),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近者如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法国人权的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都要求了人权,都保障了言论自由。
人们这样争取言论自由,到底什么是言论自由呢?据一般人所承认的,言论自由是意识着凡是言谈笔述的言论须都不受压迫,而由思想不同,利益不同,见解与兴趣不同的个人们自由的发展。本来,思想,见解是个人内部的事,就如一个人可以自己自由的思,自由的想,从不与任何人或团体发生关系。然而思想见解若不经言谈笔述根本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思想见解就等于无有,也就不必论什么自由与否。但言论是因要言谈笔述,是须与人发生关系,故时常发生摩擦,为了社会进步,为了保障个人的发展,言论自由才成了人类社会注目而迫切要求的东西。
我曾在拙著「国家论」内,论言论自由有这么几句话:『人们为的发展个性,或是为达到要求,或是为社会问题发出种种思想,或是为满足个人欲望,或是为社会福利,或是为真理,他们不断的奋斗。就在此种关键,言论自由成了人类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了。』(注一)
言论自由不但标榜着保障个人个性的发展,同时是希望着为了社会的福利,人类的真理才得到合理的发展。我们认为社会的问题很复杂,每个人每个国民都有贡献意见的义务,同时每个国民也当享受贡献意见的权利。社会的问题在过去很多是被一方面,一部分人独断的执行了,这里发现许多错误,这里未容大家开诚的,自由的讨论,这样结成了许多恶果。有时是阻碍了,封锁了人类前进的道路。言论自由是允许各种利益,兴趣,见解不同的人们把他们的意见贡献社会,作为彼此参照的材料。一部分人常是为了自己范围的限制,未能深解他方的意见要求,同时真理也是常为了部分人利益,政策与见解给蒙蔽了。言论自由就是为了启发这一点。至于谁是对的,谁是错误,只有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大家讨论争辩,错误的见解不能藉用威力来维护自己,同时也是不为威力所屈而是折服于辩护失败之后。大家是为了发展个人的良知良能,为争取社会的福利,是为了寻觅真理,言论自由就在此种不可忽视的基础上立了根基。同时那些诡辩,曲解,不正确的言论会于失败之后下了擂台,这样才表现了人类社会光明的道路。
### 二
言论自由论来是无限制的意思,但是事实上大家默认的,言论自由是有了自然的限制。在这种的限制的范围内,我们不必提法律的限制,或是权势者专横的限制,进些限制若能吻合了自然的限制是合理的,是有效的,反之这种限制常是假藉题目而实行摧残言论,我们把这一方先放在一边,而把真正言论自由的范围提出,一切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将根据于此;同时我们是不大重视法律的形式上的限制,而归根于言论自由自然的限制,言论自由自己的范围。据我们的检讨,言论自由的范围与其限制不外下列数种:
一,不违反人道主义;
二,不背叛社会福利;
三,不违背国家民族利益;
四,不扰乱社会治安;
五,不损害个人的身心;
上边例举的言论自由自然的限制,自己的范围,详论起来,非需要长篇大论不可,不然便不易划清它的界限。同时权势者很容易假藉这个题目而实行摧残言论,我们对这个范围须作广泛的,正确的解释,大家也须这样了解。
这个范围不是要权势者藉此压迫言论,而是说言论者自然的要受这个限制,同时也不能超越此旨。自由的言论越出此种范围自然的要招来自己的污辱。这不用政府执行权力,就是言论界的攻击苛责,也足把荒谬的言论打得落花流水。同时越出此种范围的言论,也就不成其为言论。
凡是违反人道主义,背叛社会福利,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论,不会包含真理,不会劲得试验,不会被人赞同,不会言之无愧,这也就是说,这样的言论不许存在,也不能存在。因它违反了人类社会存在,违反了人类社会组织的目的,这是显而易明的,同之,扰乱社会治安,或是损害个人身心的言论也是受有限制。不过此处稍须解释。此处很容易招来政府的干涉。社会不允许不安定,同时也禁止造谣生事,人群中不要丧心病狂的言论,不据实的毁坏别人。造谣生事常为机会者及暴徒利用而扰乱治安,凭空的攻击个人是不道德的行为,常惹起人们的纷争,这都应当避免的,这都是言论自由自规的范围。言论者自己要负起越轨的言论所惹起纷争的责任。但是权势者常借用社会治安,而压迫言论,这种毛病是要社会人士,尤其是舆论界,严密的注意,大家要正确的分清何者言论真是扰害了治安,同时异地的言论是否扰害了治安(注二),并且这种言论虽然有影响于社会治安,可是也要深知它所包含的真理。若是包含真理,而为社会人群所拥护,这种言论自然的尚是未越它合理的,自然的范围;相反的,因这种言论而惹起的社会不安,不是言论者的责任,大部分还是政府的政治不良的影响。
### 三
言论自由有了它的历史,有了它的意义和范围,现在我们来讨论战时言论自由的重要。为什么战时极须言论自由?战时言论为何重要?
一个国家若与另一国(或数国)作战,而且希望于战争中得到胜利,这时要首先知此知彼。不知敌人的优点和弱点是不能适当的运用而与以严重的打击;同之,不确实知道自己国家的优点和弱点,也是不能运用得当,而顺利的得到了最后胜利。这是战争时必须十分注意的关键。但是怎能「知此知彼」,然后「百战百胜」呢?这时不能不推言论的重要。可是言论常在战时失却了许多自由。
无论任何国家,平时人民在言论方面倒有了许多自由,一遇战争或是国内政治突变的时侯,言论自由四个字便失去了意义,人民的口便被视为「川」一样的防守。统治者便利用了「非常时期」,或「战争时期」等等口吻,禁止了,压迫了人民言论的自由。这样造成了许多黑暗,很多国家因为未能藉言论自由的有利条件而「知此知彼」,打了败仗,灭亡了国家,这是笨而可耻的事。结果,为了国家,(或是多部为了个人,)统治者在战争时未能知此知彼,闹得身败名裂,国破家亡。
在战争中我们怎能知道本国的弱点,怎能知道自己的优点,这全靠着人民的言论。发现弱点,积极的想法补救,根本改善,同时发现自己的优点应善自培养,好好的保持与运用。这样是从自知之处,根本作起。再如,在战争时,我们应当冷静的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就如过去在一年中,中日的战争,我们应检讨战场上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军队质素不好?是政治工作不够?是民众合作不足?是军队统制不一?是军队待遇不公?是武器真的不好?是地利真的不宜?是将士不合?是国内政治上要人们有些摩擦?是大家保存实力不肯拼命杀敌?大家应公开的,冷静的,正确的检讨,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失利的真实原因,我们也好利用这宝贵的经验,努力的补救起来,不使从这些坏的方面而影响战局,甚至影响国家的前途。
同之,大家应慎密的检讨,我们有多大力量,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究竟有多大,怎样的运用方能生出最大的效果,并且怎样的作,方能顺利的实现?全国人士应当对这方具体的把我们的优点提出。同时策出实施的办法。
以上是知此,然而为了必胜也要知彼。这样不是要叫我们单纯的咒骂敌人,而是要我们需要知敌国的实情,她的人力有多少,怎样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她的财力有多少,能支持多久,她的国民真实的对这次战争有多大的热心,同之我们要真实的探得敌人内幕,敌国人士是否彼此倾轧,是否人民真的与政府为难,人民的生活是否日趋困苦—他们能忍受到几时。此外,更加上,敌国人民对我们都作何感?
把自己的优劣所在,以及敌人的优劣所在,都检讨清楚,然后把自己的和敌人的相比较,看是谁占优势,谁占劣势。若是自己占优势,且勿骄,而应着实的努力;若自己占劣势,应勿自馁,勿自甘暴弃,而更坚决的从困难中善自作起,唤起全国人一齐作起。能如此,再加上善自运用国际于我有利的关系,胜利自然要属诸于我。
在战争时期,能利用全国人的智力,这是打胜仗最要的条件,只有在言论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运用全国的智力,才能使每个国民对国是有些意见贡献,这不只积极的贡献胜利的种种办法,消极的,也要揭发自己的错误,只有在精神总动员的条件下,全国才容易融和在一起。
并且在战争中,交战国彼此的是非,也要自己明白,就是在侵略国的立场也应留意此种重要,不然一味的蛮横干去,国内困难日益增加,结果也免不了国破人亡,所以就是在侵略国的立场,言论自由是同样的重要。世间只有最蛮横不论是非的国家最可恶,然而这类国家常是因此自己取得灭亡。
同之,世间弱小被侵略的国家,在与强敌交战中,言论自由尤为必要,这不只要「知此知彼」而且要唤起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他们为了保卫自己垂亡的祖国,他们自然愿出最大的牺牲,愿作种种有利于国家的贡献,他们有的是抗敌致胜正确的意见,有的是理由唤醒同胞,传给世界所有的人类。在被侵略国的立场,只有全国上下最开诚,最忠实的贡献卫国的意见,大家精神与物力一齐动员,胜利的把握才能争得。
我们知道,国家的事很复杂,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一切布置设施均须有具体的计划,因为如此繁杂,很多事容易被当局忙中疏忽,言论自由即使全国人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样也就帮助了当局,应付非常时期种种困难。同时揭发自己的短处,大家从努力奋斗中求补救。只有大家说真话,作实事的条件下,才能充实了自己,加强了自己的力量,用这种力量来粉碎敌人。
无论平时,或战时,当局不是最聪明,而又处处都能顾得周全的。这必须利用众人之智,方能克复种种缺欠。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故慎子说过:「君之智未必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瞻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瞻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于不瞻之道。』这是反独裁,也正是积极主张众智之道。故晏子也说过:『下无直辞,上有惰君,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这又是主张言论自由治国之标准。再有因「不知」而亡国,不知过而身败,亦即因否认言论自由而招来种种祸源;反之,利用了言论自由,治得国泰民安,更为后世称颂不已。故在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话:『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败莫大于不自知。』这些话,归根到底,也就是说为政者不听众人之言、以至身败国亡,这也就是说封锁了言论,使举凡政治不良,措施不当,身有大过,都不能自知而改善,结果是身败国亡,人民涂炭!
言论自由是使社会内的问题,让国人各自发表他的意见,这样彼此都有了许多贡献,彼此互相纠正。这种言论在战时尤为必要。过去英国的大学者米勒(J.S.Mill)曾说过:『个人们,阶级,国家各个极端的彼此不同;他们在极端彼此不同的路上,各个得着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虽然在每个时间,那些在不同的路上走着的人们总是彼此不能容忍,每个都想最好强追别个都照他的路走;他们阻碍别人发展的企图很少的能够成功,并且归终每个都得到了对方贡献的好处。据我的判断,欧洲的进步与很多的进展,是当完全归功于这许多不同的道路。』(注三)平时言论自由尚如此重要,有功于社会进步。在战时,危机迫到每个国民的身上,虽然他们仍有些立场不同,但是为了国家民族,他们是总能融合在一起,一定有很好的意见,贡献国家。在抗战期中,我们须利用这很重要的条件。
### 四
言论自由的历史范围,及其重要,我们都讨论过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与言论自由相关的言论界及其责任。在平常的时候,言论虽是代表大众的喉舌,这种喉舌也多是代表了阶级,利益与兴趣不同的人们,言论常为阶级团体党派所操纵。故政党团体所办的报纸杂志,它们只为了自己说话,真的是未能代替大众的喉舌。这是常见的事,而且也并不希奇!
唯独是到了国家危急,尤其是民族危急,或是社会发生骤变,这时言论界的责任特别重要。大家为了大的目标暂时忘却了小的利益,大家为了共同的危急,放弃了狭小的私见,而图同舟共济。这时在社会里需要有力的公共意见(舆论),用这种力量指导社会前进,解决社会纷争。调整国人的不和。
公共意见(舆论)是什么意思呢!公共意见是指着社会内大家对于某事件,公有的意见,此种意见并非指全体人民一致的的意见,同时也不指着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说。公共意见必须是公共的,而意见也必须是意见。罗伟尔说:『名副其实且为民主政治之原动力的公共众见,必须是公共的;平民政治就以此种公共意见的假定为基础。想称意见为公共的,「多数」固嫌不够,「一致」也不是必要的,必定这种意见虽有少数人未曾参与,少数人不因畏惧,本乎自己的信抑,也觉得此种意见是应当容纳的。』(注四)
公共意见是对于某问题从杂乱纷争中整顿出来的,是为大家所容纳的。这样它对于某事发出的意见才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这种意见虽然也许是由少数人发出,它是为大家同意而乐予容纳的,因它的背后参杂着国人的要求,有时是受传统思想及风俗习惯所熏染的。所以根据这种背景,有些问题一经人提出,便很容易的为国人所接受,于是公共意见便完成,它有极大的力量对付新发生的问题。
战争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此时最易造成公共意见,尤其是在民族不复杂的国家,这种意见的造成是无有阻碍的。这种意见将督促政府,唤醒民众,共同的为国家的前途奋斗。
在我抗战的期间,我们的言论自然本着民族利益第一的原则下进行,凡是不违反民族利益的与社会福利的言论都应积极发表。这不仅要言论界揭发侵略者那方真实的状况,如她的军事,政治,经济的状祝;及对方社会的不安与民众之痛苦以及军人的内哄,政客的互相排挤;不但要供给政府一切有利抗战致胜的意见,向世界宣布对方之残暴,以便唤起世界正义和平人士之同情;同时最重要的还是找出我们自己之弱点,以便大家纠正来补救。
战时言论之重要,不在于专门痛骂敌人,因为敌人是我们的仇敌,枪杀斧巨尚不足解恨,骂他岂不太轻。我们中心任务是自己加强力量,粉碎敌人。这才尽了卫国最大的责任。故言论界在战时不是单纯的咒骂敌人,或是大家一致拥护政府,而同时最重要是给政府贡献意见,尤其重要的,是大家感觉到本国之弱点,即公开的把这种弱点指出。这种意见虽然容易被一般人误会,有时不为政府所乐闻,但这确是致胜的重要关键。这种意见不是为敌张目,也不是灭自己的威风,我们是从错误中来改进。敌人所怕的不是我们弱点不公布,而是怕我们发现了弱点从速来纠正改进。同时我们自己不是因蒙蔽自己的弱点便减去了自己的缺欠,危急,而是把它公开的让大家从速纠正过错,自己赶快改进,这样我们救了自己。不然大家蒙蔽着谁也不肯说,不是拘于情面,便是觉得不好意思来说,或是怕社会一般人误解,或是怕政府不愿意听,这样,每每因为人人讳忌,小的错误,慢慢养成大错,只后弄得不可收拾。
我们以为言论界在战时最大的责任是对于某些问题,应正当的,无情的,勇敢的,而且最忠诚的提出意见。藉着各方的言论,吻合国人公正的要求,渐渐的造成一个有力的公共意见(或称舆论。)这种意见的力量是最大无比的,它能督促政府,纠正政府的处置不当,它能唤起国人,共同行动。在战争时期,能无情的,公正的,忠诚的提出致胜的种种意见的人是国家最忠诚,最爱国的人,是民族最好的儿女。同时那些歌功颂德的言论最好也不过是尽了拥护者的责任。而多数的是无用,无能。
中日战争进行了一年,咒骂对方我们是作到了,有的也未作深刻一点。至于对我们自己呢?拥护政府及蒋委员长是作到了,而大家还未能勇敢的,忠诚的把自己抗战各方的弱点提出,因为大家好象还有许多忌讳,不肯,也不敢说老实话,好象说好实话就怕被宵小诬指为汉奸言论。这虽是与环境有关,而其言论界未能尽自己的责任。我们口里说着民族利益第一,而言论行动也必须是民族利益第一。不然都是欺骗自己,误了国家前途。
言论界应当说老实话,不要怕别人一时误解而闭口不言,或因故而言他。老实话纵不为现时采择,或为宵小诬指,千秋之后,也自有定论。况且在民族利益第一的时候,为民族着想的人们还是很多。
我们国家民族实在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话,有什么办法都要提出,大家每人要勇敢的,忠诚的作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们要在危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错过,加速的改正,以求最后胜利,不要互相假周旋客气,避讳,以致误了国族的前途。我们现在不有公正言论,不有有力的公共意见(舆论,)使自己的弱点不揭发,不补救,等到事不可挽的时候,最后的责任,固然在当局,而散在各处的言论者同是罪人!我们要在危难中说出实在的话,作实在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则等到千秋之后让历史家长篇大论说我们此时的弱点,那就太悲惨了!
注一 拙著 国家论(一九三五年出版)三一一——三一二页
注二 仝上 三一八——三二十页
注三 J.S.Mill;On Liberty pp.129_130
注四 拙著 国家论 四二六页
一九三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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