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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鹏程发韧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ili/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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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鹏程发韧
| 一、黄埔陶铸 毕露蓝缕
二、负责密查组 犯难投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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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黄埔陶铸 荜露蓝缕
民国十五年五月,戴先生抵达广州;当时,广州的革命情势,正呈现一片空前篷勃的新气象。
黄埔军校的校长蒋公中正,早于民国十四年元月,奉命兼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军队二度东征,获得胜利,清除了国民政府的反侧威胁;并曾于十五年三月廿一日,以兼任广东卫戍司令的身份,用明快果断的手段,敉平了共党企图劫持他本人,送往苏俄的「中山舰事件」,收缴了共党份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击破共党夺取广州革命基地,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诡计。渗透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分化斗争,狂悖跋扈的共产党徒,以及受其影响的左派势力,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暂时销声匿迹。惶惑不安的人心士气,也因此重新振奋起来。
当年六月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国民革命北伐,并任命蒋公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是,民心士气,也随着革命浪潮,鼓舞澎湃起来。
戴先生等候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去找周念行,但周已参加北伐行列。访友不遇,举目无亲;只好在长堤附近,找一家旅店住下,一面购阅书报,关心时事;一面进修数学理化,准备应考课程。时间一久,所带的旅费快用完了。为了节省开支,搬到司后街的小客栈「宏信学旅」去住。
有一天,戴先生为了欠几天房饭钱,被老板娘拦着不准出门,并且威胁他:「如不马上付清,就要扣留行李,赶你出门」!其势汹汹,无可理喻。正在为难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位同住旅店的青年人,问明情由之后;很慷慨的当场替他付清了五元毫洋的欠账。戴先生和他并不相识,而且事出意外;当时并未作任何表示,仍然和平常一样,昂然阔步的走出门外。
当夜戴先生才去拜访这位仗义解围的青年人。才知道他叫徐亮,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第九分部当干事,正准备投考黄埔军校;因为平常看到戴先生瞻视非常,举动洒脱,正准备找个机会结识。难得今天遇见此事,所以才慨然相助,当下二人互通款曲,互谈抱负,不觉东方之既白;而从此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当年九月,戴先生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期。改名戴笠字雨农,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同团的同学,还有徐亮、王孔安、何峨芳、劳建白、乔家才、吴毅安等人。
劳建白是湖南人,个性耿直,和戴先生同在一个连,他觉得戴先生很守规矩,很谨慎。连党部开会,别人往往喜欢率尔发言,但他不轻易发言。喜欢帮助人,劝导人。起初,觉得他老气横秋,一定是投机份子,不是来革命的。后来,戴先生处处照顾他,他说错话,做错事,戴先生总是劝他说:「小孩子不知轻重,不要闯祸」。渐渐的,劳建白不但不讨厌他,反而把他当老大哥,一切听他的。
有一天,戴先生和徐亮、王孔安等在广州车站,看见当地人士,为欢迎某师长举行的仪式,三番号音,引起不少同学的羡慕。徐亮以轻松而感慨口吻表示:「大丈夫当如是也。相信十年以后,也会有像今天的场面来欢迎我们的」。王孔安比较稳健的回答他:「不见得吧」徐又问戴先生,戴先生回答他说:「太没出息了,十年以后,你不会有比他更大的事业吗?」
由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有共产党份子在校中搞小组织,搞分化活动;而以「青年军人联合会」来争取同学。校中的忠于国民党的人士,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之抗衡。因为壁垒分明,常起冲突;所以蒋校长特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另成立「黄埔同学会」。当第六期学生入伍之时,「孙文主义学会」已不存在,国民党籍的同学,是在无组织之下,个别的应付共产党的暗算;而「青年军人联合会」虽说名义上取消,但共产党徒,仍然暗中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忠于国民党的表现突出的同学,横施打击。加以军校的政治部的主任、大部分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徒;国民党的黄埔特别党部以下各级党部,在共产党运用党团的作用之下,也大都被其操纵,以致情势相当严重。等到北伐军攻下武汉,共产党居然变本加厉的利用其在军中的党政工作,攻击起国民革命军的蒋总司令来了。蒋校长知道广州的情势也很恶劣,特地派了二位黄埔军校二期的同学胡靖安、陈超,回到广州,和忠贞的同学们联络。
因为陈超住在东山,有些同志去和他接头。共产党知道了底细,先下手为强的制造一顶「东山会议派」的帽子,指责陈超是革命的反动派,在东山组反革命团体,谁去参加,就是反革命。
胡靖安则先从宣传上着手,办了一份「三民周刊」,一面宣扬三民主义,一面揭发共党阴谋。共产党徒对他当然也很痛恨,但一时还想不出主意来打击他。
当时军校同学有好些人受到共党份子打击和排挤。比如入伍生第一团的谢灵石,被带上「国家主义派」的帽子,被关禁闭;石仁成被戴上「东山会议派」的帽子,被开除;还有高级班的第四期同学叶维,因为过去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健将,而被戴上「右派」和「西山会议派」的帽子,赶出军校,都是显明的例子。因此,国民党的同学,在共产党徒的嚣张压迫之下,忍气吞声,不敢随便说话。
戴先生虽说好打抱不平,但是多年来在外浪迹的经历体会;使他特别明白人情事故的窍奥,也具有应付逆境的智慧与耐力。于是,他老成持重,不露锋芒;共产党徒没有藉口,斗不倒他。他却秘密的和胡靖安、陈超有联络;并且暗中调查共党份子活动的事实,作成详细记录。
民国十六年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等在上海集会,提出中国共产党受国际共党指使,破坏国民党革命的种种劣迹,咨请国民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党籍,并将各地共党危险份子,由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十二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协同地方的市民和工会,将上海的赤色纠察队缴械,全面逮捕共产党徒,开始清党。
同月十四日,广州也开始行动。黄埔军校各连的同学,平常受尽共党份子压迫,痛恨已极,于是纷纷自动起来清党。戴先生看到时机成熟,才把他平常详密的纪录拿了出来,报告长官,商定一网打尽的方法,立即付诸实施,逮捕了廿几个共产党徒。
清党以后不久,黄埔军校奉命成立骑兵营,戴先生因为敏捷,被选入该营,由上等兵晋升为中士。这时,军校的政治部主要职务,改由国民党的忠贞人士担任,邓文仪任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任入伍生部政治主任,叶维任宣传科长。各级党部也重新改组,戴先生当选为骑兵营营党部的执行委员;因为经常到黄埔特别党部去接洽党务,于是又结识了担任特别党部常务委员的六期同学乔家才。
胡靖安自离开黄埔以后,回到上海,担任蒋总司令的侍从副官,并负责搜集情报。因为在广州和戴先生有密切的接触,对他的为人和才干,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于是找他帮忙,担任情报员。乔家才也被罗致为交通(传递情报和公文),是临时性的。当然,这种工作是机密的,需要机警,有耐性。乔家才干了一个月,觉得不大适合;就辞掉职务,到杭州归队,参加第二期北伐,由六期同学组成的宣传队,从事党政宣传工作。戴先生则干得相当出色,而也兴致很高,有时为了搜集一件情报,甚至废寝忘餐。
当时,戴先生做情报工作,并没有官阶名义,也没有优厚的固定的经费;尤其在蒋总司令第一次下野,东渡日本的时候,甚至他本身的食宿也成问题,真可谓不遑宁处。于是他寄居在表亲张冠夫家。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当会计,所入有限,对他的金钱花费,也爱莫能助。另一位同乡王蒲臣来上海谋事,也寄住他姐姐家中,与张冠夫同住一楼房,看到戴先生进进出出,匆忙而兴奋,不知所司何事?不免有点怀疑;可是又不便问。戴先生从他的神态眼光中,了解他的意思,有一天,干脆对他暗示说:「我做的事,是有意义的;现在不能讲,也许将来你会明白」,王蒲臣被他的热情所感动,当他有一次急需金钱周转的时候,王蒲臣毫不犹豫的把仅存的廿银元,送给他用。
荜露蓝缕,戴先生的事业,就是在这样艰苦坚毅的精神之下,开创出来的。
### 二、负责密查组 犯难投艰
民国十七年一月四日,蒋总司令应举国的仰望,返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三军,继续北伐。当时军阀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尚图负隅顽抗。如何迅予敉平,以减少人民因战祸而受到的损害,有赖于确切而灵活的军政情报;于是,在总司令部内,恢复并加强原来的情报工作为密查组。胡靖安奉派赴德国学习军事,蒋总司令命令戴先生以上尉联络参谋名义,负责主持。
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进展神速,北洋军阀集中六十万之众,作困兽之斗,战况激烈。戴先生经常一人一骑,奔走于津浦和陇海铁路两侧的丰、沛、箫、砀等县之间,搜集情报。那时苏鲁一带的马鞍,多是木制的,没有几天,他便骑破了臀部,满裤子血迹;但他从不考虑休息。有一天,在萧山被正在军中服务的徐亮看到,实在不忍心他那疲惫不堪的形状,再三强迫他到旅馆休养,请来医生和护士,替他洗涤伤口,上药包扎。徐自己也陪他养伤,有一种爱之弥深的监护意味。可是,没两天,他再也不甘坐视光阴虚度;于是乘徐亮不备,仍然一人一骑悄悄离去,继续他的辛勤工作。
徐州克服以后,戴先生以戒严司令部的少校副官,掩护其从事情报活动,认识一位黄埔军校五期炮科出身的邓展谋上尉。当他知道邓在第六军十九师服务的时候,曾因听到军长程潜在纪念周会中公开毁谤蒋总司令,而激愤填膺,毅然离去的情由;很高兴的请邓和他同住一室。邓见他两目炯炯,蓄有神光,气宇非凡,精神充沛,本有识荆之意;当即欣然应允。
邓每当午夜梦醒之时,看见戴先生在孤灯之下,奋笔直书。劝他早睡,有事明天再办,也不听;问他忙些什么?他说写情书。日久,邓疑窦不解,出之拂晓突检,才知全系情报;惊喜之下,向他请罪。戴先生不但不生气,并且请邓担任他的私人助手,替他招呼些接头性的事务工作。因为戴先生经常外出活动,有时十天半月才能回徐州,正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帮他,所以他才请邓同住一室,先增进情感,观察志趣。当下,邓欣然同意,成为他不在徐州时的固定代表人。甚至蓝太夫人由江山家中寄钱给他,支应工作的急需,也由邓代收。后来,徐州戒严司令部撤销,戴先生介绍邓去整编第一师第二旅徐庭瑶部任职。
北伐完成后,蒋总司令召集全国军政首要,协议编遣庞大而纷杂的军队,建立国防军;以便理头建设,实行三民主义。不料当时有些统兵将领,狃于拥兵割据的积习,阳奉阴违;加以政客的奔走播弄,因而常有叛乱情事。尤以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以及汪精卫等在北平成立的扩大会议,目无纲纪,声势最大。中央不得不下令讨伐,遂在中原一带,经过几次大战。蒋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宵旰忧劳,甚至以柳河车站的列车为行辕。戴先生除了派遣王孔安等人,渗入「扩大会议」,搜集情报外;他自己则化装各种不同身份人物,冒险犯难,进出火线,搜集情报,表现卓越。蒋总司令根据他的情报,作英明的决断,机动的调用中央军的主力,对付强敌;加以中央军的坚强善战;终于戡平叛乱,再奠统一局面。
当民国十八年底,讨冯战争之时。曾于宁汉分裂时期为虎作伥的唐生智,由海外归来,自动投效中央,誓效前驱。蒋总司令宽宏大量,不咎既往,准许他统率旧部,参加作战,对他备加信任,付予指挥前线各军的全权。讨冯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因为广东方面受到广西李宗仁等企图进军窃占的威胁,需要派兵前往援助;以致华中一带防务空虚。十二月二日,原冯玉祥的旧部现已投效中央的石友三,突然叛变,自称「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盘据在安徽蚌埠一带。五日,唐生智也在河南称叛,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通电全国,指责中央,并擅自将中央军的部分师长名单列入通电之内。当时,广东、河南,安徽三处同时告急,情势严重;尤其唐生智的突变,接壤西北,较难应付。
戴先生正在潼关一带活动,闻讯,急忙赶回豫中侦查。当他抵达信阳之后发现情形有异;军警便衣,特别注意行人。等到他和当地的一位小学校长李某见面后,李告诉他风声很紧,唐生智已经下令捉拿一个秘密工作人员,据说是蒋总司令特为从南京派来的。
戴先生在外面活动,经常用军事杂志社记者的身份,与各地的黄埔同学联络。对于社会关系的建立和运用,则看情形、地区,采用不同的化名。所以初听之下,还不大在意。
可是李校长却说曾亲自看到宪警在泰安旅馆盘查,并且拿出照片;照片的人正和他一样,甚至还听说已经悬赏十万银元,要买这颗人头。
戴先主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震惊;但表面上还是很镇静的问计于李,何以自处?李劝他不必冒险,不如赶快离开。他明知事已危急,脱走已来不及了。当他问明李本人并未受到盘诘之后,与李约定当晚到李家投宿,第二天再设法离开。
李校长是当地的缙绅世家,富正义感,因为不满军阀祸国殃民,所以和戴先生结识以后,相当投机,偶尔义务的帮他搜集点政治社会上的情报;并且替他介绍漯河,和驻马店的知己朋友,构成戴先生在平汉铁路南段一部分的社会关系和情报线索。两者之间,仅系一种革命道义的结合,而无同志组织的关系。因此,戴先生声东击西,出人意表的;当晚不但未到李家去住宿,反而跑到信阳军警稽查处隔邻的「佛照楼大旅社」住下来。明察暗访,才证实了李校长所说不虚。
戴先生在佛照楼,是化装成一位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俊逸潇洒,一副浊世佳公子派头,谁也想不到他就是被悬赏捉拿的秘密工作人员。终于在他随机应变,巧为掩饰之下,顺利的应付了当晚的军警检查。
夜深人静,他冷静的思考,掩饰只能避匿一时,无法持久。何况,大局如此紧张,自己的任务重大,也不能困在信阳,只知自保?而应当设一奇策,一面安全脱走,一面散布新的情报种子,寻求内应线索。他想起隔邻的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生,虽然没有深交,但也曾有过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第二天,他竟拿出「东方白」的名片,去找周伟龙。
周伟龙发现来看他的不是东方白,而是戴雨农,又惊讶,又为难。当下责备他不该不知死活,送上门来。戴先生却很轻松而诚挚表示:「照目前情形,自知无法脱离虎口,与其被别人逮捕受辱,不如将我价值十万金的头颅,奉赠学长,助你功利双收」。
周被戴先生的忠勇磊落所感动,当即向他表示:「同为黄埔学生,绝不卖友求荣。不过,自己权力有限,也无能力助兄脱险」,戴先生知道周为性情中人,可以晓以大气,动以利害。于是,一面劝他找机会脱离唐生智,效忠中央;一面由自己设一脱险妙法,请周亲加掩护。
「绝对的秘密,建筑在绝对的公开掩护上」,当天中午,周处长在信阳最大的酒楼「宴阳楼」请戴先生吃酒,对人说是替北平来的朋友饯行。酒后,周亲自送客到车站,频频交谈,这时,戴先生才乘机与周谈起策动唐部反正之事,并且商定日后联络办法。随即搭上下午两点四十五分的客车,急驰而去。军警稽查人员,对这位处长的贵客,只有羡幕恭敬,那敢怀疑盘查?
当月十四日,唐生智叛军,受不住中央军大举讨伐的压力,退到许昌集中,内部不稳。这时,邓展谋正在中央整编第一师二旅任连长,驻在漯河车站。忽然周伟龙穿便衣来访,他说系根据戴先生的计划,策动唐部的某一部队,向第一旅旅长胡宗南接洽投效,以为内应的。可是,胡旅长不在此,而此事又万不及待,知道邓与戴先生的关系,所以才来造访的。邓当即引他见第二旅旅长徐庭瑶,接纳了该部队的秘密效顺。等到民国十九年一月,唐生智反攻驻马店;中央军遂在里应外合的有利情况下,一举成功,获得决定性胜利。周伟龙也脱离部队,投效戴先生,参加密勿工作。
密查组在总司令部,不是建制单位,也没有固定的充裕经费。在南京的工作组部鸡鹅巷五十三号,本是第一师胡宗南将军的驻京办事处。因为胡对戴先生的干才抱负,苦干实干,非常敬佩;戴先生对胡的忠诚善战,屡挽危局,也非常尊仰。二人深相结纳,成为生死知己。胡知道戴先生的为人,工作第一,绝不愿以金钱小事,向人求助,更不肯向蒋总司令冒昧渎请;所以他才慨然让借给戴先生使用。胡自己偶尔回京有事,仍然在此下榻,安之若素。
密查组的工作同志,人数不多,除了上述的各位以外,还有唐纵、张炎元、徐亮、赵世瑞、张冠夫、胡天秋、马策、郑锡麟、王天木、王兆槐等人,(邓展谋廿一年四月以后,才正式参加)他们大都为黄埔同学。工作吃重,都是单人匹马,尽可能运用自己的所有关系,随机应变,独断的解决问题,达成任务;没有请示、预算那一套。身份秘密,没有名义地位;待遇有限,谈不上优厚特殊。而他们所以甘之如饴,为人所不愿为,不屑为;完全出自一腔爱国的热忱和对革命领袖的拥戴,并且还充沛着一种师生的感情道义。戴先生揭橥倡导的,就是这些,他曾说:
「革命黄埔学生之责任,在于拥护唯一的领袖,完成此神圣的革命使命,故黄埔同学,应有稳定的立场,坚决的信仰,不辞劳怨,不怕艰危,不为个人打算,应为革命团体谋福利。」
由于他操持克己利群的立场,无个人名位利禄的欲求;由于他在工作上「无孔不入」,最具绩效而又不自矜伐;所以当国难日亟之时,许多更重要的密勿工作,自然需要由他去承担,去领导,去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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