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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classstruggle/html_md/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第二十章 斯大林干涉德共事务.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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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斯大林干涉德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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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斯大林干涉德共事务
· 斯大林向马斯洛夫解释布尔什维主义
· 曼努伊里斯基对德国左派
· 致德国党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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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选举对德国共产党人说来等于是当头棒喝,使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左派中央委员号召在7月就紧接着举行党代表大会,以决定是否采取马斯洛夫的保卫共和国政策。在各地支部于代表大会召开前进行的讨论中,马斯洛夫的支持者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多数,因此,原来的领导机构显然将打破惯例,连续当选。左派只有在这样重新受到全党委托的时候,才得以实行保卫共和国的政策和收到成效。
与此同时,德国左派继续在独立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政治局以外的情况下,同其他欧洲党寻求联系。他们向英国、挪威、法国和波兰派出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党商量共同的话题。斯大林的书记处以怀疑和愤怒的眼光注视着这些交往。后来,在给德国左派加上反布尔什维克罪名时,莫斯科举出了这些商谈活动,说是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马斯洛夫亲西方的产物——第四国际的核心。
这时,即使是俄国以外的人也已经明显看出,不仅托洛茨基和政治局之间进行着斗争,而且,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斗争也在日趋尖锐。德国共产党是俄国以外共产国际的最大支部,并且地居欧洲中央,它的态度对俄国的所有敌对派系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斯大林担心,假如德国左派通过重新当选而获得巩固,季诺维也夫失去的威信就会恢复到如此程度,以致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甚至对他自己的党的控制都将有所削弱。
俄国人的插足反对马斯洛夫——他在1923年10月曾被扣留在莫斯科,现在,人们又怀疑他在柏林的被捕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搞的鬼——反而提高了他在德国党内的地位。德国共产党人感到他受了委屈;他们觉得,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虽然从经验和教育方面来讲是德国人,但是在俄国也能应付裕如,足以在某种程度上击退莫斯科政治局的经常干预,因此赞成由他来领导党。马斯洛夫在毛比特监狱中度过的几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通过广泛的通讯,他密切地注视着党的生活,不停地写作,送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来解释和维护新政策,这些文章不仅送给党的一切报纸和地方支部,而且送给德国国内外的其他组织。他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这种影响的增长,德国党取得独立并且以它为中心组成西方各国共产党独立集团的可能性也就愈来愈大。
从曼努伊尔斯基和他设在德国的其他观察员那里,斯大林接到一份又一份说明情况不利的报告。它们的含义是明显的:应该立即行动!如果让德国党继续目前的发展,不用多久就休想再把它赶回俄国的羊栏了——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一时期,就连斯大林一般也得受共产国际各种正规程序的限制。
因此,斯大林盘算着不是把马斯洛夫制伏,就是毁掉德国左派。它的工会政策又一次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德国左派也认为,在德国采取任何群众性行动时都必须以工会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它和俄国政治局并没有分歧;它们的分歧主要是在对待德国党内不同意这一点的许多极左派集团的态度上。俄国政治局要求把这些集团开除,但是遭到了马斯洛夫的拒绝;他认识到,有几万人之多的这一批斗士,是党在工业中心所拥有的最优秀分子的一部分。
对斯大林来说,共产党工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秘密党组进行渗入,秘密党组不仅是操纵工会的主要工具,而且可以进行更有价值的工业间谍活动。建制派意识到通过秘密党组进行工作将会走进死胡同,要求组织独立的工会同德国工人联合会公开决一胜负,打破它对工人的垄断限制。[1]马斯洛夫认识到,这种政策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也不赞成对秘密党组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决定德国工人命运的将不是运用得最巧妙的秘密党组制,而是创造一种适当的政治气氛,使得人们可以公开为德国工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俄国国家的利益采取统一行动。马斯洛夫对渗入工会运动的价值所抱的这种怀疑,使自己在长时期内遭到诬蔑,被加上了反工会的罪名。
### 斯大林向马斯洛夫解释布尔什维主义
1925年2月初,也就是大选前两个月,斯大林在接见一个共产党自由记者威廉·赫尔佐格[2]时,对德国左派发动了攻击。在事先准备好的若干问题中,海尔佐克请斯大林谈谈他对德共政策的看法,于是,斯大林便利用这个机会对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失利和工会中的困难处境表示深为关切。这种家长式仁慈关怀的言论在全世界报刊上披露了出来;人们理解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为总书记进行反对季诺维也夫和马斯洛夫的干预作好准备。德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还不懂得后来的那套礼节,提出了强烈抗议。马克斯·黑塞,一个柏林的机械工人,以粗鲁而刻薄的柏林土话大叫大嚷,反对莫斯科的这种干涉。他大骂赫尔佐格奴颜婢膝、甘愿充当这种操纵的工具,由于他骂得太凶,结果竟打起架来。曼努伊尔斯基报告说,赫尔佐格干预只起了激怒德国党的作用。
马斯洛夫从毛比特监狱的单身牢房里,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他说,他同意有必要改变政策,但他强烈反对斯大林个人干涉德国党组织的内部事务。由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国家党”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即一个多成分社会中的集团之一的生活,就会破坏兄弟合作的基础,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作答,在这封用党的语言写成的信中,他再次向马斯洛夫提出更明白的建议,要他转到自己这方面来。这封信是由马斯洛夫的律师库尔特·罗森菲尔德送到毛比特监狱的。它是一份值得在此全文刊载的文件,因为它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俄国党当时干涉其他党内部事务的方法。还没有出版的一卷《斯大林选集》,内容将完全是这一类写给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前途有望的领袖们的信件。[3]
“1925年2月28日
敬爱的马斯洛夫同志:
你2月20—25日的信收到了。首先请接受我的问候和希望你很快获释出狱的热烈祝愿。
现在就来谈本题。
(一)你(而且不仅是你)过分夸大了和赫尔佐格谈话这件事。我所以不能并且不想把他赶走,不仅因为他是党员,而且因为他是拿着盖施克同志的信来见我的。盖施克同志在信中恳求我和赫尔佐格谈一次话。我现在将这封信的抄件寄给你。德文原信我已经寄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了。我在盖施克同志的书面请求下同赫尔佐格谈了一次话,仅仅根据这件事就得出结论说,俄共中央正在改变或者打算改变对布兰德勒的态度,这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如果俄共中央,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知道你或者德国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怀疑俄共中央同情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怀疑俄共中央从左派转向右派,那他们是会捧腹大笑的。这一次你又太多疑了,因此也就看错了问题。
(二)你说德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完全正确。毫无疑问,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属于旧式领导者的典型,他们已经过时了,非让位给新型的领导者不可了。在我们俄国,许多旧的文学界领导者和‘旧领袖’也陆续衰亡了。这种衰亡过程在革命危机时期加剧起来,在积聚力量时期则减缓下去,但它是始终存在的。卢那察尔斯基之流、波克罗夫斯基[4]之流、斯特罗也夫之流、罗日柯夫[5]之流、戈尔登贝尔格[6]之流、波格丹诺夫之流和克拉辛[7]之流等等,——这就是我首先记得的过去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后来都退到次要地位了。这是富于生命力和日益发展的党的领导干部更新的必要过程。顺便谈一下,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同上面这些同志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背着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货色,而上述同志却没有这种货色。可见,这种差别不是有利于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而是不利于他们的。德国共产党能够把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排挤出去,把他们逐出舞台,单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德国共产党在成长,在前进,在接连取得胜利,至于德国共产党的那些明显的成就,那就更不用说了。关于这些成就,你在信中写得完全正确。如果现在有人认为〔俄共〕中央委员会有人打算扭转德国共产党发展的车轮,那就未免把俄共中央想得太坏了。
马斯洛夫同志,请你慎重些。
(三)你讲到德国共产党的路线,毫无疑问,你们的路线——我指的是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俄共和德共之间才有你在信中所谈到的那种密切友好的(而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掩饰德共或者俄共的政治工作中的个别错误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说,德共中央或者俄共中央没有个别的错误呢,能不能断定说,批评德共中央的部分活动(没有充分利用巴尔马特事件、普鲁士议会共产党党团在选举议会议长问题上的人所共知的投票,同道威斯计划有关的税收问题等等)是和完全赞同德共中央的总路线相抵触的呢?显然不能。
如果我们,比如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见面时,闭眼不看自己党的个别错误,而热衷于炫耀完全一致和平安无事,并且在一切问题上都彼此附和,那末我们的党将成什么了呢?我认为这样的党永远也不能成为革命党。这将是木乃伊,而不会是革命党。
我觉得某些德国同志有时候喜欢要我们完全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坚决反对这种相互附和。从来信看,你也是反对这样做的。这对德国共产党会更好。
(四)我坚决反对对一切抱有不同思想的同志采取排斥政策。我反对这种政策,并不是因为我怜惜抱有不同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这种政策会在党内造成恐吓制度、威胁制度以及窒杀自我批评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制度。如果对党的领袖害怕而不尊敬,这并不好。只有党内不害怕党的领袖,而是尊敬他们,承认他们的威信,党的领袖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造就这样的领袖是困难的,这件事情是长期的,不容易的,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党就不能叫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纪律也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纪律。我认为德国同志违反了这个无须论证的真理。
为了揭露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来捍卫布尔什维主义基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基础,虽然按俄共中央当时的力量和威信来说,我们可以不必展开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否需要呢?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了几十万新党员(和非党员)。非常可悲的是:我们的德国同志没有感觉到有必要在惩罚反对派以前先展开广泛的原则性的解释运动,或者用这个运动来补充对反对派的惩罚,这样就不大容易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驱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并不困难,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战胜布兰德勒思想是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这里单靠惩罚只能损害事业,这里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和认真地启发党员。
俄国共产党一直是在矛盾中,在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是在这个斗争中才日益壮大并且不断培养出真正的干部。摆在德国共产党面前的同样是一条通过矛盾,通过同非共产主义流派,特别是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布兰德勒思想等等进行真正的、严肃的和长期的斗争而发展的道路。但是要进行这种斗争,单靠惩罚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德共中央的党内政策应当灵活些。我相信德国共产党一定能够改正这方面的缺点。
你对工会工作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德国工会的作用和俄国不同。在俄国,工会是党成立以后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党的辅助机关。在德国和整个欧洲就不是这样。那里党是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工会对群众的影响胜过党的影响,并且往往成为党的沉重的绊脚石。如果问一问德国或者整个欧洲的广大群众,他们认为哪个组织对他们更亲近,是党还是工会,他们一定会回答说,工会比党对他们更亲近。欧洲的非党工人认为工会是帮助他们同资本家作斗争(工资、工作日、保险等等)的主要堡垒,而把党看做某种辅助的和次要的(虽然是必要的)东西。不论这种看法是好还是坏,但这是事实。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广大的工人群众把极左派从外面同现在的工会进行的直接斗争,看做同他们的主要堡垒进行斗争,这个堡垒他们建设了几十年,现在‘共产党员’却要来破坏。不考虑到这个特点,就会断送整个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由此应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西方,不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不在工会内部加强自己的影响,就不能掌握住工会。正因为如此,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的同志在工会中的工作。
暂时就写到这里。
请别见怪我的坦白和直率。握手。
约瑟夫·斯大林”[8]
仅仅过了一年半,在马斯洛夫被开除出党以后,这封信——说明斯大林如何同各国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有可能和他联合的人打交道的范本——就被公诸于世。这是一种拉拢表示,也是一种威胁。信中没有指名攻击季诺维也夫,但是关于旧领袖已经过时的那段话,其含义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斯大林以家长自居,对一切共产党人摆出仁慈关怀姿态的最初几次表现之一;斯大林满以为在他亲自作出这样一种姿态以后,马斯洛夫一定会立即对他本人以及他的政策表示忠诚拥护。
通过同一个罗森菲尔德,马斯洛夫把这封信的原本连同他的译文送给我过目,并且对这种愚鲁的拉拢作了几句讽刺性的评论。当时,我可以每周两次到毛比特监狱去看他,而且能够和他相当自由地讨论时事问题,只要话锋不要过分密切地触及德国政局。我们觉得,斯大林的这种拉拢对于季诺维也夫是一个不祥之兆,决定给予他以支持,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季诺维也夫如果被排挤出共产国际,代替他的准会是一个极端傲慢和排斥外国人类型的俄国人。我们一点也不满意他的共产国际政策,但他终究是防止共产国际俄国化的最后一道薄薄的障壁。
在有曼努伊尔斯基出席的情况下,德共中央正式讨论了斯大林的信。在这种场合,对于来信中那套客气的党八股背后的含义,是不便过于公开地道破的,但是全体中央委员都能领会到信中的弦外之音,他们一致支持马斯洛夫反对斯大林。
在1925年4月举行的俄国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矛盾以不可调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季诺维也夫不再是他自己的共产国际机构的主人了,这个机构中已经渗入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员,他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使他的国外支持者收到他的信。曼努伊尔斯基接到秘密指示,要他在柏林进行干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左派从领导岗位上排除。这是在正确批评左派错误的幌子下进行的,而正在等待时机的季诺维也夫迫于党纪,也不得不支持这种干涉。
### 曼努伊尔斯基对德国左派
在即将举行的德国党代表大会开幕以前,曼努伊尔斯基为斯大林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把最积极支持独立工会的人开除了。但使他不知所措的是,在马斯洛夫的大力支持下,党仍然同那些被开除的人保持着极良好的关系,而且继续在地方性范围内同他们合作。除此以外,党内的极左派也还在柏林、鲁尔和帕拉廷耐特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足以使他们有资格在领导机构中分配到两个名额。他们选择维尔纳·肖雷姆为参加组织局的代表,选择阿图尔·罗森贝格参加政治局。
维尔纳·肖雷姆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家,曾数次被派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见过斯大林。俄共总书记极端不喜欢他,因为他对于任何以超布尔什维主义名词为掩饰的拉拢表示,都一概以柏林人的粗鲁和冷嘲态度拒之于千里之外。他以自己曾参加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自豪,他一直认为该党是一个标准的工人组织。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因为反对德皇战争而离家,成为一个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他在1914年被征入伍,当时,他已经参加德国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不久以后,他以侮辱威廉二世罪被判处一年徒刑。战后,他成为哈雷党报编辑和普鲁士议会议员。他很快便作为一个口才犀利的优秀演说家而闻名全国。[9]
曼努伊尔斯基暂时把正在由莫斯科领导的重要的原则性解释运动搁在一边,对左、极左和右派三派不加区别,统统许下愿来,保证共产国际支持他们的彼此矛盾的政策。特别是极左派集团反对马斯洛夫热衷于议会政治以及同资产阶级中央党结成联盟的不满意见,曼努伊尔斯基对之表现得尤为同情。他两面三刀地承认,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对德国革命事业构成了巨大危险。同时,他也支持右派的要求;在党内选举中丧失了大部分支持者的右派,这时要求增加领取薪金的党的工作人员,钱的问题可以由莫斯科帮助解决。党在议会和邦议会中的议员则发现,曼努伊尔斯基了解他们对共产党日益丧失选票一事感到的焦虑,他还把责任归咎于左派的关门政策。最后,他又对我表示,在反对极左派的原则性斗争中,他保证斯大林给予我们以无条件的支持。
不论哪一派党官僚都发现曼努伊尔斯基同情他们的诉苦。1923年的暴动给党留下了一个臃肿的机构,只有在莫斯科的大量金钱援助下,党才勉强维持住了这个组织。由于左派下层党员一心要摆脱这些领取薪金的干部而代之以选出的志愿工作者,由于他们坚决要求党在财政上做到不依赖莫斯科,他们不断要求肖雷姆精简党的机构。于是,每一个被免职的人都向曼努伊尔斯基和斯大林提出连篇累牍的申诉书,这些申诉书的内容总是说他们由于政治理由遭到了打击。这样一来,曼努伊尔斯基便得以把维护这些前官僚和捍卫共产党的万应灵药、即渗入工会的政策结合起来。
布兰德勒的中央委员会曾经组织了一个特殊的工会工作部,由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和雅可布·瓦尔赫尔领导,直接向赤色工会国际主席洛佐夫斯基定期呈交报告;通过这一途径,斯大林不仅知道了关于党的许多详细情况,而且非常了解德国工业和德国经济的一切特征。这个部的几十名雇员过着一种不受德共中央管辖的生活,虽然它在成立时规定由德共中央正式领导,而且表面上一直保持着这个名义;它的办公室里总有着三四名来自赤色工会国际的俄国专家。曼努伊尔斯基坚持这个机构不仅不应该精简,而且应该不断扩大。
这场争论涉及的主要并不是工会和如何在工会中工作等等,而是莫斯科给予德共以经济辅助的微妙问题。事实上,按党的庞大规模来说,它在经济上是足以自给的。略高于社会民主党传统水平的党费,聚集起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此外,议会和各邦议会中的几百名共产党议员,他们虽然是党的干部,却领取国家津贴,而且还得把每人收入的有办法捐给党。可是,由于莫斯科始终坚持有必要把宣传工作扩大到德共本身的经济力量无法负担的地步,因此使莫斯科的活动离开正途,完全走上了操纵的道路。德共的年度预算虽然是在柏林编制的,却注意到要取悦于将在莫斯科批准它的人;需要拨款的各项必要开支总趋向于符合俄国的当前政策。在1921—1930年期间,负责把经费交给德共的是共产国际驻柏林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
德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1925年7月12日于柏林举行。大会代表一百七十名,其中有一百四十二名是来自工作台畔的工人,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包括一个姓夏的中国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曼努伊尔斯基,以萨缪里的名字被列入大会公报。代表们是在充分讨论了马斯洛夫的保卫共和国纲领以后选出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支持这一纲领的委托。
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按比例分配各派名额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寻找出一名适当的右派代表,因为威廉·皮克即使在他自己的拥护者看来也不够格。最后,终于选择了恩斯特·麦耶尔,从而使问题获得解决。麦耶尔曾经在布兰德勒之前担任过政治局主席,而在更早的时候,则是罗莎·卢森堡的朋友和学生。麦耶尔曾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力争把左派开除,现在把他接纳进党的直接领导机构,是一种谋求调和的征兆。不过,虽然他这时仍旧维持着自己的基本立场,并且始终忠实于他的集团,经过1923年的事实教训以后,麦耶尔已经改变了他对左派的估价,同情左派摆脱莫斯科控制的意图。
从一开始起,代表大会的结果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大会将在政治问题上发生分歧,但是马斯洛夫的政策将获得强大的多数支持,而反对派由于得到充分民主的代表名额,他们也将感到满意,愿意同多数派友好合作。这种发展趋势使曼努伊尔斯基大为吃惊,因为马斯洛夫对莫斯科的批评获得了全体代表的一致支持。如果说现在已经不再能操纵德共,那么,它原来的操纵者就只能设法不让它团结成更强大的组织。因此,他的任务是明显的:一定要利用某种方法,不让德国党的三个主要派别合并成一个工作单位。
要为破坏代表大会找到一个发动借口,对曼努伊尔斯基来说并不太容易。他仔细审查了大会的提纲,但是没有一句话能给他抓住把柄,好让他借口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进行干预。但是,在正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前,他终于创造了必要的紧张气氛。大会主席是奥托马尔·盖施克,[10]一个铁路工人,他以工会干部平日的那种快活劲头主持着会议。在辩论时,当主席已经让另一个人发言以后,曼努伊尔斯基要求发言,盖施克请曼努伊尔斯基稍等一下,于是,这件平平常常的事便被共产国际代表戏剧化了,被扩大成为对共产国际纪律的破坏。他宣称自己有权在任何时刻打断党代表大会。他要求大会停止进行,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后一个会议上,他声明他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和俄国党遭到了大会主席的侮辱。他并且借题发挥,大肆批评这一事件所体现出的德国党不服从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情绪;他还认为,这种反布尔什维克病毒的另一种而且是更重要的一种表现是把极左派容纳进党的领导机构,因此,他要求把罗森贝格和肖雷姆从领导机构的候选人名单上划去。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大会毫不动摇地拒绝了共产国际代表的这种干涉,仍然按照原来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了领导机构。战斗在进行着;显而易见,党现在要公开和莫斯科发生冲突了。在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在决心反抗俄国政治局的问题上,表现得就像一个人一样,下层党员甚至怀疑左派领袖台尔曼和费舍的态度过于调和。党员们要求寸步不让地保卫德共选举本党领导人和决定本党组织原则的权利,要求对俄国的干预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 致德国党的一份公开信
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曼努伊尔斯基回到莫斯科,向俄国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报告了德共情况。他报告说,共产国际中最重要的党德国共产党,有从国际中分裂出去的危险。他声称,在德共领导下由西欧各国共产党联合组成一个“第四国际”的计划,业已经过长期准备,很可能不日就化为现实。据他报告,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德国左派从1924年以来就一直在积累基金。他的这种说法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武器。在受到这种暗示他串通外国人反对政治局的攻击后,季诺维也夫无可选择,只能参与谴责德共左派和策划采取惩治措施,以表明他自己的忠诚。
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左派司库阿图尔·柯尼希,但是共产国际给德共的基金仍然掌握在威廉·皮克和胡戈·埃贝莱因的手上。他们拿到外钞津贴(主要是美元)以后,按月付给党一笔经常费。这些钱是不可能存在银行里的,直到这一时期为止,它们都是被藏匿在某个地方,要用多少就从中拿多少。在埃贝莱因的鼓励下,柯尼希企图使这笔闲放着的资金发挥作用。他打算用这笔钱来投资,为党牟取相当利润,但是,由于只能把这笔资金交给同情党的实业家,因此计划的效果不佳,最后以财政上的明确失败而告终。在这些由共产党投资的企业中,有开姆尼茨的一家小纺织厂(该厂厂主奥里希是红色阵线制服的承制者)、一家留声机唱片制造厂和康斯坦茨湖边的一家出版社。在同各种买卖人谈生意的时候,不免要有许多次请客吃饭的应酬,而那些认识埃贝莱因和柯尼希的饭店侍者,便在全柏林传开了一系列荒唐无稽的谣言。[11]
俄共政治局责成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调查德国党内的这种情况。可是,调查结果证明,尽管柯尼希不善于理财,他却是清白的,因为在调查中找不到严重材料,不足以用他们来攻击他们这一批干部的领导人马斯洛夫和我。马斯洛夫还在监狱里,我同党的财务工作毫不沾边。季诺维也夫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即只有威廉·皮克是从苏俄大使馆领取基金的经手人,党的财务只由他以及他的朋友胡戈·埃贝莱因掌管。
“1923年暴动失败后,国际联络科的驻德代表米罗夫—阿布拉莫夫,以及莫斯科的皮亚特尼茨基,为了选择他们可以信任的共产国际经费保管人,很伤了一段时间的脑筋。当威廉·皮克在新中央委员会里被留下以后,他们两人不禁松了一口气,因为不论是皮亚特尼茨基或者是米罗夫—阿布拉莫夫,都信任这位老资格的劳工领袖。”[12]
在发生上述事件的这一时期,海因茨·诺伊曼成了斯大林在德国的主要拥护者之一。
诺伊曼的父母很富有,但他在十六岁时便脱离资产阶级的家庭和环境,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他一半作为流浪汉一半作为社会主义传道士走遍欧洲,很快便学会几种外文,能讲流利的法语、意大利语和俄语。1922—1924年间,他作为共产国际会议的翻译员常去莫斯科,他的几个共青团朋友介绍他和斯大林见了面。斯大林很喜欢这个聪敏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德国党内,诺伊曼的名字逐渐传到柏林以外,人们都知道他是左派集团的青年领袖之一,是马斯洛夫的一个忠实而热心的追随者。诺伊曼是一个无法改变本性的浪漫主义者,因此不可避免地为党的秘密工作所吸引。斯大林知道诺伊曼的这些活动,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崇拜他。
柏林大会刚一结束,斯大林便把诺伊曼召到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到一项任务——写一本小册子谴责马斯洛夫的西方共产主义。[13]到这时为止,他虽然为党做过重要工作,却还没有被选上领导岗位;斯大林答应把他提升为德共中央委员。这部旨在帮助改变德国党内情绪的“忏悔录”,曾在共产国际中轰动一时。[14]
这时,对德共财务的调查还悬而未决。诺伊曼又写出小册子,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传闻,说德国人正在脱离共产国际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便得以逼迫季诺维也夫作出妥协——写一封致德国党的公开信,批评德共左派的政策,建议撤销马斯洛夫和我的领导职位,但仍旧保存左派中央委员会。斯大林以无与伦比的技巧,想出了一箭双雕的安排。在他的提议下,俄共政治局命令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发出这封公开信,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让人看到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权力正在削弱,另一方面又剥夺了他在欧洲共产党人中唯一有实力的支持者德共左派。由于季诺维也夫还没有决定他什么时候可以公开攻击斯大林,他只得服从党纪,他这样做的时候抱着一种徒然的幻想,以为他能够通过玩弄手腕减轻损失。
作为预备步骤,季诺维也夫让德国党派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一起讨论这封信的草稿。德共代表团包括:恩斯特·台尔曼、路特·费舍、菲利普·邓格尔[15]、威廉·施万[16]、恩斯特·施耐勒[17]、约尼·舍尔[18]、奥托·屈内[19]、马克斯·施特勒蔡尔[20]和海因茨·诺伊曼。[21]
这封公开信很长,用小号铅字刊载在德国共产党日报[22]上时还占满三版,它重新提起了曼努伊尔斯基曾企图用它们来破坏德共团结的一切问题。它头一点就是把马斯洛夫和费舍两人同其余左派区分开来。一切政策问题本来都是由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如果不是全体委员的话——决定的,但现在却要这两个人对党的错误负全部责任。据说,别的人都是意志受到“强奸”,被迫接受反共产国际政策的。[23]
公开信先来上长长一篇开场白,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说了一通他们很难说服德国同志、他们不得不同好几个代表团谈判数星期等等的话,然后便涉及本题,讨论了三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第一,路特·费舍—马斯洛夫的右翼偏差和一味依赖议会方法的趋向;第二,工会问题,特别是有必要在德国党内重新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会工作部;第三,党内生活和对待布兰德勒的态度问题。
信中先说明了国际背景;当时“帝国主义正在集中力量反对苏联(对莫斯科形成的一个军事—外交包围圈,英国的政策,以及保证公约)”。公开信然后指出:
“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弄明白德国亲西方的新倾向。外交趋向的这一改变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气氛,这反映在缺乏阶级觉悟的部分无产阶级的身上。……在被腐蚀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可以看到所谓‘反莫斯科’的倾向增长了,这是资产阶级新动向的反映。部分说来,德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这种情绪。”
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结束后,执委会曾打电报给德共中央,要求把极左派开除出党。这封电报以通报形式发给了党的一切区域组织。但是,这样做只是为了——执委会抱怨说——激起全党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几个月后,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路特·费舍又反对提出全世界工会团结的口号,她竟指责这个口号只是支持苏联对英政策的一个策略。
“为争取国际工会团结而进行的斗争,竟被说成不过是‘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一着棋’,不过是用以接近麦克唐纳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一种手法。”
公开信继续说,左派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还表现在它反对雇用大批领取薪金的人员从事工会工作。(不用说,提出这一点又是为了吸引渴望得到这些职位的右派。)信中认为左派犯了悲观主义;左派不相信德国革命的时机很快就将来临。马斯洛夫特别被提了出来:
“马斯洛夫的著述是对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全部政策的一种进攻,一种迂回的但却是极其危险的进攻。”
在他所写的《1917年的两次革命》(柏林1925年版)一书中,马斯洛夫曾批评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也要为德国党的错误负一部分责任。公开信引用了他这本书中的几段话,然后对他们痛加谴责:
“这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凶恶进攻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回击。……打着同‘西欧’偏向、也就是说同背离共产主义的反布尔什维克偏向作斗争的幌子,马斯洛夫实际上在宣传一种最坏的‘西欧共产主义’……
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马斯洛夫同志的集团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一直是不正确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
在过去几年中,路特·费舍同志不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抗议,派遣代表到共产国际的许多支部去活动,责成他们通过派别活动来改变执委会的政策。”
左派共产主义者反抗情绪的另一个表现,是马斯洛夫发表在《火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谈谈德国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马斯洛夫在这篇文章中谈到,1922年8月,在耶拿代表大会结束后,柏林党组织如何拒绝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因为它不同意执委会对德共政策的某些批评。用公开信的话来说,对这件逸事的报导是“蓄意在德国工人眼中贬低共产国际身价的一种前所未见的行为”。公开信一再重复说,共产国际无疑是正确的;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无疑是不正确的。
德国党在推销马斯洛夫写的书和小册子时,采用了同工人运动传统不相容的“美国”方法,这也成了马斯洛夫的罪过。此外,他还由于有悲观主义思想而被攻击,因为他曾经说过,认为在目前就可以准备夺取政权是可笑的,他还说过,党要想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一支真正的力量,至少需要有十年发展时间。
左派和极左派之间的关系一再受到谴责。“在党代表大会结束时,肖雷姆—罗森贝格提出共同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被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而这种做法是违背一切原则的,因为代表大会的政治方向正是要同极左派作斗争。”左派和极左派的这种联系对莫斯科说来特别危险,因此也特别受到了指责。
斯大林这次干涉的最荒唐部分,也许就是那种口口声声要保卫党内民主的姿态了。俄共总书记要撤换的德共领导人,是刚刚由一个按民主方式进行的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可是,总书记用来撤换他们的理由之一,居然是说他们对政治民主不够重视!另一方面,路特·费舍又由于过分照顾到选出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政治观点而受到谴责。“党的代表大都带有极左派倾向。”这种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的离奇作风,也一直是斯大林主义论战的主要特点之一。
公开信最后提出了另一种改变党的办法。德共中央委员会应该扩大,就像俄共中央在列宁逝世后所做的那样;在一个经过扩大的机构中,莫斯科政治局就可以有更多的活动余地。执委会重新蛊惑性地谴责马斯洛夫的议会主义,要求党把力量集中于“纯粹无产阶级的群众政策”上,也就是说,集中全力来组织工厂党小组。对这种对纯粹无产阶级政策的强调纯粹是胡说八道,目的只在于防止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任何莫斯科所不愿意的转变。
“必须了解〔公开信写道〕,德国共产党人最近时期的主要错误之一,恰恰在于过多地注意了‘高级的’、‘议会的’问题,而忽视了在工厂中进行工作。”
当我到达莫斯科参加1925年8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时,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封公开信。由于公开信中有一些论点和我本人对德共宗派主义性质的某些批评表面上似乎相同,我打算接受这些论点,主要只反对信上提出的组织性补救措施。我认为通过这种立场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争取到一定时间,因为我希望马斯洛夫在此期间能获释出狱,另一个是不论怎样也可以把讨论的中心转移开,使话题从德国党的错误方面移到它是否应该独立于莫斯科的问题上。共产党人经常讨论的那些问题——在工会、普鲁士邦议会中的政策等等——已经被说烂了,再把它们提出来只能起到使党进一步分裂的作用。
可是,斯大林却另有打算。共产国际的纪律被抬出来了,要求主席团的所有委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得在公开信上签字,而且以后还得在各人的党内捍卫这封信。这就等于要我宣布自己政治死刑的命令上签字,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
当时,德国左派对共产党人的纪律还过于重视。这是我们最容易被人从那里下手的弱点,而作为驻共产国际俄国“代表团”团长的季诺维也夫,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我最初的决定是拒绝为别人火中取栗,我宣布,我将公开和这封信作斗争。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曼努伊尔斯基一再申述他们的理由:你可以在主席团的秘密会议上维护自己的观点,投票反对公开信,但是,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世界权威已经作出决定,要求主席团的全体委员都必须在信上签字,你要是再拒绝服从就是破坏布尔什维克纪律。你同样不能拒绝在德国党内捍卫公开信。你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是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首先必须考虑你的这一身份,然后才能考虑你在德国党内担负的任何职位。你的首要义务是服从主席团;共产国际的纪律高于各国党的纪律。
等级纪律的原则成了他们用以对付我的武器。如果在政治局内有分歧,经过表决后多数作出的决定对所有的委员都有约束力,布尔什维克的准则甚至不允许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讨论分歧点。在中央委员会中抱有不同意见的人,在党内也必须维护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党员在党外则一定要维护党的决定,即使他本人在党内并不同意它们。因此,在每一级机构,分歧总限制在人数尽可能少的范围之内,从每一级往下,下一级较大机构从上级收到的总是一致同意的训令。每一级内部讨论的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一级的委员如果和下级单位的人谈起这些讨论,在共产党人看来就等于犯了重罪。
1925年8月,实现这一原则的办法正在形成,这是在共产国际范围内实行这种原则的第一次,也是重要的一次。在此以前,共产国际中抱有不同意见的派别一直可以向任何听众大声说出他们的观点。用布尔什维克的纪律性来将我一军是很有力的,但是,如果没有另一个人支持这种做法,我还是会进行抵抗的。这个人就是季诺维也夫,他在另一次私下谈话中坦白告诉我,他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共产国际正处在俄国党各方面的围攻之下。另一方面,在几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俄国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希望能扭转局势。他告诉我,斯大林曾打算让曼努伊尔斯基把马斯洛夫和我排除出德共政治局,他总算设法防止了这一点。他然后说道:你在德国党内的朋友会了解到,你现在以自己的签名支持一种你一年来一直大力与之斗争的政策,那只能是因为你必须在形式上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为党的错误承担责任正是领袖的义务,同时,通过这样做,你也能防止住对你个人的攻击。你在德国党内的地位是巩固的,足以在这种暧昧不明的处境下支持几个月,而在这以后,我们就能在德俄两国党内公开和我们的对手作斗争。
因此,我在主席团内先投了反对票,然后在公开信上签了字。可是,事实证明,我们的所有这些用心良苦的打算都完全错了;公开信只便利了斯大林权力的巩固。
当我回到德国时,他掀起的运动正在火热进行;肖雷姆和罗森贝格已经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答应让罗森贝格重返中央委员会,从而得以离间这两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罗森贝格和台尔曼合作,因此保住了他在议会外交委员会中的职位。在曼努伊尔斯基的主持下,党正在讨论“正常化”和“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但是,这种讨论在一般情况下势必要涉及到的当时俄国党内分裂的问题,自然是不容提起的忌讳。尽管存在着共产国际的纪律和党内的派系争吵,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却倾向于拒绝公开信和这封信意味着的俄国统治。使党最起反感的部分也许是,公开信竟把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到了马斯洛夫头上,而不是要曼努伊尔斯基负责,尽管前者当时被关在监狱里,后者却一直在柏林指导着布兰德勒。我在柏林、埃森和斯图加特批评了公开信,我在党内所感受过的人们对我的同情,从来没有比我在斯大林开始进行干涉的这几个星期里所感受到的更真诚的了。
1925年9月,马斯洛夫终于作为一个危险的共产党领袖,被带到国家最高法庭面前进行审判。证据主要是他在监狱中写的《1917年的两次革命》一书。在开庭那一天,马斯洛夫知道了公开信的事,因此更急于使自己的刑期尽量判短一些,以便能早日回到党内为自己的政策进行斗争。台尔曼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希望在反莫斯科干涉的斗争中得到马斯洛夫的帮助,这种希望大过他们对马斯洛夫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的恐惧,因此,他们批准马斯洛夫在辩护时可以充分利用起诉书中的弱点。1923年并没有发生大暴动,同时,马斯洛夫本人不仅不在德国(他被留在莫斯科),而且也不是德共中央委员。这一辩词是很有力的,再加上那封公开信,使法庭觉得马斯洛夫日后的地位和政策还很难断定,因此量刑较宽,只判了它四年徒刑。由于他已经被关押十五个月,所以在一两年内就有可能出狱。
马斯洛夫为他自己所作的辩护,大大加强了德国共产党人当中的反莫斯科倾向。斯大林的反应是通过了另一道政治局决议,谴责马斯洛夫在资产阶级法庭上的非布尔什维克表现。他公开讨论了党内事务,并且把1923年的政策拿到公众眼前来出丑,指出它的种种弱点。当时,不仅所有共产党的报纸,而且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讨论着德国共产党的危机,并且把它和俄国党内的危机正确地联系起来。可是,马斯洛夫竟说破了密谋的内幕,竟把用以在资产阶级面前遮盖共产国际活动的毯子的一角揭开,就对党犯下了莫大的罪行。
审判结束那天,便召我去莫斯科。我在9月末到达那里,结果只是接到了主席团禁止我回德国的决定。我在共产国际中升了级。皮亚特尼茨基拿去了我的护照,我被安顿在路克斯饭店,在那里,我事实上做了十个月国事犯。我的所有信件都通过共产国际收发,因此也就要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查,这样,我同德国党的所有联系便被割断了。于是,就在马斯洛夫坐牢、我被软禁的情况下,他们一手操纵了党内的讨论。
在柏林监狱中,马斯洛夫要比我在莫斯科饭店中更自由。他的通讯虽然也受审查,但没有我受的那样严格,他可以定期会见他的律师和几个朋友,通过这些人,他便能同党员们始终保持联系。可我呢,却处在俄国党领导阶层日益仇视的包围中,从精神上和组织上都被他们有计划地孤立起来。
斯大林对德共事务的这第一次干涉首创了先例,以后,对各国党的各级党组、对共产国际、以及后来对获得解放的国家,他继续进行了许多类似的干涉,斯大林在进行这类干涉时,过去和现在都根据直接向他负责的特工人员的情报办事。这些情报对于所观察的集体以及它的各个领袖都有详细报导——列举了这些领袖的出身、过去的错误、他们的缺点、隐私、虚荣心等等。他向每一个集团允下他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而用他们最害怕的东西施加威胁,这样就把一个集体分化成了许多彼此攻讦、竞相邀宠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对于还没有皈依政治局的某些人,总是多方拉拢,把他们收买过来。
这种过程的斯大林主义特点是,以前的反对派后来总要公开承认他们的错误,承认他们过去想错了,只有总书记英明正确。这种把党的错误人格化的做法,提高了最高领导的威信。他的决断永远不会错,如果有错的话,只是因为能力不足的或者不忠实的同志阻碍了它们的实现。通过它本身的内在逻辑,这种威吓制度只能产生长期性的和越来越增长的恐怖。
* * *
[1] 在1925年人口统计所列有收益就业的二千一百零三万三千人中,53.3%是产业工人,但在他们当中,只有四百十五万六千人组织在还没有从1923年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见路德维希·海德尔:《国际工会手册》,柏林1932年版,第1卷,第27页;第2卷,第1553页以下。
在1928年8月29—30日举行于布拉斯劳的第十二次工会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宣称:“在1918年的雄心未能实现以后,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都深深感染上了失望情绪,工人们曾经热烈希望过有一个社会主义劳工组织,现在,这个希望已经化为云烟。11月的美梦并没有变成现实。”
工会主义者的这种失望情绪,在积极分子当中尤为普遍,因此,共产党人这些年来在工会内部很难展开活动。“在整整一系列党的地区中,仍然有大量共产党人没有组织在工会里,在某些地区,这样的人竟达总数的20%以上。譬如说,在雷姆夏特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中……我们的同志只有30%加入了工会。”(见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关于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埃森〕会议情况的报告》,柏林1927年版,第358页。)经过许多次分裂,一系列由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独立工会成立了起来,会员总数达三十万人(见《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记录》,汉堡1921年版,第810页;1921至1925年间,会员数目的变动不大。)。——原注
[2] 威廉·赫尔佐格(Wilhelm Herzog,1884年1月12日——1960年4月18日),德国文化史学家、剧作家、和平主义者。曾在洪堡大学求学。十一月革命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5月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年底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8年被开除出党。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1952年返回西德。
[3] 俄文原信已在1933年纳粹劫掠马斯洛夫的住所时失落。这里转载的是马斯洛夫所译的德文,原载于德国左派月刊《行动》,第16卷,第9期,1926年9月。——原注
[4]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5]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柯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жков,1868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及流放,直到二月革命才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一战期间倒向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统一。十月革命时持反对立场,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1921、1922年两度被捕。1922年退出孟什维克,在列宁的干预下免于被驱逐出境。此后从事教学活动。1926年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1927年逝世。
[6] 约瑟夫·彼得洛维奇·戈尔登贝尔格(Иосиф Петрович Гольденберг,1873年?月?日——1922年1月1日),1892年开始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与恩格斯通信。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同托洛茨基合作,参与了维也纳《真理报》的工作。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成为普列汉诺夫的支持者。1917—1919年是“新生活派”,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重新加入俄共(布)。1922年因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7]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8] 译文基本上转引自中文本《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2页。在《斯大林全集》中,这封信题为“给麦——尔特同志的信”,除收信人的名字以及个别字句外,内容与本书所载完全相同。在遇有和中文本内容不尽相同之处,概按原文作相应的增删和更动以求真实。 ——译者注
[9] 肖雷姆在1926年由于反对斯大林被开除出党;他继续在党外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直到1933年被纳粹监禁。他在许多集中营中被囚禁过,1940年夏,在经受了纳粹和一同被关在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两方面的折磨以后,他终于被党卫军头目布兰克在布痕瓦尔德杀害。参看贝奈迪克特·考茨基:《魔鬼和被诅咒的人》,苏黎世1946年版,第116页。考茨基报导了集中营犯人私设法庭的情况,这类情况往往在党卫军的眼前公然把政敌判处死刑,并且执行这一判决。“共产党内的异端分子比社会民主党人还要遭殃,他们的人数相当不少,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布兰德勒分子、工会反对派等等。”(考茨基,第131页。)——原注
贝奈迪克特·考茨基(Benedikt Kautsky,1894年11月1日——1960年4月1日),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考茨基的儿子。1912—1920年期间担任奥托·鲍威尔的私人秘书。1921—1938年任维也纳工人和雇员商会书记。奥地利被吞并后被捕,先后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参加社民党,同年2月创立布痕瓦尔德人民阵线委员会,4月被盟军释放。1950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大学任教。1959年参与起草德国社民党《哥德斯堡纲领》。1960年死于维也纳。
约翰·布兰克(Johann Blank,1906—1944),德国党卫军军官。1935—1939年任达豪集中营警卫。1940—1943年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警卫,在任期间杀害了许多革命战士。1943年因贪污腐败、滥杀无辜,被党卫军逮捕。1944年在狱中自杀。
[10] 这就是那个请斯大林和赫尔佐格谈一次话的盖施克,在布痕瓦尔德被囚禁十二年以后,他于1945年担任了柏林市议会福利部负责人。——原注
[11] 共产党搞这次自由企业冒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弗里德里希·卡兰姆,他当时是党在埃森的一个行政工作者,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保尔·梅克尔设在墨西哥城的自由德国委员会委员。——原注
阿尔伯特·卡兰姆(Albert Callam,1887年1月31日——1956年3月1日),出身于建筑技工家庭。1907年加入社民党。1915年被征入伍。1916年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加入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退役。1919年加入德共(斯),领导出版印刷工作,曾任《红旗报》出版社社长。1923年当选为德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纳粹党上台后坚持地下斗争。1933年4月被捕。1934年获释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被保护性拘留。1941年获释后流亡墨西哥,参加了自由德国运动。1942—1946年任《自由德国》杂志出版总监兼常务董事。1946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临时担任柏林出版社常务董事。1956年逝世。
[12] 瓦尔特·克里维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54页。——原注
[13] 海因茨·诺伊曼:《马斯洛夫对列宁主义的进攻》,汉堡1925年版。——原注
[14] 海因茨·诺伊曼,许多年内斯大林的一个特殊亲信,是当时会讲俄语的很少几个德国人之一。他是斯大林和自己的亲信宴饮时的一个座上客,由于他特别聪敏和具有广博的国际知识,他所掌握的斯大林如何上台的秘密,超过了任何人应该知道的程度。1927年12月,他和一个共产党青年组织的领袖“别索”·罗明纳兹被派往中国,去组织所谓“广州公社”。回到德国后,诺伊曼勇敢地反对正在兴起的纳粹,时常参加街头冲突。
1931年夏,诺伊曼由于愤懑地反对德共容忍纳粹的政策,被免去了为台尔曼充当书记的职务。1932年2月,再次由于莫斯科的命令,他在德共政治局中的工作也被解除;5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在那里,他同斯大林就德国政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后来关于这些谈话的报导,是说明斯大林这一时期德国政策内容的最重要证据之一。1932年8月,为了完全不让他参与德国党内的事务,诺伊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往西班牙,这个代表团的另两个团员是阿根廷人梅迪纳和波兰人扎尔茨曼。同年年底,对柏林传来的消息感到忧虑的诺伊曼,写信给他在德共政治局中的朋友赫尔曼·雷梅勒说,为了把党从即将来临的毁灭命运中挽救出来,必须在德国大力反对党当时的路线。接着,纳粹在下一个月便上了台,1933年3月,在雷梅勒逃往莫斯科以后,这封信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所发觉,送到了共产国际总部。于是,诺伊曼被命令离开西班牙,前往苏黎世。在那里,他过着屈辱的社会,不能和共产国际的高级领导人联系;他通过党的出版社分配给他的一些零星工作,挣点钱聊以糊口。在纳粹政府要求下,瑞士警察于1934年12月借口护照问题把诺伊曼逮捕。纳粹政府要求引渡诺伊曼,以便对他在快离开德国前向一个党卫军行凶的罪行进行审判。经过几个月的交涉,他最后被准许去俄国;1935年6月,他在勒阿弗尔登舟。回莫斯科后,诺伊曼和他的妻子被分配做翻译这样一种不重要的工作。皮亚特尼茨基打算利用一个加拿大工程师的护照把他送往巴西,使他不致遭到迫害,但是到最后一刻,这个安排却被取消了。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他进行了两年时断时续的讯问,到1937年4月,诺伊曼终于以在德国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被捕;具体事实是,他曾经在1930年让弗里茨·大卫(1936年审判中的一个被告)当了《红旗报》编辑,从而便利了暗杀斯大林计划的进行。诺伊曼无疑已经死亡,但他是在何时和何种情况下死去的却不得而知。(保尔·梅克尔曾在一段闪烁其词的文字中,提到过诺伊曼进行的反对派活动;参看《德国:生存还是毁灭?》,第1卷,第256页。)
1946年,一家小杂志(《德国新闻》,智利,圣地亚哥,1946年9—10月,第30—32页)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报导,提到在1940年有一群德国妇女——他们都是斯大林的政敌的家属——被国家政治保卫局交给了盖世太保,后者把她们关进了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海因茨·诺伊曼的未亡人,格雷特·布贝尔—诺伊曼,她目前住在斯德哥尔摩。诺伊曼夫人曾慷慨允许我读了她尚未发表的非常有趣的回忆录,在这些回忆录中,她详细描述了她自己于1938年被捕后在卡拉干达犯人营中的生活,以及她在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后在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中的经历。——原注
维克托里奥·柯多维拉(Victorio Codovilla,1894年2月8日—1970年4月15日),生于意大利,191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1912年移民阿根廷,后参加阿根廷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Argentino),1924年在阿根廷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化名“梅迪纳”(Medina)前往马德里,代表共产国际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整肃,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41年返回阿根廷,1941年至1963年任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1963年至1970年任阿根廷共产党主席。1970年在莫斯科逝世。
伊利亚—大卫·伊扎列维奇·克鲁格利扬茨基(Илья-Давид Израилевич Круглянский,1897年10月25日——1936年8月25日),原名弗里茨·大卫(Fritz David),早年加入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926年起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到德国工作,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33年回国,曾任《真理报》顾问、《红旗报》和《消息报》编辑。在此期间是左翼反对派。1936年7月20日被捕,8月25日遇害。1988年平反。
格雷特·布贝尔—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1901年10月21日——1989年11月6日),海因茨·诺伊曼的妻子,明岑贝格的妻妹。1921年加入德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协会。1929年加入德共。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1935年流亡苏联。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后改判死刑并被引渡回国,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1945年4月获释,后移居西德,参加了社民党。1975年因反对勃兰特主导的新东方政策而退党,参加了基民盟。1989年去世。
[15] 菲利普·邓格尔(Philipp Dengel,1888年12月15日——1948年3月28日),出身于酿酒师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参军,被提升为中尉。参加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参加德共(斯),并担任《红旗报》编辑,1922年担任《社会主义共和国》编辑,并进入中莱茵兰地委工作。1923年任《汉堡人民报》编辑,并参加了汉堡起义。1925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并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47年返回德国,次年逝世。
[16] 威廉·施万(Wilhelm Schwan,1884年2月6日——1960年2月2日),出身于矿工家庭。1912年加入社民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20年12月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党内支持费舍领导的左派。1924—1928年任国会议员。1926年底被开除出党。1928年议员届满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转而经商。纳粹上台后多次被捕。二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二战结束后重新参加德共。1946年被统一社会党开除出党。1960年在东柏林病逝。
[17] 恩斯特·施耐勒(Ernst Schneller,1890年11月8日——1944年10月11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战前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1916年被提拔为军官,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为士兵苏维埃委员。1920年参加社民党,卡普暴动后参加德共(斯)。1921年参加三月行动,曾同情列维派。1923年负责起义的筹备工作,指挥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后来曾参加过中派与左派。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局委员,负责军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积极参加“反托洛茨基主义与卢森堡主义的斗争”。参加了台尔曼的领导层,但在维托夫事件后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32年10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纳粹篡权后被捕,被辗转关押于多个集中营。1939年6月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领导了集中营内的德共秘密组织。1944年8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的德共组织被破坏,施耐勒在被转移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后遇害。
[18] 约尼·舍尔(John Schehr,1896年2月9日——1934年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2年加入社民党。1913年加入运输工人工会。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9年加入德共(斯)。1925—1932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5—1933年任国会议员。1928年因“维托夫事件”在党内被边缘化。1929—1934年任德共中央委员。1930—1933年任德共下萨克森地区政治书记。1933年3月4日至11月13日任德共主席,同年11月13日被捕,1934年遇害。
[19] 奥托·屈内(Walter Hähnel,1905年4月12日——1979年10月9日),出身于机械师家庭。1923年加入德共。1927—1931年任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协会中央委员。1929—1930年期间任青年共产国际讲师。1931年在布拉格被捕并被遣返回国。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1935—1939年任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协会主席。1938年流亡法国。1939—1941年任德共中央委员。二战爆发后被法国政府逮捕,法国沦陷前夕获释,参加了德共领导层。1941年再次被捕。1942年获释。1943年参与创立自由德国委员会。1945年任德共驻法国组织书记。1945年7月回国。1946年参与组建统一社会党。此后担任二线工作。1970年退休。
[20] 马克斯·施特勒蔡尔(Max Strötzel,1885年7月25日——1945年1月?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2年至1927年担任西萨克森地委政治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担任波美拉尼亚地位政治书记。纳粹篡权后流亡苏联,1938年7月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4月获释,1945年1月在苏联逝世。
[21] 屈内后来参加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曾多次被派往欧洲诸国从事各种活动。1946年,他在巴黎露面,成了一个在法国的德国难民协会的负责人。舍尔在纳粹刚上台后就被他们杀害。施耐勒在1933年被纳粹囚禁起来,1939至1940年死于集中营。至于邓格尔,自由德国委员会从莫斯科发出的许多宣言上,起初都有他的署名,但到1944年,他便突然下落不明。——原注
[22]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党的公开信》,《红旗报》1925年9月1日。——原注
[23] 把要撤换的少数高级领导人和他们的同事区分开来,确是一种方便办法,当雅克·杜克洛在1945年干预美共事务反对白劳德时,所玩的手法几乎是这次对付德共的翻版。白劳德在工作中间,也获得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支持,而且,归根到底,美国共产党只是执行了一种莫斯科强加给他的并且为整个组织所接受的政策,但白劳德却成了唯一要负责的人。——原注
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36年任国民议会副议长。1940年法国沦陷后,曾代表法共同纳粹党谈判,试图使法共合法化,此举严重打击了法共的声誉。1945年赴美国干预美国共产党事务,解除了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的职务。1950—1953年任法共总书记。1969年参加了法国总统大选。1975年逝世。
厄尔·拉塞尔·白劳德(Earl Russel Browder,1891年5月20日——1973年6月27日),生于堪萨斯州威奇托市,190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7年12月因拒绝服兵役被判处监禁,1918年11月获释。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被红色工会国际派往中国,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工会书记处书记,1929年返回美国,1930—1945年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曾于1936年和1940年参加大选。1944年解散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重建后,于1946年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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