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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classstruggle/html_md/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第十九章 兴登堡选举.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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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兴登堡选举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ruth-fischer-1948/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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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兴登堡选举
· 帝制派的复活
· “保卫共和国”
· 总统候选人台尔曼
· 帝国联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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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威斯稳定的最初阶段,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边是进攻性的右派,他们的突击队正在每一个工业城市的街道上进行战斗,他们的压力集团正在政府中大力排挤新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另一边则是怀着满腔痛苦的工人阶级少数,在一场即将失败的斗争中同右派展开搏斗。
### 帝制派的复活
民族主义分子加强了他们的帝制派宣传,这主要并不是为了使霍亨索伦皇室复辟,而是为了在群众中复活关于一个强大德国的意识形态。“共和国”表示的是软弱,帝国表示的却是力量。霍亨索伦皇室的亲王们出现在纪念阵亡者的各种典礼集会上;老兵协会一个接一个地庆祝德国历史上的光荣节日,颂扬德国过去在世界列强舞台上的地位,哀叹它今天这种可耻的默默无闻的境地。这些复活的帝制派宣传很受欢迎,由帝制派同情者组成的各种联盟、俱乐部和帮会的成员日益增多就是证明。
1918—1923年间公开的内战逐渐停止,化成了一种暗藏的内战,化成了工人组织和反动分子之间的小规模冲突。“钢盔团”这时站在各种超军事组织的最前端,它是1918年11月9日在马格德堡成立的,是一个前线士兵“反对兵变和革命”的联谊会,其发起人弗兰茨·泽尔特[1],是一个在柏林休假的预备役军官。兴登堡和陆军元帅冯·马肯森[2]是该团名誉团员。整个钢盔团分为小组、大组、青年组和儿童组;它的特别具有军事性质的部分,称为“夏恩霍斯特团”,以纪念那位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游击队领袖。帝国主义思想最强烈的旧军队团体,“全德军官联盟”,以及“德国军官同盟”,都隶属于钢盔团。[3]
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所有年代中,围绕着德国国旗问题发生过许多无谓的纷扰。议会以1848年革命时期的黑红黄三色旗,代替了德意志帝国的黑白红三色国旗。商船的旗帜还是用黑白红旧国旗,只把新旗帜放在一个角上。通过另一道法令,艾伯特总统又增设了十面共和国旗帜,旗色是两种三色旗的颜色的不同组合,再加上铁十字,以纪念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武功。1926年5月15日的最后一道法令,竟打算让国外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只使用旧帝国的国旗。在通过这项法令以前进行的议会斗争,是伴随着一场“旗战”同时进行的,对立的政党彼此毁坏对方的旗帜,而这场围绕着象征品进行的斗争,在组织反共和国干部方面起有相当大的作用。在“帝制派”和“共产党人”之间经常发生的冲突中,极右派拥有更多的武装突击队,左派常有众多死伤。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同对帝制派分子展开斗争,所有的成员都有组织牺牲。
1924年5月11日,在共产党的一个据点,工业中心扎勒河上的哈雷,发生了一次整整持续一天的巷战。共产党在民众大厦中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遭到钢盔团组织的袭击。警察直到冲突结束时才进行干涉,向挤满人的会议厅中开枪,结果死六人,重伤九人。
被利用来进攻社会民主党人的问题之一是“巴尔马特事件”。巴尔马特兄弟五人是移居荷兰的波兰籍犹太人,在那里,他们通过各种企业进行钻营,力图向欧洲的每一种新兴力量做生意。譬如说,他们曾在1917年向托洛茨基表示,愿意派一个救济委员会到俄国去;在1918年,他们曾试图同乌克兰的拉达做买卖。1919年3月,他们和许多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拉上关系,特别是同普鲁士议会代表恩斯特·海尔曼[4]挂上了钩。他们为他在荷兰安排了一些撰稿工作(顺便提一句,每篇文章总是只付给十五盾稿酬)。通过这些门路,他们搞到了来德国的护照,同各种国家机关,特别是普鲁士国家银行和普鲁士对外贸易协会,建立了正规的商业关系,向他们进口食品。作为打通这些门路的代价,他们向社会民主党报纸捐赠了大约一万五千到两万马克,在皮尔纳成立了一所儿童疗养院,并且付给各个有关的人以一笔佣金。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短期担任过共和国总理的古斯塔夫·鲍威尔拿了这笔佣金的较大一份;共和国总统的儿子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5]、柏林警察总监里希特尔[6]以及上面提到的海尔曼,分到了这笔佣金的较小一份。这些事实终于在普鲁士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面前被揭发了,结果使鲍威尔不得不辞去议员职务,并且被开除出党。[7]
于是,人们以巴尔马特兄弟这些其中大有文章的买卖为起点,掀起了一场攻击社会民主党贪污腐化的恶毒运动。事实上,党派到各个文职部门担任行政官的党员,一般说来都是廉洁奉公的人;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优点之一,恰恰就是这种为政廉洁,而且这个优点还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党的软弱。
在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共和国的运动中,另一个事件也占了很大地位,一个叫艾米尔·甘塞尔的人,在一家民族主义小报《中德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艾伯特总统犯有叛国罪,因为他曾参加过1918年1月破坏战争的罢工。艾伯特向法院起诉,要求对这种诽谤加以追究,最后,在1924年12月9日,也就是大选刚结束两天后,几经延期的审判终于在联邦大法官贝韦斯多夫的主持下,于马格德堡开庭。在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艾伯特声明他所以参加罢工的领导委员会,只是为了限制那次罢工。一群证人证明,他的政策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他真正希望不遗余力地支持战争。可见法庭认为,决定他有无责任的是他的行动而不是动机,作为审判的依据,法官援引1889年的一项判例,该项判决是,有一个人虽然用意在于救火,仍因纵火罪而被判刑。当时的一本匿名小册子报导说,“调查结果表明,在罢工会议上,当工人群众向艾伯特发出侮辱性诘问时,他曾以要求继续罢工作为答复。”[8]
结果,《中德报》主编被判决犯有诽谤罪,但这项判决只是在形式上开脱了艾伯特的罪责;事实上,判决书等于在法律上承认了他的有罪——必须注意的是,他的所谓有罪,是因为支持了一次被霍亨索伦帝国认为非法的罢工,可是,那个帝国却早就被由他担任总统的魏玛共和国所取代了。假如霍亨索伦皇室复辟,艾伯特就将成为罪犯,而这一案件表明,即使他们并没有复辟,这些原来大都是旧帝国官吏的法官在解释法律时,所依据的也仍然是魏玛共和国以前的标准。
对共和派的另一个警告,是奥托·布劳恩内阁在普鲁士议会中摇摇欲坠的地位。在社会民主党政府只得到中央党和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布劳恩仅仅拥有不大的多数。假如共产党人曾经在反帝制派的斗争中参加支持政府,共和派多数就会得到可观的扩大,社会民主党内阁也就会稳定得多。
这个“普鲁士问题”特别使共产党感到棘手。一方面,它谴责指挥普鲁士警察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塞费林,认为警察在街巷冲突中保护反动分子、镇压共产党人的示威、杀害示威者等等,都要由塞费林负责。对下层共产党员来说,“社会民主党人”所代表的是殴打他的警察,而不是他的工人弟兄。另一方面,普鲁士议会中的共产党代表原可以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使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割断他们同民族主义伙伴的联系,通过在普鲁士的这一政策作为起点,就有可能在各地工会和市议会中结成一个政治联盟,最终把社会民主党人推上更具有战斗性地保卫他们的党和保卫魏玛共和国的道路。
可是,实行这样一种转变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必须公开摆脱莫斯科外交政策的羁绊,清醒地分析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形势,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所关心的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是对革命前景长短问题的讨论,是进行革命宣传。在向开姆尼茨支部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当时德共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之一阿图尔·罗森贝格宣布,党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失败后,争取议会影响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党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唯一任务,就是维护革命的精神和组织。罗森贝格说,在这场议会选举的胡闹中,对德国共产党人来说,丧失一两百万张选票一点也没有关系。
### “保卫共和国”
正是在党内的这种气氛中,仍然在狱中候审的马斯洛夫提出了实行“保卫共和国”新政策的建议。就当时——1925年初——来说,这是从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革命词藻转为现实地估计德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大胆转变。面临着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和德国民族主义的猖狂进攻,马斯洛夫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表示愿意在它的势力中枢,共和国政府和普鲁士议会中,彻底调整各派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个建议同传统的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即打入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有深刻区别。
按照马斯洛夫的建议,共产党保卫共和国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争取解散黑色国防军和“费姆”恐怖组织,争取消除共和国和普鲁士政府中的威廉派影响。最后,共和国必须解除国防军的武装,并把他们完全解散;为了保卫魏玛共和国和防止复辟,将以经过几个月训练的武装公民来代替国防军,代替职业军队和警察的职责。在他从狱中写给中央委员会的好几封信中,马斯洛夫一再指出,国防军对民兵的问题应该成为调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党关系的基础。可是,这种目的只有在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以后才能达到,而第一个阶段便是共产党根本改变态度。[9]
这个建议不是在三十年代中叶提出的,当提出它的时候,纳粹运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纳粹会大获全胜的事实,正如斯大林的国家党政权一样,还完全没有被人们考虑到。在魏玛共和国这一危急关头提出一种积极保卫它的政策时,马斯洛夫抛开了一切党派偏见,竭力想把共产党推到保卫共和国的最前端。对德共政治局说来,共产党一般的统一战线运动是同党的威信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首先停止攻击他们,然后,共产党人才愿意讨论条件。马斯洛夫的建议不仅毫不考虑这种威信问题,而且比一般要求共同罢工的范围广泛得多。马斯洛夫不仅要求向社会民主党建议结成政治联盟,并且要求向天主教工人和天主教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央党提出同样建议,而在他的政纲中,这一越出工人阵线范围的步骤既是最有独创性的一点,也是最遭人反对的一点。
曼努伊尔斯基对马斯洛夫的政策很感不安。如果德国党接受了这套想法,就可能发展起一种独立的德共政策,那样一来,也就会干扰俄国的外交政治活动,特别是影响到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计划。俄国的主要利益是建立一道反西欧联盟的壁垒,而德共在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则是团结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这二者是彼此冲突的。因此,德共中央委员会遇到了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那些革命词句已经越来越失去意义,党的政策不可能再是重复这些词句了,但是,坚决改变政策又遭到了一部分下层党员的反对,莫斯科政治局用心良苦地给予这部分人以鼓励。在阿图尔·罗森贝格和维尔纳·肖雷姆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极左派”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得到了柏林的维丁区、鲁尔、德国南部和西部许多无产阶级团体的支持。它谴责马斯洛夫犯了机会主义“联合政策”的错误,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语言中,这种政策就是越出界限的合作,例如在投票表决军费预算案时同帝国政府的合作。
德共内部和整个德国内部的分裂力量,都集中到了总统选举问题的焦点上。共和国的第一人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七年任期即将届满,在竞选新总统的运动中,道威斯稳定的薄薄幕布被打开了,德国各派实际力量的新配置暴露到了人们的眼前。
帝制派打算提出的总统候选人,显然是陆军元帅保尔·冯·兴登堡,但他们对于采取如此大胆的进攻步骤,还有一些迟疑。德国帝制派的典型人物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在1924年以他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起了带头作用。他的手段是如此高明,以致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当所有的极端主义政党都严重失利时,他的党却获得了五十万张选票。根据魏玛宪法,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取得绝对多数就要在得票相近的人当中举行复选;在这一次,由于有六至八个候选人竞选,第一轮投票肯定不会决定选举结果。因此,帝制派想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先提名内政部长卡尔·耶雷斯,因为他是一个带有温和帝制派色彩的文官,比较容易为工业中心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所接受。不过,提出他来显然只是为了试探舆论,因为替兴登堡竞选的运动已经在积极进行。
社会民主党打算第二次为艾伯特竞选,但是在2月28日,正好在选举前一个月,他突然去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党提出的另一个候选人,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在全国的威望远远抵不上他。
### 总统候选人台尔曼
共产党推出恩斯特·台尔曼为它的候选人。威廉·皮克最初曾代表右派,胆怯地建议提名克拉拉·蔡特金。这一建议遭到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蔡特金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右派。在此以后,台尔曼便显然成为被看中的人。他是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在党内深孚众望。德共政治局所以选中他,是因为他在党内有着德国革命工人化身这样的地位。
马斯洛夫根据他的保卫共和国总建议,要求撤回台尔曼的提名,全党支持一个共和派候选人,但该候选人必须接受下列纲领:没收一切皇室财产和通过战争与通货膨胀获得的暴利;把一切前皇族成员逐出德国;把一切帝制派军官、法官和文官全部撤职,法官和文官由选举产生;国家和教会完全分离;废除对工资预扣所得税,改为对高额收入征收所得税;更严格地规定和实行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保护;给予人民以出版、结社、集会、罢工和示威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所有这些要求的内容都很明确,以致能够在魏玛宪法的范围之内加以实现;这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而是一种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彻底摧毁帝国残余的手段。极左派指责这套纲领是布兰德勒主义,事实上,它们同1923年的布兰德勒纲领也确实相似;但它们不是在前五年的革命高涨时期,而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防御问题的失败时期提出的。
预选在1925年3月29日举行,选举结果如下所示。(候选人按照由左及右的政治倾向排列,并且分别组成了在复选中展开竞争的联盟。)乍一看来,这张统计表的明显特征似乎是,人民联盟三个候选人所得票数的总和,肯定超过了最大竞争对手的票数,并且几乎可以说是居于多数。但是,选举中令人吃惊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耶雷斯的得票特多,甚至超过了得票次多者二百五十万张左右。人民联盟的得票总和固然较大,但是,帝国联盟内部的团结——他们在这次预选中,已经有三名候选人出来竞选——却要紧密得多。
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党)| 1,871,816|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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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布劳恩(社会民主党)| 7,802,497| 29.0%
维利·海尔巴赫[10]博士(民主党)| 1,568,398 | 5.8%
威廉·马克斯(中央党)| 3,887,734| 14.5%
人民联盟| 13,258,629| 49.3%
海因里希·海尔德[11]博士(巴伐利亚人民党)| 1,007,450 | 3.7%
卡尔·耶雷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 10,416,658 | 38.8%
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纳粹)| 285,793| 1.1%
帝国联盟| 11,709,901| 43.6%
在竞选结果公布后,帝制派断定对他们有利的时机显然已经到来,因此,他们在复选中便抬出了兴登堡做候选人。在这种极微妙的均势中,共产党的立场可以起决定性作用。马斯洛夫再次要求撤回台尔曼的候选人资格,他的建议也再次被斥为机会主义。
当兴登堡被提名为候选人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次会议。季诺维也夫大吃一惊:如果他们竟有可能提名兴登堡,德国帝制派力量的重新聚合一定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在同马斯洛夫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季诺维也夫自行建议共产党支持布劳恩反对帝国制度的候选人。汉诺威极左派的代表,议会议员伊万·卡茨[12],这时是德国党常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卡茨追溯往事说,从斯巴达克团开始活动的日子以来,社会民主党人就一直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在帝制派和社会民主党警察的合作下,许多共产党员遭到了杀害,因此,如果现在要求共产党支持奥托·布劳恩,那简直是一种耻辱。
在长时间激烈争执的一个空隙当中,我同季诺维也夫作了一次讨论。他指出,预选结果使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必须彻底改变。如果我们在选举中支持奥托·布劳恩,我们所支持的并不是他本人,也不是他的政策;我们是在保卫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共和国,不使极右派的凶恶企图得逞。“这不是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了吗?”我问道。这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口号,一直是共产党人的笑料。“为什么我们总要两害相权取其重呢?”季诺维也夫回答说。
尽管这个问题对俄德两党都具有重要意义,斯大林却没有表示态度。把问题提交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是季诺维也夫,在1925年4月2日讨论兴登堡竞选问题的主席团会议上,他作了下列发言:
“季诺维也夫:我要代表俄共政治局和德共代表团,为以下的策略建议辩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共和政体还是君主专制这一选择对我们的关系不大……对于我们的阶级斗争来说,资产阶级民主一般要比君主专制有利得多,即使这种民主非常有限。……我们最初曾认为,无产阶级就要对资产阶级民主立即展开斗争。……可是,革命一旦转入低潮。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差别,就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了。德国的帝制派候选人已经得到一千一百万票。……帝制派的危险主要并不在于霍亨索伦皇室的可能复辟;它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帝国复辟’危险,也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我们都知道,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帝国复辟的严重障碍;它本身就是半帝制性的。在谢德曼发表于11月革命时期的演讲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一点,现在,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最不像是会抛弃君主专制的人;社会民主党人是很糟糕的共和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和派,非常糟糕的共和派。他们是多半不会保护共和国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得到八百万票,我们得二百万票,民族主义分子得一千一百万票。所谓的共和联盟得一千三百万票,帝国联盟得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一百五十万票;局势犹如千钧之系一发。假如帝制派候选人当选,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就会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最大的危险是,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将会疏远我们。……我们认为我们的口号必须非常简单;只应该提出最受人欢迎的要求。……在初选中,我们试验了自己的力量;在复选中,我们必须考虑最后的结果。……你们可以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学会这些策略……
从感情上讲,人们会反对选举那个该死的奥托·布劳恩。假如艾伯特还活着,我们会投他的票吗?我们当然要投他的票——为的是反对耶雷斯。作为一个工人政党,我们可以说:在每一个我们必须表示政治态度的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同等的敌人。我们必须判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否真是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专制的选择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才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
你们对我说:那样一来,《前进报》就会拍手称快,叫嚷起革命已经完结了等等。……我们可以清醒地回答他们:你们说世界革命已经宣告停止,那么你们也就能够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共同行动建议了。
路特·费舍:我认为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完全正确……〔虽然〕我并没有低估我们党实行这些策略的困难。……在德国,立即发动革命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我们的同志所不了解的,正是1923年和1925年之间的这种差别。
卡茨:在我们的同志看来,艾伯特—巴尔马特党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是一个腐败的资产阶级集团。……目前,帝国复辟的危险并不比过去更大。去年,帝制派的影响比现在大得多;如果在去年举行选举,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会得到几百万票。耶雷斯是一个典型的大企业代表。……实行这些策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党将会全面瓦解。
季诺维也夫:我们生活在被敌人包围的环境中。我们需要有头脑;如果我们失败了,工人阶级就将不得不再被资本主义奴役二十五年。在英国,我们投了麦克唐纳的票;为了在英国找到一条道路,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人曾经研究了几十年英国问题。你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敌人……”[13]
在柏林,季诺维也夫和马斯洛夫主张在复选中撤回共产党候选人的建议,被台尔曼影响下的德共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就台尔曼而言,他对担任总统候选人的角色是很感兴趣的。台尔曼在许多方面都有资格充当这个角色。他的家乡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海港,因此,在当地工人中产生了许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激进分子。在这里,在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台蒂”(台尔曼的别名)一直在码头上当粗工。他以积极反对德皇征服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迷梦而在工人伙伴中获得声誉。内战时期,他的名字在德国北部沿海地区瓦塞尔坎特的反军国主义工人当中流传开来。1920年,他率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代表团出席哈雷代表大会,是分裂的最热烈鼓吹者。在共产党内部的左右两派斗争中,他很快便成为左派的领导人之一。
恩斯特·台尔曼和一般的社会主义领袖不同。在社会民主党内,不熟练工人是很少被选上重要岗位的;像台尔曼这样的人,通常总是被压在下层,即使在斯巴达克团内,情况也是如此——它的领导集团只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知识分子如保尔·列维,另一种是青年时代便脱离车间的工会干部如雅可布·瓦尔赫尔。
台尔曼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青年时代在商船上当过海员,所以一直保留着那种踉踉跄跄的步态。他的文化程度不高,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外国名词经常使他很头痛;但是,从他一开始投入政治活动的时候起,他的广泛经验和非常突出的政治本能便给了他很大帮助。他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演说家,时常大喊大叫(有时候几乎语无伦次)和扯掉他的白色衣领——这是一个总会博得喝彩的姿态。不过,他之所以能打动听众,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信仰真诚和讲演内容的热情洋溢。他对“将军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憎恨,以及他不可调和地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力量重新聚集的立场,都是无可怀疑的。
俄国政治局早就看出台尔曼性格的长处和弱点。精通政治心理学的俄国领袖们,完全懂得如何去利用他的个性,利用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所怀有的虚荣心,他对知识分子的猜疑,他的野心等等。汉堡党组织的另一个左派领袖胡戈·乌尔班斯[14],乡村教师出身——大个子,黄头发,倔强,古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德国北方人。在“有学问的”乌尔班斯和“无产阶级出身的”台尔曼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拉狄克也就最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矛盾,奉承大老粗台蒂,使他反对知识分子乌尔班斯。[15]譬如说,在1923年9月,俄国政治局和德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难得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暴动的准备问题。在会上,台尔曼作了一次使我和马斯洛夫脸红的报告;他就像在大街上遇见熟人一样对俄国领袖直呼其名,以平日进行鼓动时的粗鲁方式大嚷大叫。俄国人不动声色地忍受了一个多小时,始终没有打断他的滔滔雄辩;在他报告完以后,拉狄克站起来,表面上好像深受感动,感谢德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儿子做了一个极好的报告。
成立于1924年底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选举台尔曼做它的第一任“元首”。成立这个同盟有着双重目的:其一是保护工人的组织、集会、俱乐部和住所,使他们不受民族主义恐怖团体的袭击;其二是帝制派分子当时正通过钢盔团和其他许多遍布全国的退伍军人组织,鼓动起所谓“前线精神”,成立红色战士同盟可以对之加以抵制。在1924年,还不存在国家社会主义派工人;工人是反对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主义者也反对工人。经过开头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红色战士同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不论是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喜欢穿着军装参加检阅和接受军事训练。给红色阵线战士选择一种合适的制服,一时成了台尔曼和他当时的亲信之一维利·列奥夫[16]爱好的消遣。往往不喜欢从事党和工会日常工作的积极分子,更容易被这样一种组织吸引过来。
俄共政治局帮助创造了围绕着台尔曼的神话,把他这个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捧上天去,使他成为同老领袖和新知识分子对立的一个形象。1923年斯大林第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他的时候,就特别对他有了好感。台尔曼被授予红骑兵军官的荣誉称号和军服,在穿起这套军服时,他像小孩子一样感到骄傲。许多俄国组织、儿童之家等等,很早就以台尔曼的名字命名。台尔曼的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特别给围绕着他的神话大做了一次广告——这个神话的许多特点和希特勒神话有共同之处,在此以前,台尔曼只是一个党内人物;在此以后,他便成了德国最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即使到后来,当事实已经表明这种政策是如此有害时,党没有在1925年选举中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受到过强烈的谴责,因为斯大林袒护着台尔曼,掩盖了要他负责的任何行动。
台尔曼的参加总统竞选对党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显示了领导集团操纵的局限性。台尔曼现在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声望的共产党要人了,连俄国政治局也不得不对他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在此后发生的共产国际危机中,斯大林花很大力量把他争取了过去。后来,随着他的弱点日益暴露,他的权威地位成了党的一个负担。可是,神话仍然在流传着,而由于他的名气太大,许多反对派打算摔开他的尝试都没有能获得成功。[17]
共产党的竞选活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往往以同帝制派大打出手而告终的竞选集会,参加的人很多,气氛也很热烈。选举前夕,在哈雷发生了一次特别激烈的骚乱;同一天,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柏林被杀死。在极右派和极左派彼此敌视和各不相让的形势下,共产党的下层群众斗志昂扬;他们感到自己在领导着反帝制派运动。不用说,党并不指望台尔曼会当选总统,但是,它居然能使数目相当大的一批人紧密地团结在未加冲淡的共产主义口号的周围,这种成功使党非常兴奋。在许多党员看来,这种成功要比选举中可能获得的任何胜利都更有价值,在一段时间内,全党的情绪是如此之高,以致可以不把选举中的失利放在心上——在预选中,台尔曼获得的票数比1924年12月的选举结果又减少了一百万张。
另一方面,在耶雷斯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以后,社会民主党人陷入了窘境。如果候选人是艾伯特,作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他的威信还足以号召中央党支持他,但是,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却没有这种威信。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冒险投入一场敌强我弱的战斗,决定在复选中支持中央党候选人威廉·马克斯;在出现这一情况以后,台尔曼便更感到有理由坚持保留共产党候选人的资格。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设法打破工人阵营中的这一僵局。
因此,在1925年4月26日举行的复选中,就有了三名候选人——兴登堡、马克斯和台尔曼。选举结果如下:
兴登堡(帝国联盟)| 14,655,641| 48.3%
---|---|---
马克斯(人民联盟)| 13,751,605| 45.3%
台尔曼(共产党)| 1,931,151| 6.4%
这样,人民联盟和共产党得到的选票加在一起虽然占多数,但兴登堡是第二轮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于是就成了德国总统。[18]
### 帝国联盟的稳定
总统选举以后,共产党内的情绪转为失望。1925年5月9—10日,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委员会加上各地方支部选出的代表),在会上,各派之间围绕着选举后的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冲突。左派建议在议会中、特别是在普鲁士议会中支持人民联盟。右派反对这一建议,但是赞成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结成没有资产阶级中央党在内的统一战线。极左派反对同任何集团结成联盟曼努伊尔斯基正式支持季诺维也夫—马斯洛夫政策;经验丰富的曼努伊尔斯基看到左派已经分裂成好几个派别,便想出了一套利用这种分裂的计划。在关于机会主义路线危险的复杂讨论中,明显地反映了下层群众对共产党政策的不信任心理。
“恩斯特·麦耶尔〔代表中央委员会右派反对派;他通常是一个谨慎的发言者,在提出建议以前总要经过仔细斟酌,可是在这次会上,他却大发了一通完全是蛊惑人心的议论〕:马斯洛夫的建议是机会主义,太接近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了……譬如说,我们必须问一问,我们是否应该通过选举苏维埃来取消反动的文官。
路特·费舍:兴登堡参加竞选是资产阶级实行新方针的征兆。说什么德国资产阶级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搞糊涂了云云,都是不正确的。提名兴登堡是一个纲领,是一种在新基础上实行复辟的深谋远虑。资产阶级希望同协约国勾结起来反对俄国。
党中央扩大会议决议: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对赔款问题采取了反抗态度;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正是要镇压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抗,把资产阶级反对派拉拢进道威斯计划的圈子。……德国的稳定完全依赖美国贷款。因此,帝国联盟各党也主张兴登堡仍然接受道威斯计划。……同时,资产阶级显然想通过选举兴登堡,对工人阶级增加压力,使他们更多地承当赔款负担。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新的恐怖措施,例如哈雷的流血冲突,莱比锡审判中的死刑决判〔契卡审判〕,法西斯活动的重新抬头,甚至对‘国旗团’[19]这样的组织都要审讯等等。
资产阶级暂时投靠了协约国帝国主义,但它丝毫也无意于永远放弃它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它将力图恢复一种积极的外交方针,重新树立德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地位(加入国联、托管殖民地、缔结保证公约)。……这种‘民族政策’事实上是一种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左右翼政党之间并没有划清界限。各党之间的壁垒不是很明显的。帝制派反革命正在进展……
在当前的帝国主义时代,相应于资本的集中和自由竞争的普遍消失,在政治方面,国家政权也集中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手中,这个政府的反动倾向将随着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而日益增长。这种倾向……造成了一系列我们可以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现象。”
在主要的争论点,也就是共产党在普鲁士议会中该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反台尔曼的力量得以凑成了一个不大的多数,使他们的观点被会议接受:
“在我党成为右派和所谓左派之间的仲裁人的形势上,实行左派良好政策以反对右派联合是可以允许的,在明显情况下甚至非这样做不可。”
代表们对这项决议案有过以下的讨论:
“路特·费舍:兴登堡选举是1923年10月以来的转折点;对于没有表明自己有能力完成本身任务的党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共产党工人对任何策略转变都怀着不信任,是改进我党活动的一个严重障碍。
兴登堡是英国的候选人;道威斯计划是一种为英美服务的计划,但对于法国资产阶级也足够有利,以致同时也是一种为法国服务的计划。帝制复辟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始于最近几个月,而是早在1918年11月9日便萌芽了——从1923年10月革命失败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阿图尔·罗森贝格:这两个集团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都代表大企业,因此,共产党人如果保卫一个大企业集团来反对另一个,就肯定会丧失他们的革命斗志。假如通过了在普鲁士议会中支持左派内阁的决议,共产党就将不得不投票赞成警察的经费预算。那样,我们就等于是赞成给予哈雷市警察局长皮茨格中尉以薪金。这在共产国际的政策中从来没有见过,有背于它的历届世界代表大会和执委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农民不是玩物’,共产党也一样。必须首先割断联结着资产阶级的脐带,然后,我们才能够把小农和知识分子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但是,要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是不可能办到的。
汉斯·韦伯[20]〔来自帕拉廷耐特,另一个极左派集团的领导人〕:假如这种政策继续下去,最后就会有人要求共产党投票赞成黑红黄国旗。
维尔纳·肖雷姆〔代表另一个极左派集团〕:共产党不能在普鲁士议会里接受警察经费预算。”
其他欧洲党的代表支持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奥地利代表声明,奥地利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德国党的一部分。法国代表指出,德国党的政策已经给法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带来很大危害;兴登堡选举加深了法国对德国的猜疑。
有人报告了工厂中极其激动的反应。兴登堡当选是出人意料的;工人们尖锐批评共产党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接着,台尔曼向会议宣布,社会民主党明天将在全德国到处贴起一种宣传画,表明兴登堡踩着台尔曼的肩膀爬上了总统宝座。(到1932年,当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兴登堡反对希特勒的时候,这次选举后的“兴登堡踩着台尔曼肩膀当权”的口号,便成了被用来攻击他们自己的话柄。)
“路特·费舍:不论是谁听到这里的讨论,都会以为这次会议是在空间和时间以外举行的呢!”[21]
兴登堡当选标志着内战的终止和德国反革命三个形成阶段中第一阶段的结束。在第二阶段,从这次选举到1928—1929年,存在着恢复德意志帝国、使霍亨索伦皇室或其代表复辟的企图。而到第三阶段,从美国经济大萧条到纳粹上台,则是强权政治的新形势代替了君主专制。
1918—1923年军队总参谋部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盟,是以共同的恐惧和相互猜疑为基础的。在这段时期,由于艾伯特政权软弱无力,志愿团——反革命派的雅各宾党人——在革命或反革命发展过程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无论是在组织形式或行为表现方面,纳粹的党卫军(SS)和冲锋队(SA)都同志愿团有直接联系,也只有刨一刨这个老根子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在卡普暴动以后,志愿团运动便停顿下来;1921和1923年的共产党暴动,主要是被警察部队镇压下去的。正如萨洛蒙所说,“志愿团的力量已经耗尽;塞费林的警察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防军,接替了志愿团的工作。”随着兴登堡的当选,志愿团暂时说来更加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他们退居到德国生活的幕后,在一旁等待着道威斯稳定时期的结束,然后以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新形式重新登上舞台。
到1923年,革命暴动的危险已经消失,民族主义分子不再需要进行防御性战斗了。他们集中力量于重新控制政府,把在困难时期暂时借给社会民主党看守政府的权力拿回来。在1923年以后,民族主义分子感到自己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足以通过合法程序来改变国家;他们发起了一种争取群众普遍支持的统一行动,以便有足够的群众基础通过公民投票来实现这一改变。
1925年的选举是德国第一次公民投票,谁也不知道德国人民对这次直接诉诸他们的行动会如何反应。兴登堡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被抬出来的,他在德意志帝国四十年太平岁月中的光辉建树,将保证德国此后能获得同样的稳定。现在,这位帝国的忠臣和几朝元老成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最高权威。兴登堡是一个神话;他是德国人民的父亲和救星。他体系着超党派的德国,超出政治组织纷争之外的德国。
兴登堡从来也不否认他对霍亨索伦皇朝的绝对忠诚。他的书斋中摆满了霍亨索伦统治时代的各种纪念品:旗帜、腓特烈大王时代的古玩、金桂冠、德皇的大理石雕像等。
“每年1月27日,兴登堡总要向皇帝祝寿。……在总统竞选中,兴登堡收到了大量信件。有人问他下一次欧战将在何时爆发,对付空袭和毒气最好用什么方法。”[22]
由于兴登堡意外顺利地在选举中获胜,军队方面感到自己的威望已经有巨大增长。根据宪法,昨天具有足够大的权力和足够长的任期,完全可以为军界政策的深远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一时期,每个人都指望道威斯稳定所带来的繁荣会持久下去。在经济继续稳定的情况下,兴登堡就有可能逐步改变魏玛共和国的制度,恢复曾经被它们部分代替的旧制度,从而使威廉帝国——不论是否有威廉——复辟。这样,在司法、行政、教育和哲学等各方面,兴登堡的当选使旧的思想和力量都重新活跃起来,使他们有了重新战胜新事物的新勇气和新希望。德国工人在共和国的七年中没有来得及发展新的组织形式,这时越来越被驱向防御地位。现在,兴登堡这位陆军元帅成了德国元首,军队也就跟着他一起领导制订国际政策。
兴登堡选举在德国国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法国,普遍不安的情绪增加了,军队方面加紧为扩充军备进行斗争。在英国,同德国合作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因为德国现在已经显然在中间道路上稳定下来。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新成立的德国邻邦感到恐慌。在已经对复兴德国(在道威斯主持下)发生强烈兴趣的美国,经过几年民主共和国政权以后又出现了德皇的陆军元帅,这在人们看来是一个谜,是表明欧洲政治已经乱得不可收拾的另一个证据。一方面,作为革命浪潮已经肯定被遏制,一个新的稳定时代已经开始的象征,兴登堡到处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他的当选也加深了列强之间的矛盾,成了新战争危险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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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比亚斯·威廉·弗兰茨·泽尔特(Tobias Wilhelm Franz Seldte,1882年6月29日——1947年4月1日),出身于新教家庭。1906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索姆河战役,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左臂。1917年复员后进入德军外交部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25日创立“钢盔团”,鼓吹复辟君主制。1919年加入德意志人民党。1927年底因反对施特莱斯曼的外交政策而退党,随即参加了民族人民党。1933年加入纳粹党。1933—1945年任国会议员兼劳工部长。二战结束后被盟军逮捕,1947年死于狱中。
[2] 安东·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nton Ludwig Friedrich August von Mackensen,1849年12月6日——1945年11月8日),普鲁士将军。1869年入伍。1870—1871年期间参加了普法战争。1898年创立德国陆军研究协会并担任名誉主席。一战期间在东线作战,屡建奇功。一战战败后,先后被关押在匈牙利和希腊。1919年回国,参加复辟君主制的活动。1944年强烈谴责“七·二〇政变”。1945年死于下萨克森。
[3] 赫尔曼·马丁:《钢盔团的十年》,莱比锡1929年版。——原注
[4] 恩斯特·海尔曼(Ernst Hellman,1881年4月13日——1940年4月3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898年加入社民党。1903年毕业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1909—1915年任《开姆尼茨人民报》主编,在党内是右派。一战爆发时支持战争。1919—1933年任夏洛滕堡市议会议员兼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1—1933年任普鲁士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1928—1933年任国会议员。纳粹党上台后留在国内,为奥托·维尔斯在国会发表反对《授权法案》的演讲起草文稿,同年6月22日被捕,辗转关押在多个集中营。1940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
[5] 小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junior,1894年9月12日——1979年12月4日),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之子,1910年参加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团,1913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曾在东线参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在多家社民党报纸工作过,1928年至1933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曾被关进集中营。1939年被强征入伍,1940年在出版社工作。二战结束后,当选勃兰登堡省社民党主席,参加了把(苏占区)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活动,并在统一社会党成立时入选中央委员会,1949年入选政治局。1946年至1949年任勃兰登堡邦议会议长,1948年至1967年任东柏林市长,1949年至1971年任人民议会副议长,1971年任统一社会党人民议会党团主席,1960年入选国务委员会,1971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6] 威廉·里希特尔(Wilhelm Richter,1881年12月10日——1976年5月4日),1904年加入社民党。1911—1918年任夏洛滕堡市议会议员。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安全人民委员。1918—1919年任夏洛滕堡市警察总监。1919—1920年任柏林警察副总监。1920—1925年任柏林警察总监,任内大规模迫害犹太人。1925年因卷入巴尔马特丑闻而被迫辞职。此后脱离政治活动。
[7] 柏林《前进报》,1926年1月7日。并可参看约瑟夫·考夫霍特博士:《巴尔马特行贿案》,柏林1925年5月版;卡尔·拉狄克:《巴尔马特兄弟与社会民主党》,汉堡1925年版。考夫霍特是普鲁士议会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原注
约瑟夫·考夫霍特(Joseph Kaufhold,1876年5月8日——1939年以后),德国律师。1905年加入德国保守党。1905—1907年任保守党佩日采党委书记。1907—1918年任保守党国会党团秘书。一战中入伍,曾获二级铁十字勋章。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民族人民党。1919—1921年任柏林—舍讷贝格市议会议员。1920—1921年任柏林市议会议员。1921—1932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9年以后的情况不详。
[8] “阿”〔阿道夫·斯坦〕:《艾伯特审判》,柏林1925年版。——原注
阿道夫·施坦(Adolf Stein,1871年8月16日——1945年12月31日),德国保守派记者、作家。
[9] 参看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在1925年3月25日柏林《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列宁的《火星报》为名的这份报纸,是一种党内公报。——原注
[10] 维利·胡戈·海尔巴赫(Willy Hugo Hellpach,1877年2月26日——1955年7月6日),早年学习医学和心理学。1898—1903年为《社会主义月刊》供稿。1903—1922年为《柏林日报》撰稿。一战期间在西线军事医院工作。1918年加入民主党。1922—1924年任巴登邦教育部长。1924—1925年任巴登邦主席。1925年代表民主党参加第一轮总统选举。1925—1933年为《新苏黎世报》供稿。1928—1930年任国会议员,议员届满后退出政坛。
[11] 海因里希·海尔德(Heinrich Held,1868年6月6日——1938年8月4日),1906年起担任记者,并参加了中央党。1907—1933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914—1918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中央党党团主席。1919—1925年任巴伐利亚邦议会巴伐利亚人民党党团主席。1924—1933年任巴伐利亚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被迫退休。
[12] 伊万·卡茨(Iwan Katz,1889年2月1日——1956年9月20日),出身于商人家庭,接受过高等技术教育。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当过一年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曾任机枪连连长。1919年年底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负责领导中央局地方事务工作部,支持左派。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随后担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5年组织了极左反对派,1926年1月12日被开除出党,此后转向委员会共产主义立场。纳粹篡权后,于1933年3月18日被捕,不久后获释。1941年再次被捕,后越狱,1944年被捕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又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5月被美军解救。二战结束后重新参加德共,1946年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3月14日退出统一社会党,同年5月12日加入社民党。1950年曾参加过一个“铁托派”政党——德国独立工党(Unabhängig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1956年在意大利提奇诺(Ticino)病逝。
[13] 《帝制派的危险和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柏林1925年版,第6—11页。——原注
[14] 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
[15] 从1933年起,胡戈·乌尔班斯便一直住在斯德哥尔摩,他于1947年1月在那里去世。——原注
[16] 列奥夫在长时间内一直是红色阵线的一个杰出领袖,1934年,他在莫斯科因为贪污和盗用党的基金被判处死刑。——原注
维利·列奥夫(Willy Leow,1887年1月25日——1937年10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木工学徒。1904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斯派,并成为斯巴达克斯派的青年组织者。1918年3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参与创立德共(斯)。1923年以前曾在地下机关中担任过多个职务。1925年担任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副主席,是实际上的组织者,1928—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流亡苏联,1936年2月26日在大清洗中被捕,1937年10月3日遇害。1989年1月平反。
[17] 1933年初纳粹一上台后,台尔曼便被逮捕,在许多监狱和集中营中度过了以后的十年。1944年9月,他在布痕瓦尔德被害,据官方报导,他是在集中营工厂遭到空袭时被炸死的,但是据他在集中营中的同伴说,他是被纳粹们自己杀死的。——原注
[18] 人们认为,共产党在复选中硬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从而为兴登堡的上台打开了大门,保尔·梅克尔在反驳这种论点时,笨拙地举出了下列事实为他的党辩护,即:中央党的右翼,巴伐利亚人民党,抛弃马克斯转到了兴登堡方面。“假如这些天主教徒曾经忠实于他们的兄弟党主席和教友,马克斯就会稳操胜算……
为了防止兴登堡当选,共产党……宣布它愿意在复选中撤回自己的候选人,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布劳恩参加竞选的话。这是一项在当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决定,表明德国共产党希望在它和社会民主党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奥托·布劳恩在得到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以后,就会获得胜利;而他的胜利也就会排斥兴登堡的当选。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虽然他们的党,最强大的左翼政党,完全有资格提出布劳恩参加竞选。它同中央党和民主党组成了所谓‘人民联盟’,这个联盟提出前帝国首相威廉·马克斯博士为总统候选人。”
(《德国,生存还是毁灭》,第1卷,第118—119页。)
事实是,直到社会民主党已经和其他党约定支持马克斯的时候,共产党才提出他们愿意支持布劳恩的建议,因此,这个建议便成了毫无现实意义的空话,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保全自己面子的一个姿态而已。而梅克尔并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原注
[19] “国旗团”全名“黑红黄三色国旗团”,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由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在1924年成立的一个组织,旨在保卫共和国,但是拒绝和共产党合作。——原注
[20] 汉斯·韦伯(Hans Weber,1895年1月23日——1986年1月15日),生于瓷砖工人家庭,1913年参加青年工人运动,1914年反对社民党的支持战争的政策,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但直到1920年才退出独立党。1920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普法尔茨地委书记,1928年3月14日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此后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参加社民党,不久后又退出。
[21] 《帝制派的危险》,第44页以下。——原注
[22] 格哈德·舒耳策—费尔策尔博士:《兴登堡如何当选为德国总统》,柏林1925年版,第23、14页。——原注
格哈德·舒耳策—费尔策尔(Gerhard Schultze-Pfaelzer,1891年7月7日——1952年10月13日),德国作家。出身于牧师家庭。一战中入伍。1919年加入德意志人民党。1920年退党。1922—1925年任《柏林晨报》编辑。1931年参加了奥托·斯特拉瑟领导的黑色阵线。1932年1月加入纳粹党和党卫军,但同年10月即被开除出党。1934年因揭穿“兴登堡传位于希特勒”的谎言而被短暂监禁。1939年在劳动阵线工作。1940年任国防军最高司令部战争管理员。1943年参加旨在促使德苏和平的抵抗组织,同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判处两年监禁。1947年在纽伦堡审判巴本时作为证人出庭。195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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