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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全二册;1998年版)/“谢拉皮翁兄弟”社(М.高尔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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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拉皮翁兄弟”社(М.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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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拉皮翁兄弟”社
М.高尔基
**编者按** :本文译自《文学遗产》第70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第561-563页。首次用法文发表在比利时杂志《Ze Disque vert》(《绿环》)1923年第4-6期上,标题为《“谢拉皮翁兄弟”社。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封未发表的信》。随后,《艺术生活》杂志1923年第22期摘要刊登了该文的俄文译文,标题改为《高尔基论青年作家》。该文收入《文学遗产》第70卷时,根据高尔基手稿副本排印,与法文本稍有出入。法文本开头还有这样几句话:“亲爱的同行,短篇小说《花园》的作者——康斯坦丁·费定——属于一个俄国年轻作家的团体,它的名字叫‘谢拉皮翁兄弟’。这个团体在下列情况下诞生于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世界文学出版社以出版十九—二十世纪欧美所有文学家的优秀作品供俄国读者阅读为目的,成立了一个“翻译训练班”,以便培养有文艺修养、能够(这样一般是能做到的)向俄国读者介绍欧洲文学的语言的秘密和形象的美的翻译干部。这个任务的提出带有某种空想的性质,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俄国最不怕空想。
“训练班”招收了大约四十个年轻人,充当导师的是“世界文学”编委会的成员:短篇小说家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对俄语有高深的造诣;评论家柯尔涅依·楚科夫斯基、语文学家洛津斯基[1]、什列依科[2]、什克洛夫斯基和有才华的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
不久,发现“训练班”学员中有几个人无疑具有文学才能。这些人是:米哈依尔·左琴科、列夫·隆茨、尼古拉·尼基京——擅长散文;评论家楚科夫斯基的儿子尼古拉·楚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3]、叶菲扎维塔·波隆斯卡娅、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4]——善于写诗。“训练班”的导师们把这些人单独分成一个组,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
后来逐步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康·费定、米·斯洛尼姆斯基、维尼阿明·齐尔贝尔格[5]、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于是这个团体就称作“谢拉皮翁兄弟”,这个名称是从浪漫主义作家和幻想家霍夫曼那里借用来的。他们全都动手写小说和诗,互相之间对所写的作品进行严格的批评,并请导师们派出详尽的讲评。这样做的结果,很快就使他们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
“写作很难。”
他们时刻记住这个口号,在见面时互相之间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好,兄弟!写作很难”这些年轻人的才华加上导师的循循善诱,使他们通过两年共同的劳动,取得了我敢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出色的成果。“谢拉皮翁兄弟”真正地和深深地爱上了文学家的劳动,并以年轻人充沛的精力,醉心于创作的研究。他们全都生活在不可忍受的困难条件下,其中某些人由于挨饿受冻身体非常虚弱,经常不得不整天躺着,以减少一些饥饿的感觉。在他们中间,面包和鲱鱼被当作是珍馐,有时几个星期只吃干菜。这样的生活条件对以前健康受过损害的人,譬如在战场上中过毒气的左琴科等人来说,后果尤其严重。所以,他们之中,几乎每一个人在倾心于文学之前,已经经历了过多的艰难困苦。他们岁数不大,但在登上文坛时已经是成年人,对人有很好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在那些饥寒交迫的艰苦岁月里,如果“兄弟们”之间没有一种真诚和牢固的真正友谊,如果他们不是以自我牺牲精神互相帮助的话,那么,他们之中很多人无疑都会死去。他们善于这样做。在俄国文学严酷的历史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家团体,他们彼此充满着这样的兄弟情谊,互相之间对才华和成绩毫不嫉妒,而是同心协力,对自已的事业抱有这样无私的热爱,他们的这种感情,我找不到别的字眼加以形容,只能称它为神圣的感情。
文学——诗歌和散文——是写人、写人灵魂的痛苦和欢乐的圣书。即使一个人往往只是在卑鄙中显得英勇和伟大,即使一个人经常在其英勇气概中显得卑鄙和残酷——艺术家不是他的法官。我们还没有学会不在污秽和血泊中建设生活,但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学着理解和爱。我们知道,大地上除了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爱的,除了人的所作所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表示愤慨的,除了人创造的生活和美的新形式外,没有什么可以欣赏的。
我正怀着巨大的希望,注视着“谢拉皮翁兄弟”精神上的成长。我觉得这些青年能在俄国创造出没有无为主义、没有列夫·托尔斯泰消极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学,陀思要耶夫斯基的阴暗和残忍的折磨以及屠格涅夫苍白无力的抒情都会从中消失。俄国的“斯基福人派”[6]、“欧亚派”[7]以及隐蔽的斯拉夫主义和爱夸耀的民族主义的其他类别,在“谢拉皮翁兄弟”中,不会有什么追随者。“谢拉皮翁兄弟”不问政治,但他们是积极的,喜欢意志坚强,深刻理解劳动在文化上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本来面目的人,是超出阶层、党派、民族和信仰之外的人。他们十分懂得,俄国只有在与西方的精神和天才进行不断交流之中才能正常生活。列夫·隆茨,他是模拟性的短篇小说《荒漠》以及剧本《法律》和《别尔特兰·德·博恩》的作者,不久前曾斩钉截铁地做了一个奋激的报告,题为《面向西方!》[8]他在这个报告中,也许不那么有说服力,但坚信不疑地说,俄国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与西方进行精神上的交往。隆茨刚从彼得堡的一所大学毕业,并作为语文专业学生由学校派送到西班牙去学习拉丁语系国家的,特别是西班牙的文学。
在“谢拉皮翁兄弟”中间,维尼阿明·齐尔贝尔格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是一个幻想家,霍夫曼的崇拜者,具有非常敏锐的想象力,富于幽默,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他还很不成熟,这对维尼阿明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已经具备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的一切必要条件。
另一位重要作家是米哈依尔·左琴科,他是独具一格的《纳扎尔·伊里奇·西湿勃柳霍夫先生的故事》这一组短篇小说的作者。这是一位几乎成熟的作家,他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语言,这一点我希望你们能从他的短篇小说《维克托莉雅·卡齐米罗夫娜》(译本名为《阿波罗和塔玛拉》[9])中看出来。西涅勃柳霍夫是个俄国士兵,曾参加过倒霉的欧洲战争,这是一个类似遇见唐·吉诃德之前的桑科·潘扎那样的人物。
米哈依尔·斯洛尼姆斯基也大有希望;他暂时也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但从本质上看,具有一位探索者的顽强而谨慎的性格。他的短篇小说集《第六步兵团》写得非常成功。
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和尼古拉·尼基京在当前俄国文学中已有确定的地位,他们两人——特别是伊凡诺夫——是多产作家,很受欢迎。他们脑子里充满着俄国生活给予的杂乱无章的印象,可是尚未完全学会利用这些丰富的素材。起妨碍作用的,还有他们爱用地方土语的解好。他们太容易受俄国各种各样方言的诱惑,因为几乎每个省份都有本省的语汇。这就便得他们的小说几乎无法译成欧洲的语言。幸好他们没有因所取得的成绩而陶醉,相反,他们倒是被成绩吓坏了,全都写信给我说。“我们被夸奖得太过分了,我们觉得这样做对我们没有好处。”这些话是诚恳的。同时我看到他们两人正在努力克服杂乱的印象。
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的短篇小说《天使长加夫里尔的火盆》说明,他深刻理解俄国愚昧无知的人的心理。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俄国十分常见的探求坚信不疑的真理的人。这一类人不善于用自己的意志去创造真理,常常一生到死都沉没在对真理的幻想中,到处流浪去寻找真理,象等待奇迹一样等待真理,有时因为在生活中没有遇见这个实质上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真理而成为厌世者,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消灭了消极等待幸福的人,取而代之的是试图通过自己个人的意志力努力争取得到幸福生活的人。因此——再说一遍——年轻的俄国文学的功绩在于:它正确地估价了意志的首要意义,然而同时又不丧失对公正地改组生活的幻想的爱好。幻想和虚构在艺术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假说在科学上所起的作用相同。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发表了长篇小说《天蓝色的沙子》。这本书显得有些冗长,但描绘了西伯利亚国内战争鲜明的和广阔的画面,充满了真正艺术家的客观态度。
康士坦丁·费定是一个严肃的、沉思得出神的作家,工作小心谨慎。他属于不忙于说出自己的话,但能说得很好的那种人,他正在写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并且据我知道,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曾在德国的大学里学习,并在比利时住过一段时间。[10]
隆茨、费定是大学生,齐尔贝尔格也是东方语系的大学生,他专门学习阿拉伯语。伊凡诺夫是西伯利亚人,当过印刷工人,左琴科当过兵,尼古拉·吉洪诺夫也是红军士兵。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熟悉俄国诗歌的内行,但根据行家们的共同意见,吉洪诺夫很有才华。他喜爱坚强的人,向往英雄主义和积极有为——所有这一切,正是俄国非常需要的东西,而旧文学却没有在俄国人民中培养过这些品质。
据B.霍达谢维奇(我认为他是当代德国的优秀诗人)说,年轻的楚科夫斯基[11]大有希望;他的长诗《小山羊》刊登在《谈话》杂志的第一期上。
我很喜欢波兹涅尔的短篇叙事诗,这位青年现在住在巴黎,在索尔蓬纳[12](索邦)学习,春天毕业后,将回到俄国与“谢拉皮翁兄弟”重聚。他写自由诗,有幽默感,他的长诗中,讽刺和激情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伊琳婷·奥多耶夫采娃的短篇叙事诗很有意思,并别具一格。
这就是这些人的大致情况,期望他们来革新俄国文学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俄国文学花了很大的力气来阐述社会生活问题,可是对人本身太不重视。目前,人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正在日益增强,我们整个困难时期的历史正在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向我们说明这一点。
(萨罗,1923年3月15日)
张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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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洛津斯基,米哈依尔·列昂尼多维奇(1886-1955)——诗人和翻译家。——原编者注
[2] 什列依科,弗拉基米尔·卡齐米罗维奇(1891-1930)——亚述学家。——原编者注
[3] 波兹涅尔——法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在“谢拉皮翁兄弟”社里开始文学活动,1922年回法国。——原编者注
[4] 奥多耶夫采娃并未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社。——原编者注
[5] 应为齐尔贝尔,即卡维林。
[6] “斯基福人派”(“скифство”)的团体形成于十月革命前,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象征派诗人别省和勃柳索夫,“农民诗人”克柳耶夫、叶赛宁、奥列申以及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作家普里什文,捷列克(福尔什)、列米佐夫,扎米亚京。第一个集子《斯基福人》出版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后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勃洛克、什里亚耶维茨、恰培京,离开的有勃柳索夫。十月革命前这个团体的政治倾向不明确,十月革命后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联系。“斯基福人派”持民粹派立场,主张面向农民,面向农村,他们企图把宗教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斯基福人派”虽然不承认与斯拉夫派有联系。而以“国际主义”相标榜,但他们的思想是“翻转过来的斯拉夫主义”。
[7] “欧亚派”(“евразийство”)形成于一九二一年。当时一批俄国侨民在索菲亚出了一个集子,名为《走向东方。预感和成就。欧亚派的主张》,其中收了萨维萨基、苏弗钦斯基、特鲁别茨科依公爵、弗洛罗夫斯基的文章。这个集子在内容上,充满着宗教的探求。重复着斯拉夫派的思想,宣扬俄罗斯伟大使命的民族主义主张。“欧亚派”曾在俄国侨民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8] 这里指的是隆茨的短篇小说《荒漠》和剧本《不受法律保护》。《面向西方!》一文,刊登于《谈话》杂志1923年第3期。——原编者注
[9] 《阿波罗和塔玛拉》是左琴科的另一个短篇。——原编者注
[10] 这里高尔基所用的传记材料不确初。一九一四年春,费定到德国去进修德语。战争爆发后,他在那里被扣留、这几年他没有在比利时住过。——原编者注
[11] 即尼古拉·柯尔涅耶维奇·楚科夫斯基,柯尔涅依·楚科夫斯基之子。
[12] 巴黎最古老的著名学府,原为神学院,自一八五二年起成为巴黎大学的一部分,包括文理两学院和许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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