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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史沫特莱传》 麦金农 (Mackinnon, J.),1987/第十一章 “白色女皇”:西安事变,1936—1937.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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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白色女皇”:西安事变,193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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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白色女皇”:西安事变,1936—1937
1936年的西安,是中国一块被遗忘的角落里一座贫穷的灰濛濛的城市。而在唐代(686—906)(当为618—907。译者),作为跨越中亚细亚的丝绸之路的东端,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大、最富、最有世界性的国都。10世纪,遭到了掠夺、毁坏,然后,经历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非常缓慢的成长和发展而形成了史沫特莱1936年秋天所见到的模样:一个和陕西省起伏不平的贫穷乡村分隔开的、由厚厚的中世纪城墙保护着的,散漫、肮脏、大风吹刮的贸易中心。这里的外国侨民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和一名流动的商人。
史沫特莱的联系人刘鼎,自1936年初起就以流亡的满洲军阀将领“少帅”张学良的最高副官的身份在西安活动。[1]党派给他的任务是在当时只有32岁的张学良和在北方的红军之间充当秘密联络员。1936年5月,他为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张少帅部队控制下的延安县城一座天主教堂内,安排了一次秘密会见。这次会见的目的可以解释为什么刘鼎会请史沫特莱在9月到西安来。周恩来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希望能劝使张少帅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军阀逼迫蒋介石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人。如果能朝着这一目标取得进展,而成功又似乎已经不远,他们就会需要身边有个进步而同情的国际记者报道这种成果。
共产党人之所以会认为少帅张学良其人特别有可能听从他们的劝说,理由是复杂的。张少帅在他父亲,土匪出身的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作为接管满洲过程的早期步骤加以杀害之后,继承了他在军队的地位。到了1932年,日本人已完成了他们的占领并把这位年轻的军阀及其部队赶出了满洲。渴望着复仇和恢复故土的张学良接受了在南方武汉的指挥权,并在1934年这一年始终支持蒋介石,认为他是能够集合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人的唯一领袖。到了1935年,张学良对蒋介石逐渐失去了耐心,而蒋介石则认为张的部队对他自己的政权是个潜在威胁——中国中部一尊难以约束而随时可能发射的大炮。蒋的对策是把张及其部队派到西北的西安去镇压那一地区的共产党人。
1935年,西安已经处于陕西一名军阀杨虎城的控制之下。杨是一个旧派人物,他的军队以贪婪著称。他对打日本或打共产党人都不感兴趣,但是他有强烈的自尊,不满蒋介石的权威。少帅张学良明智地让他的部队避开杨虎城的人。然而,在这两位军阀经过直接磋商,划分出各自的军事责任区域之后,他们竟发现,他们之间并不仅仅止于可以共处,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不久,他们双方的参谋人员就在密切合作了——部分的原因还在于,双方参谋人员中都渗入了大量共产党人。
1936年夏季,这两位军阀相信,由于长征而消耗了实力的共产党人,甚至在陕西省,对于他们也已不构成蒋介石所说的那种威胁。他们在日本人身上看到了大得多的威胁:在这年夏季以前,日本人已经抵达北京郊区,这时正向西朝着陕西逼进。两位将领的观点正和孙夫人的救国会所表达的北京、上海之类大城市的舆论一致。救国会的宗旨在于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对日本人作战。日本人的侵略必须设法制止。
史沫特莱于9月中旬到达时,西安的政治气候果然没有使她失望。自8月以来,政治上活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从北京和上海涌入西安。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活动在这里极少受到压制。抗日的街上示威,受到地方当局的公开宽容。而且,尽管和北边的红军的直接接触仍被禁止。外国人也不得接近,这时却已经有可能在伪装和护送下偷偷前去。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如未来的外交部长黄华,就是通过西安到红军根据地去的。
刘鼎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来到,但是她在西安城里只停留了几天。刘鼎需要她近在身边而又避开公众的耳目,否则,她就可能过早地引起怀疑而招来南京方面的火力。在史沫特莱这一方面,她也宁愿保持低姿态而等待着访问红军的邀请和护送人员。这时,张、杨两位军阀并没引起她多大的兴趣,抗日的学生运动她在上海已经看得不少。所以,刘鼎安排她住在城东大约20英里的临潼,她没有异议。
临潼是中国最古老的游览城镇之一,围绕着一些优质的含硫温泉筑成,一度是唐代帝王及其后妃们优雅的嬉戏场所。由庙宇、浴室和回廊构成的综合体全都展现出明清古典建筑的凤格。史沫特莱在临潼一直住到11月下旬,在恢复健康的同时为撰写一部有关长征的新书而工作。还是个小姑娘时她就喜欢骑马,现在,她开始经常骑马出游。(她最爱去的地点之一,是中国第二个皇帝和长城的建造者秦始皇帝的陵墓。)刘鼎每星期都派副官送来面包、邮件和外界的消息。偶尔也有中国朋友来访,10月的一天,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女士给她带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大约同时,她得知,她的父亲已在加利福尼亚死去,这触发了她心头一阵内疚的痛楚和有关家庭的思虑。
史沫特莱中断她在临潼的休养只有一次,是10月下旬到西安去看斯诺,他刚从保安附近的根据地营地同那里的共产党人一道生活了4个月归来。那正是史沫特莱1935年12月在北京时鼓励他进行,而且是在她帮助、安排下完成的一次旅行。共产党人曾要求第一名来访的记者,和国际左派毫无联系。史沫特莱从政治上考虑能够理解,但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斯诺的新闻采访机会却使她妒火中烧。她完全压制下自己的嫉妒,热烈欢迎斯诺。
这次探望的高潮,是一天夜晚和丁玲的重逢。丁玲是她认为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已经死去的那位作家朋友。丁玲这时说,是史沫特莱设法引起的对于她被捕一事的国际关注救了她一命。这次团聚的地点是一个德国牙医师冯海伯(Herbert Wunsch)开业的院落内,丁玲正装成女仆藏在那里躲避国民党的警察。冯海伯医师是经史沫特莱劝说才从上海到西安来为张学良治牙的,但是他真正的职务是充当输送医疗器材给红军的地下渠道。40年以后,丁玲还记得冯海伯医师家那次10月聚会的欢笑和眼泪,和她多么认真地工作为大家制作一只鸡。那是一次欢快而令人振奋的晚会,主要节目是谈话,谈红军的所作所为,和斯诺对于他为《红星照耀中国》(1938)一书收集到的材料所作的介绍。几星期后,丁玲便溜出西安投奔保安附近的红军去了。
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被告知,她必须立刻动身到西安去。蒋介石即将到达临潼。他准备和他的军阀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举行会议,将坚持要求他们把更多的力量用于剿灭共产党“匪徒”。12月7日,蒋介石使临潼成了他私下会见西安将领们的总部。蒋的随从和他的多数军官都留在西安,他们就被指定住在史沫特莱一星期前搬进去的那家招待所内。
虽然蒋介石也认为对日战争不可避免,但是他有多种理由要推迟这场战争。第一,他正在和日本人谈判,企图换取时间以发展他的军队并使之现代化。第二,他刚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三年工业化计划,他希望这项计划能为他提供坚持抵抗日本所需要的那种工业基础。在这两方面,他都指望着德国鼎力相助,并且希望德国人能对日本人发挥约束性的影响,日本是他们反共同盟中新的盟国。第三,他相信,他那一套以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发展起来的那种体系为榜样新近建立的安全机构,能使他比以往更有效地控制中国主要的人口集中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以为,他有时间对付西北的共产党“匪徒”。为了处理这未了的公务,1936年岁暮,他两度来到西安:第一次,10月的一天,前来下达清剿令;第二次,在12月,要亲自监督这项命令的执行。
12月初西安的气氛是一触即发。虽然史沫特莱为了医治背痛要常常到当地的教会医院去,但是她也在大街上花费了尽可能多的时间。正当张、杨两位将军在临潼和蒋介石进行紧张的会谈,游行示威的学生活跃在整个西安,要求全中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最初的示威是为了抗议11月27日上海“七君子”被捕,他们是有影响的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和非共产党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呼吁国民党和共产人结成统一战线。高潮出现在12月9日,学生们在这一天游行纪念一年前北京的示威活动和枪击事件,那次事件的结果之一是,在孙夫人领导下成立了全国人民救国会。由于蒋介石及其卫队的到来而变得胆大的西安警察,对游行的学生开了枪,杀死9人,逮捕几十人。少帅张学良勃然大怒,要求释放示威学生。对自己的权威极为自信的蒋介石给了张、杨两天为限的最后通牒:停止违抗命令,立即出兵剿共,否则,交出军事指挥权。他们的答复使所有各方都大吃一惊,其中包括共产党人。
12月12日凌晨破晓以前,张学良派出人数不多的一支小部队在临潼逮捕了蒋介石,并把他带到了西安。与此同时,杨虎城的部下在其中也住着史沫特莱的西安那家招待所内扣押了蒋介石的随员。在临潼,蒋介石听到他住处外面传来几声枪响就穿着睡衣爬上了附近一处山崖。他被找到时,正躲在接近崖顶的一个不深的山洞里,双脚由于流血而难以再往前爬。率领那支突击队的军官向这位将军道过歉,就把他背下了山崖,急忙用汽车把他送到了西安。蒋介石极为惊骇,起初他拒绝说话。
少帅的人马在临潼不动声色地抓住了蒋介石,然而杨虎城的部下在黎明以前袭击西京招待所和逮捕蒋介石僚属的方式却比较传统。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141-142页)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步枪的枪托砸在我的房门上。我不愿成为谋杀自己的帮凶,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枪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随即粉碎。我听到几个人的喊声:“日本人!”我感到一阵恐怖;“天啊!他们是要假装着把我当作日本人而把我杀死!”
一个士兵的头伸进了门板砸开处,用狂野的目光四下搜索。我用我所记得而已经够用的一句话对他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美国人!”
有谁推了他一把,他踉跄着跨进房间。一群身穿灰布制服、端着实弹步枪的士兵随即涌了进来。他们慌慌张张地在房里乱转,有一个闯进了浴室,另外几个拉开了衣橱的门。然后,除了两名士兵,其余的便鱼贯而出,开始去砸经理的房门,他就住在我隔壁。
留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突然用枪筒顶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墙壁。另一个则把我梳妆台里所有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把引得起他兴趣的一切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他收卷我的毛线运动衫时特别感到满意,发出了喜悦的赞叹。
用枪把我抵在墙边的士兵,伸出一只手去,翻过我的枕头,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向这钱包扑来,瓜分了那里面的钱。一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另一个拿了我的铅笔,都把自己的战利品别在自己胸前口袋上。他们又从床上每人拽走一条毛毯,终于消失在楼下的大厅里。
几小时以后,射击和抢劫已经平息,冯海伯医师,也就是史沫特莱和丁玲和埃德加·斯诺10月那次聚会的东道主,来到了招待所的门前。他未能获准入内。因为坚持要准时赶赴8点钟的一个约会,他推开拦阻的警卫,闯进了大门。他就当场被击毙在那里。史沫特莱通知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和杨虎城的高级副官王炳南,他便赶来应付这里的局面。曾经留学德国的王42年以后描述了当时他如何怀着巨大的悲哀和不知所措的心情把他的这位朋友埋葬在郊外一座小山上的情景。
12月12日早晨,由于丧失了她所有的身外之物和她的朋友冯海伯被击毙而惊魂未定的史沫特莱,起初以为对招待所的袭击是蒋介石的蓝衣社警察为了解决城里的军阀部队而采取的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到了中午刘鼎已经把发生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她。到了下午,史沫特莱就带着一张军事通行证在街上做起了救护工作。在1937年5月19日从延安写给上海一位报纸编辑兰德尔·高尔德(Randall Gould)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里,她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在西安事变的最初一星期,我是个街头救护人员。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外国医院给我绷带、棉花,在我遇到问题时教给我一些救护知识,带我到病房去作护理伤员的示范。那家旅馆的经理给我一些小瓶装的白兰地,我自己买了一些酒精、碘酊和其他急救药物。我有一次在大街上护理30名杨虎城的士兵,那是由于一次意外事件,当场死了18人,其余的受了伤。我常敲打商人的店门要水。那些商人在门口发生了不合心意的事情时通常都成了令人厌恶的废物。后来,当400名政治犯(全都是红军的男女军人和儿童)被释放时,我成了唯一的医务随从。300个男人中100人有伤——有些人有未经治疗而不久就会致命的老伤,有些人的,伤已经在化脓,有些人腿上有溃疡,许多人都有一双又大又硬、光赤着的农民的脚——由于在雪地行军和作战而肿大、流血的脚。我为这些人洗脚、给他们的伤口消毒、裹上绷带——再回到教会医院就某种创伤去请教他们……
于是,直到我们能够把这些伤员送进医院为止,我就不得不充当他们的医生。和红军俘虏在一起的,还有54名妇女和40名小男孩,我每天还要去照看他们。几乎全是贫苦农民,有些曾经是奴隶。每当我在他们身边工作,我就觉得,我正在从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地带走过。这些贫农或奴隶,他们一辈子只知道牲口似地劳动,他们躺在那里,没有被盖、没有床铺,躺在石板地上,身上有未经治疗、尚未愈合的创伤,双脚又大、又硬、血迹斑斑——他们的形象,我会永不忘记,而将带在心上走进坟墓。我在文章里写到红军已经多年,然而第一次活生生的接触所接触到的却是这些农民。他们不会理解我。我无疑是他们所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我身上穿着羊毛衣衫、裘皮外套,头上戴着帽子,脚上有暖和的袜子和皮靴。我无法和他们谈话。他们起初用含有敌意的目光望着我,不少人见到我时蹙紧了眉头往后退缩。我不知道当我给他们洗脚时他们想些什么。也许他们会认为我是个发了疯的洋鬼子。
后来,这些出狱的政治犯中许多人被送到延安去了。有时在戏院里,会有我已不记得的小男孩跑来,贴近我,握住我的手。我就知道,他是那些“战俘”中的一个。一天,我从街上走过,忽然一群妇女围住了我,抚摸我的双手、面孔和肩膀。你知道,如果你受过外国教育,这种亲热可并不总是舒服的,因为她们许多人都有砂眼。但是她们拥抱我,爱抚我,有些还哭了起来。她们就是我在西安看护过的那些贫农妇女,那些战俘——是些在红军中扛过枪打过仗的妇女,或是跟着丈夫或儿子随同红军行动的妇女,因为只有红军才保护穷人。
劫持五天之后,张学良派刘鼎乘飞机去接周恩来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另外两位委员,把他们接到西安来参加同蒋介石的谈判。周恩来及其同事到达西安后,史沫特莱和他们作过至少是短时间的交谈。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不过几天,史沫特莱便开始在张学良的总部作每晚40分钟的英语广播了。她对西安每天的大事和对关键性人物如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的采访作扼要的报道。她的广播象预期的那样在上海被收听到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除了南京发出的对张、杨和共产党人持敌对态度的国民党官方公告之外,史沫特莱的报道是西安每日消息的唯一来源。并非偶然,负责广播事宜的是王炳南,也就是在西安事变那一天安葬了冯海伯医师的那一位,当时他30岁。不久前他才偕同他的德国妻子安娜取道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奉命到西安去加入了杨虎城将军的幕僚班子。王炳南和杨虎城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不久,他便成为杨的最亲信的副官之一。
西安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为国际性人物,同时也永久性地使她显示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辩护者的特色。在中国的外侨社会内,她已经是个传奇式人物——被认为是女英雄或是贱货则取决于不同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成了国际名人,而在多数的社会圈内声名狼藉。1937年1月初,美国报纸不断对她作头版报道而且配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庞大的军队在她背后”、“美国姑娘,赤色祸害”、“美国女人帮助中国人暴乱”。投合美国人民无知和成见的做法并不局限于新闻标题。出于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美联社的一则长篇背景报道说她,“一度是美国农家姑娘的她有可能变成高居于亿万黄皮肤人之上的实际上的‘白色女皇’”。甚至对史沫特莱早期的社会主义倾向十分钦佩的厄普顿·辛克莱也为《自由》杂志写了一篇言过其实的肖像画文章,题目是,《美国令人惊奇的女叛逆在中国》。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共产党的报纸《工人日报》却在头版上按照莫斯科定的调子攻击史沫特莱公开批评蒋介石和她显然为蒋被劫持而兴高采烈,从而又一次使得史沫特莱和美国共产党处于争吵不和的状态。
西安事变曾使得俄国和中国两国共产党全都大感意外。中国共产党人所希望的仅仅是,张少帅和杨将军会拒绝发动剿灭他们的军事行动,从而在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内部造成忠诚的分裂。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那两位军阀竟会劫持蒋介石。当消息传到他们根据地的营地时,他们感到震惊,并开始就下一步行动展开了大动感情的讨论。起初,许多人力主复仇:处决蒋介石,然后成立统一战线。不久,莫斯科的反应到了,莫斯科的电报谴责劫持行动是日本人的阴谋而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份电报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而使张学良如受电击。但是毛和周在争论中战胜了他们的主张处决蒋的同志们,而设法促成一种妥协。蒋介石将被释放,但是要遵守三项条件:取消他企图灭绝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和共产党人携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对日本正式宣战。毛和周愿意走到这一步,但是不再多走,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一时期,蒋是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加以支持的仅有的一个人物。
这就是周恩来和另外两位党的领导人带到蒋介石和逮捕他的两位军阀之间来的主张和立场。经过10天有蒋夫人及其兄长宋子文参加的讨价还价,一项交易终于达成。具体的条款至今仍是个谜,还是其直接后果具有启示性意义。蒋于圣诞节获释并飞返南京。到1937年2月底,他就宣布了他将停止对共产党的敌对行动。直到7月,日本人进攻卢沟桥之后,双方才公开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而蒋介石则正式宣战(宣布抗战却不是正式宣战。译者)。
直到1937年1月为止,史沫特莱很少知道她的广播所激起的强烈反响。这时,她除了知道南京方面的指责,还听到了美国驻南京领事官员正试图吊销她的护照的消息。国务院收到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投诉。美国领事馆也受到西安基督教会传教士们所传消息的影响,他们指控史沫特莱是参与绑架的头号共谋犯,是就要领导陕西省曾经是安于现状的农民参加一场大规模共产党暴乱的政治鼓动者。这一类传教士的故事成了西方报刊上指控史沫特莱的那些异想天开的罪名的主要根源。这时候的美国政府完全支持蒋介石的不急于行动而希望着推迟一场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官方的华盛顿因而对蒋介石之被劫持表示愤怒,并称共产党人为这一事件的教唆犯。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史沫特莱成功地动员起玛格丽特·山额、厄普顿·辛克莱和罗杰·鲍德温这样一批朋友,在华盛顿大声疾呼,为她辩护。而且,史沫特莱还由于在2月13日的《民族》上发表了一篇纪述西安事变真相的长文而矫正了歪曲报道。
史沫特莱在西安以外的可信性由于一位年轻新西兰人杰姆士·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到来和随即参加广播而得到改善。贝特兰从牛津毕业后依靠一笔罗德斯旅行奖学金学习中国语言和了解中国,于1936年初到达北京。他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费正清,并开始为英国报刊撰稿,报道日本人的侵略,反日的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在西北结束。在英国时,他同情中间偏左派的事业,诸如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斗争。不足为怪的是,他在北京开始放弃学业追求以便集中注意力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他在来自满洲的新闻工作者和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满洲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是驻在西安的少帅张学良的故乡。后来在12月,被来自西安的消息所震动,贝特兰决定突破新闻封锁,设法前往西安。他达到了目的。他和一位满洲人朋友一道,经过11天火车、人力车、毛驴和军用卡车交替使用的旅行,于12月27日,蒋亦石获释返回南京后的第二天,到达西安。
贝特兰作为仅有的另一名外国旅客和史沫特莱住在同一家西京招待所,这时,招待所里正住满了蒋介石的随从军官。贝特兰和史沫特莱的初次见面算不得是多大的成功:
一位40多岁的妇女沿着廊道大步走来,一只手拿着我的名片。她身材不高而强壮,有一副历经风霜的褐色面孔,短发,睁着两只大大的坦白的眼睛。
“是贝特兰先生么?”嗓音粗糙,含有敌意。她穿一件红色羊毛衫、一条褐色裙子和一双笨重的靴子。
“是的”,我说。“你不会认识我,我倒认识你在上海认识的一些人。”我说出了他们的名字。
“真的”,艾格尼丝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原是我想问她的问题。但是我却不得不回答她,我来是由于天生好奇,想知道西安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再写一点有关的文章。我还告诉她,我和几家英国报纸有联系。
“哪几家?”艾格尼丝神情冷酷。我提到《每日先驱报》,还顺嘴说出了《泰晤士报》。
“伦敦《泰晤士报》可不是中国的朋友。”她的嘴象个陷阱突然闭紧。“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也许,你是个英国间谍。”
看来再谈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我是和一个东北人同来的”,我说。“你愿意见见他吗?我们正要和孙铭九一道到临潼去。”
这个三星期以前还是个不为公众知晓的名字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史沫特莱显然并非不愿会一会抓住了蒋介石的那个人,但是对我仍旧有点怀凝。“你在西安还认识别的什么人吗?”她问。
我再碰一碰运气,提到了张学良所办日报的一位年轻编辑。运气不错,她认识。
“是的,我认识他。他是你的朋友吗?”
“我们在北京时常住同房间。他会告诉你我不是间谍。”
“好,”艾格尼丝说得坚决。“我会问他的。”
史沫特莱对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人心存怀疑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不过几天,贝特兰就证明了自己。他发现史沫特莱脾气倔,不好说话,然而却是“我所见过的最富于人情味而可爱的一些人中间的一个”。他和她一起到街上去,帮助她去料理红军妇女和儿童的医药需求。到1937年新年元旦,他们已经在一同从西安原始的发射台上做着每天一次的无线电广播了。贝特兰写道:
我们把当天的消息各分一份,有时还对西安城内和周围乡村的种种活动加以简短的介绍。我们作出极大努力以求客观,而我们总能由于报道的准确而感到满意。但是艾格尼丝有一种不适宜外交辞令的尖锐而严厉的风格,而且对“群众”(mass)—词有着不可救药的偏爱。事实上,她说这个词时地方腔调的“a”加上“咝”声的有力发音,我敢说,会使任何一个同她讲过两分钟话的人把她辨认出来。和她相反,我是竭力使我的语音尽可能平静而不带感情,仿效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榜样,用那种心平气和的口音广播……我们每晚从电台回来,总要在艾格尼丝的房里喝杯咖啡。在这样一些夜晚,各种各样的人,记者、学生、官员、军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走进来,我们便会就一般局势交谈起来,或是对日本人可能有的计划进行推测。艾格尼丝放弄了美国人的大多数享受习惯,却还保留着对于好咖啡的嗜好。她在一盏酒精灯上煮咖啡的手艺简直使我嫉妒。
贝特兰对于史沫特莱所掌握的红军知识感到惊讶:
一天夜晚,一个身穿朴素的卡叽布军装的瘦长的年轻人跟着一个朋友走了进来。我立刻注意到他潇洒的风度和棕色脸颊上健康的光采。他是个红军指挥官,曾经和彭德怀一起在湖南战斗过9年,然后长征到了北方。彭德怀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喜爱的红军领袖。她熟悉他参加过的每一个战役。他们坐了下来,就5年来的战略展开详细的讨论。来客发现这个外国女人居然知道南方一些偏僻村落的名字而高兴得满面红光,那些村落由于一度是激战的战场而有过短暂的名声。他们的谈话勾画出了中国红军10年历史的轮廓,生动得就象司汤达(Stendhal)的小说。
现在回顾起来,对西安事变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一个转折点的重要性作出什么样的估价都很难说过分的。在一个军事上极为虚弱的时期,由于意外的机遇,共产党人的运动一下子又时来运转。[2]
1937年1月初,来自共产党最新总部所在地延安的一名信使悄悄地溜进西安,交给了史沫特莱一份邀请她访问的正式请柬。这是史沫特莱已经等待多年的好机会。为她饯行而举行了一次比较简朴的聚餐,出席的有贝特兰、王炳南和王的德国妻子安娜。“由于将近一个月的经济封锁,西京招待所的饮食储备已不丰富。艾格尼丝佩带着红十字袖标,正式的说法是,她要到前线去做救护工作。……那是我最后一次在西安看到她。第二天一大早她就离开了招待所,她神情严肃,穿一条厚厚的马裤和人们熟悉的一件红色运动衫。她总是穿着它,象把它当作一面旗帜。”(杰姆士·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21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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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德国获得一项工程学位后,刘鼎于1933年回到中国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最初在福建省一处红军游击根据地从事弹药生产工作。福建和江西的红军根据地于1934—1935年间被蒋介石摧毁后,他曾在上海史沫特莱和艾黎的寓所里藏匿(访问刘鼎)。
[2] 只有结果是无法预言的,尽管共产党人显然曾由于蒋介石之被劫持而大感意外,但是,也很难无视象刘鼎和王炳南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巧妙的幕后策划对事变的触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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