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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史沫特莱传》 麦金农 (Mackinnon, J.),1987/第十三章 八路军,汉口的魔力,1937—1938.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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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八路军,汉口的魔力,1937—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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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八路军,汉口的魔力,1937—1938
对于史沫特莱,从延安到西安的10天路途是够难走的。8月里脊背上受的伤痛突然转剧。她身体十分虚弱,有时要靠担架抬着走。滂沱大雨冲走了整片整片的山坡,使通过黄土地带的行程变得异常缓慢而危险。一路上看到的饥荒的景象,使她的心情郁结不舒。她还对吴莉莉走后派来伴随她的翻译邹先生感到不快。邹来自北京,当过教员,他轻视农民和对他们的健康问题不屑一顾的态度伤害了她的感情。他是个城市知识分子,属于她自从在社会党纽约《召唤》报工作以来就觉得受不了的那一类。
另一个使她不愉快的原因是有尼姆·韦尔士同行,她也要到西安去。韦尔士刚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为她的第一部著作,经典性的延安人物群像《红尘》,收集完材料。她们虽然从1934年就相识了,但是从未形成友好的感情,在延安,她们彼此互相回避。史沫特莱年长10岁有余,认为韦尔士政治幼稚,知识浅薄,讲求外表上的虚荣。韦尔士则认为史沫特莱是个有神经病的左派女歌手,而且是个令人讨厌的女歌手。在延安吴莉莉事件期间,韦尔士站在康克清、邓颖超这一类中国妇女革命前辈一边,默默无言地反对史沫特莱。但是在前往西安的路途上,这两位女性,为了她们的中国同志,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朋友关系。40年后,韦尔士对史沫特莱仍然缺乏同情,并且表示怀疑她背上的伤痛果真那么严重。
1937年9月中旬的一天,史沫特莱躺在担架上到达西安,急躁而又无奈,为她要到当地教会医院去作X射线检查的背部伤痛而心烦意乱。她拒绝和尼姆·韦尔士一道住到西京招待所去享受那里的西方舒适条件,最初大约一星期,她是仰面朝天平躺在八路军办事处里的,那是城外紧靠城墙的一个旧式院落,原先是她所熟悉的德国朋友冯海伯牙医师的住宅和诊所,他已在西安事变第一天中弹死去。
虽然史沫特莱个人的情况有些悲惨,但是她发现,西安总的气氛自1月以来已经大为改善,这种现实使她的精神颇受鼓舞,也使她的身体健康终于好转。自从实现了统一战线,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共产党人可以在西安各处自由活动了。在一篇题为《中国红军进城来》的文章里,她描绘了一些久经锻炼的红军老战士在见到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奇观异物——电影、电灯,西京招待所的抽水马桶——时大为惊愕的情景。在八路军办事处里,她发现了甚至在有关抵抗日本的场合也十分高昂的士气和乐观主义精神。9月26日,红军在晋北平型关战胜的捷报传来,史沫特莱也在普遍的安乐感中飘飘然:
举行了一次集会。我也从床上爬了起来参加集会。办事处里所有的人都出席了,包括几位负责人,以及炊事员和炊事员的帮手。还有许多刚从南京和苏州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政治犯,来自北京、天津取道西安前往延安的学生,由延安前往其他城市途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八路军士兵、警卫员、“小鬼”和两名外国人(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人杰姆斯·贝特兰)。
那次集会开得热烈而有狂欢气氛。有人介绍晋北大捷的经过,但是他的讲话一再被震耳的口号声打断。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主持这次庆祝仪式。那位新西兰记者为集会表演了一段他本国土著民族毛利人的舞跆。我用两首歌子折磨了我的听众。一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则用他所谓的日本情歌把我折磨了一通。一位红军战士讲了长征中的一段往事,讲红军战士如何在对岸敌军的猛烈炮火下横渡天险大渡河。他讲完了,邓颖超便站起来,唱了一首优美的长征歌中的两节。
到了10月初,史沫特莱的脊背开始好起来,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安稳。当她收到要她到八路军防区去的邀请时,她立刻就接受了,但是坚持一个条件:不再是那位邹先生充当她的翻译。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邹是现有的唯一能说英语的人才。几天之后,周扬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周扬是史沫特莱在上海就认识的一名党的干部,他建议史沫特莱接受他的年轻助手周立波。周立波的英语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结结巴巴的英语,但是史沫特莱立刻就喜欢上他,同意和他一起工作。史沫特莱于是由周立波陪同,大约不出一个星期,就在山西西部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城市太原追上了八路军,她在这里受到周恩来的欢迎,听他简报情况,然后便被继续送往北部山区朱德的司令部去。在以后的三个月,史沫特莱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釆访、行军,夜晚打字、整理成果。1978年,周立波和朱德的遗孀康克清还记得史沫特莱是怎样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工作的。除了撰写一篇篇独立成篇的文章之外,她同时还在把丰富的札记结构成日记体的叙事长篇,而形成了第二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的《中国在反击》。
史沫特莱的勇气和使命感,至今仍流溢在《中国在反击》一书简洁、感人的散文字里行间。象她一贯的那样,她热情而真挚地把自己和采访对象视为一体,毫不忸怩地把报道和自传混成一片:
今天夜晚,在这些饥饿的士兵唱着歌,在他们列队到铺在泥土地面的稻草或秫秸上睡觉去的时候,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有了比以往更丰富的涵义。他们的歌声象强大的管弦乐队在夜间演奏。我,今天吃过东西的我,意识到了,我永远也不能充分理解植根在这些工人和农民心底的,为中国解放而斗争的本质真谛。我仍然是个旁观者。我眼看着他们和街头昏暗的暮色溶合在一起;他们还在唱着。我渴望着突然获得一种洞察力,使我能够看清他们的头脑和内心,描绘出他们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信念,为了这场斗争,他们献出的不止是生命。
史沫特莱对周立波的身心状况有一种近乎母亲的关怀。周立波告诉朋友们,他曾亲热地叫她为“老太太”。史沫特莱认为他对于八路军来说太年轻也太知识分子气——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1]在《中国在反击》中,她写到了她为他和另一名也在艰苦奋斗着的年轻军人作家舒群的未来前途担忧:
真正的中国故事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讲述。然而在今天,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我的同行朋友,尽管他们都是中国人,能够写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真实故事,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象我一样,远离群众生活。其中的一位,舒群,关心的首先是“风格”。如果你向他问到一本书,他会告诉你的首先是那部作品的风格,然后你才能想办法从他嘴里探听出一点有关内容的东西。立波更关心内容,倒是真的。但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是如此艰苦,常常疲惫不堪而无法利用他的经验。往后,我想,他会锻炼得坚强而不为这种生活所困。
史沫特莱几乎每天都见到八路军的司令官朱德,他们之间发展起来了一种不寻常的友好关系。在中国国内外,都因此而传出了这样的流言,说他们必定有过某种韵事。但是,除了史沫特莱的英雄崇拜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支持此说的证据。相反方面的事实是,当时朱德年轻的妻子康克清经常在他身边,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在树立史沫特莱的形象方面表现积极。对于史沫特莱而言,朱德是继拉伊帕特·拉伊和鲁迅之后的又一个父亲式人物。因为朱德本人是在农村的贫困之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史沫特莱对他的认同常常有痛苦的个人背景。后来,她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有时,在朱将军自己谈(到他的父母)时,我的笔会无法往下记录,他便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望着我。
“有时”,我向他解释,“你讲的好象是我自己的母亲。我们虽不曾为封建地主劳动过,我的母亲却为有钱人洗衣物,并在节假日到他们家里去帮厨。她有时也会偷偷带点东西给我们几个孩子,让我们每人咬一口,并且告诉我们她的东家家里吃些什么样的东西。她的手,由于操劳,也几乎是黑的,她的头发,也在脖颈后面挽成一个髻。她的头发黑而蓬乱。”
“你的父亲呢?”他寻根究底地问。
“我幼年时,他是个贫穷的农民,他耕田时赤着脚,不过大部分时间穿皮鞋。他厌恶我们的生活,三番两次撇下我的母亲跑出去。他并不象你们家男人那样有手艺,他后来当上了只干粗活的按日计酬的散工,我们总也吃不饱肚子。”
“天下穷人是一家啊,”他用粗哑的嗓音这样说了一句之后,我们相对无言,静坐很久。
史沫特莱到达不久,就开始和朱德一起着手一项将对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为了谋求对中国人的医疗援助,他们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甘地、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第一次建立了正式接触。史沫特莱认识尼赫鲁本人,而且自从她1929年来到中国便和他保持着通讯联系。现在史沫特莱劝说朱德相信,尼赫鲁的国际观点是诚挚的,他对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怀有真正的同情。
史沫特莱在1937年11月23日写信给尼赫鲁,朱德随后在11月26日也写了一封信。他们两人都指出了八路军,特别是由志愿人员新组成的部队,在给养和救护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发出了求援的广泛呼吁。尼赫鲁响应迅速。他公开发表了这两封信,就开始筹集资金,而把印度国大党先前关于向中国派遣一支医疗队的设想重新提出来付诸实施。到1938年夏季,由五名印度医师组成、相对说来算得是装备良好的一支医疗队就准备就绪了。他们于1938年10月到达汉口时前来迎接的是史沫特莱,她还对医疗队最后决定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发挥了作用。他们在延安的东道主当然是朱德。其中一位柯棣华(Dwarkna Kotnis)医师,决定长期留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并在为八路军服务的岗位上去世前一年娶了一名中国女子。总之,医疗队是个重大的成功,至今仍然是印度和中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
1937年12月中旬一天,一个后来成了史沫特莱最亲密友人之一的男人走进了朱德的总司令部。他就是埃文斯·卡尔逊(Evans Carlson),41岁,海军陆战队上尉,康涅狄格州一位公理教会牧师的极其虔诚的儿子。他是来考察八路军和学习游击战术的。卡尔逊有着史沫特莱第一个丈夫厄内斯特·布伦丁和不久前她的情人理査德·佐尔格都具有的那种硕长、瘦削、北欧人的相貌。我们知道,他也是埃德加·斯诺的朋友,他也象史沫特莱一样,也有一种能够令人解除戒心的直率,胸怀坦荡而且勇敢。据史沫特莱认为,卡尔逊的信条,“深深植根于早期美国杰弗逊式的民主;那必定是为什么他在八路军的政治和道德气氛中会觉得象在家里一样自在的原因。”
然而他们初次见面时,史沫特莱甚至拒绝和他讲话,因为他是个美国官员:“我认为他是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派来的一名间谍,我不仅把他看成间谍,而且看成背叛了美洲共和国立国基本原则的叛徒。由于他有在尼加拉瓜作战和供职于海军陆战队的一般背景,我不相信他会理解八路军。他不知道我对于他所代表的一切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恨。似乎,我们的共同点只有咖啡。”
在卡尔逊一方,则由于史沫特莱的外貌而大吃一惊。他在日记里写到她“穿一身军服,看上去倔强而可怜,脸上留着受过折磨的痕迹。但是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绝对真诚却充分表现在她身上。”不久,他们花费不少时间在一起,散步、谈天、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她仪态大方、有魅力,活泼、朝气蓬勃、聪明、勇敢、急躁,办事喜欢直截了当,是个极好的伙伴。”他还在她身上看到了自我牺牲的基督教神召:“她放弃了被我们视为文明的舒适条件,而到异族人民中间去过原始性的生活。她的一个愿望是和这些人留在一起,他们为了实现也是她一贯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正在作出如此英勇的努力。”
在延安被拒一事已经迫使史沫特莱重新考虑她对美国的观点。现在,在她终于了解了卡尔逊的同时,有迹象表明,她正在向少一点教条、多一点容忍的政治立场靠拢。她又一次向善意的自由派人士,甚至一些和官方有联系的人,伸出了她的手。显然,卡尔逊触动了她的激进主义在美国故土的根:“他使我想起《共和国的战歌》的歌词:象他为人类神圣而死,让我们为解放人类而献身。”
1937年的圣诞前夕是他们在卡尔逊出发到前线去之前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夜。卡尔逊在日记里描写了他寝室里动人的一幕。艾格尼丝带来一些咖啡,卡尔逊拿出半斤花生。当壶在炭火炉上咝咝作响时,艾格尼丝提议“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庆祝。卡尔逊问她是否会唱什么圣涎颂歌,艾格尼丝说,她一首都记不起来,但是会唱几首黑人圣歌。“你就唱那些圣歌,”他说,“我用口琴吹几首颂歌。”艾格尼丝唱了“请让我的人走”。卡尔逊吹奏了“宁静的夜”,然后是海军陆战队歌,“从蒙特祖马的厅堂”。然后艾格尼丝要求来一首她最喜欢的。按照她的请求,他们两人起立,站在火炉旁,卡尔逊奏口琴,她高声唱出,“我的国家……”。
26日,卡尔逊就要到前线去了。史沫特莱曾请求允许她同去。当朱德告诉她,他不能让她去,因为她是个女人,她大为恼火。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记得,史沫特莱一整天都撅着嘴,而且使所有的人都觉得惊讶的是,甚至还抹了眼泪。但是朱德等人毫不动摇,一定要史沫特莱离开战场越来越大的危险,到汉口去。在那里,她作为一个记者和医疗器材供应工作的组织者,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史沫特莱在这种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卡尔逊和周立波一道走了,史沫特莱则尽可能表现得高高兴兴地准备动身。
汉口,商业大城武汉三镇的一部分,在日本军队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并在那里奸淫烧杀之后,成了中国新的首都的部分原因是得助于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中国人曾努力把这座城市坚守到10月中旬。当史沫特莱于1938年1月来到时,国际社会已经和国、共两党的政界人士一道大批涌入,情绪高昂。10年来第一次,中国好象出现了某种有意义的统一。汉口似乎代表着一个新的起点。回顾起来,嗣后的10个月是中国战时经历中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时期。
随着弗朗哥在西班牙打败效忠共和的力量而获得胜利,国际新闻界开始把汉口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最重要的舞台。这个城市很快就几乎成了各国记者、外交官和政治激进人士的旅行终点站。它吸引了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著名的有加拿大医师和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电影制片人尤利斯·伊文斯(Joris Ivens)和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曾在这里露面。近年来史沫特莱与之争吵的厄尔·白劳德和迈克·戈尔德(Mike Gold)之类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也露面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刚从莫斯科来到。作家奥登(W. H. Auden)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从这里路过。充当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德、意和俄国军官又增添了另一个国际社会侧面。俄国人特别重要,因为俄国飞机和驾驶员在为抵抗日益加强的日军轰炸提供仅有的空中防御。史沫特莱在这令人振奋的氛围中可谓得其所哉,由于她和中国方面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她享有某种类似名流的地位,好象人人都想要见她,或是利用她作中间人。
史沫特莱于1938年1月9日抵达汉口后的第一站,是美国大使馆,她转交了卡尔逊的一封信,并对大使和各式各样的武官简报了八路军在山西北部的情况。她对美国大使馆作过许多次访问,这是第一次,这也是她和戴维斯(John Davies),多恩(Frank Dorn)、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陈纳德(Claire Chennalt)这样一些人物经常接触的开始,这些人后来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都有过重要影响。
显然,和美国官方人士的这种新关系在史沫特莱的态度上是一个大转变。多年来,她和柏林的、上海的、广州的美国领事官员之间总是困难重重。是她的延安被拒、汉口的形势改变和抗日战争起了作用。汉口提供了一个史沫特莱和她的外交界朋友得以在其中相互作用的宽松而开放的环境。史沫特莱发现,埃文斯·卡尔逊的同伙们也怀有她那种对日本的憎恶和对美国官方不情愿对抗日本扩张主义的不耐烦心情。何况,美国大使馆也第一次有兴趣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而史沫特莱似乎是最理想的中间人。于是我们看到,在汉口,史沫特莱又回到了她的在1919和1920年扮演过的以联合阵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者的角色,当时她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精英分子和全国各地的工会中间为印度自由之友有效地进行游说和筹募基金。能够说明她对待政治工作新方针的最有力的证据,也许就该数她和英国大使阿奇博德·克拉克-寇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之间的友谊了。怀疑英国人是她的老习惯,因为英国人由于她反对帝国主义并致力于印度民族运动而骚扰过她许多年。但是克拉克-寇尔这位西方外交使团中杰出的自由派人士却以他对八路军的关心和医疗援助赢得了她的信任。不过几个月,他便成了她的朋友和她在事业上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2]
继美国大使馆之后,史沫特莱到达汉口的第二站,是处于草创状态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简陋办公处。在这里,她递交了八路军对于药物供应的申请书。这时,她在红十字会的理事林可胜医师身上看到一位领导者,一个在品格、经验和精力上都似乎能使中国士兵终于有了希望的人。林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出生在新加坡,曾经在中国最重要的医务学校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教授。他是个基督教信徒,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带点苏格兰口音,因为他曾在苏格兰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他倾向于费边派的社会主义,很钦佩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巴夫洛夫(Ivan Pavlov)。穿着短裤、握着手杖的他看上去非常象一个英籍华人绅士,一种人们熟悉的文化典型。但是作为一名华人,他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到1938年,他已是中国医务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组织工作方面他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包括1933年中国北方饥荒期间主持医务救护的经验。1937年底,他到汉口来把南京被占后幸存的红十字会残余人员重新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如果考虑到林可胜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在汉口和以后所取得的成就简直可以称为惊人。(到1943年,他已经为军队建立了一整套药物供应系统,而且有100多个救护队200多辆救护车在战地执勤。在汉口他正开办一所卫生学校,这学校后来迁到了贵阳而在作战地区还有五所分校,训练过的人员,据估计,在13000人以上)。
当林和史沫特莱于1938年开始在一起工作时,中国仅有的西式医疗照顾是由教会的医师和医院提供的。其余的西式医疗在中国完全是私人业务,而且只有在大城市里才能找到。中国军队的士兵,为蒋介石和为军阀效命的全都一样,是被指望着自己照料自己的,只是在薪金上多得一份微不足道的(而又常常要被上司侵吞的)医药补贴。到1938年,传教士们已为照料中国的非军事难民而成立了好几个红十字会中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几乎接受了国外捐助的医疗救济金的全部,但是传教士们恪守许许多多外国筹款人许下的诺言:不为负伤的战斗人员,无论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提供任何医疗帮助。所以到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二年,中国伤兵的医护问题就发展到了危机的程度。
在随后的10个月内,史沫特莱把她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和宣传中国伤兵的英雄故事与悲惨境遇。他的文章最初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后来还出现在《今日中国》、《民族》、《现代评论》、《亚细亚》,甚至《时尚》上。在筹集基金的努力方面,她从汉口一切可以设想得到的财源搜索出捐款:美、英大使馆,美孚油公司,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是理所当然的猎取对象。她最大一次成功是在一次酒席上公开使得财政部长宋子文由于感到惭愧而捐了中国法币一万元。(此说,当为下文所述孔祥熙认捐巨款一事之误。译者)她的一些记者朋友,至今还记得曾经好几次被她逼迫着到医院去为伤兵唱歌,临走还留下了大笔捐款。史沫特莱还代表林医师写信给美国和香港吁请援助。结果,援款和医药物资中最大一部分是从海外华人,特别是香港华人中募得的。仲春,林和史沫特莱从英国人的香港卫生局获得了希尔达·赛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亲自出马的支持,她是香港医务总监的妻子,是个非常干练的筹款能手,那时,她已经成了中国红十字会事业的热诚赞助人。
史沫特莱忠于林医师的感情日益强烈,林医师对她也一样,但是双方都为这种关系付出了政治代价。史沫特莱方面的问题是林医师和蒋夫人的联系,这种联系常常使他成了孙夫人及其常和蒋政府争吵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国外募捐的竞争对手。这一事实使得史沫特莱和孙夫人之间的老矛盾重新激化,并且很可能会把她和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邱茉莉(Elsie Cholmeley)和爱泼斯坦(Lsrael Epstein)这一类的朋友分离开来而陷于孤立,他们都在许多项工作上和孙夫人密切合作。在林医生方面,问题是史沫特莱和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系,这就使他经常遭遇到来自国民党领导层的麻烦。(1940年有一次,当他被扣留在重庆并且为了史沫特莱而受到威胁时,只是蒋介石夫人的干预才挽救了他。)总之,史沫特莱和林医师的联盟是又一个迹象,表明她现在正规划着一条比较独立的政治航线。她正越来越疏远完全而且仅仅和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口岸城市有组织的左派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立场、同盟或出版物。
史沫特莱来到汉口时,最初住在一位圣公会传教士,洛根·鲁迟(Logan Roots)家里,他当时由于和共产党人来往而有“粉红色主教”之称。鲁迟家宅院里的气氛是不寻常的。周恩来经常来访,同样做的还有其他共产党人诸如倾向莫斯科的王明等人。午餐时,常会有国民党官员、传教士、外交官和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记者接连不断地来到。另外一些传教士则称鲁迟的餐桌是“莫斯科-天堂轴心”。在这类午餐会上和史沫特莱一道成为人们瞩目中心的是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据推测,她们两人是1933年在莫斯科认识的。她们各展所长,可作了一番表演,史沫特莱描述八路军的战绩,斯特朗则从马德里谈到汉口分析天下形势。斯特朗比较爱讲理论,仍然以莫斯科的方针为依归。史沫特莱则热情洋溢而重实际,关心伤兵的处境和战争本身的详情细节。斯特朗后来很喜欢对别人谈起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两位女性之间的差异。她有一次邀请史沫特莱和她一道出席孔祥熙的宴会。孔曾是她奥柏林学院的同班同学,现在是行政院长。据斯特朗的侄子所写的传记说:
在精致文雅的宴会和无关痛痒的谈话中间,她突然打断孔博士的话头,要求他为正在山西抵抗日本人的农民游击队捐献一大笔款项,山西是孔的老家。安娜·路易丝感到很难堪,几乎呆住了,因为她知道,正如艾格尼丝肯定也知道的那样,孔祥熙是共产党的死敌。不出安娜·路易丝所料,孔祥熙大发脾气,他说,共产党的八路军应当满足于正规的军饷,不应再要求特殊待遇,他反对人们为他们募集额外的钱。他们三人都很清楚,孔的回答是不公正的,八路军的人数比蒋介石为之发放薪饷的人数多出一倍。艾格尼丝当时并不想使用这个论据。“哦,孔博士”,她争辩道,“我并不是为八路军提什么要求。他们当然对自己的军饷感到满意。孔博士,我是为那些为了保护你的财产而在和日本人打仗的农民游击队向你募捐。离席时,她带走了一张捐给农民游击队的数额很大的支票。安娜·路易丝回到寓所时,对她和她的同屋之间的不同点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结论是,她自己中产阶级的良好教养决不允许她冒昧提出这样一种要求。“但是艾格尼丝却从不承认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尽管她们在作风和背景方面各不相同,但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似乎互相尊重而不曾发生过直接冲突。斯特朗为史沫特莱刚完成的《中国在反击》写了一篇序言,而且,很可能是由于她起了作用这本书才得以很快就被接受和出版的。
无论斯特朗或是史沫特莱,住在鲁迟家的时间都没有超过几个星期。斯特朗不久便动身回美国和苏联去了。史沫特莱凭着答应给她的《中国在反击》的预付版税,向来自上海的一位当工程师的中国朋友借了一笔钱,之后,在城里租了一小套公寓房间。在这里,她开始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稿——这原是一种委托任务,到夏季就变成了正式的特派记者的职位——这是她几年来第一个正式职位,这也表明她的战地报道获得了国际承认。
她也开始变得比以往合群,虽然仍保持着戒心。史迪威将军温文有礼的助手弗兰克·多恩,后来回忆他和她的初次“约会”:
要接触周恩来,是件难办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必须由他能够接受的人引见才行。于是(新闻记者沃特)鲍沙德(Walter Bosshard)便安排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餐厅一次午餐会上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见面。她这时已是《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这是一项抽空做的工作,她主要的精力仍然用于发动气势汹汹的进攻以逼迫外国人士和团体捐款和提供医疗器材来改善中国人对他们的伤病士兵疏于照顾的状况。她不具备传统观念中的魅力和女性美,面孔呈长方形,身材也少曲线。她的金发,夹杂着太阳灼烤成的深浅不一的黄色条纹,漫不经心地剪成了短发。她穿衣的唯一目的是遮蔽躯体而毫不考虑款式……她对大多数军人不抱好感,她钟爱的中国红军自当别论。在她心目中,军人在政治上幼稚无知,这是她一见面便用一种鲁莽而有点刺耳的口吻陈述明白的观点。但是经过这挫折我的锐气要我有点自知之明的起始阶段,她便平静下来,和我交谈得十分融洽。喝咖啡时,我邀请她第二天晚上到奥中饭店去吃维也纳猪排。虽然她由于感到意外而有一个瞬间瞪大了双眼,但还是接受了邀请。那天晚上,艾格尼丝在以锐利的目光第三次盯了我一眼之后,用力把杯子往桌上一放,直截了当地说:
“这都是为了什么,多恩上尉?我他妈非常清楚,我不是你们这号(男人)想要约会的那号(女人)。”
“我想请你为我引见周恩来,并且请他对我坦诚相待。”
“好吧,至少你还诚实。这是你值得称赞的……且不说所有这些饮料。我喜欢诚实。即使我觉得是在钻进圈套,也要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我正好和周有约,明天一早要去见他。”
后来我们隔着桌子真诚地握了握手,从此便开始了我和这位易动感情而不走运的女士之间长期的友谊。她思想激进而有一颗伟大的心,拒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约束,不信任一切政治领袖。
史沫特莱在汉口最亲密的心腹好友中,有一位弗瑞达·厄特利(Freda Utley)。她原是英国共产党员,曾毕业于牛津大学,于20年代前往苏联,并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官员。自从她丈夫在30年代中期的大清洗中失踪后,她便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她1938年到达汉口时,强烈反对俄国,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却不怀敌意。她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和斯特朗或史沫特莱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她的文章对于成为法西斯分子的日本人却写得堪称透辟,而且,她看出了中国人的斗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在汉口,她和史沫特莱很快就成了一对。1970年,在已经变得疯狂反共以后,她写道:
能够真正说是性格美赋予了面貌美的人是不多的,她(史沫特莱)却算得上是一个。她的面貌既有男孩子气,又不失女性阴柔,粗犷,然而妩媚。(她)是我有生以来所见为数有限的精神伟大的人物之一。她对人类的苦难和委曲怀有某些圣人和革命家才有的那种炽热的同情。在她心目中,中国的伤兵、忍饥挨饿的农民、劳碌过度的苦力,都是真实意义上的兄弟。她能敏锐而清晰地认识到他们的苦难,并为减轻这种苦难积极努力而不知休息。她和那种教条主义革命家不同,那些人喜爱抽象的群众,对具体的个人痛苦麻木不仁,她却把时间、精力和微薄的收入的大部分都花费来帮助为数众多的个人。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汉口的江岸,她正在那里把一些可怜的伤兵搀扶上她出钱雇的人力车,送他们上医院。那样的伤兵在汉口随处可见,但是别人从不曾想到要加以帮助。象对知识分子一样,她对“无知的”普通人也有很强的影响能力,很快就使得一批人力车伕自愿运送伤兵而不取报酬。
史沫特莱之被厄特利所吸引,在欣赏她的第二部著作《日本的泥足》(伦敦,1937)之外,还有多种原因。她们两人都有着激进的政治生活背景,两人的丈夫又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史沫特莱刚听说恰托被捕,至于她对那次大清洗究竟知道多少却至今仍不清楚。)厄特利年轻些,也漂亮些,在有意识拒不结婚的同时过着一种非常复杂的爱情生活,很可能是史沫特莱在厄特利的身上隐约看到了自己10年前生活的影子。无论如何,夏季到来时,这两位女士已经成为几乎全都是男性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一个很有能量、关系紧密的社交圈核心人物。这圈内包括埃文斯·卡尔逊,他刚带着战地新闻从前线归来。
汉口的国际新闻工作者之间很快发展起一种独一无二的战友情谊。正象弗兰克·多恩在他的书里所写的那样,随着日军飞机的空袭日趋频繁,使得人们愈益相信这座城市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沦陷和洗劫都不可避免。但是工作条件却很有利:至少,新闻检查比以往和以后在中国任何一个首都所实行的都要宽松。而且,对于当务之急已形成了政治性的共识,就是要报道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抵抗残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这种欢快精神和对于谁能留在汉口最久的共同关心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汉口最后撤离者俱乐部(Hankow Last Ditchers Club)。从1938年夏开始,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经常举行宴会,以记者俱乐部里那种词藻浮夸而带滑稽味的“严厉批判”。为“逃兵”饯行。在9月举行的这样一次宴会席上,他们对埃文斯·卡尔逊和弗瑞达·厄特利这两位主宾进行了“审判”,因为他们即将启程前往上海。史沫特莱出席过许多次这样的聚会,她10月离开汉口时写过一封长信,笼统的收信人是汉口“帮”。她在这封信里,把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有一天她可能会写的一个剧本里的人物,作了一番充满喜爱之情的描绘。
史沫特莱在汉口的中国朋友们也怀有外国社会圈内所感受到的那种希望和喜悦。就政治而论,统一战线正处于最和睦的阶段,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活动要比以往(和以后)收敛得多。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所见到的最自由的环境。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是共产党人(当时的郭沫若只是“前共产党人”。译者)而都在政府里担任了高级职务。知识分子的各种活动在汉口形成一派繁忙景象——出新的杂志、演新的剧本,办各种艺术展览。作家协会的首脑老舍在那里,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许多重要作家,如茅盾,也在那里。诗人兼学者的郭沫若,似乎总管着整个文化界,后来专为歌颂“汉口精神”而出版了一部诗集(译者在出书前曾提醒作者,《洪波曲》并非诗集,这里所指仍是那本散文回忆录。译者)史沫特莱常常接受中国记者的釆访,那时结交的一些年轻记者到了80年代,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管理机构中担任了最高层的职务。她还专为中国出版物写了一些文章:鲁迅、日军战俘和中国伤兵,是她喜欢写的一些题目。
史沫特莱最有深远意义的联系,是和汉口医务人员和妇女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林可胜博士。她经常代表林坐一天的汽车到南方的长沙去,交付医药器材、救护车,同时也视察那里的工作情况。大约过了15年,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刘良模,在中国的报纸上描写了史沫特莱出现在1938年长沙一次大型中国人募捐集会上的情景,当时由他充当翻译。[3]据他报道,一开始,她用平静和缓的语调讲述八路军的抗日战绩,然后,声音逐渐上升而达到一种似乎使她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的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状态,她在这种状态下描绘出中国伤兵的处境和急需,最后,以号召捐款的戏剧性呼吁作为结束,然后,精疲力竭,颓然坐下。一阵长时间的寂静无声过后,会场骚动起来,人群中开始捐款,而且是大笔大笔的捐助。刘良模感到惊奇:这是长沙那一年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活动。
汉口于1938年10月17日陷落。前此几天,史沫特莱已经悄悄动身,先到长沙,然后继续前进,去找新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新四军。她将在那里成就许多出色的业绩,无论是写作或是医疗救护工作,但是,她是怀着忧郁和惋惜的心情离开的。1939年6月,她写信对弗瑞达·厄特利说:
在汉口度过的最后那些日子,依旧萦绕在我心头,从心理学和人性的观点看,都是些不寻常的日子。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我还会联想到萧伯纳的《伤心人家》。正象你当时所说,世界上再没有人在富有魅力方面能比得上在异国活动的美国记者,但是我不知道在芝加哥街头再遇到那同一些人时,情况会是怎样。魔力消失!一直和我保持着某种联系的只有埃文斯(卡尔逊)和弗兰克(多恩。埃文斯从上海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由(杰克)贝尔登带给了我,他来了一个星期。当时埃文斯想起要把他发表在《美亚》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副本送一份给我。而弗兰克·多恩则是在回美国途中给我写了一封充满人情味的长信,当时他在轮船上。但那时的轮船很象汉口——一座孤岛,一个人在岛上除了他自己别无依靠。我想,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一定已经把我忘掉了。有一次,(蒂尔曼)窦丁(Tillman Durdin)曾向重庆一个人打听我的下落——他这才想起来我还活在这人世某个地方。
我有点眷恋汉口的魔力。那是我一生一个10年中最快活的地点。我在那里遇到一些外国男人,他们中间有些是下流恶棍,但是大多数都具有西方世界许多男人都有的那种魅力。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和中国人有多么不同。尽管我从不喜欢被人们象对待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那样对待,而来自英国、美国,也许还有法国的男人,仍然有一种由衷而不自觉的尊重妇女的态度。一点愿为妇女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感情,一种对于妇女的文雅礼貌。(他们的)友善中往往蒙和着一点温柔或浪漫气息。这是很难解释的,因为是一种气氛,而在中国男人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在中国男女之间,甚至友谊和同志情谊也不存在,外来语“浪漫”一词,已被引入中国语言,意思是性关系混乱。而“爱”,按中国通常的用法,指的是性交。在一个中国男人看来,甚至触摸一下女人的手或臂,都意味着某种性行为而成为惊世骇俗之举。
所以,我在这片沙漠(中国)里生活了10年,因此,我发现了一个有魔力的地方。自从那些日子以来,我对此想得很多。我是应该回到西方世界,还是应该留在这里?我恐怕必须留在中国。汉口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感。我希望把它保留心头,作为珍贵的记忆。我常想到那一出戏,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剧中人同在一艘即将沉没大洋中心的轮船上,当他们一致面对死亡时,阶级差别消失了,人性使他们互相靠拢。但是,暴风雨过后,轮船获救,古老而冷酷的阶级差别又复归来。我觉得那艘轮船就是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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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8年3月,作者访问了周立波。他骨骼高大,面露病容,戴一副眼镜,说话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以捏造的种种政治罪名被捕,这时他刚熬过了10年关押生活出狱,正在完全恢复名誉,又在中国报刊上被尊为依然健在的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人民日报》,1978年3月23日),又得以在外国宾客面前亮相。我们并不知道他已患癌症,而且活不过那年了。然而我真想知道,对他的人格和政治品质都绝对信任的史沫特莱对他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近年来受到的待遇究竟会作何感想。
[2] 阿奇博德·克拉克-寇尔(1882—1951)已被证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时期最重要、最有争议性的英国外交官之一。作为出使中国(1937—1942)、莫斯科(1942—1945)和华盛顿(1946—1948)的大使,他显示了对于驻在国各种问题心领神会的出奇能力。就中国而论,这意味着支持医疗援助、经济复兴和抵抗日本。他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还釆取了一种始终一贯的宽容观点,这类立场近年来被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幼稚的。所以克拉克-寇尔在1938年对史沫特莱的热情是自然而然的,这种热情也为他们之间持续到克拉克-寇尔驻华盛顿整个任期的亲切关系和他们联合谴责冷战奠定了基础。克拉克-寇尔至今还缺少一位好的传记作者。有关基本事实,可参看伦敦《泰晤士报》,1951年7月6日,有关他在二次大故英美对华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常被引用的材料见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同类盟友,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牛津,1978)。
[3] 刘良模,属于晏阳初和林可胜那种类型的基督徒,是个西方化的有着高度献身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在长沙认识史沫特莱之后不久,他就在把群众歌咏介用给中国以有助于抗战方面发挥作用。1949年后,他决定从美国返回中国而在50年代一直是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其他社会福利工作的领导人物。他的直言不讳和青年会的背景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伤害。在1978年的一次访问中,他以毫不含糊的措词谴责毛主席,并且强托(本书)作者告诉世人,毛毁了他一家四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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