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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史沫特莱传》 麦金农 (Mackinnon, J.),1987/第十八章 故友成仇:对华政策大辩论,1944—1945.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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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故友成仇:对华政策大辩论,194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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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故友成仇:对华政策大辩论,1944—1945
史沫特莱在雅都的平静生活结束于1944年10月。这时,罗斯福总统召回了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美国司令官,1938年汉口时期史沫特莱就认识了的老朋友,“乖戾乔”史迪威将军。这一不寻常的行动不久便把史沫特莱卷进了一场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风暴之中。
1944年夏季,太平洋战争远未结束。在缅甸,日军正从仰光向北推进;在中国,他们的一次大规模攻势正在进行之中,并从东南沿海向内地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次新的攻势,部分的目的在于制止猛烈的空战。从1942年以来,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一直是从中国南部基地起飞出击的。到1944年9月,日军已经威胁到陈纳德在桂林的主要基地,从而迫使战区司令史迪威不得不下令从那里撤出,并破坏基地。日军的成功挺进也在史迪威和中国国家元首蒋介石之间打入了一个造成政治分裂的楔子。蒋仍然深信,他所需要的只是等待着美国人打败日本;史迪威则把缅甸战场的失败归咎于蒋。史迪威象《时代》杂志记者T·H·怀特和其他许多观察家一样,认为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正沉没在拙劣的领导、腐败、通货膨胀和秘密警察滥杀无辜的海洋之中。并且,蒋介石已拒绝史迪威关于把包围共产党的20万精锐部队调离西北,派往西南前线的紧急请求。蒋介石回答说,史迪威可以从缅甸抽调英美部队援救桂林。
到夏末,史迪威对蒋介石在战争努力上“处置失当”的不耐烦已达到了顶点。在他与罗斯福总统的通讯中,史迪威坚持,应授予他对中国军队包括国共两党军队在内的直接指挥权。他还极力主张美国考虑支持另一个人而不是蒋介石——即他私下所称的“花生米”——充当中国的国家元首。史迪威认为,如果他能同样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他就能加强华北的战争努力。当蒋介石勉强同意准许由美国官方军事观察家组成的“迪克西”使团前往共产党首府延安时,[1]史迪威也曾感到一阵鼓舞。但是后来蒋介石又变得僵硬起来,到了9月,桂林被迫放弃,史迪威与蒋介石陷入了权力之争。9月28日,蒋介石采取了一个孤注一掷的行动:他给罗斯福总统发出了最后通牒电,宣称美国必须召回史迪威,否则,他将辞去总司令和作为国家元首的主席之职。
1944年日军的夏季攻势也破坏了华盛顿在外交政策上的两党一致。当关于中国政策和美国支持蒋介石的辩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时,在新闻界和军事部门工作的“中国通”意见也发生了分歧。他们中很多人是史沫特莱的朋友。到1944年10月底,当罗斯福最终决定撤销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的职务并派帕特里克·赫尔利(Patirck Hurley)担任新的驻华大使时,事情已发展到了顶点。从意识形态上说,赫尔利更同情国民党政府。
现在回顾起来,罗斯福总统当时的动机似乎是够清楚的。那年是总统选举年,他不想给共和党人——特别是亨利·卢斯(Henry Luce)之流强有力的舆论制造者——提供机会,攻击他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摇摆不定。他也担心,一旦蒋介石政府垮台,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战后的权力真空,而中国将被内战耗尽力量。他仍然希望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能为战后的远东提供稳定。他想要中国在即将于次年在旧金山成立的新的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个大国的角色。于是,不顾白宫内外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的建议,罗斯福觉得,只能将史迪威免职并派一些能与蒋介石处得好一点的代表到重庆去而别无选择。同时,他强烈要求新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尽力做到避免在中国爆发内战,并要求他积极促进共产党人将在其中处于次要地位的联合政府设想。
新闻界对于史迪威被免职的反应强烈,并有明显分歧,尽管有关大选的报道使这一消息有些相形失色,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及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报纸如《纽约每日镜报》赞扬罗斯福的决定;《纽约时报》、《新共和》和《PM》则谴责这一决定。最为有趣的反应来自《时代》杂志。该刊11月13日的头条新闻前半部分引用了该刊重庆分社主任T·H·怀特从重庆发出的支持史迪威而批评蒋介石的电讯。可是到了中间,调子突然改变:蒋介石受到了赞扬,撤换史迪威的决定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这是该刊外交新闻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杰作。《时代》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无疑是蒋介石的狂热支持者。因此,当该刊重庆分社主任严词抗议自相矛盾的编辑加工时,卢斯支持钱伯斯,而终于迫使怀特辞职。
这些事件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新出现的一种冷战气氛中。当时,欧洲的战事已接近尾声,苏联开始被看作是新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人则被视为苏联傀儡;于是蒋介石就不得不被当作在欧洲和亚洲制止共产主义扩展的努力的一部分而受到支持。这就是惠特克·钱伯斯和史沫特莱的某些中国时期的老朋友特别是J·B·鲍威尔和沃尔特·周以德的理论。史沫特莱已从中国返回故里,决心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和不持偏见。可是,由于有过先是在蒋介石统治下,后来又在中国共产党管辖区内的生活经历,她确信,中国的穷人生活境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会。比在蒋介石统治下好。她拒绝放弃她的这一信念,即,经过本土民族主义运动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将对莫斯科独立行事。根据她在印度和中国两大民族运动中所取得的经验,她懂得民族主义的力量。她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共产主义与民主是互相排斥的。
在史迪威将军被召回之前,史沫特莱已经由于两个旧日好友的反共立场而感到烦恼和私人感情上的伤害:一个是在汉口认识的弗瑞达·厄特利,另一个是她的香港朋友艾米莉·哈恩。哈恩于1944年春在她的《我看中国》一书中曾经攻击史沫特莱。由于哈恩是宋子文的好友,又是蒋介石夫人的传记作者,她的政治立场几乎没有使史沫特莱感到吃惊。使她确实感到吃惊的是,哈恩把她当作人身攻击的目标。她声称,普通的美国人都是“满脑子胡话”,因为“他们以为,只有中国游击队是在中国从事战斗的部队。”哈恩断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埃文斯·卡尔逊是造成公众中这种错觉的“罪魁”。“我并不打算说你们的坏话,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卡尔逊将军,还有你们中间的其他一些人;我只是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你们无意中给你们的朋友造成的损害。”史沫特莱私下里同意卡尔逊的意见,哈恩的那本书是“不足月的流产胎儿”。
同弗瑞达·厄特利的不和更加伤害她的感情,而且再次把卡尔逊牵扯了进来。在《中国在打仗》(1939年)一书中,厄特利是第一个发表文章宣称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些土地改革分子的现场观察家。可是新近,她发表了尖锐的反共言论——这些言论确实如此之尖锐,以致卡尔逊和史沫特莱都怀疑,她是否已经变成了国民党所收买的政治记者。
由于卡尔逊组建了一支按照他在华北观察到的游击战术训练的精锐的海军陆战营,他继续在军队内部引起风波。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在瓜达尔康纳,卡尔逊的突击队员赢得了在南太平洋对日军作战的第一次胜利。他们摧毁了日军的战争设施,歼敌8000余人,自己只损失了16个人。然而卡尔逊的上级坦率地告诉他,他们害怕他的非正统思想与战术。1943年5月,他被“踢上楼去”,当一名海军陆战队突击团的行政官而被剥夺了对突击营的直接指挥权。他采取了支持诸如撰写小册子《论黑人对我国军事努力的贡献》之类活动的方式,继续为改变军队内部的陈规而斗争。到1944年,由于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言论挑起的争论已足够使他受到卢斯和赫斯特系报刊的斥责。他是美军塔拉瓦之战和塞班之战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塞班岛上,他企图从火线救出一名伤员而在手臂上负了重伤(由于受了伤,他不得不于1945年从海军防战队退役。他是怀着竞选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的想法返回美国的)。
在史沫特莱和卡尔逊受到蒋介石支持者右翼的批评的同时,史沫特莱还受到来自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之类左翼老朋友们的批评。这类批评大多是私下进行的。到1944年9月,当在华盛顿关于史迪威的辩论开始激烈起来时,史沫特莱才放弃了她的统一战线立场,以加强她对蒋介石政府抨击的尖锐锋芒,对辩论作出公开的响应。9月18日,她在给泰勒的信中写道:
自上次写信给你后,我就到伍德斯托克演讲去了。那是件有趣的事情。伍德斯托克是个艺术家聚居区。大约180位作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和戏剧界人士住在一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他们各有一套小木屋,有点象我在奥贾伊的那种。春天,他们到那里去,一直住到寒冷把他们赶走。但是,彼此来往需要一辆汽车,因为他们都分散住在山上和山谷里。我在哈罗德·鲁格(Harold Rugg)博士家做客……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国民党部队的),他是我在中国结识的一个老朋友。我们都受到极好的接待。鲁格博士于星斯六晚上安排了一次私人社交聚会(我的演讲安排在星期日晚上)。他邀请了15位客人,可是来了45位。他们都带了饭盒,自备晚餐。我们坐在他那可爱的台地似的草坪上,眺望着谷地和群山,一边吃着野餐。天色变暗了,我们回到屋里,几位音乐家奏起了乐曲。接着,我的那位中国朋友和我坐在围成一圈的朋友中间,回答有关中国情况的问题。我为这位中国的朋友担心,因为他有一个不幸的习惯——说令人痛苦的(有关中国反动政府的)严酷真相。一次,我打断了他的话,要求听众们记住,假如在外边重复那位军官说过的一句话,他便有可能被捕,并被遣返中国。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肖特韦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也在场。肖特韦尔是位历史学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顾问,与中国官员过从甚密。所以,我的呼吁是说给肖特韦尔夫人听的。幸而那个周末她丈夫去华盛顿了。每个人都作了保证,——可是,我仍然有点不放心。
肖特韦尔教授曾试图阻止我说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独裁的话,他说,因为我国政府是承认那个政府的。他和一位富家妇女本来安排我在(伍德斯托克)市政厅演讲,当我拒不允许肖特韦尔或国务院限制我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时,他们火了。我拒绝了肖特韦尔教授(请我到伍德斯托克)的邀请。后来,有几位作家(鲁格博士)要我出席他们召集的一次集会,在那个会上,我什么都可以讲。我去了。使肖特韦尔母女和那位富家妇女惊讶的是,我带去了一位穿制服的(中国)军官——他对中国政府所作的批评远远超过了我。他们简直大吃一惊。自那次集会后,肖特韦尔夫人竭力要我和那位军官相信,她们绝对拥护言论、出版、集会等等自由。我默默地听着,由她去表达她的忸怩不安。甚至那位富家妇女也来参加那次集会,会后她走过来,哭丧着脸和我握手。我对她能勇敢地前来参加集会表示祝贺。她显得忸怩不安,问我要不要她帮忙把展品取下来——我们在会场上展出了一些(照相)展品——我告诉她不必了,那位中国军官会把展品取下来的;展览由他负责。
如果有一批人是完全熟悉史沫特莱的政治观点的话,那便是《新共和》与《民族》的发行人和编辑们了。在史沫特莱参与印度自由之友的活动时,她便与这两家杂志建立了工作关系。出于代表独立的包括反对殖民主义立场在内的自由观点的目的,这两家杂志发表了早年史沫特莱在德国最初那些日子写的报道。多年来,编辑们对她独立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倾向已经熟悉,常常看到她敢于顶撞美国共产党,拒绝成为任何人的工具。他们注意到,她批评印度国大党员在对待妇女问题上的“封建”的个人态度,虽然她知道,她这样做会被视为背叛。就是这样,史沫特莱于1941年回到美国后,对苏联的亚洲政策持敌对态度,并批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宗派主义,但她仍然坚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提供更大的希望,编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她的观点。又因为她对中国军事形势的了解——卡尔逊与斯诺公开地持有同样的看法;史迪威和其他美国外交官则私下里同意——她的编辑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军队还要在中国打长期、艰苦的战争,因此,支持能够给予我国军队最大帮助的中国盟友,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根据许多美国观察家的判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似乎是更有效的抗日战士。由于蒋介石还没有在中国实施民主而只是在把它提出来作为对于将来的许诺,许多人怀疑,他只是狡黠地摆弄美国人,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那些主张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书籍和文章的匆匆出笼,只是起到了加强这些人上述怀疑的作用。
早些时候,在1943年11月13日出版的《民族》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史沫特莱对蒋介石夫人采取了迎接挑战的态度。当时正在美国作旅行演说、在《时代》与《生活》系报刊上得到封面报道宣传的蒋夫人,是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友谊最好的象征。被评论的那篇文章的作者称蒋夫人是“中国每一个伤兵的母亲”。他继续写道,蒋夫人“从来没有被时髦纽约的奢侈和浮华所迷惑,而是穿戴得象一个质朴端庄的中国主妇”,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她被说成过着节俭的生活,她“断然拒弃与中国尊严的传统格格不入的那些时髦的无聊事物。”史沫特莱没有听任这些说法自由传播而不受追究。她写道:“崔先生(那位作者)或许是混淆了宋家姐妹。他的那些说法可以用来描写孙逸仙夫人,却决不适用于蒋夫人。这篇短文或许是在蒋夫人带着一帮亲戚随从来到这个国家之前就写好了的。翡翠和钻石,水貂皮和黑貂皮,以及丝绸缎子,构不成节俭和简朴的生活,却与中国士兵和普通人民的艰苦生活完全不协调。”
蒋夫人通过艾米莉·哈恩作出了反击,哈恩在《我看中国》一书中对史沫特莱进行了人身攻击。作为蒋夫人传记的作者,哈恩的意见反映了在华盛顿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意见。蒋夫人的愤怒后来由赛珍珠私下向史沫特莱作了证实,她援引蒋夫人的话说,史沫特莱将永远不许再来中国。
1944年,当卢斯的报刊加紧对国民党政府作“硬性推销”时,《民族》与《新共和》这两家独立的刊物全都求助于史沫特莱,要驳斥国民党发言人企图说成是真实的种种歪曲,她确实是合格的人选。到1944年秋,史沫特莱较以往更加确信,她所称的“反动势力”正集结在蒋介石背后,着手进行一场有充分准备的宣传战。她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保证美国给蒋介石政府以全力支持,切断对共产党人的支援。保守的实业家阿瑟·科尔伯格(Arthur Kohlberg)被召募到蒋介石的宣传“阵营”中又是个进一步的证明。12月16日,史沫特莱在《民族》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许多美国人在为支持那个独裁政权而大肆鼓动,他们到处说自己是中国的‘朋友’,虽然他们对那个国家一无所知。去年,一位美国商人(指科尔伯格——译者)在中国作了三个月的旅行,就在中国军队里当上了一名将军,现在却成了国民党官方纽约宣传总部高级顾问之类的角色。
10月22日,纽约自由派报纸《PM》刊登了史沫特莱写的一篇关于中国的背景性文章,标题是《中国的危机:失败与分裂》。史沫特莱摆出了中国有可能导致分裂的军事形势,呼吁解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放共产党部队出去打日本。她还指责国民党宣传人员到美国游说共和党人、教会人士和“反动”报刊的发行人把对国民党的任何批评都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或“赤党授意的。”史沫特莱指名道姓地说,周以德和克莱尔·布恩·卢斯就是“囫囵吞下了他们那一套”的一些人中的两个。
两天之后,联邦调査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给他在奥尔巴尼的办公室送去了以下通知:
“请将居住在纽约市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雅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列入定期审查监视的名单。请注意她的和有关于她的一切往来通讯和电话,并将有关的意见或建议全部呈交本局。
“目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被认出是为苏联人工作而用英语写作的主要宣传人员之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认为是远东共产主义活动问题权威。值此美国陆海军军事行动接近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时,共产党在上述地区活动的情报对本局将日益显得重要。”
根据这项通知,联邦调査局加强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査和通过雅都的秘书对她的监视。通过邮件检査,最初的一起发现是她与流亡在墨西哥城的德国共产党人的通信。
史沫特莱回到纽约后不久,德裔美国人团体就来请她写文章和作广播讲话,敦促(在德国的)德国人起来推翻纳粹,她也照他们的要求做了。也许就是通过这个团体,她与墨西哥城的难民取得了联系。其中有著名的捷克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埃贡·欧文·基希(Egon Erwin Kisch),在上海时,史沫特莱就与他相识。他和墨西哥城的其他人一起创办了一张叫《自由德国》的德文报纸,为离开本国住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服务。史沫特莱便开始订阅这份报纸,正是这件事导致了联邦调査局对她来往邮件的更严密的检査。在联邦调査局关于史沫特莱的档案中记载着,据一个“高度机密的消息来源”(据说在克诺夫出版社)称,他曾向史沫特莱转交了一封来自墨西哥城的信件,信的末尾写着:“全都是流亡在墨西哥的著名德国共产党员(姓名已被联邦调査局抹掉了)向你致意!”就是根据这样的和别的“证据”,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得出结论:“史沫特莱夫人(原文如此)若干年来一直是共产党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此后,从墨西哥寄给史沫特莱的所有函件在投递之前,都先经过审查办公室的检查。
J·埃德加·胡佛与国会中反共的右派议员有密切联系。他以提高对史沫特莱调查的重要性级别来响应国会议员中如吉布森(Gibson)之流指控史沫特莱为苏联代理人的举动。他进行调査的目的是发现史沫特莱对于苏联(可能通过美国的或德国的共产党人),作为代理人,或是作为间谍,或是这两重身份兼而有之的联系。
从1944年下半年往后的联邦调查局史沫特莱档案表明,曾大量依靠报纸的报道去搜集她言论的一些表面现象作为她同情共产党的证据。联邦调査局的特工人员们显然认为,被他们视作共产党报刊对于史沫特莱的任何报道,证明她的言论是经过美国共产党、因而也是经过莫斯科批准的。从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来看,没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曾经读过史沫特莱的任何一本书——至少直到1947年为止是这样。联邦调査局只是从有选择的一些书评中了解那些书的内容提要。在选择取证对象时,联邦调査局显然把史沫特莱一案的有关名单仅限于“可靠的证人”。所谓“可靠的证人”也就是人们已知的反共人士。“可靠性未知”的人们所提供的证据当然可疑。尽管事实上史沫特莱的朋友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立场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与史沫特莱的任何连续性接触都会使他们自动地被归入“不可靠”的一类。最后,在1984年公布的材料中,无论是联邦调査局还是军队情报部门都未能就史沫特莱对军事团体或高级军官,甚至那些十分了解她的军官如卡尔逊和史迪威的谈话提出报告。总之,联邦调查局的调査从一开始就显然是捕风捉影而带有露骨的偏见,
这样,到1944年后期,中国问题的左派和右派双方都开始预期会有阴谋发生,双方都开始对观点相反者的动机进行过于简单化的揣测。支持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的那些人变成了莫斯科的“傀儡”或“帮手”;而支持国民党的那些人变成了中国和美国大公司的“走狗”。
史迪威被解除指挥职务是直到他回到美国后才公开宣布的。他被要求不得发表公开声明,这是他服从了的一项命令。史迪威很可能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他在离华前曾谨慎地向《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和《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记者T·H·怀特透露过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在10月30日《PM》报上的一篇标题为《史迪威成为蒋介石失败替罪羊》的文章中,史沫特莱断言,蒋介石正试图转移国内对他抗日失败的日益增多的批评,将他的失败归咎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她特别指出,据她本人了解,史迪威是一个直率的军人。史沫特莱推测,他可能对蒋介石过分地直言,谈到军事形势、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她声称,史迪威的去职不是蒋介石的胜利,而是日本人的胜利。
史沫特莱在11月21日的《PM》报上又发表另一篇文章,谴责国民党政府进行内阁改组毫无意义,是“换汤不换药”,无助于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她在《PM》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12月10日刊出的,题为《致亨利·卢斯的公开信:驳〈时代〉与〈生活〉对中国形势的议论》。在12月的第一周,《生活》杂志要求史沫特莱向他们提供她所搜集的照片,以作为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插图。她给卢斯写了一封信,解释说,在不了解这些图片所配合的文章内容之前,她将不会向他提供图片。在列举了她认为是歪曲性编辑加工的例子,诸如T·H·怀特关于史迪威被撤职的报道之类之后,她接着说,她担心她的图片可能被以相同的方式用来支持国民党的事业。她指责《时代》与《生活》杂志通过采用国民党的支持者、该刊职员Y·Y·宋提供而经过一位“美国编辑”整理的材料奉行一条“国民党路线”。虽然她没有提到这位编辑的姓名,可是从所举的例子来看,她显然是指惠特克·钱伯斯。她也清楚地说出了她日益增强的对于某种阴谋的感觉:
(国民党特工人员)开始向甘愿为他们“充当掩护”的美国反动分子定期提供宣传的“国民党路线”。这一活动还伴随着一系列为使这个国家许多机构的美国人由于批评国民党反动而被解雇的秘密活动。被《时代》、《生活》和《幸福》杂志所选中而竭力加以维护的政权正在崩溃。这个政权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民主势力寸步不让,直到日本人真正是在敲着它的大门时才有所改变。它甚至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自己队伍中的民主派人士。它派出特工人员到美国来散布谎言,欺骗美国,而你却把你的出版物向他们开放。
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大崩溃要负一部分责任,自然是不消说的。多年来写文章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的美国人被诽谤为赤色分子、理想主义者、空想家等等。我也基被称作“党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因为我不愿骑墙观望而哄骗别人命运之神自能保祐我们。
如果不是我们财界支持它(国民党)当政,它早就垮台了。
现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将统治全中国,他们将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而美国的影响将会衰落的叫喊声日益高涨。让我们感谢上帝,还有些中国武装部队仍然完整无损,可以和我们合作战斗下去。美国的民主主义人士将感谢上帝,这个从旧中国废墟中兴起的新中国将不会把它们的国家出卖给美国和英国的实业家和金融家。
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队伍中,也有成百上千的正直而有民主思想的爱国人士。不得不为(国民党)政权的罪恶付出代价的正是他们,那些从这场大崩溃中幸免于死的人会找到办法和那些象他们自己那样的军人,包括同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以继续作战,并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
这个政府不会是你的《时代》杂志的文章所说的那种“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从来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和目标。如果我们试图摧毁(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以便使中国成为一个傀儡国家,就象希腊和意大利成为英国的傀儡国家那样,那么我们可能因此而引发一场历时数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终只会落得变成最受人痛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11月5日,埃文斯·卡尔逊写信给史沫特莱,称赞她发表在《PM》上的文章。他说“让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内部事务的真实情况上来是件好事。史迪威已经做了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工作。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能在那边面对重重障碍的条件下完成他所完成了的业绩,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他支持了美国人的民主和正直的最高理想。周以德是出了什么毛病?他就史迪威被召回发表的言论,是令人厌恶的言论。”这封信中也包含了一则很可能会使史沫特莱感到痛苦的消息。卡尔逊又结婚了。这是他第一次在信中提到他新婚的、年轻的妻子,称她为“极好的伴侣”。或许为了减轻对史沫特莱的打击,他又写道:“我很希望你们俩能认识。她非常仰慕你,艾格尼丝。”信末的署名是“满怀着爱,一如既往,埃文斯”。
随着公众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关心的增长,史沫特莱于11月18日再次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人民论坛”上,与约翰·根室、J·B·鲍威尔和文森特·希恩进行辩论。她还到退伍军人医院作过几次演讲。12月,她给艾诺·泰勒寄去了一张她在斯泰特恩岛上的哈洛伦军人医院拍的照片。
12月7日,史沫特莱参加了一个她认为会接受她的启示的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它是产业工会联合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2]从20年代以来,她就把工会看作是进行政治教育的一支力量。在为阻止将印度国大党员驱逐出境所作的努力中,她曾赢得工会的支持。在中国,她目睹了学生运动在唤起全民觉醒方面所显示的力量。现在,1944年12月,她号召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学生参加全国公民行动委员会,对她所称的“新型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她出现在那里的12月7日,《斯基德莫尔新闻》刊登了她的部分评论:
我们的主要报刊杂志,象卢斯的出版物一样开始宣传一种新型帝国主义,说什么现在是“美国世纪”,美国将决定世界未来的命运。这个问题——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将成为懂得我国和世界每个有争论的问题、在政治上开化的人民呢,还是继续象以前那样,把政治交由职业政客们去处理,而这些政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我国大工业巨富的代表?我们是否仍象战前那样,极端害怕每一种有可能打乱我们固有思路的新思想?我们是否还会把欧洲和亚洲强大的人民抵抗运动看成是我们钱包的威胁,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的钱包是瘪的?我们是否仍然害怕去听一位进步的美国人演讲,以免感染上共产主义?我们拥有民主的政治机器,有了它,我们可以成为黑暗世界的一支火炬,可是,我们自己准备使用它吗?且住,想一想吧,你是你兄弟的保护者![3]
史沫特莱还利用她去斯基德莫尔的机会带头发动一场请愿,抗议英国人屠杀希腊抵抗运动战士。她征集了300个签名。联邦调査局注意到这份请愿书送给了总统、国务院和几家大报。
如果说史沫特莱和她许多从中国来的老朋友在中国政策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在印度问题上却仍然一致。11月份,史沫特莱、林语堂和赛珍珠的丈夫理查德·沃尔什都在《印度之声》上发表文章,支持印度独立。这一期《印度之声》是献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55岁生日的贺礼;并且还表示强烈要求英国将尼赫鲁释放出狱。[4]史沫特莱在她那篇文章中将尼赫鲁比作托马斯·杰斐逊,并且引用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和伊丽莎白·艾姆斯(Elizabeth Ames)的话来表明尼赫鲁的处境在美国引起的反英情绪。她还指出,尼赫鲁的《走向自由》(即《尼赫鲁自传》——校者)一书已经翻译成中文,并且在新四军的月刊上连载,她特别提到,中国人也正在注视着印度能否获得独立。
《中国的战歌》出版后,史沫特莱的名气,使得一位好奇的印度年轻学生(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于1944年秋前去找她。他就是拉姆·恰托帕迪雅亚,是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的侄子、卡玛拉德维的儿子。1977年会见拉姆时,他回忆说,他与史沫特莱会晤了几次。在纽约时,他们一起去看戏或听音乐。在波士顿,他也与她一起下过中国馆子。他们的话题大部分是拉姆的叔叔恰托。史沫特莱对他说,她与他叔叔同居的那段时期,是她一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她说,恰托曾是她的老师。拉姆还谈到,埃德加·斯诺从1944年或1945年旅苏归来,曾向史沫特莱说明他叔父死亡的环境和背景。恰托是在1938年斯大林实行大清洗期间失踪的。1941年,他的俄国妻子只是被告知他已死亡。据拉姆说,斯诺告诉史沫特莱,他听说恰托死在一个劳动营中。拉姆曾帮助史沫特莱安排会见尼赫鲁的妹妹、后来当大使的潘迪特夫人。他说,那时史沫特莱极为激动,当她听说她将会见象尼赫鲁这样一位伟人的妹妹是多么荣幸时,几乎哭了起来。大约在1946年以后的某个时候,拉姆与史沫特莱失去了联系。他补充道,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她那强烈的反英态度。
1945年初,国会投票以微弱多数通过(207票对186票)给予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以常设地位。这个委员会不久前曾建议将3800名政府雇员解职。这份名单后来被联邦调査局减少到36人。这就是史沫特莱继续发表演说时的政治气氛。一位联邦调査局的特工人员注意到,1月4日史沫特莱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的扶轮社为史迪威辩护并攻击国民党。她对听众说,史迪威被解职是由于他要求监督根据租借法案给予国民党的款项的分配和使用。史沫特莱说,这笔款项本来是用来支持抗日战争的,实际上被用于反共或被大规模的贪污所侵吞。在1月末的10天旅行演讲中,史沫特莱继续攻击国民党政府。她敦促美国支持成立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应包括共产党人以及她所称的进步民主人士,主要是以孙科博士为代表的那种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报道了她在瓦萨尔学院的演讲。
1945年初,最能说明“中国通”之间的分裂日益加剧的事件莫过于一次广播辩论。这次辩论是在全国广播公司的“美国城镇会见”节目中进行的,参加人有史沫特莱、周以德、林语堂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哈里森·福尔曼。一年多以前,史沫特莱曾私下称赞周以德在国会所作的一次演讲是:“迄今在国会所作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最好的,也是最有学问的演讲。”现在,她发现她与周以德和林语堂两人在立场上直接冲突。2月27日,她在致泰勒的信中写道:
你是对的。我(在广播中)几乎与林语堂打了起来。在节目开始前,我问他,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公众,说他代表中国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并为他的旅行从中国政府的银行获得了一大笔美元,等等。林的面孔变得苍白,他挥胳膊踢腿地冲着我尖叫:“我要控告你!我要控告你!我要控告你!”他这样尖叫。然而他迄未控告……。
对了,当我读完周以德那封有名的信时,我几乎要捧腹大笑。(他在那封信中提到国民党)一些将军患有性病。我真希望你看到我读完信后周以德的那张面孔。我读出来的只是那封信的不到十分之一。这封信后来被一家杂志要去了,准备发表。我想,周以德到死也不会再给我写信了。[5]后来,当我离开大厅时,周以德在街上拦住了我,和我握手并道再见。我和他握手时说:“好一个谎言家,沃尔特·周以德——作为一个传教士,你干得还是很出色。”然后就吵起来了。他和我都站在那里,又把什么都抖出来重新辩论了一次。从大厅出来的人群也停住了脚从四面围拢过来,不久,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了。后来围观的人也开始参加进来,我便到隔壁去参加招待会了。我回过头去,看见群众把周团团围住了。林(语堂)甚至拒绝参加招待会,从后门走了。可是,艾米莉·哈恩那个姨子却来了。当然,我们没说话。
市政厅说,他们从来没有举行过比这更加激动人心的集会。2000人把大厅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讲坛上塞满了外加的椅子,两边侧厅里也挤满了听众。到了晚上8点,他们就不得不把大门关上,以免过分拥挤。听众中有我的朋友,他们如此之激动,以致一位妇女有时简直听不清在辩论些什么。另一位妇女会后由于剧烈的头痛。不能去参加招待会只好回去睡觉。你们听(广播)的人是看不见听众的。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也出席了,包括中国大使和他的恶棍妻子……可是没有一个中国民主派人士敢于站出来,甚至连一个问题都不敢提。是有一些民主人士在场的,包括2名重庆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秘密成员。我的一位朋友坐在靠近两个中国人的地方。我每次讲话,他们都急切地把身子朝前探;如果我驳斥周以德或林,他们就把身子轻松地往后仰而露出笑容。整个大厅里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群众挤得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当我朗读周以德有关性病的那封信时,听众中开始爆发出喊叫声,可是主要主持人丹尼从舞台的这边跑到那边,向听众挥舞手臂,叫他们别笑。听众情绪沸腾。
联邦调査局派遣了两名特工人员去监视这次辩论。据他们记述,史沫特莱指控中国秘密警察在美国的活动,可是,他们的一个“可靠的”告密者对联邦调査局的那两名特工说,“史沫特莱的上述断言是没有根据的。”从已透露出来的档案可以明显地看出,联邦调査局对此并不关心。美国军方仍然看重史沫特莱关于中国军事问题的情报。正如她2月27日在写给泰勒的信中所说的,她继续作周期性的旅行,去哈佛的美军特种训练学校,给那里的军官毕业生讲课。象这样的演讲没有列入她的档案,除了要承受种种公开的压力之外,史沫特莱还要应付伊丽莎白·艾姆斯的个人悲伤。伊丽莎白的姐姐在12月去世了。而且,她还得处理她自己由于妹妹默特尔·芬尼在癌症折磨下慢慢死去而产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在致泰勒的两封信中,她写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拔除我在雅都的根。管理雅都的那个女人深深地依恋着我。在一定程度上,我代替了她的姐姐,她姐姐瘫痪了,两年不能说话,去年冬天去世了。于是,我就受到了某种说不清的义务的约束,因为伊丽沙白需要身边有个人。她是个古怪而沉默寡言的女人,多数人都不喜欢她。她一定要我以雅都为家。我是这样做的——不过,我还是眷恋奥贾伊。
(3月27日)
对我来说,生活有时候变得压抑。我妹妹大约两周前死于癌症。她不断地呼唤我,可是你知道,到加利福尼亚去往返一次的代价是什么。我和她之间的分歧使得情形变得更加压抑。我病倒了。我试图和她通电话,可是她神志昏迷。当她神志仍然清醒时,我几乎每天给她写信。她并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不知道快要死了,所以,我也就按照这种情况写信,并计划着让她冬天到东部来,一起去看那出戏。我希望到那时那出戏已经可以上演了。她已经答应来。随后她就去世了。
我正在写我的(关于朱德的)新书,但进展缓慢而且吃力。我不断努力把它写成传记,但写着写着,总是变成小说,于是我又重新开始。
卡尔逊还在太平洋,可是塞班岛负伤已使他终生致残。他来信说,他将被迫永久退役,回老家去。为什么奥贾伊不能请他去演讲?(他的)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埃斯康迪多。(6月1日)
1945年春,史沫特莱又一次出发,作范围广泛的旅行演讲,以便挣钱糊口。这次旅行演讲结束之后,她写信给泰勒说:“我感到精疲力尽,可是我挣了一大笔钱,可供我从事一年写作之用。”(6月1日)
联邦调査局继续对史沫特莱进行调査,从该局的报刊资料室中发现,她曾于1918年以间谍罪被控而遭逮捕。可是,这些特工人员显然从来没有看到过或请求调阅过司法部的有关案卷,因为他们并未记下此案的细节。对一个名叫王莹的中国女演员的调査也在进行,她为史沫特莱的剧本提供背景情况。去听史沫特莱演讲的联邦调査局特工人员常常描述出席听讲人的组成情况。例如,他们在1945年3月10日关于史沫特莱在波士顿社区教堂的演讲的报告中记载:出席450人,其中,中国人30名;“大约20%”为黑人。出席听讲的还有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未指名的)教授,战前他居住在日本。据他们的档案记载,在听了演讲后,他曾与联邦调査局有过接触,因为他担心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特务在活动。他把这些警察称为中国“盖世太保”而向他们转达了这样的信息:据知,有两个这样的特务在哈佛监视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他建议,他们应就这件事会晤史沫特莱。他说,与她进行交谈并听了她演讲之后,他确信,她不是共产党。他形容她富有才智。他还说,她的报告是有事实材料作为依据的。他还建议联邦调查局向史迪威将军询问关于史沫特莱的情况,并说史迪威可为史沫特莱作担保。联邦调査局的档案中,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情报机构曾就史沫特莱的问题会晤过史迪威。
然而,当国民党中国的一名院外活动分子艾尔弗雷德·科林伯格(Alfred Kohlberg)在致《纽约先驱论坛报》主编的一封信中以怀有敌意的措辞提到史沫特莱时,倒是引起了联邦调査周的注意。特工人员报告说:“科尔伯格宣称,史沫特莱小姐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差别的说法是不适当的、歪曲的,她的信却有真正的价值。它反映了某些集团有关在战后分裂中国的思路。”在联邦调査局监视的同时,科尔伯格的信证明,他这时已经把史沫特莱当成了宣传战的一个靶子。
1945年5月10日,联邦调査局首次询问《时代》-《生活》杂志的资深编辑、一度是共产党员的惠特克·钱伯斯,关于史沫特莱他知道些什么。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钱伯斯回忆道,在1936年的某个时侯,他得知著名作家和《中国的战歌》(1943年)及其他一些书的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纽约,于是他告诉彼得斯(J. Peters,曾是匈牙利共产党报纸的会计),他想要会见她。(1936年那年,史沫特莱在中国。)彼得斯说,可以在……东70几号街某个地方的自动售货饮食店会见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见到他时曾说:“我本来以为我要会见的是爱德华兹(格哈特·埃斯勒(Gerhart Eisler)的一个化名)……
在问到钱伯斯是否掌握史沫特莱加入共产党的任何证据时,他答道,他并没有任何实际证据,但尽人皆知她是个共产党员。他说:“关于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钱伯斯)回忆说,彼得斯与她过从甚密,她经常在(美国共产党的)总部的九层楼“闲荡”。
根据档案记载,钱伯斯最后讲了一个他以为是从白劳德那里听来的故事:“史沫特莱的中国丈夫”是个共产党员,被南京的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了。对钱伯斯这次访问是在史沫特莱使用激烈的言词公开批评《时代》杂志对有关中国的报道所作的编辑加工6个月以后。约在同一时期,即6月间,新闻记者马克·盖恩(Mark Gayn)作为《亚美》间谍案6名主要嫌疑犯之一被联邦调査局逮捕。在盖恩的通讯录中,联邦调査局发现有史沫特莱的名字,并注意到他曾为史沫特莱的书写过一篇积极的评论。
1945年夏,雅都仍然按照战时方式生活,食品供应尤其是肉类仍然是难以买得到的。住在那里的客人,比前两个夏季稍多些。[6]1918年,史沫特莱通过格林尼治村的雕塑家格特鲁德·伊尔(Gertrude Boyle)首次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位,画家石垣荣太郎,荣太郎的妻子绫子,是在20年代作为一名日本外交家的女儿,来到美国的。1928年,她在格林尼治村与荣太郎相遇后,拒绝随家人返回日本。后来,他们结为伉俪;30年代,他们成了一个日本反军国主义小团体的成员。1941年后,这个团体的成员们以各种身份为美国政府工作。为了消除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居民可能产生的恐惧和误解,雅都曾向当地的报纸发布新闻,让人们清楚地了解石垣夫妇的忠诚:“石垣先生和夫人是忠诚的日本人,现在受雇于我国政府。先生在国防部工作,夫人在战时情报局工作。”石垣夫妇与史沫特莱之间此后几年忠诚的友谊,最终导致了他们被驱逐出境。
1945年夏,史沫特莱接待了两名重要的中国来客。董必武和他的翻译在8月的一个周末的来访,使史沫特莱自1940年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之后,第一次恢复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直接接触。
董必武(1886—1975)(生年当为1885。——校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层(五)老之一。1921年,他与毛泽东及其他8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早年是孙逸仙的同事。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时期(1924—1927),他成为一名著名的国民党活动分子(例如,在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成功的北伐战争中他发挥了作为一名政治军官的关键性作用)。在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突然的血腥清洗之后,董必武化装成水手,逃亡日本。日本安全警察迫使他不得不再次逃亡,前往莫斯科。4年之后,他在江西瑞金苏维埃参加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董必武第一次会见史沫特莱是1936年12月,那时董作为周恩来的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去西安解决蒋介石被劫持的问题。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时,董也在那里。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是1940年在重庆,当时史沫特莱从那里经过。
1945年3月26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宣布,将派遣一个10人代表团(包括一名共产党代表)前往旧金山,出席在6月和7月间在那里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共产党方面要派周恩来,而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宋子文却执意要董必武去,他在1926—1927年间在武汉就认识董。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董和他的两名助手尚不引人注意,会后,他们在美国旅行了大约4个月。在好几次记者招待会上,董呼吁在中国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政府,避免内战,同时他谴责国民党政府腐败。说也奇怪,华盛顿官方对董的访问几乎毫不关心——这是值得遗憾的,因为事实证明,董的这次访问竟成了直到70年代末为止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对美国的最后一次访问。
史沫特莱热情洋溢地欢迎董的到来。她花费了好几个小时陪同董在雅都的树林里散步,详细谈论中国的政治情况。董还给她带去了她撰写朱德传所需的一些材料,那是她去信请求中国提供的。对于史沫特莱,这次访问非常富有沟通信息的意义,可又是那样静悄悄的,以至几年后,联邦调査局对这次访问予以严重关注时,雅都的其他居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董必武于8月7日抵达雅都;正好是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第二天。他访问期间,无疑曾和史沫特莱讨论过这一事件的影响和后果。史沫特莱认为,拥有原子弹将改变亚洲和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使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命运变得比过去更加取决于美国的政策。她认为,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果美国在内战中选择支持国民党,那意味着苏联将不再是一支有效的抵消力量。她确信,如果这场内战能够在没有苏联或美国干涉的情况下打下去,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取得胜利。但她担心,作为唯一握有原子弹的美国将发现干涉中国的诱惑力太大(而难以抗拒)。
事实证明,1945年9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未来方向的圆桌会议甚至比2月间史沫特莱对周以德和林语堂的辩论更加富于爆炸性。她确信,公众鼓吹的中间立场最终已变得不可能,是“选择立场”的时候了。马克斯·伊斯门、J·B·鲍威尔、蒂尔曼·窦丁、周以德博士、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为圆桌会议所写的讨论文章在会议召开之前就散发出去了。史沫特莱的文章是在董必武来访之前写的,她认为,一旦战争结束,蒋介石就再也不能以“战争需要”为借口,拖延实施民主宪法和举行选举了。他预言,当租借法案款项用完后,蒋介石将再也不能收买支撑其政府的各派军事力量联盟的合作。窦丁的文章的中心议题是新近由宋子文和斯大林谈判缔结的中苏条约。这项条约规定,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将不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物质援助。斯诺的论文是《中国必定赤化吗?》。这篇文章写得较早,是在投掷原子弹或中苏条约达成之前写就的。他认为,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应当承认苏联与中国相关的合法安全利益,因为他们曾“不加掩饰地把他们历史前程的赌注押在与苏联分享世界权力以保障和平的成功上。”
在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前,在美国许多人还愿意勉强承认与俄国分享世界权力的必要性。可是现在,某些有影响的呼声开始号召美国为了道义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理由以更积极的行动向苏联挑战。那些呼声中有一个属于史沫特莱的老朋友J·B·鲍威尔。他与马克斯·伊斯门合作,写了一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文,声称国民党“在一切地方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效忠。”鲍威尔和伊斯门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听命于克里姆林宫。”
周以德博士的反共结论在措词上要狡猾得多。象史沫特莱一样,他也坚决主张运用美国的影响去阻止欧洲列强在亚洲恢复殖民统治。他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它在党的本身内部实行民主。不过,他又怀疑,作为一个执政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会以民主方式对待自己的反对党派。然后,他断言,共产党曾拒绝将军队交由美国人指挥,而蒋介石一贯对美国忠诚。他还宣称,蒋介石曾对他说,他之所以未能把共产党人消灭干净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一个野蛮人。周以德最后论点的锋芒基本上是宗教式和家长式的:美国受惠于蒋介石的忠诚,因为他是皈依基督的信徒。他曾不顾国内的困难处境和来自国外,甚至来自美国的批评而站在美国一边。他认为:
如果在(中国人)如此英勇地坚持了这条路线之后被抛弃,如果我们的承诺不兑现,那么下一回他们除了投奔共产党人和一场世界性阶级战争或者投奔日本和一切世界性种族战争之外,将别无选择。我们将面临世界人口中三分之二的有色人反对三分之一白种人的局面。我们能赢得所有的战斗,但我们还是要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他们可以在工作上胜过白人而吃得比白人差;他们比白人能吃苦,比白人更善于等待,并且比白人繁殖得快。
中国人,作为人数最多、无比坚强的有色人种,他们是站在民主阵营一边,还是被绝望地驱赶到另一阵营?答案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懂得,我们面对的现实,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直到不仅仅是打败日本,而且获得这样一种胜利,一种能使中国真正解放,能确保整个亚洲随着其人民努力和斗争,以成长到和全权国家和独立相称而获得最终自由的胜利。
辩论过后不久,史沫特莱在于9月7日写给泰勒的信中,描述了她自己的一种被出卖感:
好了,芝加哥大学的圆桌会议开过了,可是鲍威尔与我之间一场真正的战斗却在广播以前的那个晩上和早上继续进行。鲍威尔现在似乎得到某些强大的法西斯组织的财政支持,我怀疑其中有全国制造商协会。他一直在商会和实业家俱乐部演讲,鼓吹反对苏联,在中国,反对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任何力量。他们似乎在以豪华的方式怂恿他,以致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凶猛的反动分子,不断鼓吹发动反对俄国的战争,除非俄国人低头或跪倒在美国金融资本面前。
在前一天夜晚和芝加哥大学的三个人进行的6小时讨论中,鲍威尔与我激烈争论。鲍威尔指控我到场并参与杀害了两名美国传教士。据鲍威尔说,新四军杀害他们,是为了“庆祝俄国的国庆节”。我是如此之惊骇,我连想都无法去想,更不要说讲话了。麦克奈尔教授和鲍威尔辩论起来,并以事实使他哑口无言。我最后责问鲍威尔,象他那样一个和我相识多年的人,难道真的相信这样一个残忍的说话?他说,他“相信,在这种问题上我所知道的比我愿意承认的要多。”于是我回答他说:“在你的上帝面前并以你的上帝的名义,你在撒谎。”他默不作声了。
那个糟透了的会从下午6时半一直开到12时半。最后麦克奈尔对鲍威尔说(麦克奈尔踱着步),“你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与会的另一位附和他意见。
谁也不知道鲍威尔为什么会转向反动。他过去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确实反对中国共产党,然而,他总是愿意维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从不允许利用他的杂志进行诋毁和中伤。有一次,他还把发表文章恶毒攻击我的一个人解雇了。现在,他自己在进行恶意的攻击了。
我的朋友告诉我,我在电台上干得棒极了。我几乎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了。因为鲍威尔的变坏和他的恶意攻击,我一夜未能入睡。无论如何,我们已不再是朋友,我们成了仇敌。
通过收音机监听这次圆桌讨论的联邦调査局特工得出了缺乏根据的结论:“史沫特莱支持俄国在远东的意图。”
1945年11月26日,史沫特莱在《新共和》杂志上,对鲍威尔写的《我在中国的25年》一书发表评论,她指控鲍威尔已经变成为美国商业界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对他迎头痛击。虽然她称赞他早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和遭囚禁期间髙尚而英勇的表现,但她指出,他是“通过一个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外国人的目光”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已经忽略他”(而前进)。她指责他歪曲事实,以投合“美国沙文主义。”作为一例,她引述了鲍威尔所说,在美国或中国上过大学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参加共产党。她还指出,其他几件被鲍威尔歪曲,使她特别感到困扰的实例:如“只有国民党军队里的共产党员应对1927年南京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负责”;“蒋介石与1927年在上海屠杀5000名中国工人和学生一事无关”;毛泽东和朱德都在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领导下的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在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曾到西安去“与她磋商。”尽管鲍威尔在他这本书中没有点史沫特莱的名,在涉及她时,他写道:“一位被赤色分子利用的……美国女性左派分子”,并说她是参与劫持蒋介石这一国际阴谋的一分子。
鲍威尔、周以德和史沫特莱之间的共同之处,比他们自己愿意承认的要多,但他们感到不得不选择立场。在支持他或她认为能最好地引导中国人民的派别方面各人都实行了一次“信念的跳跃”。当他们为捍卫各自的信念而纠缠于斗争时,他们就看不到为了反对贫穷、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不公正而进行的共同的战斗,而开始互相把对方视为敌手。旧日的朋友在冷战政治的战场上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 * *
[1] 注:迪克西军事观察使团自1944年7月至11月留在延安,由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率领。以迪克西为之命名,是因为国民党和美国人都把共产党人看作是反叛者,还因为一首歌的歌名是《关于迪克西,他们说的是真话吗?》一般情况,见卡恩(E. J. Kahn, Jr.)《中国通:美国的外交官及其遭遇》(纽约,1975),或见包瑞德回忆录《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柏克莱及洛杉矶,1970)
[2] 虽然在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生活中是取名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先行者,但是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所关心的是就政治问题对公众进行教育,而不是为某一特定的候选人筹集资金。而在其最兴盛的40年代中期,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曾被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利用来吸引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支持他的事业。
[3] “兄弟的保护者”,典出《圣经》:创世纪。——校者
[4] 由于未能就印度独立获得英国人的直接承诺,尼赫鲁、甘地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拒绝在战争努力中与英国人合作,因而从1942年8月被囚禁至1945年5月。
[5] 史沫特莱提到的那封出了丑名的信是周以德写给当时在汉口的另一位传教士洛根·鲁迟的。那封信发信日期写的是1938年1月14日,地点是山西省汾州。作为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周以德对国民党军队在山西省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时的状况和政治斗争作了详细的评论。在那封信中,周以德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国民党部队和当地军阀阎锡山部队的行为作了比较而称赞八路军。信件全文可在史沫特莱文件第一盒、第55页中找到。鲁迟可能将那封信传给了史沫特莱,那时她正住在鲁迟家中。
[6] 除了卡尔森·麦卡勒斯(Carrson Mcllers)之外,在雅都的这个团体还包括作家石垣绫子、埃莉诺·克拉克(Eleanor Clark)、小霍华德·道蒂(Howard Doughty, Jr)、卡波·费伦(Kappo Phelan)、鲁思·道米诺(Ruth Domino)、伦纳德·埃尔利希(Leonard Ehrlich)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曲家克兰斯·勃兰塞克(Klance Blazek)和阿列克赛·哈依夫(Alexei Haieff),画家霍布森·皮特曼(Hobson Pittman)和艾斯特·罗利克(Ester Rolic)以及石垣荣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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