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s
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史沫特莱传》 麦金农 (Mackinnon, J.),1987/第十六章 酸甜难辨回纽约,1942—1943.md
T
coco 8b94d76799 a
2026-07-21 13:57:15 +08:00

188 lines
49 KiB
Markdown
Raw Blame History

This file contains ambiguous Unicode characters
This file contains Unicode characters that might be confused with other characters. If you think that this is intentional, you can safely ignore this warning. Use the Escape button to reveal them.
# 第十六章 酸甜难辨回纽约,1942—1943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bio-agnes-smedle/16.htm
> Downloaded: 2026-04-05 21:26:30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index-leftwingculture.htm) -> [史沫特莱传(1987)](index.htm)
* * *
第十六章 酸甜难辨回纽约,1942—1943
史沫特莱离开加利福尼亚时情绪高昂,对她自己的前景满怀乐观,为她所见到的战时美国感到振奋。1942年的状况和1934年已经大为不同。战争把妇女带进了劳动大军的队伍。为男人们提供了近乎充分就业的机会。对于象她住圣迭戈的亲友那样的普通人民来说,生活水准有了可觉察的提髙。1934年她认为只能通过革命手段茯得的社会变革。例如,种族融合、妇女经济独立,工会参政。1912年似乎正在和平地实现。简言之,罗斯福治理下的美国似乎正在实现她和朋友们从1919年在《召唤》工作以来一直为之鼓吹和奋斗的国内外政策目标。在这种新的政治背景下,史沫特莱认为她可以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抵抗日本人的战争努力有效地争取美国的支持。
象在1928年史沫特莱离开欧洲到中国去从事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一样,她在美国作为一名宣传家的任务也是她自己主动承担的。她认为她自己在代表中国的“进步”分子,而她心目中的“进步分子”则又无疑是指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层,尤其是指周恩来等具有联合阵线思想的领袖人物。但是她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形势进行独立的分析,她不象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不是受权发言人。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所维护的“进步分子”的概念既包括共产党人,也包括林可胜医师、桂系将领和一些无党无派的城市知识分子。她希望中国能在战后避免内战,并且认为是可能的,只要美国对蒋介石施加适当的影响。于是,史沫特莱1942年的头等优先大事便是前往美国的信息传播中心纽约,并为自己确立作为一个作家和中国问题权威的地位。
史沫特莱前往纽约的火车上装满了军人,史沫特莱找他们中间尽可能多的人交谈,一直谈到深夜。途经芝加哥时,她写信告诉艾诺·泰勒:
我对我国军人的敬意在与日俱增。这些军人都受过教育,整体看来显然不笨。他们缺乏国际知识,但却是我为之骄傲的那种好人。我喜欢我国同胞身上的许多优点——他们不拘礼仪,任何别人都可以和任何人谈话,任何人都可以彼此开开玩笑。我同行的一位非常体面的女人,很有些臭钱的梅隆家族的一员,成了我的好友。她年纪和我相仿,长相不错,很快就放下了她那一副鼻孔朝天的架势,和军人们打成一片了。她和我踱来踱去和他们谈话,有时也为点什么而争辩,不久,一位30岁左右返回德梅因营地去的严肃而漂亮的陆军妇女服务团团员也参加了进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还有一个黑人姑娘——一位黑人士兵的妻子——于是我们成了四个。一天夜晚,我们一同唱起了民歌,很快就带动了整个软席车厢和三五成群进入车厢的士兵,全都扯开了嗓子高声合唱。我一路唱歌,唱着美国各个时代的歌曲。
一天清晨醒来,我们正从怀俄明通过。我们发现车外是深积的白雪,切尼已被完全覆盖。在内布拉斯加有一批五大三粗的农民登车,全都足有6英尺6英寸高,膀大腰圆,壮得象牛,穿着花格子衬衫,看上去疲惫不堪。相形之下,军人们倒象是消闲的绅士。
史沫特莱中途下车的第一站是芝加哥。她在香港时曾答应艾米莉·哈恩(即,项美丽。译者)把艾米莉一个非婚生婴儿的照片亲手交给艾米莉住在温尼特加的母亲。尤其是现在,香港已被日本人攻占,而艾米莉下落不明,史沫特莱觉得有义务履行诺言。艾米莉·哈恩的两个姐妹到芝加哥车站来接她,之后游览全市,直到天黑才来到北郊哈恩家。她对这一家人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在州的民防委员会工作,有人为《哈泼》和《大西洋》写文章。艾米和的一个侄儿在航空队,女的都参加了红十字会和缝纫合作会:史沫特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艾米莉的消息令人不安。
给史沫特莱留下印象的还有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出资创办的《芝加哥太阳时报》,她声称,这是她读到过的最出色的报纸:“责任感强,准确得无可挑剔;透彻全面;不耸人听闻;进步;反对这个国家的一切反动和一切法西斯。今天出的报上就有一篇有关瓜达卡纳尔岛的全面报道;并且连载着这家报社派驻海军陆战队的记者从所罗门群岛发回来的随军日记……但是在从芝加哥到纽约的路上,软卧车厢装满了商人,他们读的却是下流的《芝加哥论坛报》。我们明天9:30到达纽约。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仿佛是个梦。”
史沫特莱现在相信,中国的统一战线得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承认是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关键。就象玛格丽特·山额以渐进的策略推动她的节制生育那样,史沫特莱已经甘愿压低意识形态的地位。以集中力量实现一项近期目标。至于她自己的政治立场,她仍然在探索,仍然厌恶极权主义而不论是左是右。她在政治上的灵活性要比1934年访问纽约时期大得多,她希望能被根基牢固而有声誉的报刊所接受。但是有关她30年代以来教条气十足的政治言论的记忆和她作为一个满嘴脏话的“放荡”女人的名声,使这种接纳成为不可能。在11月写给泰勒的一封信里。她叙述了10月下旬到达纽约后不久在海外记者俱乐部里笫一次露面的情景。
那里有三四位贵宾,我们必须站起身来答礼……当我站起来时,各个角落就响起了远东(那帮记者)发出的喊叫声……
我对那个俱乐部有些什么样的感想?不错,有些人的讲话是有趣的,但是……(如果说)男女君王就是趾高气昂,(那末)他们的表演是相当成功的。我相信,战场上的指挥官们和我这些同行们在一起也一定会觉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他们个个衣冠楚楚、伶牙利齿、神气十足,一个月写一本书,一个个的表情仿佛都在说,“我是多么有名……”而我,我有点觉得我的裤子在往下落,微不足道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种气氛就能置人于死地是令人吃惊的。午餐会后,“远东”帮记者中的一位走了过来,弯下腰,用一种自以无所不知的神情问我:“请说句老实话——你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曾经是情人吗?”
他象追究罪犯似地看着我,我敢发誓,我当时就觉得,他仿佛在我从教会的捐款盘子里偷窃一个便士时抓住过我。这件事也可显示出攻击的力量。这种攻击使我过了几分钟才能振作起来说,这样的流言是不真实的。但是攻击得如此猛烈。以至我也不得不绞起脑汁来确定我和那位英国大使之间究竟是否有过那种关系。也许是我忘记了——当时我曾那样想过,但是我实在是完全清楚我从不曾有过……
散会时,我亲吻了那伙远东帮,他们也吻了我。我吻过的几个男人的妻子惊讶地说:“天啊:我总以为我会发现你非常丑,但是你却很不丑,”于是我便知道了,她们的丈夫,我吻过的那几位,曾告诉她们说我很丑。
史沫特莱到达纽约时身上共有400美元。她已经以《中国的战歌》的名义预支了一笔版权税,而她的编辑,为克诺夫工作的编辑,还在要求——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地要求作进一步的删改,这就意味着要再过相当一段时间她方能从他们那里支取款项。在这种窘境中,史沫特莱没有到格林尼治村去寻找住所,说给别人听的理由是,“不想和那些在把格林尼治村当作活动巢穴的政治小集团搅和在一起”。她在中央公园和滨河大道之间的一座二三流的大楼里找了40美元一个月的一套只有一居室的公寓住所,贮藏食品(主要是牛奶和干酪)的公用厨房象淋浴室一样,都在走廊一端。她经济上的苦恼还由于牙齿的毛病而更为加剧,她写信告诉泰勒。她希望能很快卖掉一篇稿子去支付镶牙的费用。
在开门接纳她的那些人中间,有艾尔弗雷德和布兰奇·克诺夫(Alfred and Blanche Knopf)夫妇。在她初到纽约的头几个月,布兰奇常邀请史沫特莱到克诺夫家出席鸡尾酒会,她就是在其中一次酒会上认识了亨利·卢斯的。11月20日,她写信告诉泰勒:
企业巨头,《生活》、《时代》和《幸福》的老板兼出版人亨利·卢斯迈着大步来到了酒会上。克诺夫夫人一路为他介绍,他一路颔首致意,但是当她把他带到我端坐着的长条沙发前,他却和我握了握手,并且猛一下在我身旁坐了下来。我们坐在那里,单独交谈了一个小时。然后他站起身来,一鞠躬,说了他还想见我之后,就走了。克诺夫夫人把我拉到一边,用一种压低了的感人的声音告诉我,“哈利是为了见你才来的。”因为“哈利”对中国怀有非常罗曼蒂克的感情,而他的妻子有一次在中国试图以各种恶名诽谤我时曾被英国大使驳得哑口无言。不过,卢斯却是我当时所遇到的唯一富有魅力的男人,即使在整个酒会期间他从不曾看我一眼,我也会这样认为。他有惊人的魅力;然而这一事实却令人遗憾,只要考虑到我是如此完全彻底地不同意他所有的观点——如果我从各方面听到的他的那些观点果真属于他。他对我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和感受,而我有时不得不讥诮他受骗。他是不习惯于让任何人讥诮的,因为他是个百万富翁。一般人恰恰不嘲笑百万富翁,你是知道的。
于是我正在获得一种结交有钱有势人物的坏名声。然而,任何一个人富得能够这样做的人都叫克诺夫夫人“布兰奇”,他们又都叫亨利·卢斯“哈利”。如果我的书能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我的作品能引起足够的注意,也许有一天我也能称呼他们“布兰奇”和“哈利”。
纽约出版界的亨利·卢斯等人会对史沫特莱能否使她传达的政治信息适合他们的世界观进行试探并不令人吃惊。1942年的纽约是全世界各地共产党脱党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在《时代》与《生活》工作的卢斯的主要知识界顾问之一,威利·施拉姆(Willi Schlamm),就曾经是维也纳一张共产党日报的编辑。卢斯的另一名编辑惠特克·钱伯斯也曾经是共产党员,而在1942年变成了联邦调査局的眼线,人们知道,他在鼓励其他的前共产党人向他袒露心曲。卢斯很快就发现,史沫特莱也有他自己那种能够吸引政治使命感强烈的一批人的魅力:她一直是前共产党员尤利安·冈帕茲和弗瑞达·厄特利的朋友;她和美国共产党的成员之间有着意见分歧;她对斯大林主义的清洗极为反感而且私下批评俄国人的对华政策;而且,她还直言不讳地对美国在罗斯福总统新政下取得的进步公开表示赞扬。
亨利·卢斯显然认为他自己是一名国家政策制订人,而且,据他看来,美国在其中发现了它的自我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人心之战,意识形态的抗争。他出生于中国,是个传教士的儿子,建立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一直是他梦魂萦绕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再加上美国传教人士在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努力追求和蒋介石的皈依基督,都使得无论是卢斯或是美国各派教会,全对国民党抱有一种基于自利的忠诚。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引发了对于蒋介石的过甚其辞的赞美,以至使得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而对于他的任何批评都成了不许可的禁忌。
卢斯和许多前共产党人相信,公众是无法接受一幅充满了互相冲突的现实情景的图画的,所以需要有一批精英人物来指出应该支持什么样的政策和什么人。在遇到为着某种目的募捐或在中国选择一位盟友时,公众不得由于有关蒋或其政府的弱点的信息而感到惶惑。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世界传教评论》在蒋介石信教后宣称,“中国现在有了有史以来最开明、爱国、胜任的统治者。”
史沫特莱来找弗瑞达·厄特利重叙她们在1938年的汉口结下的情谊时。厄特利试图把她带进她的前共产党专业人员圏内。但是,在纽约见到厄特利之后,史沫特莱便心生疑窦。在给泰勒的两封信里,她写道:
上星期,我住在一位英国女作家弗瑞达·厄特利的家里。她曾经和一个俄国人结婚,那人已被苏联当局处死。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女人心灵里的每一点希望曾经象她的那样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她曾经是一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现在成了个思想上一团漆黑的犬儒。她什么都不相信……(据她说)俄国人打仗是出于恐惧;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纯粹是在使法西斯获得活力。
(12月2日)
大前天晩上我参加了格林尼治村的一次晚会(在弗瑞达·厄特利的家里)。有个相貌不凡的年长男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由于苏联的大清洗而退了党。他不停地对我说:“艾格尼丝(我却一辈子也不曾见过这个家伙),你和我将永远也不能过以往那种荣光笼罩的日子了,能吗?”此人似乎认为我们曾是童年伙伴,如今都已长大而且感到了美妙幻想的破灭,但是他极为失望,因为我拒绝站在他那幻灭者一边。弗瑞达,愤世疾俗而深感幻想破灭,谈到我时总是说:“哦,她的感受和我们完全相同,只不过不愿承认罢了。”
(12月4日)
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这一时期在为《时代》工作,据他记述,人们在纽约常可以遇到一批共产党的脱党分子,他们轻视群众的程度不亚于一般知识分子。弗瑞达·厄特利无疑就符合这种描述。24年以前使得史注特莱对纽约的共产党人持厌恶和戒备态度的正是他们这样一种对待“群众”的知识分子高傲情绪。1942年,她发现无论是脱党的或是继续留在党内活动的共产党人,在这一方面。全都依然如故。她吿诉泰勒:“几天以前一个晚上,我到一位女士的住所去。发现有一群共产党人正在那里聚会。他们以羞辱人的轻蔑宣告所有的別人——如“浅薄的自由主义者,粗野的文盲,法西斯分子”——全部该死,他们说。应该叫海明威见鬼去……他们说。现在所有的人都跑来向他们求救,而他们正在把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施舍给够格的那种人。我深知我不够格和这些美国共产党人交往:今后,我将既不谋求也不容忍与他们为伍”(12月24日)。
有一个时期史沫特莱曾探索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归宿,除卢斯以外,出版界的其他人也都试图揣测她真实的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读者文摘》的编辑们就曾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研究了几个月。11月20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泰勒:
我坐一两个小时的火车,沿哈得孙河上行,来到一处叫做查帕夸的地方,附近有(《读者文摘》的)一个活动场所。《文摘》的主人华莱士先生和一位姓帕尔默的新任编辑到车站用车接我,带我到一座摆设得如他们所说就象是地方执法官举行孕后结婚仪式的办公室似的小屋共进午餐,盘桓达三个小时。那个姓帕尔默的男人,以亲法西斯闻名,和现已入狱的某些亲纳粹分子关系密切。此人腰肥体壮,有时面露笑容,但是更多的时候使我想起入侵利比亚的英国士兵,他们不先用棍棒戳进沙土探明是否埋有地雷之前是不向前迈步的。同样,帕尔默和我打交道时手里也有根棍子,小心翼翼地东戳西戳,以免得触发地雷炸得粉身碎骨。他非常仇视黑人,非常赞成维护亚利安种人的纯粹。他的反有色人种偏见范围甚广,包括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他只是请我告诉他,我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也应该适用于中国,那是否意味着中国人也可以进入我国,这又是否意味着战争结束后我们将不得不到那里去建设中国并且养活那里的四亿人口。他使用了“黄祸”这样的字眼。他似乎并不知道中国一直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我告诉他,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他们就根本无需我们去帮助。不过,既然向我出了每篇文章几百美元的价钱,我就试着把题目对正现实,谈谈我所知道的事情。我要他们知道我不是贷款和投资问题权威,我的意见在国务院内并不具有十分大的决定性意义。华莱士要我写一篇有关日本人如何对待中国人的文章作为开始。
到这时,史沫特莱已经在靠她从一家贷款公司借钱维持生活。1月13日,她告诉泰勒,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读者文摘》仍然未能感到满意:
(他们说)他和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们能够利用或是究竟能否利用这些文章。这样的文章对于美国读者(很可能)过分骇人听闻。这家杂志的编辑们对我说:“请对我们谈谈日本人强奸。我们喜欢听有关强奸的情况。”于是我就在我的文章里也附带谈到了这个。然而,我并没有把强奸写得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吸引人。我告诉人们,日本士兵是怎样十五六个一群强奸一个女人,直到她发疯或是死去,常常是在事后厌恶地把她杀死。我还谈到中国妇女怎样由于日本兵而怀孕,而把婴儿杀死在出生的时侯。
史沫特莱关于获得稳定财源和作为作家被出版界接受的美梦,随着一篇又一篇文章被退回来作低调润色和修改而日渐暗淡。2月,她无可奈何又借了一笔钱来拔掉三颗牙齿和镶上假牙。尽管债务日重,她仍然坚定地拒绝编辑加工:她不愿避免批评蒋介石,也不愿把中国的战争写得较为适合中产阶级读者的味口。她坚信:只有公众面对严酷的事实,才能懂得在中国处于危险境地的究竟是什么。
1942年秋,普列斯顿·斯科耶尔(Preston Schoyer)的《外国人》出版问世。史沫特莱声称,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的非常好的书,不过我在里面显得……就象他们使他们变成的那样(原文如此。译者)粗鲁而尖刻。”粗鲁而尖刻刺耳确实是史沫特莱传达给公众的最主要特征。但是这种粗鲁的形象,虽然会吓坏一些出版商,对于参与了战争努力的军人和政府官员,无论是英国的或是美国的,却具有吸引人的魅力。这类军人和官员不断到纽约来看望她,或是邀请她到华盛顿去。他们都曾到过中国或是即将被派前往。约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是个典型的代表,他是战略情报局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和史沫特莱定期作私人性质的会见,密切合作,交换信息:“他(巴恩斯)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出席的还有另外五对夫妇。那个夜晚是在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和争辩中度过的。我从中了解到了全部中国最新情况。他还给了我一大捆文件。”显然,东海岸的重要人物都认定,史沫特莱掌握着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而且,对于表达应该支持在中国打日本的无论什么军队的必要性方面能够起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有人建议新任加拿大驻重庆大使维克多·奥德伦(Victor Odium)将军去见一见史沫特莱。3月17或18日。她写信告诉泰勒:
昨夜,我赴新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维克多·奥德伦将军的晚宴,后来和他同往他的住所,在那里一直逗留到深夜。在地板上走动,互相挥舞手臂,谈论战争、法西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等等。他非常天真,头脑简单,到了中国,一定会在那些工于心计的政客们掌心里被玩得暈头转向。但是他仍然具有一个普通人的头脑——能够看透不少欺诈和阴谋,我非常喜欢他。我们相处得十分愉快,有时我笑他笑得我难受,有时我们一起大笑。例如,他告诉我,美国人全都说加拿大人毫无风趣,正经得可怕。例如总理麦肯亦·金(Mackenzie King)就拘谨而毫无风趣,经常由于偶然发火而把一个人从他的外交官住所上召回。奥德伦将军昨天写信规劝他,为了四大自由的缘故请他千万要有点风趣;但是他说,麦肯齐·金很可能会为了这项建议而撤销他的职务。后来,这位将军和我谈论到德苏战争前线,他试图以摔跤比赛为例说明军事战术。为此,他站起身来,站在我的面前。并且摆出一个角力士就要和对手搏斗的姿势……在他说到这里时,由于想到会和一位将军搏斗的前景,我不禁大笑并且尖叫出声来。我对他说,这个主意不错,我从未见到一位将军搏斗过。我告诉他,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有一次曾说,追求知识有如和美女搏斗。如果我们不是只有两个人,而是有一位第三者在场。我会真和奥德伦将军搏斗一番。但是,由于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他又是个加拿大人,我担心他会认为我太放纵。所以我只是建议他写信告诉麦肯齐·金,他为了追求如识终于一位女士搏斗了一番。从而有了一段有风趣的体验。
史沫特莱还同一些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机构保持接触,她和重庆政府医药供应部美国局的局长刘恒(音)博士建立了某种友谊联系。而洛克菲勒财团支持的一个对华联合救济组织也曾请她向该会以亨利·卢斯为首的董事们作一个报告。
赛珍珠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也表示向史沫特莱敞开大门,这两位女性的共同之处比她们意识到的还要多些;她们并不知道她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上海那位死于1931年一次飞机失事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都有过一段风流事件。赛珍珠问史沫特莱。她是否愿意接受几项演讲聘约,如果为她作出安排的话。史沫特莱立即表示欣然接受。史沫特莱十分钦佩赛珍珠的精力和勇气,特别为她的一次演说而感到高兴,赛珍珠在那次演说中批评了在中国的传教运动有些部分所固有的种族歧视倾向。赛珍珠和沃尔什正把史沫特莱重新介绍给她的上海老相识和思想上的老对手林语堂。使史沫特莱深有所感的是,战争已经使林发生了变化。他似乎更有信心,更成熟,而且极其爱国。她惊喜地发现,他以严厉的态度反对把《大西洋宪章》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白人国家。
史沫特莱自己也扮演了介绍人的角色。她在香港结识的一位英国朋友苏格兰人戴维·麦克杜格尔(David MacDougall)受伤后曾被日军俘虏而终于逃了出来。1943年1月,英国政府已经把他派到华盛顿来主持有关维护英国殖民政策的宣传活动。他曾多次来到纽约看望史沫特莱,并且邀请她到华盛顿去。2月,史沫特莱在纽约把他介绍给了赛珍珠,而他们三个曾就英国在印度的政策展开过争论。2月7日,艾格尼丝写信对艾诺说:
当(麦克杜格尔)对我说,他认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应该被关进监狱时,他和我几乎动手打了起来。我对他说,他是在玷辱他自己;他是个年轻人,是个开明人物,他属于新世界,不属于旧世界。我坦率地告诉他,就我来说我就舍不得把他交给旧世界;他应该帮助我们击败殖民主义;他应该帮助尼赫鲁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在印度获得自由而停止把印度的卖国贼运到美国各地为维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进行宣传。赛珍珠、狄克·沃尔什和那位产联领袖(不知姓名)都支持我的观点。我们告诉戴维,我们希望能把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送出这个国家,把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带到这里来……戴维在认识赛珍珠之前认为她是个“危险人物”,但是在认识以后,他象我一样看出了她的可爱、淳朴、直率而毫不虚伪狡诈。她。是美国产出的最优秀的人物——聪明、有理想、正直、心地单纯、态度诚恳;非常非常坦率……
当我在他们城里的住所看见她时,我看到了她能够成为多么美的女人。昨夜我收到赛珍珠写来的一封短笺——谁收到都会象我一样产生由衷喜爱之情的那样一种短笺。除了其他的话,她写道,“我觉得我现在认识你了——我非常喜欢你。”她告诉我,她和沃尔什都将去听我3月24日题为“战斗的中国人”的演讲。
由于战争,一种两党一致精神贯穿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先前的政治对手现在一致同意,既然事实证明日本是个比预料可怕得多的敌人,就应该作出某种国际努力来使中国的统一战线保持下去。而由于德国作出了就要入侵英国的姿态,俄国成了抗击纳粹德国之战迫切必要的盟友,而不论保守党人或自由党人对30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有什么看法。有一起事件充分反映了当时那种情绪,那就是1942年11月7日为纪念俄国革命而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集会。[1]由于德国的扩张看不到尽头,参加集会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他们的同路人,总数共达25000人。演讲人包括: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前美国驻苏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和代表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一位将军。并且通过扩音器向群众宣读了一份来自非洲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支持我们俄国盟友的无线电电报。
史沫特莱十分清楚,1942年的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和1920年的不同。虽然在每一个阶段她都不情愿,她的政治天真已随着年岁的消逝逐渐离她远去。她对政治词藻背后的现实的承认仿佛在以一圈圈同心圆的方式不断扩大。然而留在核心却依旧是那同一个人,所以,1942年她想到要找的都是1920年以前结识的那一批能够独立思考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左翼朋友——她知道能够理解她的政治经历的一群人。在其中处于最前列的是她在格林尼治村和在德国节制生育运动中共过歩的那些女朋友:索伯格·布伦丁、约瑟芬·贝内特、玛丽·克诺布劳赫(Mary Knoblauch)和艾伦·凯南(Ellen Kenan)。1942年史沫特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就是围绕着这些女人在转动的。[2]可能的例外是在纽约大学教英语课的一位诗人,这时的史沫特莱显然不曾和男人有过性关系。她已经50出头,她的性需求似乎已经减退。在给泰勒的信里,她提到性时使用轻蔑的语气,总是把性和友谊和爱区别开来。看过当时流行的有关战争的戏剧和电影,她抱怨道,人们很可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能够让美国人民为之而生和为之而死的东西,除了性。就别无所有了。”她批评出版商和电影制片商教育青年,“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事实上爱的价值仅仅在于使生活充实。”和延安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她曾为反对过度的禁欲而斗争,现在在美国,她发现使她反感的是另一极端——別无所思,只醉心于性欲的满足。
碰上老朋友,当他们用以往的情爱生活取笑时,总使她觉得不舒服。甚至感到难堪。在给泰勒的另一封信中,史沫特莱写道:
谈到男人,有家伙到城里来通过电话用一种浪漫口吻约我“到公共图书馆我们经常见面的那同一间房间”去和他见面。这家伙我到还记得。却想不起曾经和他在什么地方哪间房间里见过面。我同意和他共进午餐,让他在图书馆门前的狮子旁边等我。我们见了面,流逝的岁月对他并不仁慈。但是当他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肩膀时,不幸得很,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曾经和他在一间房间里不时约会。这使我感到非常厌恶,以致几乎要臭骂他一通,连他走着的地面我也厌恶。他不断悲伤地对我说,我改变得太多了。是的,我说,一连说了三遍,因为一个人每过七年就会完全改变一次……我确实认为此人是个低能儿。他说起话来就象一张破唱片,我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你是在说着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同一件事情。”他回答我:“除了重复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后来这狗东西跑去对我认识的另一个男人说,他和我曾经是情人。那男人在提到那家伙的名字时向我露出一种怪笑,然后问我那话是否真实。我告诉他,也许是真的;我曾经是那样一种傻瓜,以至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我发现他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可恶的讨厌鬼。这位朋友这才止住了笑。
我在少女时代过的该是多么糟的一种生活啊。要是我能遇上一个值得我引为骄傲的男人,我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和他睡过觉!”但是我只能独自一个人悄悄地退缩进某个角落怀着羞辱思考这一类的事情。萧(伯纳)说得对,性爱是最短暂而不可靠的一种人类感情,只有和极深的友谊和情感联结在一起时才可以容受。
(1月27日)
1943年1月,在为支持印度独立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她的似曾相识的熟稔感油然而生。甚至宴会主持人,罗杰·鲍德温,也是她的旧日情人。史沫特莱坐在首席,但是被选中致词的却不是她,而是赛珍珠。她懂得其中的缘故。依旧是那败坏了她和恰托整个婚姻生活的性与政治老问题。她告诉泰勒:
我那天夜晚和另外大约13人同坐在致词者的一桌……于是我见到了本市所有的显要印度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曾和一个印度人同居多年。于是他们有点象是把我也当作他们自己人中间的一个!有趣,不是吗?全亚洲都不仅相信妻子,而且相信妾,或小老婆,我是其中一个。罗杰·鲍德温是宴会主持人,他盛装而来,漂亮极了。我们站在大客厅里,履行我们在德国、莫斯科、中国和美国许多城市一再重复的正规仪式。他见到我,发出一声欢呼,伸出双臂,拥抱我吻我,然后继续搂在一起聊几句亲切而毫无意义的话语。我们终于分开,他把我介绍给他那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的妻子。我告诉她,罗杰和我在各大洲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立刻就会分开,而互相忘掉,直到下一次又见面。于是我们又重复这种程序而又说“再见”,如此而已。
(1月27日)
第二天夜晚,史沫特莱本来是要出席一个节制生育运动募捐酒会的,但是在印度人那次唤醒她旧日创痛的事件之后,她决定不参加了。然而,尽管有那么多的人和事会使她回想起青春时代的“精力”,而遇到这类情况时,她却依旧能够以嬉戏的态度加以应付。还是给泰勒,她写道:“在华盛顿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一位瑞士记者,他还是象往常那样快乐……他要我回来时住到他那套房间里去,我对他哈哈大笑,告诉他,我已经是个修补过的老处女”(2月27日)。
虽然史沫特莱继续以说淫秽的故事和话语为乐,但是她现在认为性爱有可能使人腐败。在赞美1943年一出有关托马斯·杰弗逊的话剧时,她对泰勒评论道:“甚至自由派的剧评家们也在说,这出戏缺少色彩和亲密表现,这就是说,缺少那种败坏了美国的性爱激情场面。他们不能理解理智的激情同样富于色彩,亲切动人,而且庄严宏伟。在我看来,这出戏比我在舞台上见过的任何剧作都更加壮丽而激动人心”(1月30日)。
史沫特莱力图恢复她和自己国家生活的密切联系,她发现书籍、电影和戏剧是感受其脉搏的方便途径。到了10月,史沫特莱的一位长时期的仰慕者,《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家刘易斯·加尼特(Lewis Garnnett)已经和她成为朋友。当他提到根据她在中国的经历写一个剧本将会是适合时宜的,一向喜欢戏剧的史沫特莱对这个主意非常热心,她决定,这该是她的下一个写作计划。
但是史沫特莱对于1942—1943那个冬季美国政治气候所作出的结论,大多根据她的个人接触和朋友关系。在这一方面。对于她认为美国有可能接受在中国支持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主张这一估计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有两个人:以传教医师身份到过中国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和30年代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戚尔。史沫特莱确信他们为人正直,可以指望他们的“中国通”伙伴情谊和反殖民主义、反种族歧视的共同立场,会让他们在宣传中国局势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这两位都是知名的政治保守分子,而史沫特莱想要和他们合作的愿望,反映了她这方面某种新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史沫特莱看来,中国贫苦农民的唯一希望在于美国对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支持,而她认为有周以德和鲍威尔这一类“中国通”参与对于在美国赢得两党一致接受有关键作用。
11月初,瑞典轮船《格里普萧尔姆》号驶抵美国,载来了曾经成为日军俘虏的美国新闻记者,J.B.鲍威尔就是其中一个。鲍威尔曾受到日本人的酷刑折磨,两条腿都只剩了半截。史沫特莱是到他纽约病床旁来探望他的常客,并且和他一道在医院里度过了1943年的元旦。她永远也忘不了她自己也曾列名于日本人的政治死敌黑名单上,如果留在香港也会遭遇到相同的命运。鲍威尔得到了麦克米兰公司约他写一本书的一份合同。而且,蒋介石和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还分别送给他10000和8000美元赠款。鲍威尔真正被感动了。但是他体重只有109磅,身体仍然非常虚弱而难以着手写作,什么也做不成的无能为力状态使他心气消沉。而史沫特策的频繁探望却成了使他振奋着的补剂,因为史沫特莱的出现似乎总会引起一场他们两人全都乐于进行的政治辩论。[3]每当争辩即将发展到激烈得不可开交,史沫特莱就会问,“好吧,我能给你弄点什么呢?”——这是表示她该走的时间到了的信号。
1943年1月4日,史沫特莱完成了《中国的战歌》最终修定稿,并且把它交给了克诺夫的编辑,这位编辑告诉她,预期可在5月出版。她和鲍威尔就中国出现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可能性展开的辩论。使她感到沮丧。而现在,她预料她的书会受到鲍威尔那本书的冲击而难以销售,因为她的书“会被认为太容易引起争议”。她继续在他们之间寻找某种共同立场。那年暮春,她认为她找到了。3月25日。史沫特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请了一位护士,带上轮椅到医院去接鲍威尔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到百老汇一家剧院来会见史沫特莱、索伯格·布伦丁和加尼特夫妇。鲍威尔自1921年以来一直没有在美国看过戏。史沫特莱认为他也许会喜欢这一出悉尼·金斯利(Sidnay Kingsley)编写的《爱国者》。剧中主人公是托马斯·杰弗逊。中心情节是《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的起草和汉密尔顿与杰弗逊之间的斗争。演出以观众起立高唱(美国国歌)《星条旗》告终。鲍威尔本人一定要扶着拐杖站起来。听到史沫特莱满腔热忱、劲头十足地跟着一起唱。鲍威尔忍不住说了一句揶揄她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会唱这支歌呢。”经史沫特莱安排,剧院为鲍威尔一家免费提供坐位,并在后台举行了一个私人的三明治酒会,对他的勇敢精神表示敬意。
1943年整个春季,史沫特莱都在向朋友们赞扬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周以德在中国问题上所釆取的态度,敦促他们去读《国会议事录》中他的演说辞。他们两人之间现在有了来往。象她在4月24日写给泰勒的信中所说的那样,[4]周以德曾帮助她安排了4月20日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演说。那里“听众人数虽少却很有头脑而且兴趣很浓,事后还进行了相当有意义的讨论,有众议员周以德和其他官员参加。”谈到她近来的其他活动,她继续写道:“我和军医总监办公室就中国军队医务制度问题交谈了四个小时,回家后我写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报告,已于今晨发出。然后又和国务院文化司交谈了一个上午。出席了两次鸡尾酒会和三次宴会。我和一群又一群的人辩论了一路。战略情报局的格鲁德(Gruder)将军为我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我才知道将军们不读书,过着奢侈的生活,都是鸡尾酒会的好东道主,个个风度翩翩,却完全不了解当前形势、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入冬以来,史沫特莱和周以德、鲍威尔以及各色将军的许多次讨论,引起了她对企业和军界舆论的焦虑。1月27日,她写信对泰勒说:
鲍威尔先生说,他听到了另外一些严重的事情。许多大企业家和军人认为,应该和日本保持和平……(因为),他们说,中国可能成为共产党国家,而和苏联一起“威胁”全世界。他们认为日本是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他们并且说,日本在战争开始以前是美国最好的主顾。有一件事他们全都忘了:那就是,日本将决定一切,而美国商人将不得不爬到日本人脚下去请求出售一些琐细物品的权利:情况就会是这样,如果日本取得了胜利。无论如何,当前的世界是一团糟糕,而要从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所有的国家中,美国是最缺乏准备的一个。
有几个月,史沫特莱还为支持蒋介石的援华院外集团的活动日见成效而苦恼。2月7日,她写信告诉泰勒:“和(战时情报局的一个朋友)有关今日中国内部情况的一次谈话很有意思却令人沮丧。蒋介石夫人仍然住在纽约的医院里,她好象带来了整整一个团的人马,他们全都在忙个不停,力图把一切在言论上支持中国内部民主势力的美国人都从我国官方或新闻工作岗位上赶走。他们的工作方式是通过亨利·卢斯,就是那个百万富翁,《生活》、《时代》和《幸福》这三家杂志很有势力的老板,中国救济理事会的头子。
到1943年初,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已经作出结论,战后的国民党将无法逃过一场重大的国内挑战。很少人有把握预料其结果。乔治·艾奇森(George Atcheson),有着20年驻中国经历的一位美国外交官,1943年5月在报告中指出,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赛珍珠写信给(总统夫人)艾莉诺·罗斯福说:“那是一种独特而值得关注的局势。这当然不可能长久。我担心,战争结束后立刻就会爆发一场人民的反抗,至少是一旦人民恢复到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的时候。”
1943年3月22日,《时代》发表了一篇西奥多·怀特对1942-1943年河南可怕的饥荒所作的目击报道。然而据怀特说,他们发表的并不是他提交的怒不可遏的报道全文。他本来还报道了“救济工作的愚蠢和缺乏效率,地方官员对垂死的饥民继续征税收捐,和重庆的镇静自若,由于一切税捐均已正式减免而心安理得。”他曾提到贪污腐败和奸商投机,他说,他确信,河南农民的忠诚已经被“他们政府的横征暴敛刮空掏尽”。这指的当然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这些指责,在《时代》刊出的报道中一条也看不到,全都被惠特克·钱伯斯删掉了,此人已经接管了国外新闻部的编务。1952年,钱伯斯在他写的《见证人》一书中承认在那一时期,那份杂志的国外新闻部分由他“撰写或改写”的“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目的在于证明一个意识形态观点:“我扭转了对待俄国的新闻方针,而以每周的新闻来表明;俄国不是朋友而是正在积极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敌人。以同样是每周不变的方式,我指出了,中国是世界政局的关键,把中国输给共产主义就要冒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钱伯斯,当然,从未到过中国。
3月25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泰勒,她已经和一家演讲代理机构签约,以便挣一点急需的现钱:
演讲代理机构有一套办法邀集各种团体所派代表……来听演讲人的短篇演讲。我觉得就象是一匹马被当众牵出,供可能的买主评头论足。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会习惯。有100—150名各种俱乐部之类的社团代表到场,在演讲人表演他们的绝技时,每个人都忙着写下印象。我取材于中国战争中的一个插曲,他们似乎爱听……我告诉代理机构负责人,我想要大、中学校、严肃的俱乐部和军队的训练营地,但是到这类单位去几乎拿不到钱。他们每天只付微薄的10美元,而那些俱乐部却可以为一次演讲付100—400美元。但是我希望能不时到军营去演讲。
到这时为止,史沫特莱能够发表的仅有的几篇文章,只是《进步》上的那些书评。为这家杂志5月10日的一期,她写了一篇字数不多却犀利有力的短文,题目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心思》,评论的是蒋介石的《我们是一切、我们有一切》和蒋夫人的《我们中国妇女》。史沫特莱警告,企图完全为了美国自身的目的而利用别国政府可能会自食恶果,而且暗示,认为另一方不会玩弄同样的伎俩是幼稚的想法:“可以说,我们有责任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且实现我们说我们正在为之战斗的那些自由。如果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仅仅由于我们是包括某些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在内的一批政治势力的盟友,如果我们继续支持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政策,我们就不能指望中国的作为比保护自己和提防我们做得更多,而象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自私的目的所做的一样利用这场战争。”
这篇文章发展了史沫特莱为《进步》3月29日一期所写第一篇评论中论及的一个论题。那篇文章评论的是杰克·贝尔登的《随同史迪威撤退》。贝尔登结束他那本书时引用了史迪威的自白,“小日本迫使我们不得不退出缅甸。我们被打败了”。史沫特莱用更干脆的措词复述了贝尔登所目击和报道的事实:在缅甸发生的是白人帝国主义罪过不可避免的结果。据贝尔登报道,缅甸人对白人深恶痛绝,以至在日本人来到时,缅甸的百姓给自己的身体涂上古老的象征反叛的花纹,然后拿起枪来猎取任何一个他们能够发现的白人。史沫特莱并且指出,“有人”试图不让贝尔登的这本书发行给美国军人,因为它批评蒋介石的部队。
到1943年早春,史沫特莱已经意识到继续再对蒋介石批评下去,就很可能是财务上的自杀。但是她努力不使自己泄气。正如她在3月17日写给泰勒的信里所说的,她以另一个也曾为了反对种族歧视而战斗过的美国人的榜样鼓舞自己。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去看《哈丽雅特》中的海伦·海斯(Helen Hayes)。这出戏描写了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生平,描写她如何撰写《汤姆叔叔的小屋》及其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所引起的喧嚣。剧本写得不够连贯,结构得不好,但是始终贯穿着幽默。我敢说,我爱许多美国人,那舞台上整个比彻一家——至少有十多个弟兄和姊妹——都声嘶力竭地在为着一种或另一种问题而争斗。有些反对蓄奴,有些拥护蓄奴,姊妹中有一个甚至是争取妇女参政最早的斗士之一……我爱这出戏,绝不是索然寡味,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我们看到,比彻家的反蓄奴派拿起枪来对那些越过俄亥俄河企图捉回逃奴的肯塔基人作战。比彻家人举枪射击。他们在他们自己家的厨房里熔铅制造枪弹。上帝!我爱这样干的任何人。哈丽雅特,当吋态度暧昧,企图逃避现实,竭力劝阻他们,向她的父亲,一位有名的牧师,尖叫着要他阻止他们战斗。这白发苍苍的老人高声吼道:“谁放下武器,我就不承认是我的子女。”
不错,我把我为《(星期六晚)邮报》写的那篇文章交给了我的代理人,但是他和我都知道,这篇东西会把《邮报》吓得要死,我们俩全都确信,会被退回来的。所以,也就不指望那篇文章会在《邮报》上刊出了。我为了把它改得温和一些,绞尽了脑汁、伤透了心,还是失败了。但是,在看了杰弗逊和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的戏以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象他们那样战斗,失败来临时就接受失败;而失败正在来临。
* * *
[1] 史沫特莱并未出席这次集会,但她确实也参加了一些类似的小型活动,并因而使她得以和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及其英国夫人艾维重续旧谊。史沫特莱是1934年在莫斯科认识他们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876-1951)是个波兰犹太人,曾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缔造成员之一,1903年分裂时,他追随列宁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苏维埃联盟成立后,从1921年起,李维诺夫是外交事务副人民委员,1930年,成了人民委员。是经由他的谈判和交涉,美国于1933年承认了苏联。此后,他成了鼓吹集体安全政策的主要发言人,苏联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谋求英、法两国的合作,以对抗纳粹德国。在1933-34年这一时期,李维诺夫夫妇的活动重点是设法结识和帮助那些在莫斯科露过面的西方人士。这两位对理论的应用似乎不象其他许多俄国官员那样机械。诸如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就认为他们在沟通文化分歧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难怪,1939年5月,希特勒与斯大林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他被解除了职务。德国进攻苏联而苏、美两国结盟以后,他才又复出,于1941年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大使。史沫特莱在纽约和一次在华盛顿和李维诺夫夫妇见面就是在那种战争时期的背景下进行的。1943年中,美苏关系再度紧张,李维诺夫奉召回国。从此,再没有文件记录过史沫特莱和苏联官员之间的任何进一步直接接触(斯特朗与凯萨尔,《正直的心灵:安娜·L·斯特朗传》(纽约,1983),205,233-34页;亨利·罗伯茨,“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载戈登·克雷格与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外交官》(普林斯顿,1953])344-377页;有关史沫特莱的接触,见史沫特莱致泰勒,1942年12月12日)。
[2] 史沫特莱最亲密的朋友是约瑟芬·贝内特,她们最后一次见而是1934年她从苏朕返回美国途经巴黎的时候。玛丽·克诺布劳赫,一度在《节育评论》编辑部工作,现在是个年过70的寡妇,无依无靠、无忧无虑地靠她娘家一笔遗产在纽约过着优裕的生活;她喜欢在她怀俄明的寓所里款待作家和学术界人士。同样年过70,成了寡妇的埃玛·戈德曼的朋友艾伦·凯南,则仍然在纽约教拉丁语而住在格林尼治村,在重新接续上友谊的联系之后,她们常常一同到剧院去看戏(史沫特莱致泰勒,1942年12月12日)。
[3] 那年元旦,鲍威尔夫人忍不住问,她丈夫和我(史沫特莱)的友情是否柏拉图式的。我竭力回忆,但是我记不准确了;而他又由于过分礼貌而不便于一口咬定确实如此(致泰勒,1943年1月3日)。史沫特莱说“记性不好”是装出来的,事实上她和鲍威尔从不曾有过什么风流事件。上海的公共租界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立即被日军占领,鲍威尔是第一批被捕的美国人之一。
[4] 事实是史沫特莱真正被《爱国者》感动了。1月,她已经看过了一次;2月,她还亲自到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去看了杰弗逊所写的那些手稿(史沫特莱致泰勒,1943年2月27日)
* * *
[上一篇](15.htm) [回目录](index.htm) [下一篇](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