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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现实主义者有理的时代(1935年)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andre-breton/11.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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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index-leftwingculture.htm) -> [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1929-1935)](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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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现实主义者有理的时代
(1935年)
在集体赞同“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的同时,超现实主义作家打算参加一次现实的讨论,并为自己制订两个主要目标:1.要人们注意“保卫文化”这几个词所包含的绝对及危险的含义;2.要把所有预先安排好的会议组织好,不能让这次会议成为反法西斯主义或鼓吹和平的空洞议论,要广泛地讨论那些引起争论的问题,希望能把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搁置一旁,希望大家在现阶段所表现出的共同意向以及一致行动的意愿不再是空话。
在4月20日写给组织者的信中,超现实主义作家明确指出,对于他们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保卫文化、维护文化的。他们说,只有当这个文化发生变化时,他们才会对此感兴趣,而这个变化首先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来改造世界才能得以实现。
他们尤其要求将下列问题列入大会日程:在文学及艺术领域里继续研究新的表达手法的权利;作家及艺术家有继续深入研究人类各种问题的权利(要求有选择主题的自由,拒绝以公众认可的广泛程度去评价某一作品的优劣,反对限制人的观察视野,限制人的行动范围的企图,人渴望能在精神境界里创作出新的东西)。
他们本想在大会上发言,但却碰到重重阻碍,因为有人轻易地说服超现实主义作家,只允许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大会上发言,此后便将他们排斥在大会组织工作之外,而且以解决个人纠纷为借口,不让他们的名字刊登在海报上或会刊上,其实这场纠纷与大会没有任何关联。[1]只是在勒内·克勒韦尔的再三请求下,或许由于他在第二天夜里不知何故所做出的绝望举动[2],人们才允许保尔·艾吕雅在6月25日大会结束之时去宣读本应由布勒东宣读的演讲稿。更过分的是,就在艾吕雅读到关键的语句时,大会主席甚至打断他的演讲,通知在座的听众,由于会堂只租用到夜间十二点半,再过一会儿,电源将被掐断,根据现场的情况,后面的发言也只能推迟到第二天,而此时听众早已分裂成几派,会堂里笼罩着对立的气氛。6月26日,大会举办了闭幕会议,会场里回响着吵闹声、低声下气的讨好声,还有毫无价值的争论声,却容不得其他的反应,这再次突显出整个辩论过程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的。
此后,巴比塞的报纸就大会做出一系列评论,我们在其中看到这样一种可耻的论点:“艾吕雅在大会发言中反对《苏法互助条约》,反对苏法在文化领域里的合作。”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是在刻板沉闷的气氛中召开的,因为文化方面的真正问题受到压制,没有发言权的声音也遭到扼杀。在面对会场里大多数新的守旧派时,纪德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这样说道:“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认为让有价值的文学成为反对派文学以外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实在令人费解。马格德莱娜·帕斯以及普利尼耶的发言也受到限制,中国代表的发言则被改得面目全非,奈兹瓦尔的讲话甚至被撤掉了(在得知这种手法之后,有多少人宁愿不参加这样的会议呀),但与此同时,有人却在高唱动人心弦的豪言壮语,比如马尔罗、沃尔多·弗兰克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其实那不过是反复讲的啰唆话,是既幼稚又谄媚的论述,因为那些声称保卫文化的人为文化选择了一种有害的环境。这个所谓受革命启发而召开的大会业已结束,但大会召开的方式却与会前人们所预料的方式别无二致。大会召开之前,街上贴出许多招贴画,上面用红色大字书写着几个人的名字,显得十分醒目,会后还成立了一个“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协会”,协会由一个包含一百一十二位成员的机构所领导,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机构很有可能是自封的,因为无论是出席会议的代表,还是列席会议的观察员事先都不知道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
不论是对这个领导机构,还是对这个协会,我们只能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怀疑态度。
我们预料到有人试图利用这种论述来攻击我们。以前曾投身于现实主义运动的某些人现已成为共产党的官员[①],或一直渴望能成为共产党的官员,他们正竭尽全力去毁掉自己的思想立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奉行这样的立场,而我们则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他们放弃了批评精神,刻意树立起盲目顺从的榜样,或许是为了让人去谅解他们过去那鲁莽的举动,他们随时准备受命去反驳那些他们此前受命所肯定的东西,当然,他们将来会首先站出来批评我们,把我们看作是牢骚满腹的人,看作是偏执的反对派。大家知道,今天有人终于将革命的内容赋予这最新的不满:公然宣称自己在某一点上不同意党所制定的路线,就是在给无产阶级的敌人提供武器,就是在“主观上”行反革命之所为。“我们绝不会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最完美、最无可挑剔的东西,相反,我们相信这一理论只是为科学奠定了基础,如果社会主义者不想落后于生活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在各个方面去完善这一理论。”列宁曾在1899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他要求我们去思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看待列宁主义的态度就应像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样。至少这种自信心不会促使我们毫无保留地去接受共产国际当前的口号,更不会促使我们主动地认可执行这一口号的方式。作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在没有认可这一口号之前便接受了它,那么我们则认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无法认可这一口号,我们同样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有指出自己的内心在忍受着失败,我们需要令人信服的东西,这样才能心甘情愿地执行这一口号。
有些人越来越习惯于采用失信的手法,这种手法在革命的斗争中只能起到增强阻力的作用,而不会减少这一阻力,我们对此再次感到惋惜。还有一种手法对前一手法有所帮助,那就是把各种对立的因素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视为协调一致的整体,是受消极情感所激励的整体,总之是一个破坏性的工具。不管得到什么样的指令,只要对这指令的正确性表示出怀疑,就足以把你们划入坏人之列了(至少在民众当中,有人滑稽地把你们当作这样的人),因为你们不是听命于多里奥[②],就是受托洛茨基指挥。有人肯定告诉你们,社会主义已在一个国家里创建起来,那么你们就应该毫无保留地去信任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论针对哪方面的问题,你们提出的所有异议或疑虑都是罪过。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局面,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思想自由。所有以革命方法去思索的人今天所面对的并非是他自己的思想,那是凭借他的创造性所预见的思想,是凭借他的灵活性所证明的思想。
在正统观念狂热的需要当中,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政党,除了本人薄弱意识的痕迹之外,我们根本什么也看不见。“一个政党只是在分裂或能够承受分裂时,才更像一个获胜的政党。”恩格斯曾这样说过。他还说:“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团结一致,是靠将不同的党派凝聚在一起,这些党派在从事着生死存亡的战斗,就像在罗马帝国时代遭受迫害的基督教各宗派一样。”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闹分裂,紧接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持久的冲突,那时将在思想上严重对立、但未受伤害的人凝聚在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对创立一种真正的革命局面是十分有利的,当时的局面印证了恩格斯的论断。对于种种谩骂以及恐吓的企图,我们根本不屑一顾,我们要始终保持冰清玉洁,为此,我们并不谋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犯错误,但要不惜任何代价去捍卫批评的独立性。
在20世纪初,“偏执的革命者”广泛地行使了这一权利,我们要为所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护这一权利,只要他们做出实际性的努力,确保联盟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当前的局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法西斯的威胁。1934年2月10日所发表的《斗争号召书》要求所有的劳动者,不管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都要采取紧急联合行动,要为实现这一行动亮出“最宽广的和解胸怀,这正是当前严峻的局势所要求的”。我们对此给予全面的合作,我们直接参与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员会的行动,我们于1934年2月就联合行动发起调查工作,我们来到大街上,亲身参与工人力量所组织的大型集会,我们认为这一切都足以揭穿某些人的谎言,他们竟然胆敢声称我们是待在“象牙塔”里的人。我们依然坚持在思想上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制定目标,希望在这方面不放弃任何既有价值,又为我们所独有的东西,在必要时,面对这种决定,面对这种措施,我们会瞄准时机对别人说:“依我们看,这是真的,那是假的。”虽然这种措施与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相抵触,更何况赞许某种容易蒙蔽他人的活动会使这种东西神圣化。我们坚持认为,自由地确认所有的观点,让所有的派别始终处于相互比照的状态,这正是革命斗争必不可少的因素。列宁于1905年断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把他认为合适的东西说出来、写出来,言论及新闻自由应该是全面的。”我们认为所有与其相反的观念都是反动的。
遗憾的是,机会主义却致力于去摧毁革命精神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革命精神总能在这儿反映出来,因为有些人生来就有叛逆精神(且生性活泼,富有创造精神),在共同的行动中,他们特别注意履行对自己、对别人所承担的义务。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艺术领域,一方面,出于本能而拒绝接受那些强加给人的生活条件,进而去改变这种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持久地坚持原则,或用道德标准严格要求,正是这两种力量在推动世界前进。遏制这两种力量,甚至在若干年内与这两种力量作斗争,以便用在苏联境内所发生的事来替代这两种力量,这种救世主的观念会促使人们认可那种越来越严重的绥靖政策,这种做法必将受到惩罚。我们认为,如果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那么革命精神必然会失去锋芒,甚至会腐化堕落。在这一点上,我们相信列宁也站在我们这一边,列宁在1917年9月3日曾这样写道:“一个革命政党的责任并非声明放弃所有的妥协,这么做是不可能的,而是在妥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通过所有的妥协手段,善于坚持自己的原则,忠诚于自己的阶级,忠诚于自己的目标,要为革命做好准备,教育广大群众,并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假如这些条件尚不具备,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妥协,而是拿原则做交易。难道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条件已经具备了吗?
不。实际上,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对苏联于1935年3月15日发表的声明感到极为不安,这份声明称“斯大林理解法国的国防政策,并完全赞同这一政策,法国维持武装力量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从我们本身的愿望出发,如果我们最初只想看到共产国际的首领做出一个极为痛苦的妥协,那么我们马上会针对接受上级匆忙下达的指令而提出保留意见,根据这一指令,要放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批评革命的悲观论调);要揭露1935年德国的嘴脸,德国才是发动下一次战争唯一的战争贩子(在爆发对德战争的情况下,人们将打消与对手友好的念头);要让法国的劳动者重新树起祖国的观念。大家知道从一开始我们就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反对这种指令。从各方面来看,我们的态度与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员会的态度相吻合:要反对所有包围德国、孤立德国的政策,支持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对希特勒所提出的限制并减少武装的具体建议进行审核,支持通过政治协商对《凡尔赛条约》进行修改,这一条约是维护和平的主要障碍。从那时起,英德两国签订了海军条约,从而使德国得以重新装备大型海军舰只,这项条约的签订乃是这种观察问题方式之必然结果,其实我们不必强调这一点,因为这项条约正是不断排斥德国政策的后果,《苏法互助条约》使这一政策突然变得更加敏感。
这样一种考虑并不会促使我们去接受祖国的观念,不管这种观念将以什么样的传统形式出现。尽管如此,我们为这一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责任做出牺牲,但这种牺牲与我们最初要做革命者的道理相冲突。如果脱离经济及社会现实,那么我们所从事的斗争显然是没有出路的,而早在认清这个现实之前,我们一直在批评这种无益的观念,在这一点上,任何事情都绝不会迫使我们去认错道歉。苏联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呢?自5月15日以来,瓦扬-库蒂里耶、多列士及其同伙大肆散布含混不清的观念,但却没有任何人去揭穿它。我们曾说过,这种含混不清的观念对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况且在大会主席台上,有人一直象征性地夸耀那位狂热地做出沙文主义宣言的作者:“有人对我说:‘正是你们迫使德国重整军备,二十年来,你们一直用你们的条约来羞辱德国。’我的答复是,德国应该蒙受这一羞辱。德国想要战争(我这里是指德国人民,因为人民总希望得到点东西),而且输掉了那场战争。有些东西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对宽恕不感兴趣。”[3]
我们之所以强烈地反对重新肯定祖国的观念,反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去唤起民族情感,坦诚地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根本无法去认同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有人在煽动一种卑鄙的幻想,这一幻想常常会让世界变得狂热,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们心怀美好的愿望,难免会把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通病的症状。这种病症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因为这样一种症状与其他症状十分相似,并与其他病症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以前有人责备我们与种种抗议相呼应,那是苏联说教式的影片所引发的抗议,比如像《生活之路》这样的影片。“这是从苏联刮来的愚昧人的风气。”我们的一位通讯员曾就这个话题大胆地说道。几个月前,在《阅读》(Lu)杂志上看到苏联报纸就爱情观及夫妻共同生活的观念所做的调查问卷,看到受访者所做的答复(受访者不论男女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而每个女人都令人同情),这让我们一时间琢磨着,上面所引用的那句话是否太夸张了。“无产阶级艺术”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毫无价值的创作让我们感到非常失望。我们对那种狂热的崇拜一直感到极为不安,那些心怀叵测的支持者试图让广大的工人民众去热爱苏联,甚至去热爱苏联人的领袖。(“所有这一切多亏了你呀,伟大的导师斯大林。”恶棍阿登科所说的这句话不禁让人回想起无耻的克洛岱尔所说的“只要您愿意,我的将军”。)但如果狂热的崇拜能打消我们对这种病症及其令人失望的结果所产生的疑虑(这并非是在贬低俄国革命的所作所为,而是要知道如果这个革命还有活力的话,它的状况究竟会怎么样),那么这种疑虑丝毫无法阻挡我们去看《阅读》杂志上所转载的群众来信,《阅读》杂志于1935年7月12日转载了《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iskayaPravda)所刊载的读者来信,标题是:“请尊重你们的父母”。
3月23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位来自奥乔尼基泽工厂的工人来信。这封信抨击了一个名叫切尔尼契夫的年轻工人的态度,此人对自己的父母十分傲慢。他在工作当中极为认真负责,但在家里却令人难以忍受。
就这个话题,报纸收到许多读者来信[③]:
### 我感到羞愧
我把有关年轻的共产党员切尔尼契夫的所作所为的那封信拿给自己的父母看。我为此感到羞愧,这封信同样适用于我。我母亲对我说:亚历山大,你瞧,你在某些方面还真像切尔尼契夫。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可你根本就不容我说一个字,你不尊重兄弟姐妹,在学习上也不帮助他们。我父亲也跟着帮腔:是的,你那态度根本就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
听到这样的责备,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这种责备说得有道理。在家庭会议上,我保证要改掉自己的习惯。我保证去监督弟弟莱奥的学习,他学习很差,有时还和同学一起出去喝酒;我保证去关注妹妹们的学习成绩,如有必要的话,我会帮助她们。我现在是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如果我不讲信用,改不了自己的缺点,那么普通群众将怎么说呢?我应该做出榜样。
弗伦泽集体农庄,斯莫洛夫
### 请尊重你们的长辈
我非常爱母亲,而且总是帮助她,现在我已独立生活,但依然不忘给她写很长的信,把自己的生活细节告诉她。亲身感受自己可爱的亲人就待在某个地方,你把自己的生活讲给她听,这真是一种快乐。
许多大学同学对自己父母的态度总让我感到吃惊。
我常常听到他们这么说: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给父母写信了。”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刚刚写完一封信,年轻的共产党员萨维问我:“你在给谁写信呢?”“给我母亲。”“你的信是不是写得太长了?”“不长,只写了八页纸。”“八页纸!”萨维惊奇地重复道,“我向来只写一页纸,只写上‘我身体很好’,这就行了。我母亲能懂什么呀,她不过是集体农庄里的农妇。”
我母亲也是集体农庄的农民。但能收到儿子的来信,她显得很高兴,因为她儿子是突击手,还是大学生。
不,切尔尼契夫并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配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因为他不尊重自己的父母。
大学生,克拉申尼科夫
我们几乎不必强调指出,这种胡言乱语根本毫无价值,它只能刊载在有人赞助的报纸上。最起码人们可以说,这些胡言乱语似乎为写出“年老糊涂的莫斯科”的那个人[④]提供了证据,这些人今天更满足于跪着为莫斯科服务,不管莫斯科是否年老糊涂,以换取某些蝇头小利。我们只满足于将迅速倒退的过程记录下来,这一过程希望家庭能清清白白地从俄国垂死的革命中摆脱出来(纪德又该怎么想呢?)。那边只要恢复宗教(为什么不呢?),恢复私有制就能让社会主义取得完美的成果。虽然有些吹捧者会感到恼火,但我们还是琢磨着是否需要另一种估计,并根据社会主义的成果来评判一种制度,即苏联的现行制度,来评判这个国家那至高无上的首脑,在这个首脑的领导下,这一制度正在朝它应该做的反面发展,而且与它过去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
不论是对这个制度,还是对这个首脑,我们只能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怀疑态度。
安德烈·布勒东、萨尔瓦多·达利、奥斯卡·多明格斯、保尔·艾吕雅、马克斯·恩斯特、马塞尔·富里耶、莫里斯·埃纳、莫里斯·亨利、乔治·于涅、西尔万·伊特金、马塞尔·让、多拉·马尔、勒内·马格里特、莱奥·马莱、玛丽-路易丝·马尤、让·马尤、E.L.T.梅桑斯、保尔·努热、梅雷·奥本海姆、邦雅曼·佩雷、曼·雷、莫里斯·桑热、安德烈·苏里、伊夫·唐吉、罗贝尔·瓦朗塞。
巴黎,193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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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这里暗指阿拉贡。
[②] 雅克·多里奥(1898—1945),法国政治家,“二战”期间鼓吹与德寇合作。
[③] 这段文字为《阅读》杂志所写的编者按。
[④] 这里指阿拉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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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在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召开前一个多星期,安德烈·布勒东在大街上偶遇爱伦堡先生,想起此人所作《一位苏联作家的见闻》(Vus par un écrivain del’U.R.S.S.)中的片段,布勒东便跑过去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通。大家还记得爱伦堡先生那段可笑的文字:“超现实主义者既想要黑格尔,也想要马克思,还想要革命,但他们不想要的,恰恰是劳动。他们有自己的事情,比如他们在研究鸡奸及梦境……他们只知道挥霍家中的遗产,挥霍自己老婆的嫁妆……他们所用的言词极为下流。那些不太机灵的人承认他们的纲领就是去吻所有的姑娘。而熟悉此道的人知道这么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对他们来说,女人就是因循守旧。他们提出另外一个纲领:手淫、同性恋、物恋癖、裸露癖,甚至还有鸡奸行为。但这在巴黎似乎很难让人感到震惊。于是……弗洛伊德便赶来救援,而所有的反常举动都被蒙上不可理解的掩饰物。越是愚钝的东西,就越有价值!”当我们获悉布勒东不能参加保卫文化大会时,我们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苏联代表团与这位诽谤他人的家伙结成连带关系!大会组织者责备布勒东的做法,质问他“是否想让别人明白采用粗暴的手段就是文化呢”。布勒东反驳道:“对于我来说,粗暴的手段并不比最卑鄙的诽谤更像文化的代名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采用粗暴的手段只能视为是卑鄙的诽谤所引出的必然结果。教训爱伦堡先生就是在冒犯苏联代表团,这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一位苏联作家的见闻》那本书出版时,我认为自己也受到苏联代表团的侮辱,这同样是不可接受的。爱伦堡先生通常住在巴黎,我不知道他竟是苏联代表团的成员,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虚伪的证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已做出正确的评判。
[2] 当然,革命艺术家及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公社》杂志保证会“从一个生命当中得出教训,由于无法让自己维持在‘当前现实’这个水平上,他只好绝望地终止这个生命,勒内·克勒韦尔打算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当前的现实上”。我们认为这段文字的匿名作者应当承担信口开河的责任,这种断言是毫无根据的,是粗俗短浅的,是极不道德的。难道这种断言会让我们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事件中汲取相反的“教训”吗?
[3] 于连·邦达语(载《新法兰西评论》杂志1935年5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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