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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艾威林的传言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emory/mary-gabriel-2012/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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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艾威林的传言
我们生活的这出戏有喜、有悲、有滑稽,周而复始。
——爱琳娜·马克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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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1月,也就是在马克思向出版商承诺18年后,《资本论》第二卷终于付印。恩格斯花了一年半时间,才把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中包括全书的两种稿本和个别部分的六种稿本整理分类清楚。〔2〕虽然恩格斯为此非常劳累,但他马上进入了第三卷的整理工作,因为只有他能辨认马克思的字迹并理解文字的含义,如果他不赶快完成,就再也没有人能做这件事情。恩格斯说,自己至少要在整理出一份完整清晰的手稿之后,才能“死掉”。〔3〕马克思留下的稿件中还包括第三卷的两种完整稿本和一本带方程式的笔记〔4〕(恩格斯说,其中有的部分极为混乱,会让“比我强的人都望而生畏”)〔5〕,还有大概1000张涉及第四卷的手稿,但还很粗糙。第四卷距离完成还无比遥远,恩格斯说,要在把其他各卷全部完成之后,再考虑这一册,而且这一册的工作量将很大。〔6〕
恩格斯此时已经64岁,但思维仍像20岁的年轻人一样敏锐。除了准备《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监督第二卷的出版和开始整理第三卷之外,他还在修订自己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法文、意大利文、丹麦文和英文译本:《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共产党宣言》(法文本);《雇佣劳动与资本》(意大利文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7〕恩格斯告诉一名伙伴说,自己变成了“修改作业的教师”。〔8〕
整理马克思未发表的著作带给了恩格斯极大的快乐。1885年3月,他写信给劳拉说:“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第三卷伟大。……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写这封信时是3月8日,很快又是马克思的逝世周年纪念,恩格斯写道:“到星期六就是两年了!然而,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他好像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9〕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的日期定为1885年5月5日——马克思如果活着,将是他的67岁生日。如马克思所愿,第二卷献给了燕妮。恩格斯提到,编辑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缺乏商业算数方面的经验。马克思能够学习微分学,但不善于解读资产负债表,而这些商业交易正是第三卷的中心,这一卷描述的就是资本在商业和社会中的流通过程。〔10〕在500页的篇幅中,马克思试图描绘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制度:不断在各地建立市场,以便把产品兜售给不需要它们的顾客。
建筑业便是这样一个市场,建造者不再根据订单建造(建造过程中,买家付款,建造所需资金得到保障),反而完全依靠投机。投机涉及的不是一处或几处房子,而是数百处房子。建造者的资金远远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建造,便举债建造,想着把这些没有确定买家的房子卖出后,便可还债。这样,原本作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的房子也像其他资本投资一样变得不牢靠了。建筑业也像金融市场一样,会遭受萧条。马克思指出:万一建造者无法偿还债务,整个企业都将崩塌。“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情况好转后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就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把又一个行业带入了繁荣与萧条的循环。〔11〕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过剩影响的不仅是没有生命的事物。他以农业为例,大规模资本家农场主为了追求更快更大的利润,甚至会无视自然规律,引入新的牲畜喂养方法,让牲畜长得更快,更早屠宰。但这样人为加快的进程会对农业平衡造成影响,使得农民抛弃传统的粮食种植,转向收益更高的养牛、羊和猪。这又会导致有些区域供应过量,有些区域供应不足;同时使得主食作物价格升高,比如玉米和小麦,因为这两种作物要么减少了种植,要么被卖作喂养牲畜。〔12〕
继第一卷仔细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投资对工业领域的影响之后,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又研究了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在第二卷中,他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厂制度的社会、政治和商业破坏性扩展到了家家户户和这个国家本身。
马克思的俄国朋友自1867年来一直期待着第二卷的出版。恩格斯也很急迫,以至于在德文版尚未出版时,便将德文印张校样寄给了尼古拉·丹尼尔逊。恩格斯相信这第二卷必须尽快在俄国出版。〔13〕1883年,流亡瑞士的俄国人组建了劳动解放社,目标是在俄国传播马克思的著作,运动已经在起步阶段。〔14〕
2月的一个晚上,艾威林、杜西和威廉·莫里斯在牛津大学向一群本科生传播社会主义同盟的思想。会议虽被臭气弹打断,但三个人还是极为兴奋。对杜西而言,身处英国的精英中间是少有的体验。〔15〕她越来越多地关注伦敦东区,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她父母刚到伦敦时的索霍区和圣贾尔斯教区还要糟糕。艾威林在西区教授社会主义夜课;社会主义同盟由于面临收费的问题,他便把授课的内容改为自然科学,向北搬去托特纳姆法院路,毫不费力地把收到的费用装入口袋。〔16〕
艾威林也许是个社会主义者(与他共事过的同伴肯定有所怀疑,对他在杜西的影响下突然如此彻底地转变信仰感到难以置信)〔17〕,但他更像是把运动当作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投机者。社会主义者已经吸引了伦敦的左派知识分子,艾威林能很容易地接触到某个能让他作为剧作家进入戏剧领域的人。〔18〕艾威林有时对社会主义很上心,但同时代人说,他这个时候也只是机械地做事。不到两年,他便把目光转回了他的最爱——戏剧,并想方设法吸引他在授课厅周围街上看到的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的注意。
4月,艾威林患上了被医生描述为很像肾结石的疾病,他独自去怀特岛疗养,因为他和杜西无法负担两个人的花费。〔19〕杜西极为熟悉这样的情况:她的父亲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一直在试图恢复健康,杜西把艾威林的疾病也归结于疲劳。她告诉劳拉说:“除了生存必须要做的工作(总要活着),还有‘社会主义同盟’带来的无尽烦恼。从小时起,我们就知道把自己献给‘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不用解释你也明白的。”〔20〕之后,艾威林还会有很多次独自的旅行,有些与健康无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杜西这一次对艾威林起了疑心,但她的确很烦躁,她在6月写信给萧伯纳,邀他来做客。她说:“如果您愿意到我这里来一下,挽救我,让我不至于整天和整晚都陷在与自己(我现在最为讨厌的人)的密谈话中,我将非常感谢。”杜西和身边的人刚刚注意到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他们都为他痴迷,杜西尤其喜欢挪威人对开放性结尾的信心。她在给萧伯纳的信中说,人们抱怨易卜生的戏剧没有结尾是因为他们太蠢:“好像生活中的事情都要或者欢喜或者悲伤地‘结束’才行。我们生活的这出戏有喜、有悲、有滑稽,周而复始。在这个令人疲惫的世界上,如果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那一切就都正常了。”〔21〕
萧伯纳在日记中提到,这一年有传言说,杜西与艾威林分开了,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但杜西在信中的确充满对两个人的关系的焦躁。〔22〕她写信给奥利芙·施赖纳说:“自从我的父母去世,我就极少再得到真正的,或者说纯粹的、无私的爱。如果你到过我家,见过我的父亲和母亲,知道他们对我的意义,你就会明白我为何如此渴望得到爱,如此需要情感支持。”〔23〕
折磨杜西的还有负罪感,母亲已经去世4年,但杜西仍受到良心的责备,她觉得自己不该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把事业和欲望放在家庭之上。马克思的女儿不该具有所谓个人成就带来喜悦这样的资产阶级想法,而应首先考虑其他人的需要——包括周围的人,以及永远不会见到、但父亲对其担负起责任的千百万人。她与姐姐们不同,她想横跨两个世界,但她担心母亲并未理解,也许父亲也没能理解。但为了让自己与父亲的完美关系没有丝毫裂纹,她强迫自己相信父亲理解了。她在给施赖纳的信中说,“对于父亲,我非常确定!在漫长的痛苦年月里,我们之间有过阴影(我得找时间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但我们的爱永远不变,不管发生任何事,我们对彼此的忠诚和信任不会变。”但小燕妮不同:“母亲和我深爱着彼此,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我的一生有很多痛苦,但最痛苦的还是母亲去世的时候认为我冷漠无情。……但父亲,我们的天性完全一样。”〔24〕
马克思的女儿在极为特殊的家庭长大成人。她们的父母无疑爱着彼此(爱得疯狂),燕妮对卡尔的忠诚是极为高尚的自我牺牲。每个女儿在各自的婚姻中都把他们当作榜样,却发现不管是爱还是磨难,另一半都没有像自己一样付出。小燕妮、劳拉和杜西都被男人诱骗了——他们摇晃着革命的旗帜,随后却像红色的彗星无影无踪,让她们独自挣扎。“爱德华今晚与奎尔特(艺术批评家)一起吃饭,兴致非常高,因为有几位女士在场,”杜西告诉施赖纳说。“我独自一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愿意独自一人,但还是很糟糕。爱德华那样的本性(纯粹、爱尔兰、法国)让人无法嫉妒,谁能在一个小时就忘记任何事情呢。”〔25〕
杜西此时的惶惑反映的不仅是她个人的迷茫,还有当时她与朋友们涉及两性关系进行的深层次讨论。他们不是在探讨两性的选举权,而是更近距离地揭示男人和女人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生活和本性。他们都明确的是,女人从属于男人,完全是因为性别:女人展示出的力量、才华和知识都足以确保她们能够独立地生活。有人甚至认为女人是最后一种被法律束缚的奴隶,但这样的地位不再被女性认为是注定的。在长期忽视这一问题之后,男性社会主义者终于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女性权利。〔26〕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78年出版了《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他提出,没有两性的社会独立和平等权利,就不可能有人类的解放。艺术领域也开始直接探讨妇女权利。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极具影响,1879年面世,80年代初期首次在伦敦上演。后来嫁给哈夫洛克·霭理十的伊迪丝·利斯说.她自己、施赖纳和杜西看完后和很多人一起聚集在剧院外,仍然激动难抑。“我们争论得很激烈,甚至有些凶狠。这部剧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女人意味着生还是死?对男人意味着喜悦还是悲伤?”〔27〕
大概在这个时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W.T.斯特德、救世军和其他慈善组织在其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伦敦的性交易状况令人担忧,他们提出,在确定性犯罪是否从重量刑和控制时,应把女性的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28〕但杜西对此极为愤怒,她认为,女性的年龄不是关键,只要一个阶级(或者说性别)有条件去购买,各种形式的性剥削(不管是在性交易中还是在婚姻中)就会继续存在。为回应斯特德的研究,杜西和艾威林发布了一本关于女性权利和性交易的小册子。他们的结论是:女人是“男人有组织的专制下的产物”,婚姻和道德都不过是交易。不过,他们的大胆宣言最终却以支持一夫一妻制了事,如他们所说:“一个男人忠于一个女人。”〔29〕
杜西与萧伯纳讨论易卜生足有数月之久,他鼓励她重新追寻舞台梦。或许是为了做些准备,1886年1月,杜西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了《玩偶之家》朗诵。她扮演娜拉,萧伯纳是敲诈她的柯洛克斯泰,艾威林演麻木不仁的丈夫海尔茂。〔30〕1885年底,杜西受雇翻译一本讲述女性更悲惨命运的小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她描述艾玛·包法利说:“她的生活空虚、毫无意义,但这个年轻女人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一定有些可以做的事情。”〔31〕这是杜西对自己的描述:她审视着自己珍视的独立带给自己的一切,思考着自己拥有的是不是就是自己想要的。
1885年秋,社会主义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选举中得到了检验。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出现被支持者视为一种胜利,但选举结果提醒他们前方的路还很长。在德国,面对《反社会党人法》,党的领袖采用了各种秘密办法:伪装成温和组织募集资金,偷偷传递材料进行交流,让候选人代表伪造的组织参加选举。最终,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增加到了24席,有了参加委员会和起草法案的权利。〔32〕对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来说,这次获胜的时机很关键:德国工业雇用的人数首次超过农业,德国的工业由联合企业经营,使得权力和资本都集中在少数精英集团手中。〔33〕德国无产阶级无从发动革命,只有从政府内部对这一新特权集团进行对抗。
这一年,英国的选举是选举权扩展到500万公民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投票人数几乎是上一次的两倍。海德门的社会民主联盟有3人参选,但均告失利。这对首次登上英国全国选举舞台的社会主义者而言,虽然失望,却算不上大的挫折,但随后爆出的丑闻让一切改变了性质:海德门接受保守派贿赂,让自己的人去竞选自由派有望获胜的领域,减少自由派在这些领域能够获得的支持。就这样,社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尝试被很多人视为肮脏的交易。〔34〕
很快,他们又牵涉到暴力。1885至1886年的冬天是伦敦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之一,伦敦东区的工人由于遭受停工,各家没钱买炭取暖。城内各处几乎每天都有对失业和物质条件(从食物到燃料)匮乏的抗议。〔35〕1886年2月,东区居民把不满撒到了资产阶级的家门口。他们在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的组织下,从特拉法加广场沿培尔美尔街向海德公园进发,途中遭到私人俱乐部成员嘲弄。绝望的游行民众面对隔在自己与舒适地坐在火炉边的上层阶级俱乐部成员之间的那层巨大、明亮的玻璃,无法抑制将其砸碎的冲动,加之人群中混杂着一些暴躁的年轻人和罪犯,他们开始沿着培尔美尔街一路打砸街边的巨大玻璃窗户,一直砸到牛津街,留下一路碎片。〔36〕奇怪的是,混乱期间没有出现多少警察。恩格斯认为,这是警察故意为之,为的是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与暴力联系起来,败坏他们的名声。〔37〕随着骚乱消息的传开,恐慌的氛围在加剧,有报纸说,多达6万名流氓准备在伦敦游行。〔38〕
但暴力威胁在法国造成的影响比在其他地方都大,广阔的左派在1885年秋天的选举中获胜后,内部分裂加剧,导致了相互消耗的权力争夺——恩格斯将其称为“议会疾病”。〔39〕数月里,代表和部长们只顾在金碧辉煌的议会大厅里相互攻击,未能听到或感受到法国大地上的震动。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和矿山,煽动者(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告诉工人:他们人数众多,拥有的力量足以推翻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爱弥尔·左拉在1885年出版的小说《萌芽》中不仅描述了矿工及其家人不得不忍受的非人的生存条件,还描述了罢工工人被饥饿和虐待折磨得发疯,杀死了一名矿山经理。1886年1月,比利牛斯地区中部小镇德卡兹维尔的罢工矿工(不知是否有意)做出了类似行为:他们把一名经理从他的办公室扔出窗外,让聚集在下面的人群用熏得漆黑的双手把他生生撕碎。〔40〕这样野蛮的行为让巴黎乃至各地争论得最凶的议员也暂时闭上了嘴,在议会和工厂管理者中间造成了极大恐惧,实现了和平罢工未能实现的目的:让工人的需求得到重视。〔41〕1恩格斯说,这意味着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的消亡:对美好生活终会到来的空想也许能给知识分子带来安慰,但对被剥夺了包括人性在内的一切的工人而言没有意义。
虽然只有3名工人进入法国新选出的下议院,但他们还是竭力利用影响,使劳工问题得到更多重视。1886年3月,下议院通过一项前所未有的决议,命令矿山改善工人条件。恩格斯在这段时间写的信中对法国“革命”感到极为兴奋。〔42〕法国政府首次承认劳工的权利,拉法格和盖得的工人党(1880年由盖得组建,是法国首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组成全国总工会,在地方选举中支持自己党派和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巩固在德卡兹维尔取得的成果。〔43〕
恩格斯认为,英国的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善,因为这里的社会主义领袖幼稚,又没有恰当的计划。但他认为,工人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很积极,在法国和美国则很重要。1886年,美国8个城市的工人进行抗议,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当时的平均每周工时是60小时)。抗议在5月1日达到高潮,数十万人参加游行和罢工。恩格斯对此感到兴奋,但又担心美国的工人运动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引导。〔44〕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词此时主要用来指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强调通过教育、工会和政党等方式让工人强大起来,以便达到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目的,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思想虽然已经逐渐为更多人所知,但理解的人仍然很少,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但随着《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的翻译工作顺利进展(虽然艾威林的贡献很少,他在其中一章便漏掉50页,这一切即将发生变化)。〔45〕李卜克内西、杜西和艾威林打算踏上赴美演讲之旅,向美国民众介绍“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1886年8月31日,杜西和艾威林在利物浦坐上“芝加哥”号轮船,在9月10日抵达纽约;李卜克内西独自前往。两位男士是受到主要由德国人组成的位于纽约的北美社会主义劳动党之邀赴美,杜西不属正式来宾,但美国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让她在几乎每一站都发表演说。他们来的时机很巧。这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刚刚起步,工人问题经常登上报纸头版,部分原因是这年5月芝加哥工人集会上发生的致命爆炸,即所谓海马基特爆炸案,7名嫌疑人即将受审并可能被处以死刑。杜西出发前由于芝加哥事件非常紧张,她告诉劳拉说,估计旅程不会太顺利。但艾威林觉得黄金在大西洋对岸等着自己,他在利物浦匆忙间给劳拉和拉法格写信说:“如果能搞到数百万美元,首先就要花一点在厨师身上”,并希望拉法格夫妇到美国跟他们会合。〔46〕
到纽约后,杜西和艾威林马上被媒体包围。(杜西说,他们像饿狼一样。)〔47〕一名记者提到他们下船后显得有些迷糊,说艾威林穿戴的灰色套装和宽边黑毡帽让他看着很像贵格会教徒。依偎着艾威林的杜西戴着一顶大大的白色草帽,皮肤在旅途中被晒得黝黑。旅途对她的确很艰难。〔48〕跨越大洋的途中,船上的一名乘客死去,当他的家人悲伤地站在甲板上,看着他的棺木被放入大海,另一名乘客却笑起来,随着棺木扔了一块橘子皮。〔49〕见到“上层阶级”对死去的穷人都如此轻蔑,杜西极为愤怒。好在她不用跟这些人在一起待太久,码头已经有戴着红丝带的人在等着拯救他们,其中就包括泰奥多尔·库诺——海牙国际工人协会大会结束后,与马克思等人到海里游泳游不回来,最终被恩格斯救回来的那位。〔50〕
杜西、艾威林和李卜克内西首先向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社会主义者做了演讲,随后去纽黑文给耶鲁大学的学生做了讲演。〔51〕在12周旅程期间内,他们总共去了35个城镇,与左派人士、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袖见面,他们在每站都发表演说,甚至有时在一站便举行4次活动。杜西的旅费来自为报纸撰稿,艾威林参加了10次戏剧演出,旅途中间也在做兼职,为伦敦的报纸杂志撰写文艺评论。〔52〕
11月初,他们一行人抵达芝加哥,登上了《芝加哥论坛报》头版。〔53〕在他们抵达前,有人发出警告称,“艾威林和他尖刻的妻子”来伊利诺伊州的目的是煽动危险情绪。但这样的警告反而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兴趣。数千人参加了他们的演说。〔54〕演讲中,杜西号召美国听众“向民众丢出三颗炸弹:煽动、教育和组织”。〔55〕她像社会主义活动家一样对他们讲演,艾威林像教授一样讲述社会主义的历史,用德语演讲的李卜克内西则作为运动前五十年历史的见证人。〔56〕他们的社会主义路演虽然辛苦,甚至乘坐火车和马车向西远到堪萨斯市,但非常成功。中途,他们还得知工人阶级在纽约取得了重大胜利:受到工会支持的联合工党候选人亨利·乔治竞选市长差点成功,可惜屈居第二,但他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虽然马克思“党”与此并无关系(也并不热衷于乔治),但这至少是个好消息,说明工人(和社会主义)在美国取得了进步,他们可以带着欢庆返回英国。
离开时,接待他们的社会主义劳动党对他们失去了热情,原因是艾威林指手画脚告诉社会主义劳动党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工人阶级在美国政治中不断壮大的力量,建议德国人主导的该党(曾宣布拥有3000名党员)与更强大的美国劳工组织联合,包括与劳工骑士团这样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的劳工组织联合。他说,只有这样,美国的运动才能兴盛。恩格斯说过,在美国的德国人虽然理解运动理论,却在20年里未能打入急需理论指导的美国民众中间。这一建议(不论是不是对恩格斯的模仿)招致社会主义劳动党的极大不满,一者出自艾威林之口(这些经验丰富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把他视为英国暴发户),二者蕴藏着对该党的批评。〔57〕从这时起,艾威林变成了敌人。实际上,他让自己成了别人攻击的目标,但他和杜西对此毫无所察,对后来遇到的凶猛攻击毫无准备。
杜西1月回到伦敦时,好消息传来:《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已经出版,德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销量在增加,虽然远谈不上畅销,但至少出现了转机,说明民众对马克思的著作的兴趣终于开始增加。〔58〕但无论杜西对自己的美国演讲及父亲的著作感到如何自豪,她和艾威林到家后,却再也没心情体会这自豪感:艾威林拿到的一份《纽约先驱报》报道说,美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他就自己在美期间的过度花费给一个说法。〔59〕报纸幸灾乐祸地报道说,艾威林这位“受剥削劳工的保护者”在所报的账目中,有1600美元不合规定。〔60〕被艾威林代表的机械工、木匠和工人每天收入不过2美元,他自己却花费25美元买花、50美元买雪茄、42美元喝酒(在其中一家旅馆)、100美元去剧院。〔61〕伦敦多家报纸转登了这篇报道,其中《旗帜晚报》讽刺说:“纽约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决定再也不从衰落的欧洲君主国家邀请专业的鼓动者,他们太奢侈、昂贵。当然,这也是一件好事,让民众知道被富人无度挥霍的财富有一部分属于他们,但纽约的社会主义者不想再从国外找鼓动者来演示是如何挥霍的了。”〔62〕
如果不是艾威林离开纽约前与社会主义劳动党就其组织策略爆发争论,该党也不会将这一丑闻公之于众。除恩格斯、杜西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人都会相信至少部分指控是真实的,而且很多人肯定会认为那些花和酒没有全部花在杜西身上。伦敦的很多伙伴都经历过艾威林的挥霍无度——反正,花的总是别人的钱。〔63〕社会主义活动家亨利·索尔特说,只要杜西离开房间,艾威林就马上向索尔特的妻子凯特借钱。与艾威林共同处理党内事务的H.W.李说,他“为了满足欲望可以不择手段”。艾威林为了得到好东西,不计代价。李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天,他向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一个德国裁缝订购一件天鹅绒外套和背心。这位裁缝一直拿不到钱,便找去了利瑟恩剧院,结果伤心地发现,艾威林就坐在前排观众席上,穿着没有付钱的天鹅绒外套……身边还有一位女士相伴。”〔64〕
杜西和艾威林马上对社会主义劳动党的指控做出回应。艾威林解释说,自己没指望对方支付全部费用,自己只是把账单报上去,让对方决定哪些应该由对方支付,哪些属于私人花费应该由自己负责。〔65〕恩格斯也为他进行了辩护,马克思一生被人指责在工人阶级背后享受奢侈的生活,恩格斯以为这次也是同样的指责。在写给翻译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译者的回信中,恩格斯对指控艾威林并呼吁将其驱逐出党和出版业的活动进行了批驳。他说,自己认识艾威林已经4年,知道他为党牺牲了社会和经济地位。况且,恩格斯指出,如果艾威林真的欺骗工人,杜西不可能不知道。“而那样的话,至少在我看来,控告就是完全荒谬的。我从她是个小孩子起就认识她,而最近十七年来,她经常在我身边。……说马克思的女儿欺骗工人阶级——真是笑话!”〔66〕
了解恩格斯的人都知道,他一旦把谁认作忠诚的朋友,便无法再看到他身上的缺点。巴克斯说:“不论艾威林在金钱问题上的证据有多么确凿,不论他为人有多么不可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不会不信任他。更糟糕的是,恩格斯继续想把他确立为英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领袖。”〔67〕
杜西的朋友则对她无法、或者说不愿认清艾威林的缺点而感到难以置信。萧伯纳的戏剧《医生的窘境》中的杜贝达和杜贝达夫人就是以艾威林和杜西为原型。他笔下的杜贝达是个自私的无赖,只喜欢金钱和女人。相熟的人出于尊重和爱,没有把他借钱以及与女人调情的事情告诉杜贝达夫人。她认为杜贝达是超脱于俗世的天才,她可以不理会他的缺点,她需要他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她活着就是要挽救他。〔68〕
杜西与艾威林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曾写信给霭理士说:“有的人,你一眼就能了解,但还有的人,你即便与他共度了一生,却仍然无比陌生。”〔69〕杜贝达夫人了解她的丈夫吗?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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