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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robert-v-daniels-1960/00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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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index-class-struggling.htm)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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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九一七年,一批革命者在俄国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所喜爱的称呼)。按照传说,这个布尔什维克组织[1]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经受过锻炼的和有纪律的集团,它忠实地执行其领袖列宁的意志。自一九一七年起,共产主义革命的追随者和反对派都断言,随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最核心的阶层突然承认:革命已陷入死胡同近二十年之久;—个固执的、掌握大权的人控制了革命的社会并违反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准则。
正像俄国之外的受到震惊的共产党人在努力对这种实际情况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时所承认的那样,斯大林的专政不只是由于出现了一个恶人所致,它的根源很深,一直延伸到布尔什维主义追随者们的身上。但是,对苏联的极权主义绝不可简单地加以解释,仅就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加以论述也是不够的。在斯大林按其个人设想塑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共产主义运动就不是单一的、清一色的和铁板一块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分裂的和不断变化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简单说来)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克服了意见不统一;但在第二个阶段中,不得不承担其结果。
就像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第一个阶段或极权主义之前的阶段(直至一九二九年),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根本的意见分歧和冲突。在这些年中,运动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因此,今天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这种情况演变的产物。
因而,从一开始就弄清楚苏联共产主义的这种由发展过程和各种情况所决定的、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特性,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人们就会严重误解党内派别斗争的历史,并忽视这场斗争对苏联制度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本作者认为,对苏联制度和苏维埃政治表现的误解大都产生于一种对共产主义的静止观点,即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不管是好是坏)乃是列宁和马克思想出来的,并被一批坚定的年轻人运用于实践。实际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首批追随者中大部分人已或迟或早地发现,运动使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然后,他们不是与它断绝了关系就是本身被统治者清除了。
尽管官方后来所写的历史硬把党说成是无所不知的,但总的说来,导致俄国共产党人分裂和争论的那些路线变化并不是事先早有计划的。政策之所以变动,是因为人们要解决一些未曾预料到的新问题,或者是因为一批具有不同价值尺度的新人物上升到了有影响的地位。苏联政治发展的方向就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产物,这些因素是:历史环境,社会和经济状况,理想和思想,相互争斗的领导人物的习性、意向和爱好。直接影响历史发展的人往往是根据当时的现实形势行动的,不大可能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他们的意志和行动又仅仅是汇集在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中的诸因素之一。弗·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写道:“那些自夸**制造出** 中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 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2]
在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相同类型的政治态度,可以用提纲式的论点对它们加以描绘和区分。当然,这样做有可能冒过分简单化的危险。本作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就其在革命时期的状况来说,基本上包含了两种始终不渝的、具有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如果允许的话,人们将宁愿用它们各自常用的说法来称呼这两个对立的流派,即“列宁主义”派和“左”派。就其本质而言,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区别就是政权和原则、革命的实用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区别。虽然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始终那么分明、单一,但不能不承认,它们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同:一派注重革命的目的,另一派首先想的是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手段。
以纲领和理想为一方与以政权工具和实际必要的强制办法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就是苏联早期历史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共产主义列宁派战胜了左派、现实战胜了纲领,这种紧张关系也就消失了。那些比较忠于原来的革命目标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权力,而他们追求的目标也被证实是一种幻想(至少在俄国的状况下是如此)。代表现实和能适应各种情况的人占据了政权中的领导位置,这种人的典型代表是斯大林。共产党专政这一为实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却成了本身的目前,而且变成经久不变的目的。
显然,对本书的基本思想需要作较仔细的说明。共产主义运动的二重性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也不是任意强加的想法。它是一种根据手头资料得出来的论文假设。可以说,它大体上已被资料所证实,而且被证明是收集和解释其他资料最为有效的指南。这种根据一定的假设进行论述的方法是一种通用的社会科学方法。
要理解共产主义二重性的这一论断,首先必须弄清“左”和“右”这一对政治术语的定义。如果这种术语的含义不明确,那么它就缺乏可取性。然而,在反对派存在的时期,人们经常用它来说明苏维埃政策的特性。
“左”和“右”作为政治类别的名称产生于拿破仑之后的法国。在复兴时期的下议院中,人们习惯于以主席席位为中心线分两边就座,一边是自由党人,一边是顽固的保皇党人,这样就形成了“左”和“右”的称呼。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一表达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被普遍采用,人们并不以此来表示议会自由和保守的君主制独裁主义的对立。随着独裁主义的衰落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左”和“右”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它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说明人们对社会演变和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同态度。直至今天,这两个措词在一般的语言习惯中仍保持着这种含义多人们同时还以此来划分从维持昨天的原状直至乌托邦式的激进主义之间各种不同的政治音阶。
此外,左和右之间还始终存在一种更狭义的区别,这不是指政治目的而是指其采用的方法及其热情程度。在某个运动中(不管它在整个光谱中处于什么位置),人们总可以从中区分出较大胆的或按教条办事的“左”翼和十分谨慎从事的“右”翼。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里,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两翼就属于这种差别。在本书分析苏联共产主义时,“左”和“右”这两个措词一般就是按这种较狭窄的含义使用的。
在俄国,这两个措词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前不久才开始流行的,人们主要把这两个措词用在自由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身上。马克思主义者很少用这两个措词来称呼自己内部形成的集团,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对“左派”波格丹诺夫集团的抨击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内部使用这个术语的首例。一九一八年以后,直到反对派的一切活动被彻底镇压为止,人们在所有的口号和抨击中不断使用了“左”和“右”这两个措词。对革命者来说,“左”自然有积极的含义,而且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斯大林本人就试图占据左的位置:“拉科夫斯基断言反对派是我们党的左派。同志们,这真是可笑之至。……,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个……孟什维克集团会比布尔什维克还左呢?反对派是……右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3]
在近几十年里,广义的左和右的范畴越来越自相矛盾、混乱不清。人们只要以某些狂热的反保守的法西斯运动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运动往往被称为“右派”运动。但是,从许多实际情况看,“极右派”和“极左派”的统治方式已变得很相似,这一点也可以从以下情况中看出:“极权”这个术语既可以用到“极右派”,也可以用到“极左派”的身上。如果人们进一步仔细观察,那么,他们就会从中得到印象:这两种极端分子事实上已日趋合流。在所有极权国家和运动的政治组织形式方面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它们已不能以左和右来加以划分,因为这种划分所表示的差别已经消失。问题还不仅于此,更深刻的原因是:政治不是线性的,是多方面的。
解决这种划分上的困难可以采用以下办法,即利用两种相互独立的尺度来衡量各种政治运动及其思想。[4]一种尺度是就其政治纲领和对社会变革的态度进行划分的尺度,这就是一般所熟悉的左、右派的划分;另一种尺度是按其政治组织和政治方法进行划分的尺度,人们可以把它们划分为绝对民主化的、相信说服教育的、直至极端独裁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三种政治组织和政治方法,并可在这三者之间分出更多的等级。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不同点就在于这一方面。用“强硬”派和“温和”派这种措词来说明它们的区别,似乎更为合适。
为了在研究共产党政治的过程中弄清问题,人们必须无条件地区分这两方面的政治变化和政治争论。如果以政治分歧作为单一的尺度来说明俄国共产党内的派别形成,这将导致严重的混乱,例如:列宁和斯大林就会被看作是左右派之间的“中间路线”代表。这种设想不仅抹煞了从列宁时期到斯大林时期路线发展的特点,而且也抹煞了各种倾向之间的共性。
在共产党员中,可以说存在五种派别。在纲领方面(即以左和右的尺度来衡量),在政策方面(即以“强硬”和“温和”的尺度来衡量),各派之间都有一定的区别,具有各自的特点。虽然个别的人可能动摇,从这一派转为另一派,但基本的派别倾向是比较稳定的。鉴于人们对政治方法及其有效性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忠于理论和纲领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左派又分成了两大分支,一个称为“极左派”,另一个称为“温和左派”。一派是更多地富于空想和偏爱民主,而另一派则始终保持高昂的热情并更多地倾向于采用暴力。当然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像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界线那么明显,它们之间的差别首先在于侧重点有所不同。
就右派来说,它的进一步划分就更复杂了,但是,在政治方法方面存在着三种明显不同的立场。最谨慎从事的和考虑民主和合法性较多的人,即“极右派”,它同孟什维克很接近。这两者在共产党内部都是无足轻重的。在我们论述共产党政策的二重性时,可以暂不考虑它们。在政治方法方面处于另一端的是具有强烈政权意识的强硬派,即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在“极右派”和“列宁主义者”这两派之间是“温和的右派”或称“谨慎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在制定纲领和研究实际问题时均采取谨慎态度,但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则倾向于采用专制方法。温和的右派和列宁主义者共同组成了一般被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列宁主义派,它在方法上是强硬的,在对待纲领的态度方面是实用主义的,并且有不同程度的勇敢、果断精神(这一点与左派的区别不大)。
在不同程度上指导共产党各个派别行动的纲领,即使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可以被说成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所预言并号召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为目标的纲领。一般说来,新的社会制度就是指:建立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统治地位,消灭或同化其他所有的集团(建立“无阶级社会”);由广大居民广泛地承担政治权力和行政管理责任,并分享经济成果;树立一种新的集体主义道德风尚(而逑种道德风尚是建立在所谓产业工人固有的道德基础之上的)。在运动早期阶段,所有共产党人都追随这一理想,即使他们怀有不同程度的热情和认真态度。
左派与列宁主义者的区别是,这种理想对他们来说就是主要事业。而在列宁主义者看来,首先是夺取政权和保护政权。这种侧重点的区别对他们说来也是学说上的区别。实际上,列宁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一种组织学说,它强调纪律、斗争精神和使用暴力的不可避免性。
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观点,十九世纪产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似乎纯属空想,因此许多评论家倾向于以更大的怀疑来看待早期共产党人的信条。但是今日的无幻想性也可能反过来导致严重的谬误。艾赛亚·伯林[5]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人写道:“不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莫洛托夫或者秘密警察头子甚至斯大林个人曾犯过什么错误,都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信念或原则的真诚和忠实。”[6]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评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想的优越性或论述它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是,为了了解共产主义的发展,首先应考察这种理想是怎样在俄国特定的条件下(那里试图实现这一理想)被证实是不现实的。在具体运用以理想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人们本应可以预见到它的失败,因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的经济,而俄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所以这一理想是不能实现的。相反的断言只能掩饰这一事实:在那里出现的只是另外一种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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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此以前,它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四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之后,它又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九五二年,这个名称再次改动,现在就叫苏联共产党。按照共产党人自己的说法,本书把“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一九一八年以后,这两个措词的含义有了一点细微的差别,“布尔什维主义”是指不很具体的运动思想,“共产主义”是指组织构成。
[2] 弗·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302页。
[3]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卷,第305、306页。
[4] 这种政治分类方法是由作者和阿尔弗雷德·格·迈尔教授共同拟定的。
[5] 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录入者注
[6] 艾赛亚·伯林:《俄罗斯文化的沉默》,《外交》杂志,一九五七年十月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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