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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消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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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消耗战
1934年8月1日早上,正当奥尔森州长的军队入侵罢工总部时,约翰·贝洛死去了,他是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受伤的,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他是失业工人,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帮助卡车司机罢工。约翰没有结婚,他的丧事是最近的亲属帮他办的,他们邀请工会全体会员参加葬礼,但不要张扬,不举行示威游行。出于对亲属的尊重,574分会出了葬礼的钱,并帮助安排灵车。几千名罢工工人参加了葬礼,向勇敢的战士约翰·贝洛致哀,并借此向无数个像他一样帮助罢工的失业工人表达感激之情。
奥尔森下令戒严,给了这些工人当头一棒。联邦官吏抓住这个机会,镇压那些参加“以工代赈”工程(这些工程是由紧急救援署主办的)的失业工人的罢工。紧急救援署下了命令,这些“以工代赈”工程都要在军队监管下继续进行,州国民警卫队的宪兵司令会“逮捕一切煽动分子”。参加“以工代赈”工程的失业工人原本打算在7月30日罢工,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取消罢工。在这个过程中,罢工委员会要求全体工人踊跃参加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它的成员很快就超过了四千人。在血腥星期五,在军队查抄工会的那一天,中央工人代表会始终与574分会并肩战斗,约翰·贝洛就是他们的榜样。
574分会与失业工人运动相互扶持,也有实际的原因。在卡车运输业这一行里,有些职工不靠社会救济,日子就很难过下去。许多活儿都是季节性的,哪怕是工作比较稳定的工人,都有不少人挣不够一家人吃饭的钱。所以这些工人很理解那些完全失业的工人。失业工人看见574分会的积极斗争政策有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对574分会产生了同仇敌忾的感情。在1934年,穷人只能完全依靠社会救济才能有口饭吃,要等到三十年代的工人斗争高涨起来以后,资产阶级才勉强做出一点让步,提供了很有限的失业保险与其它社会保障措施。
救济制度简直就是殖民时期的古董。要想申请救济,必须一贫如洗。只要还剩下哪怕一分钱的存款,只要保险没有全部退保,就没资格申请。家具和其它“奢侈品”都必须拿去当铺典当,或是拿去二手家具店卖掉。挣了一点钱都要上报,然后从救济金里扣掉相同的份额。救济金本来就只有一点点,只能勉强够吃。在574分会开始斗争后,救济制度改善了一点,但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失业工人最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随时愿意同工会一起战斗,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失业工人斗争发展到了新阶段,让本城的斯大林派大受打击。以前他们在失业工人中间成立了失业者代表会(Unemployed Council),对失业工人有一些影响。他们原先获得的一点点小成果,现在正在迅速流失。他们欺骗那些想给574分会当纠察队员的失业工人,叫这些失业工人到失业者代表会去登记,结果自取其辱:574分会当众宣布,想当纠察队员的,就到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去登记。
血腥星期五之后,给紧急救援署做工的工人准备举行罢工,共产党的萨姆·戴维斯就想钻进他们的罢工委员会。可是,没有一个“以工代赈”工程的工人信任他,工人不肯让他参加罢工委员会。共产党一意孤行,强行推行极左政策,结果,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阶级斗争高涨的时候,他们却被孤立了,于是,他们更加起劲地痛骂“托匪头目的反工人阶级政策”。威廉·邓恩在《工人日报》上痛骂,莫里斯·柴尔兹[1]也在共产党杂志《共产主义者》(Communist)上痛骂。后来,他们这些痛骂文章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叫《不断反革命——托匪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的角色》。
《组织者》在8月7日发表社论,回击了喋喋不休的共产党:“574分会史诗般的斗争,就像一出戏剧一样震撼了人的灵魂。这出戏剧是如此符合经典剧作的结构,就连丑角都出场了,还带有一丝喜剧色彩。昨天晚上,有人在我们的群众大会上偷偷散发传单,按照传单上的说法,这个丑角的名字是:‘美国共产党第九区委’。……他们说我们工会的领导人都是表里不一的叛徒,不把这些人统统赶走,就休想赢得罢工。有些小伙子发现,这传单上写的,跟公民联盟讲的全都一个样,他们一气之下,撕碎了传单,又冲发传单的下巴揍了一拳。这是不对的。跟他们犯不着这么认真,只有对待严肃的敌人,才应该这样严厉。他们不是奸细——至少不是有意的;他们只是有点傻,他们需要在屁股上踹一脚,也许这一脚能让他们清醒一点。”
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奥尔森州长也在想办法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因为军队查抄574分会而遭到了重创。8月3日,他派一小队国民警卫队士兵,查抄了公民联盟的办公室。不用说,这肯定是为了把他自己打扮成“全体人民的公正州长”,给他捞取民心。对这个插曲,574分会并没太在意,可是老板们却尖叫起来,就好像他们的喉咙被割了一刀似的。“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居然干了这种“不能干”的事。
国民警卫队的性质,就是帮老板们镇压工人、破坏罢工的工具。为了保证国民警卫队的忠诚,它的重要岗位上的军官一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亲兄弟。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也不例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样,只有几个低级军官是农工党员。其中之一就是负责这次查封行动的肯尼斯·黑克拉夫特(Kenneth Haycraft)中尉。可是,在行动开始前,其他军官就把消息透露给了公民联盟,所以公民联盟早就把能定罪的证据都藏了起来,最后自然是什么都没搜出来。奥尔森玩的这一手,当然没能揭露出什么,可是《劳工评论》却把这吹成是为工人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这出闹剧上演的时候,公民联盟碰到了真正的麻烦。市场区有几家水果公司和农产品公司放话说,既然工会已经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它们也要接受这个方案,不想再服从公民联盟的纪律了。为了打消它们的妥协念头,雇主顾问委员会(Employers’ Advisory Committee)赶紧提出了新的罢工协议方案。然而这个方案里面真正能算得上“新”东西的,只有给卡车司机的时薪加到五毛钱、给帮工和场内工人的时薪加到四毛钱这一条。在这个新方案里面,凡是跟工会代表权有关的条款,还是一个字都不肯提到574分会。它还坚持列出“优先”雇用名单,在这个名单上,工贼排在工会会员前面,而被指控“犯法”的罢工工人干脆就不给重新上岗。
574分会立刻驳回了这个新方案,并声明哈斯—邓尼根方案是自己能够接受的底线。《组织者》宣布:工会在纠察线上赢得了胜利,它绝不会允许自己在谈判桌上输掉这些胜利果实。它要求大家注意:罢工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工人面对的是诡计多端、阴险狡诈的敌人。《组织者》说,574分会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加强纠察活动。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纠察线上出事了。比尔·布朗和格兰特·邓恩路过罢工总部附近的一条街时,发现有一辆得到了军队通行证的工贼卡车在行驶。他们马上调了几队机动巡逻队去拦下那辆车,没想到那个工贼司机居然拿出了霰弹枪。在接下来的混战中,他们怒火上头,忘掉了理智的战术思考。结果两名纠察队员厄尔·柯林斯(Earl Collins)和乔治·希尔茨(George Schirtz)负了伤。凯利·波斯特尔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他确实有理由生气,因为他是纠察队调度员,战术行动是由他指挥的。可是比尔和格兰特却擅自做主,违反了避免这种冲突的命令,导致两名罢工工人毫无意义地受了伤。
虽然这件事并没有对罢工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工会必须采取行动,让大家看到: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会员,都一样要遵守工会的纪律。罢工委员会责令比尔和格兰特(他俩都是工会最高领导人)在调动纠察队的问题上,必须服从纠察队总调度员凯利的命令。比尔和格兰特知道自己错了,他俩尽量大度地接受了处分,以后也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
碰到工贼行动时,如果总是发生这种无法控制的战斗,这种战术肯定不是有益的。这只会让工会在舆论上落了下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在政治上向奥尔森施压,不停地要求他不得再允许军队向工贼卡车发放通行证,并且不得干扰574分会的和平纠察。《组织者》不停地炒热这个问题,群众对奥尔森的压力越来越大。到了8月6日,他只好宣布:军方发放的通行证全部作废;今后只给同意接受哈斯—邓尼根方案的雇主发放通行证;在“紧急”情况下也可发给通行证。
公民联盟对此的反应是向联邦法院上诉,请求联邦法院下令,不让奥尔森延长戒严。老板们以前就经常让法院下达不利于574分会的法令,但是警察落实不了这些法令,所以574分会根本就没把它们放在眼里。可是在奥尔森的这个案子上,公民联盟真的以为,只要它能让法院下令,奥尔森就会服从。老板们想把破坏罢工的运动重新抓在自己手里,就找了纽约一家臭名昭著、专门豢养工贼的P·L·伯戈夫公司[2],请来了一大帮打手。
在老板们和州长发生法律纠纷的时候,574分会的立场是: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工会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戒严,我们现在也不想要戒严。工会一再要求释放被军队抓走的工会会员,并要求军队不得再干扰和平纠察。**574分会宣布:它的原则方针,就是继续进行独立的、积极的工人斗争** 。
无论法院对这个案子做出什么样的裁决,罢工委员会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组织者》指出:“如果继续实行军管,他们〔罢工工人〕将会像上周一样继续斗争。……如果停止军管,纠察队将会重新占领阵地,并像以前一样掐断一切卡车运输,574分会以前曾多次表现出它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且还能毫不费力、不用武力就能做到这一点。”最后法院裁决继续军管。
8月6日晚上,574分会在阅兵场举行露天集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万工人,打破了以前的纪录。工会领导人在发言中讲了几个要点。有人以为公民联盟反对戒严,是因为它对工人有一些善意,这种幻想必须打破。奥尔森想利用由军队发放通行证的方法,一点一滴地破坏罢工,必须不断地让群众给他施压,挫败他的企图。老板们又雇用了一批打手和职业工贼,大家千万要当心。老板们还加紧给574分会的领导人扣红帽子,必须对此进行反驳。
工人群众唾弃给工会领导人扣红帽子的诽谤运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基本的政治觉悟,懂得群众组织应当兼容并包、容许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参加的道理;而是因为具体的实际形势。工会做的每一件事,都经过会员群众的充分讨论,所以会员群众信任工会领导的政策,而工会领导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样的,会员群众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是他们的领导经受住了多次斗争的考验。工人群众信任自己的领导,不想换人。
这次大会结束后,《组织者》在8月8日发表了吉姆·坎农的一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回击了老板们的污蔑。这篇奇文的题目叫《疯言疯语》(A Bughouse Fable),它虚构了该报编辑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经过,其中一段“招供”是这样的:
“**军官** :这个叫哈斯神父的家伙,是什么人?……
“**编辑** :他的真名叫哈斯基。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他提出的最低工资四毛两分五厘的方案其实跟共产主义是一回事。……
“**军官**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快快招来。那邓尼根、奥尔森、布朗和邓恩兄弟呢——邓恩一家到底有几口人在这里?
“**编辑** :他们的真名叫邓恩斯科维茨基。他们是爱尔兰犹太人,半年以前他们躲进装土豆的袋子里面,从科克县[3]偷渡到我国。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有十七兄弟,年龄全都一样大,全都叫嚷着要加薪,时薪不能少于四毛两分五厘。他们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邓尼根先生的真名叫邓尼根斯基——他姓邓,邓恩兄弟也姓邓,他们都是一家人,他是邓恩兄弟的表亲,跟他们一起闹着要把最低时薪加到四毛两分五厘。
“**军官** :那布朗呢?
“**编辑** :他是个犹太人,叫布朗施泰因,以前是在纽约东区卖鱼的。几个星期前他才来到这里,想在市场上卖俾斯麦腌鱼[4]。后来他勾搭上了邓恩斯科维茨基兄弟,混进了工会里,还当上了574分会主席。……对了,他还是列夫·布朗施泰因的儿子,就是那个本名叫托洛茨基的家伙,俄国的乱子都是那个托洛茨基惹出来的。
“**军官** :那奥尔森州长呢?你们这帮闹事的赤匪里面,就属他最机灵,是不是?
“**编辑** :没错!这就是整个游戏里最绝的一手。他是王牌。他本名不叫奥尔森,也不是瑞典人——他只是为了赢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选票才改叫这个名字的。他其实是从俄国跑来——还是直接从莫斯科来的——真名叫奥尔森诺维奇。他给罢工出了不少力。查封工会总部,把纠察队员抓起来关进牢里,都是为了让罢工赢得同情而搞的把戏。
“**军官** :你讲的太深奥了,我听不明白。算了,这个阴谋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编辑** :这个么,老实说,这一切全都是几个月以前在君士坦丁堡策划的。几个小伙子开了一星期卡车,挣够了钱,就去了欧洲。他们去君士坦丁堡见了托洛茨基,得到了下一步行动的指示。托洛茨基说:‘小伙子们,下雪之前,我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动革命。’他们说了声:‘没问题!’然后就走了。
“他们准备上船时,文森特·邓恩走到托洛茨基老头面前,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就要走了,您还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军官** :托洛茨基说了什么?
“**编辑** :他说:‘小伙子们,你们要小心奥尔森诺维奇,他随时都可能出卖你们。”
《组织者》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份由工会出版的罢工日报。这是1934年8月25日的《组织者》刊头,它以玩笑的方式列出了编辑部工作人员:法雷尔·多布斯是“背黑锅的”(Fall Guy);吉姆·麦克基(Jim McGee)是詹姆斯·坎农的化名,他是“给编辑部打杂的”(Office Boy);卡洛斯·哈德森是“站后排捧哏的”(End Man);杰瑞·哈德森(Jerry Hudson)是“艺人”(Artiste);麦克斯·马什(Max Marsh)是马克斯·沙赫特曼的化名,他是“圣保罗通讯员”,因为他跟坎农被国民警卫队赶出了明尼阿波利斯,只好在明尼阿波利斯旁边的圣保罗市住了一阵子;阿尔伯特·戈尔德曼是“大嘴巴”(Mouthpiece),也就是辩护律师的意思;玛维尔·肖尔是“军事记者”;威廉·S·布朗、邓恩三“姐妹”和卡尔·斯科格伦德是“滑稽配角”(Stooges);赫伯特·索洛是“特邀指挥”(Guest Conductor)。
这是《组织者》刊登的讽刺老板们对工会领袖的污蔑运动的漫画。上面一张的标题是《老绅士勇敢挑战空中飞人》,大腹便便的老绅士肚子上写着“公民联盟”,三个吊架上分别写着“约翰内斯”、“剿共”、“国民警卫队”;下面一张的标题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共产主义——每小时四毛两分五厘》。
这篇嘲讽污蔑者、尖锐地讽刺奥尔森州长的文章,在工人运动内收到了很好的“笑”果。《组织者》趁热打铁,又向老板们发起了另一轮进攻:它发表了头条报道《这有166个暴君》,列出了166家需要用卡车运货的企业,它们全都跟工会作对。它说这篇报道是写给“想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的人看的”。没过多久,整个地区就有不少人要求《组织者》重新刊登这个名单,给那些还没看过的人看。人们马上发动了一场最最有效的抵制运动,它与艰巨的罢工斗争紧密相连。虽然罢工不能光靠抵制就能获胜,但抵制运动至少给公民联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其实,抵制运动促使那166企业中的三家市场企业挣脱了公民联盟的束缚,接受了原本的哈斯—邓尼根方案。
老板们发现自己的队伍发生了分裂,连忙公开炮轰哈斯和邓尼根。他们以“哈斯和邓尼根上了卡车司机工会的过激领导层的当”为借口,要求华盛顿召回哈斯和邓尼根。哈斯和邓尼根屈服了,他们俩放弃了原本的方案,给老板们设计了一个对工人更加不利的方案,想逼迫工人接受。与原来的方案相比,新方案的改动主要有两点:(1)取消了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2)老板可以拒绝让被指控犯有“暴力罪行”的罢工工人重新上岗。
哈斯和邓尼根先是向工会谈判代表——雷·邓恩和我——施压,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新方案。他们俩说,华盛顿坚决要求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所以工会必须做出一些让步。他们俩要我们把新方案推销给会员群众,如果我们不干,他们俩就亲自去推销。雷和我就说:我们会把谈判的情况报告给工会的。
哈斯和邓尼根请求罢工委员会接见他们,罢工委员会同意了。他们来到总部时,罢工委员会正在开会,就让他们先在会客室等一会。雷和我先向罢工委员会报告了他们的新方案,又把他们跟我们谈判的情况讲了一遍。然后有人做了报告,说被关在拘留所里的罢工委员会委员也已经了解了这个新情况,他们已经投了票,不愿接受新方案。接下来,整个罢工委员会一致决定,不接受新方案。
到了这个时候,罢工委员会才请哈斯和邓尼根参加会议。工会最高领导人先不发话,让罢工委员会委员先提问。委员们问了哈斯和邓尼根很多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你们为什么只跳过我方谈判团,直接找上我们,而不跳过资方谈判团,直接去找资方?你们为什么不叫那166家企业就是否接受你们的原始方案举行不记名投票?华盛顿派来这里审理‘暴力’案件的人穿的是白领还是工作服[5]?”
委员们问完后,最高领导人才开始发言。雷·邓恩狠狠地批评了哈斯和邓尼根的新方案,并重申了工会关于协议方案的立场。在争论中,比尔·布朗尖刻地谴责了哈斯和邓尼根。他说:“我们已经战斗了一个月,大家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进行了艰难的斗争;我们有两位兄弟,被老板们的打手残杀。我们接受了你们的第一个方案。可现在你们却要我们乖乖地接受以前那种奴役,你们还有脸说什么公正和荣誉?”《组织者》在报道比尔的讲话时特地指出:比尔这番话赢得了罢工委员会的满堂喝彩。最后,哈斯和邓尼根请求退场。哈斯神父走出会场时,一个信天主教的青年工人把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取了下来,狠狠砸向哈斯神父。
老板们通过联邦调解员向工人施压的伎俩失败后,又想出了新的鬼点子。他们发起了请愿运动,要求劳工局举行选举,选举的议题是工人是否愿意让574分会就罢工协议进行谈判。能够投票的,只有被老板们认为“合格”的员工。这个请愿书上写满了狡猾的法律术语,而老板们弄出它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在投票人名单上塞满工贼,操纵选举结果。而劳工局的角色,就是替老板们出面,争取让联邦政府支持这个破坏罢工的行动。574分会马上组织了揭穿这个骗局的运动,但老板们死死坚持,一定要用请愿来获得突破。
与此同时,奥尔森州长又放松了对通行证的审批。没过多久,军队就给几千辆卡车发放了通行证,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属于接受了哈斯—邓尼根方案的老板。工会出动纠察队拦阻工贼卡车,军队就会逮捕纠察队员。被抓到拘留所去的纠察队员被判处了苦役,有的人刑期长达三个月。《组织者》派玛维尔·肖尔去报道军事法庭的审判,但主持法庭的军官不许她进入审判庭。
临时拘留所里面的条件非常糟糕。《组织者》发表了社论《拘留所简直就是猪圈!》,描写了里面的糟糕情况。被关在里面的人远远超出了牢房的容量,人们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毯子。饭菜是用敞篷卡车运来的,运到拘留所的时候早就凉了,实在难以下咽。厕所非常简陋,苍蝇满天飞。澡堂里面只有生锈的脸盘和一根水管。拘留所的警卫不让囚犯看《组织者》,一发现就要没收。但是被关进去的纠察队员都是铁骨铮铮的战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进行了斗争,逐步改善了自己的状况。
消耗战到了这个节骨眼上,574分会便号召举行示威性总罢工。《组织者》向整个工人运动发出呼吁:“出动全部的工人预备队!”明尼苏达州劳工联合会准备在8月20日举行代表大会,《组织者》便要求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劳工联盟在这次大会上大声呼吁全州工人踊跃支援罢工。可是保守的劳联官僚却还在装聋作哑,他们在罢工总部被军队查抄以后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很清楚,这次示威针对的不光是老板们,更是奥尔森,因为奥尔森的军队承担了破坏罢工的主要工作。劳联的工会代理们决定牺牲罢工工人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工人运动内部维护奥尔森,不让奥尔森受到一点批评。他们还偷偷地怂恿574分会内部的人,向574分会的领导层发起挑战。
在8月9日的罢工委员会会议上,克利夫·霍尔突然发难。他在形式上仍是574分会的工会代理,所以他宣布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的几个决定。他声称执行委员会的权力高于罢工委员会,并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工会将于8月16日撤出罢工总部,因为工会已经拿不出续租的钱了。他还说,为了对老板们的污蔑做出工会的“正式”答复,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这个声明措辞软弱,通篇都在强调工会里没有共产党员,苦苦哀求老板们不要再穷追猛打了。
罢工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组织委员会(雷·邓恩、迈尔斯·邓恩、格兰特·邓恩、卡尔·斯科格伦德和我)与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解决这个问题。联席会议马上举行了。会议记录显示,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鉴于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都是罢工委员会委员,如果执行委员会对罢工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可以在罢工委员会中提出,所以,执行委员会无权撤回罢工委员会的命令。”联席会议还通过了另一个决议:“凡是执行委员会的会议,都要让五人〔组织〕委员会出席。”
在罢工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这些决议被上报给了罢工委员会,没想到又出了岔子。工会的书记兼司库萨姆·哈斯克尔(Sam Haskell)声称只有他有权决定工会的开销。霍尔趁机发难,重申工会的最高权力属于执行委员会。卡尔·斯科格伦德严厉地批驳了他们,指出工会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会员群众。他强调指出,是会员群众授权给了罢工委员会,允许罢工委员会代表他们行动,所以罢工委员会有权给执行委员会下令。争论结束后,罢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罢工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共同制定工会的一切政策,包括一切开销在内;在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均为最终决定。”霍尔跟他的同伙虽然在罢工委员会内遭到了失败,但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他们转入了地下,逮着一个愿意听他们说话的工会会员或妇女救援会会员,就给会员灌输有赤匪混入工会领导层的谎言。
还有人从其它地方向574分会发起了阴险的攻击。托宾手下有个总组织者叫约翰·吉尔里(John Geary),他正在跟一些出租车个体户勾勾搭搭。在五月罢工中,黄色出租车公司的司机组织了起来,后来他们那个小小的出租车司机工会就融入了574分会,而吉尔里的目的就是把出租车司机从574分会里分裂出去,重建出租车司机工会。他们的眼前目标是让街上的出租车重新跑起来。574分会得到风声,说出租车个体户和他们的轮班司机正准备开会。吉尔里搞分裂的企图暴露之后,出席会议的出租车司机举行表决,大多数人同意继续留在574分会里,并坚持罢工。
没过多久,劳联全国总部又向574分会发动了攻击,这显然是托宾的手法。574分会正在把加油站员工和给石油公司运油的卡车司机组织起来,发展他们加入工会。由于这些公司正在同工会谈判,所以工会没有叫这些工人罢工。不难看出,当574分会正在为生存而战时,管辖权的问题就应该先放一放,可是劳联偏不这么想。
从华盛顿来了个叫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家伙,他是劳联主席威廉·格林的代理人,格林叫他到这里来,立即把加油站员工编入一个独立的工会。就在574分会举行罢工反抗老板的时候,史密斯背着574分会,想偷偷地把加油站员工分裂出去。他为此举行了一次会议,来到会场的时候,他还带了十几个侦探保护自己。
虽然史密斯没有邀请574分会,但574分会还是派了以格兰特·邓恩为首的代表团去参加会议。代表团进入会场时,史密斯犹豫了,不敢宣布开会,所以格兰特就去主持会议。他下令把侦探赶出会场,史密斯也赶紧跟着他们跑了。然后,格兰特和574分会罢工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也离开了,让加油站员工自己开会。他们决定,在罢工结束前,他们要继续留在574分会里面,但是,后来我们不得不同意让他们离开574分会,组成单独的工会,归入劳联旗下。
罢工拖得越久,资金就越紧张。虽然农民假日协会信守承诺,大方地给食堂提供肉类和蔬菜,我们还是得花钱购买其它食品,每天要花差不多五百块。纠察队每天要花四百块钱买汽油,再加上医药费和杂费,罢工一天就要花掉一千块钱左右。其它工会捐了不少钱,暂时减轻了财政问题。送奶司机工会471分会给了我们六千块。印刷工会42分会给食堂捐了一千块,它还保证,在罢工期间,每周都会捐二百五十块,用于出版《组织者》。罢工期间,厨师与服务员工会正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全国大会,它捐了一千块。我们能从工人那里收到稳定的小额捐款,我们还开着那辆在血腥星期五惨案中被警察打了好多枪的纠察队卡车,到全州各地募捐,弄到了一些钱。
工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罢工工人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差。工人的小孩都吃不饱。许多家庭因为交不起电费、水费和煤气费,电、水和煤气都被停了。房租问题越来越尖锐。跟市政府斗争,为罢工工人争取救济,已经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房东为了挣钱,发起了驱赶交不起房租的罢工工人的运动。有好多次,罢工工人被赶出家门后,我们只能临时凑一个月的房租,在另外一个地方租下房间,然后用纠察队的卡车把罢工工人一家运到新家去住。这样做至少可以争取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不用担心房租问题了。
总之,工会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打从五月开始,我们的斗争就基本上没停过。越来越多的卡车拿到了军方发放的通行证,上路行驶了。一些罢工工人绝望了,回去上工了。华盛顿派来一个新的联邦调解员P·A·多诺休(P.A.Donoghue),替换了哈斯和邓尼根。媒体都吹捧他,说他又大胆又能干;他很可能会偏袒老板们,帮他们举行他们想要的假选举。情况变得非常困难了。
阿尔·戈尔德曼要求跟吉姆·坎农、卡尔·斯科格伦德、雷·邓恩和我举行特别会议——我们五人组成了党在罢工中的指导委员会——戈尔德曼在会上指出了这一点。阿尔认为我们已经输了,应当老实认输。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对的。败局无法挽回时,没必要让所有积极分子都在纠察线上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让一部分战士复工,虽然他们表面上退出了罢工,但是,他们复工之后,也可以为下一次斗争做好准备。
如果阿尔是出于这种考虑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就应该这样说才对。可他并没有这样说,反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罢工。我觉得他实在是太没耐心了,现在还远远不到认输的时候。虽然他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但他对群众情绪的了解,并没有雷、卡尔和我那么深——我们跟会员群众关系更密切、相处得更久,还一起经历了多次战斗。我觉得,在这个事关工会生死的问题上,阿尔这个外人不该这样武断。这样想的不光是我一个人。卡尔·斯科格伦德是第一个要求坚持罢工的。雷·邓恩和我也赞同卡尔的意见,我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吉姆·坎农的罢工经验比阿尔·戈尔德曼的更丰富,他没有马上下结论,而是先仔细听双方争论。然后他说,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领导人仍然认为罢工能够胜利,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实。
并不是只有我们才觉得工会快被压垮了。老板那边也很艰难。我们知道,他们给公民联盟施加了很大压力,叫公民联盟允许他们跟工人签订协议。只要我们能继续坚持下去,工会的胜算还是挺大的。
争论结束时,戈尔德曼的想法已经改变了,看来,我们坚持罢工的坚定意志,让他重新燃起了信心。《组织者》提出了一句口号:“574分会绝不会接受假选举!”我们在社论中指出,除非先让全体罢工工人在完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重新上岗,否则工会绝不会接受选举。我们坚持认为,工会如果能在选举中获胜,就意味着老板们必须承认574分会,并接受整个哈斯—邓尼根方案。
(翻译:龚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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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里斯·H·柴尔兹(Morris H. Childs,1902年6月10日——1991年6月5日),本名莫伊舍·奇洛夫斯基(Мойше Чиловский),生于基辅一个犹太人家庭,1911年随全家移民美国。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9年被美共派往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1945年担任《工人日报》编辑并当选为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1947年被免去《工人日报》编辑的职务。1952年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充当奸细。1982年退休。1991年去世。——译注
[2] 珀尔·路易斯·伯戈夫(Pearl Louis Bergoff,1876—1947),三十年代最著名的职业工贼,他豢养了一大帮打手,协助镇压过多次罢工。——译注
[3] 科克县(Cork County)是爱尔兰南部的一个县。——译注
[4] 俾斯麦腌鱼(Bismarck herring),又叫腌渍鲱鱼,是一种用鲱鱼制作的腌渍食物,常见于中欧和北欧。——译注
[5]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联邦政府派来裁决“暴力”案件的人,究竟是站在老板一边,还是站在工人一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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