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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七月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norman-strike-1984-1985/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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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index-class-struggling.htm) -> [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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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七月
68.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 星期五——七月九日 星期一
69.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 星期三
70.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六
71.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72.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73.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74.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75.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76.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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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 星期五——七月九日 星期一
基斯·斯穆尔特、加里·马歇尔和我去了伦敦,在伦敦大学参加了“马克思主义84”(Marxism 84)。
基斯和我,还有尤努斯·巴克什(Yunus Baksh)被安排住在霍洛威[1](不是监狱!),主人叫安妮(Anne),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妇女。她热情款待了我们,就算我们很晚才回来——常有的事——她也不抱怨。我们还经常撒尿,因为同志们老是给我们买啤酒。总算能摆脱伍德塞德的无聊,好好休息一阵子了,我就学到了不少。
我们尽可能多地参加会议,渴望认识新朋友,学习一大堆我们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我最感兴趣的是保尔·福特讲的《从威尔森[2]到金诺克,悲剧与闹剧》、克里斯·班伯里[3]讲的《爱尔兰》、邓肯·哈拉斯[4]讲的《法国大革命》、伊恩·伯彻尔[5]讲的《艾米尔·左拉》(太棒了!),还有托尼·克利夫讲的一切!
这是个广泛交游的大好机会,我们很高兴与伊恩·米切尔和斯蒂夫·哈米尔重逢。我们矿工开了个小会,讨论了我们担心的事:麦克格雷格和矿工工会正在进行“建设性谈判”,我们担心罢工会被出卖;还有希斯菲尔德、泰勒、麦克加希等人的有气无力的讲话。斯蒂夫·哈米尔写了份传单,概述了什么是出卖,什么是胜利,胜利的条件是:废除激励计划,把我们的底薪提升到平均工资水平,最低加薪15%,重新雇用所有被解雇的矿工,55岁退休,每周工作4天,未经矿工商讨不得关闭矿场。能跟处境相同的工友一起讨论一些积极的事,而不用去面对我们每天都得面对的冷漠,这太振奋人心了。我们应该多聚聚!
到了周末,基斯和我已经彻底破产,所以,开完会后,我们只好走回霍洛威,到了星期天我们只能分享一盘薯片。希拉·麦克格雷格发现后,给了我们每人五英镑,愿上帝保佑她。为了庆祝,我们买了外卖,坐地铁回霍洛威,而不是走路。
周一我们得回去了,部分是因为我周三要出庭,部分是因为我们要安抚自己的妻子。我们三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只要罢工还在继续,问题就不可能好转!
#### 69.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 星期三
自从五月初被捕后,我终于在主教—奥克兰出庭,因为自己犯下了十恶不赦的“阻碍道路交通”的大罪而受审。这是保守党为了不让我们积极活动而耍的花招,还他妈挺管用的。混账东西!我为自己辩护,但没用,我还是被判有罪,被处以最高的罚金——50英镑,此外还要交30英镑诉讼费用,由于我没有收入,每周退还我1英镑。没有真正的上诉,因为蠢猪们只撒了个小谎。至少我不用再到伍德塞德去了,可以继续去陶洛参加纠察,还算值得!
#### 70.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六
今天本来应该举办第101届达拉姆矿工联欢会,但由于罢工,就没办,只办了集会。我看不出改名背后的逻辑,但随它去好了。
维斯托的矿工分乘两辆巴士,在8点45分从阿姆斯特朗会堂出发,晚了半个钟头,因为我们的分会干部又搞砸了。天上下着大雨,换了往年,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在坚持罢工四个半月后,这场雨确实搞得我们情绪低沉。大家好像都不想说话,只有几个纠察队员情绪非常乐观,因为这周早些时候码头工人开始了罢工,他们兴奋地说,撒切尔不可能两线作战。码头工人确实有能力对保守党造成重大打击,但保守党那帮混蛋太狡猾了,不可能让我们如愿的。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他们会尽量妥协,就像他们对付铁路工人一样的。我希望自己是错的,但电视和报纸都在竭力阻止开辟第二战场。
到达达拉姆时,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走在一片满是水的地上,准备参加游行。我带上了珍妮弗与萨莎,一路上的经历让她俩很是高兴。凯丝没有跟我们来,她去购物了。我们分会的旗帜不见了,我对此并不惊讶,等到我们找到旗帜并安好之后,我们只能排在队伍最后尾了。
所有煤田的旗帜都出现在了队伍当中,包括苏格兰的和威尔士的,真是五颜六色、蔚为壮观。我们排在科顿伍德的旗帜后面,到处都是“矿工必胜”和“团结斗争”的标语牌。一些人甚至用标语牌挡雨。乐队开始奏乐,我们开始游行,穿过城市,前往河边的赛马场,我们将在那里举行集会。我们受到了路人的夹道欢迎,珍妮弗和萨莎的脸上闪着骄傲的光彩,我也十分骄傲,因为我要反击撒切尔和保守党。
斯卡吉尔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跟以往一样充满了热情和反抗精神,他还对那些不肯支持我们的工会倾泻了怒火。丹尼斯·斯金纳[6]也讲得很棒,同样充满了激情,工党里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斯金纳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贝蒂·希斯菲尔德[7]讲得很糟,她是矿工工会总书记彼得·希斯菲尔德的妻子,她居然号召妇女后援团到伦敦去递交请愿书,递交给谁呢?给工人阶级的拥护者——女王!我希望没人参加请愿!
然后,真正的魔法时刻到了:尼尔·金诺克登上了讲台,大多数群众就散去了,但在他们走之前,他们还不忘向他发出嘘声,因为他背信弃义,不肯支持矿工和他们的家人。这个狗杂种更关心的是让工党当选,而不是他的核心支持者,他甚至还好意思批评纠察队的“暴力行为”。我很高兴看见大家转身离去,要知道,不过一年之前,他还赢得过满堂喝彩。至少矿工们现在都看出他是个软弱的改良主义者了。
总之,尽管下了大雨,这一天还是挺棒的,女儿们跟其他小孩玩得很开心,他们的父母也是罢工工人。我很高兴带上了她们。
#### 71.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今天我起得很早,凌晨三点半就起来了,这样我才能在四点半赶到阿姆斯特朗会堂,搭车去陶洛。自从五月以后,我头一次回到陶洛,但这一天让我非常失望。冷漠在不断蔓延,今天参加纠察的只有大约一百人。在货车快速开进矿场时,只有几声叫嚷。有人朝警察丢鸡蛋,偏了足足有一英里,这是今天纠察的唯一“亮点”。
我们接到通知,叫我们到侯顿利斯普林[8]附近的费拉德尔菲亚工厂区,那里的纠察队想阻止COSA的职员上班。我跟一头恶毒的蠢猪干上了,他推了我胸口一把,很用力,仅仅是因为我站在他面前!我想找他单挑,但几个工友过来帮我,我们脱离了战线。该回家了。
下午接到加里的电话,他说会堂有辆客车准备去苏格兰,需要55个人。我给工会打电话,报了名,他们叫我带上睡袋,下午五点半到会堂报道。
我跑去妇女避难所,告诉凯丝我又要去苏格兰了。她好像认命了,叫我小心别被抓,记得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出了什么事。
晚上九点半,我们到了多尔基斯罢工中心(Dalkeith Strike Centre),这趟旅程要比上个月那次放松得多。我们只停留了几分钟,听了住宿安排。我们被分配在阿尼斯顿和佩尼库克[9],但有人吵了起来,因为阿尼斯顿的人想让上周在他们那里留宿的那些人继续住在那里,结果,被分到佩尼库克的人就觉得阿尼斯顿条件更好,要求“照顾有困难的人”。我不想搅合这种无聊的争吵,就主动提出到佩尼库克去住。社工党在那边有几个党员,所以我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生活,认识更多的人。
我们先到阿尼斯顿,放下一半的人,然后赶往佩尼库克,中间在肖茨镇矿工福利社(Shottstown Miners Welfare)停下来撒尿。有两个维斯托的工会干部跟我们同行,他们跟车是为了协调行动,但他们谁都没有在阿尼斯顿留下来协调,对此我一点都不惊讶。除了米克·麦克加希,我们谁都没有看见,他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上摆满了空酒瓶。不少人见了他都很兴奋,但我没有。我早就见过他,听过不少故事了。
我们喝了汤,吃了面包,还喝了免费啤酒,吃东西的时候,米克走过来,给我们鼓劲。他口齿不清,讲得又快,看见他这样子,我不禁替他感到难过,要知道他以前可是矿工工会最优秀的战士之一,现在却成了一个老醉鬼。他说,谈判重新开始了,有望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但是,大家问他,对激励计划、四天工作周和被解雇的矿工有什么看法,他就只能做出最诚恳的表情,用最诚恳的语气,向我们保证,不会有人被出卖的!他把钱放在吧台上,足够所有人喝两杯的,所以他离开时,我们全都高声欢庆。他又回来了,说他早上看见阿瑟,他要告诉阿瑟,我们都是好汉子。扯淡!
老米克走了,小米克[10]来了,他个头很大,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卷曲,富有组织天赋。没过几分钟,我们都被分配了住处,然后就出发了。
戴夫·布查德(Dave Butchard)、米奇·坎宁安(Micky Cunningham)、安迪·霍利戴(Andy Halliday)和我被分在威利·福塞斯(Willie Forsyth)与玛琳·福塞斯(Marlene Forsyth)夫妇家里。安迪睡在沙发上,因为他年纪最大,已经五十多岁了。戴夫、米奇和我睡在这家的儿子的卧室里,有点挤,但条件还可以。就在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戴夫正在穿着丝绸内裤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简直惨不忍睹,我有种强烈的预感:今晚肯定睡不好,因为戴夫疯疯癫癫的。不管怎么样,福塞斯夫妇还是对我们很好,让我们觉得仿佛回到了家里,所以还是先睡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 72.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我们睡得不太好,但戴夫又很讨喜,没法向他发火。我们吃了热乎乎的鸡蛋卷,喝了咖啡,这让我们为早上做好了准备,然后我们出了门,准备坐公车去比尔斯顿格伦。
到那里后,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约翰·斯图罗克(John Sturrock),他是个不错的摄影师,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聊上几句,第一次对抗就开始了,我来到最前排,跟左右两边的纠察队员挽起胳膊,组成人链。对抗一开始就很激烈,前排的蠢猪狠狠地踢我们,后排的蠢猪趁机揍我们。在我们的猛攻之下,战线似乎被我们往前推进了,但情况乱得很,而且疼得很。我两边小腿都流了血,四面八方都是人挤人,简直要让我的幽闭恐惧症发作了,最后我们的进攻被打散了。可以看见有人被拖上了警车,有两个人被人用担架抬上救护车。我们怒气冲冲地重整队伍,重新向蠢猪们进攻,但他们得到了好几车人的增援。有几个蠢货丢了臭鸡蛋,那股恶臭熏得几个纠察队员呕吐了,进攻被搞垮了。我们进行了第三次进攻,但这次大家有些泄气,所以力量不够,很快就垮了,又有几个人被抓走了。我们只能对几个进去上班的工贼破口大骂。
上午很刺激,可是下午却很让人失望,因为我们的纠察队员人数太少,也没人去组织,大多数人都在懒洋洋地晒太阳。
今晚我们去了当地矿工福利社,大多数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戴夫也是,也就是说,今晚我们应该能睡个好觉了。
#### 73.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今早大伙的情绪非常高涨,特别是达拉姆的人,我见到了所有我尊敬的人,伊兴顿的汤米·阿舍斯特(Tommy Ashurst),赫林顿的“棍子”(Cosh),还有维尔毛斯和萨克里斯顿的人,他们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早上的纠察从冲击开始,但是,有几个胆小鬼躲在后面丢石头,一块石头打中了我前面的一个纠察队员,打得他后脑勺开了花,害得第一次冲击被弄垮了。有几个人跑到后面,对躲在后面的人说,要么参加冲击,要么滚!我们重整队伍,手挽手组成人链,但这次我在第一线的外侧,有一瞬间我想避开冲撞,但在哪里都没区别。我们有力地向警方防线冲锋。我们听见了“有人倒下了”的喊声,但大多数人都没理睬,继续冲锋。我在外侧,所以活动空间比较大,我突然发现,有个人倒在地上,后面的人都从他身上踩过去。我连忙喊人帮忙,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往外拉。有人帮我把他抬到路边。他大概五十来岁,脸色煞白,不醒人事。又来了一个人,说他会急救,于是我就回去参加冲击了。冲击又被打垮了,大家都很气,因为很多人被抓走了,至少有十几个人受伤了。被我救出去的那个人心脏病发作了,但是在被送走的时候还活着。大家都说,蠢猪们坏透了,他们故意绊倒纠察队员,然后趁纠察队员倒地的时候下黑脚!蠢猪们下手很黑,拳拳都照着脸和肚子打。
我们用雨点般的石块还击蠢猪们,一头蠢猪倒地了,大家高声欢呼。我觉得这样做很蠢,因为这只会使蠢猪们在下次战斗时下手更狠。一个苏格兰工会干部叫大家都到多尔基斯罢工中心去开会,讨论策略,形势平静下来了。真是新奇。
我们的客车抵达那里时,苏格兰纠察队员起立向我们欢呼,感谢我们的支援,达拉姆的纠察队员有一百人不是被抓就是住院了。大厅里足有七百人,而纠察线上的人恐怕从来没超过两百。
蒙克顿霍尔[11]的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叫大家抵抗警察,最后他叫大家“下午”都到比尔斯顿格伦去,打蠢猪们一个措手不及,控制矿场的主要入口,他的话赢得了雷鸣般的赞同声,我们纷纷走出会场,坐上轿车和客车,到比尔斯顿格伦去。在我们的客车上,大家小声交谈,气氛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这次咱们终于能干出点名堂了。我们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客车是第一个到的,我们一个个下车,勇敢地站在门前,而“守门”的只有几个保安。陆陆续续又有人来了,但没有我们原先预想的上千人。顶多只有两百人,但至少阿尼斯顿和佩尼库克那些留宿我们的人跟我们站在一起。有人想要冲进去占领矿场,因为我们人太少了,不够控制大门。有人说里面有牵狗的防暴警察,所以我们只能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站在大门前。来了一辆轿车,上面全是领养老金的人,他们是来取交通补助的,所以我们让他们过去了,只有这件事值得一提。保安们转过身去,我猜我们有麻烦了。
来了几辆双层巴士,上面装满了蠢猪,我脱下自己的衬衫,走到马路对面,递给玛琳保管。我跑回去,喘着大气,加入了纠察队的后排,我们后面就是路障。蠢猪们足有好几百头,他们排好队形,向我们进逼。从四面八方来了好几辆救护车和警车,开进我们身后的矿场。我们挽起手,组成人墙。
我们毫无胜算!我们被痛宰了一顿!他们没有发出警告,就向我们冲过来,逼得我们后退。我被紧紧地压着,身后就是路障,我害怕弄伤自己的背,就拼命往前挤。突然有人锁住我的脖子,勒得我喘不过气,我拼命挣扎,松开了两边的纠察队员。我朝背后踢脚,那人松开了我,我又往前挤。我的好运用完了,我发现自己背靠着路障,胳膊被抓住,面对着两头蠢猪。一头蠢猪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拉过路障,我头着地倒在地上。我感觉到血流过脸上,但我还来不及反应,他们就用靴子狠狠踩我,我蜷起身子,用胳膊护住脸。一头蠢猪边踢边骂,“老子饭吃的好好的,都是你们这群傻屌害得老子冒着大太阳出来上班,看老子狠狠教训你!”这我永远忘不了。要不是我头破血流、疼得厉害的话,我还会觉得这挺可笑的。他们把我拖向警车,丢进囚室,几头正从警车下来的蠢猪又狠狠踩了我几脚。一头蠢猪下车时还故意朝我脑袋踢了一脚!一个被捕的纠察队员扶起我,帮我坐下来,我眼都花了,看东西有重影,浑身上下疼得要死。又有一个人被丢进囚室,虽然我眼睛花了,但我还是能看出他呼吸不顺畅,非常难受。一个纠察队员大喊起来,叫人去喊救护车,但没人理他。有人帮助那个人坐在椅子上。
我在警车上晕乎乎地过了大概十分钟,有人粗暴地拉我,叫我下车,逼着我双手抱头,走到另一辆警车旁边,然后我就被人狠狠塞了进去。我看见的第一个东西是戴夫,他冲我咧嘴一笑,我在他旁边坐下。我们交流了自己是怎么被抓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可怜的纠察队员,他的脚踝被打折了,疼得直叫唤。他非常痛苦,脸都扭歪了。警车上没有通风,热得要死,加剧了大家的痛苦。我们大喊,叫救护车过来,门开了,一头蠢猪跟我们说,有人已经去叫救护车了。我们明明看见外面就停着一辆救护车,还指给他看,可那头蠢猪却说那辆救护车只救警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对戴夫说,他们在电视和报纸上可不敢这么说。那个人就在桑拿房一般的酷热当中,足足等了35分钟,而外面就有一辆救护车。太可恶了!这就是撒切尔统治下的1984年的英国。这一天过后,我们都知道了,谁才是“国内敌人”。
我们在那辆该死的警车里等了一个多钟头,流出的汗都在脚边形成了水潭。跟我们同在囚室里的一个狱友是多尔基斯的厕所清洁工,他就算被抓了还一直保持着乐观,他老是说,“他们不能抓我。我又不是矿工。我是公共工会的人!”戴夫和我都被他逗乐了。这是唯一的乐事。
最后我们被带到多尔基斯警察局,警方给我们拍了照,起诉了我们,然后把我们关进牢房。我那间牢房里只关了我一个人,还算干净,角落里有个马桶,靠墙一边有张很薄的床垫,正对着灰不溜秋的牢门。玻璃窗很厚,只能透过昏暗的光,我开始后悔了,干嘛要脱掉衬衫呢?这里真是太冷了。我躺在薄薄的床垫上,想睡上一会,但我的脑袋和肋骨还是疼得要命。我的头上有一道伤口,一边眼睛被打得乌黑。这时我听见戴夫在喊我,就没睡成。被关进牢房时,牢门上的活门就没关上,我从活门朝外望去,透过对面右边一扇牢门上的活门,看见戴夫对我傻笑,骄傲地拿出一个东西给我看,那是一枚蠢猪衣服上的银扣子。我真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大胆,一想到他在被搜身时是怎么把扣子藏起来的,我就忍不住笑起来。戴夫很会逗笑,也是个很棒的纠察队员,他让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
我又躺下来,这时我听见有人说话,还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我立即跳起来,只见两个维斯托的纠察队员被推进牢房,一个是乔尔迪·艾伦(Geordie Allen),另一个是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他们告诉我,这里关着十二个维斯托的人,我们花了老长时间交流各自的所见所闻。乔尔迪的儿子被送去了医院,他非常担心儿子,几个钟头后,他儿子被关进牢房,看样子被揍得不轻,但没有大碍。我开始觉得无聊了,就在牢房的墙上写自己的名字,这逗乐了乔尔迪和约翰,他们问我到底写了啥。我把裤裆拉链给他们看,他们都笑出了声。
我们一直被关到六点半才吃上饭,一个女警察通过活门递进来三个纸盘,上面装着鱼饼、薯片,还有几个矿工工会送的柠檬,还有三根香烟。我饿坏了,一阵狼吞虎咽,差点连纸盘都吞下去了。然后约翰和我抽起了烟,乔尔迪不抽烟,我们就把他那根烟分享了,乔尔迪通过活门吼了几嗓子,又有三盘食物递进来,我们一时不知所措。乔尔迪吃了起来,但约翰和我没有吃,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搞错了。但是,饥饿占了上风,我们很快就吃光了热乎乎的食物,像吃撑的疯子一样傻笑。我听见有人用苏格兰口音朝我们大叫,语气很不友善,我就把头凑到活门旁。一个苏格兰人大喊,“你们这帮纽卡斯尔狗崽子,你们刚才吃的是我的饭!”看样子他挺生气的。我蹲下来,把这事讲给乔尔迪和约翰听,我们全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这时苏格兰人骂得更大声了。我们听见他跟女警吵,说他的室友还没吃上饭,女警就反驳说,已经送了33份饭,所以他们一定吃饱了。直到蠢猪们搜了他们的牢房,没找到空餐盘,才给他们上饭。
八点半我们获释了,他们警告我们,说我们虽然可以参加纠察,但是,只要我们再被逮到一次,就别想再在英国国内参加纠察了。他们还说会通过邮局把出庭时间通知我们。
我们又喝了几杯酒,然后就早早睡觉了,明早还要参加纠察呢。
#### 74.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今早在比尔斯顿格伦参加纠察,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参加过的战斗性最强的一次纠察,但没有进行冲击。相反,大家好像都满足于向警察防线丢石头和瓶子,报昨天的仇。有消息传来,说一车达拉姆矿工在特拉宁特[12]被抓了,罪名是骚扰工贼,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全都气疯了。有人开始推倒矿场外面的围墙,那是国煤花了大钱加固的。有人从附近一个车库里弄来巨型轮胎,点着了它们,把它们在路上滚了起来,没过一会,火焰中就冒出了浓密的黑烟,还点着了两颗树。大家还在不停地朝警方阵地丢石头。
一辆消防车鸣着警笛开了过来,但我们在路上拦下了消防车,基斯·斯穆尔特劝说消防员不要穿过我们的“正式纠察线”。他们同意了,调转车头,在纠察队员的欢呼声中离去,蠢猪们则对他们露出了恶心的表情。大家继续朝蠢猪们丢石头,然后来了几车蠢猪,我们只好进行战术性撤退。
回到客车上,有人喊我们去多尔基斯警察局,抗议警察在特拉宁特抓走我们的人。我们刚到警察局,发现警察局旁边的河岸上已经挤满了人,我们下车加入了人群。蠢猪们挥舞着警棍朝我们冲来,把我们冲散了。大家四散奔逃,蠢猪们见人就打。我好不容易逃回客车,大口喘气。在我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人上了客车,他们打开窗户,看着外面的混乱场面。我看见我们的一群人被蠢猪们包围了,就跑出几米,朝他们大喊,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一头蠢猪朝我嚷嚷,“滚回车上,不然你就死定了!”他朝我冲过来,我只好回到车上。他叫司机立即开车,可我们的人大部分都还没上车。幸好他们都没被抓走,最后及时赶了回来,还来得及参加下午的纠察。
这次纠察很平静,只有一丝亮点:在队伍前边,有人高举特拉宁特分会的旗帜,一直走到警察面前,向警察示威。然而他们没能阻挡工贼。只有大规模纠察队才能阻挡工贼。
我们都去矿工福利社喝酒,这时有传闻说苏格兰工会的干部已经跟蠢猪们做了交易,要减少纠察。今早有人无意中听见一个苏格兰纠察队员说,“让达拉姆的人顶在前面,反正他们有钱拿”,这让大家更加恼火了。对啊,170个达拉姆人在比尔斯顿格伦被抓了,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报酬!真希望这些传闻是假的,万一是真的,希望苏格兰工友能踢开那些软弱的干部,自己组织纠察队,否则一切都白费了。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说凌晨两点半要组织最后一次纠察,这是最高机密。大多数人都醉醺醺的,没听到通知。
#### 75.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这次“最高机密”纠察就他妈是个笑话,除了害我们没睡好觉之外,啥都没干成,我们还傻乎乎地去了!这次纠察一事无成,只有一个亮点:有个小伙子叫布莱恩(Brian),他起来时酒还没醒,听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就把行李全都塞进包里。有人拿了他的包,他还迷迷糊糊的,以为是帮他把包放上车。然而,在我们的注视下,另一个工友拿起他的包,装成上班的工贼,磨磨蹭蹭地朝入口走去。然而此时是凌晨三点钟,他又磨蹭得太久,不然他说不定还能混进去。结果他被抓了,布莱恩的全套行李也跟着被收缴了,直到五点半,他和布莱恩的行李才获释。这跟布莱恩的臭袜子肯定大有关系!
回到佩尼库克,我们向威利和玛琳告别,然后来了个干部,说很感谢我们来这里支援,但不需要我们再来苏格兰了。我估计这证明了苏格兰工会已经跟警察做了交易,这太让人泄气了。我们自己的工会都不支持我们,我们又怎么能赢得胜利呢?
回到家后,凯丝和两个女儿看见我身上的伤,都吓了一跳。我只好向她们保证,在伤好之前,一定会多花时间陪陪她们。我得休息一下。
#### 76.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保守党的法庭罚了南威尔士矿工工会五万英镑,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罪名是“藐视法庭”。一个由统治阶级管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体制,怎么可能不被人藐视呢?这样肯定会刺激工会大会的其他工会起来斗争,支援我们的。早就该这么干了!
没能参加行动让我心烦意乱,但我也得关心一下家里。不过,今早我还是设法去了达拉姆郡的斯蒂特利采石场[13],在那里参加了纠察,我对凯丝说,不会有事的。没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大概只有存在那里的白云岩(用来炼钢的)和波兰煤炭才知道。参加纠察的大概有七百人,凡是想开进矿场的货车,都被我们拦下了。有传闻说防暴警察正朝这里杀过来,纠察队就散了。真操蛋。但是,我们至少有了一场值得庆祝的胜利。
* * *
[1] 霍洛威(Holloway)是伦敦的一个市区,当地曾建有霍洛威监狱(Prison Holloway),它曾是英国最大的女子监狱,1852年启用,起初是男女混合监狱,1903年改为女子监狱,2016年关闭。——中译者注
[2] 詹姆斯·哈罗德·威尔森(James Harold Wilson,1916年3月11日——1995年5月2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9日——1970年6月19日、1974年3月4日——1976年4月5日两次出任首相。——中译者注
[3] 克里斯·班伯里(Chris Bambery),生于格拉斯哥。在丹尼尔·斯图亚特学院(Daniel Stewart College)求学期间,于1972年参加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International Marxists Group)。大学毕业后,在格拉斯哥担任国际马克思主义集团的专职组织者,1979年5月退党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81年起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1987年入选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并担任全国组织者。2004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报》编辑。由于路线分歧而于2011年4月11日退党,此后创立了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 Socialist Group)。——中译者注
[4] 邓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1925年12月23日——2002年9月19日),生于曼彻斯特一个工人家庭。1939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但不久后便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产生幻灭。1940年参加工人国际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1943年应征入伍,曾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等地作战。二战结束前,因在埃及参加兵变,被监禁三个月。回国后成为托尼·克利夫的支持者,1951年参与创建社会主义评论集团,在五十年代中期淡出社会主义评论集团。1968年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社。长期担任国际社会主义社及其后身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领导人。——中译者注
[5] 伊恩·伯彻尔(Ian Birchall,1939——),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长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长期担任《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杂志编辑。2013年12月退党。——中译者注
[6] 丹尼斯·爱德华·斯金纳(Dennis Edward Skinner,1932年2月11日——),生于德比郡克雷十字镇(Clay Cross)一个矿工家庭,17岁开始当矿工。1956年参加工党。1966年当选为德比郡矿工协会主席。1970年6月18日——2019年11月6日当选下议院议员。1988年10月7日——1989年10月6日担任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7] 贝蒂·希斯菲尔德(Betty Heathfield,1927年3月30日——2006年2月16日),娘家姓瓦尔迪(Vardy),生于英格兰德比郡切斯特菲尔德市(Chesterfield)一个矿工家庭。1943年进入一家工程业公司担任秘书。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英国共产党。1953年与彼得·希斯菲尔德结婚。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期间,积极组织妇女后援团,并担任反对关闭矿井妇女会(Women Against Pit Closures,WAPC)主席。——中译者注
[8] 侯顿利斯普林(Houghton-le-Spring)是英格兰泰恩与维尔郡桑德兰市的一个城镇,位于桑德兰西南11千米处。费拉德尔菲亚(Phildelphia)是该镇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9] 佩尼佩尼库克(Penicuik)是苏格兰中洛希安郡的一个城镇,位于艾斯克河(River Esk)西岸。——中译者注
[10] 小米克·麦克加希(Mick McGahey Junior)是老米克·麦克加希的儿子。——中译者注
[11] 蒙克顿霍尔(Monktonhall)是苏格兰东洛希安郡(East Lothian)的一个村庄。——中译者注
[12] 特拉宁特(Tranent)是苏格兰东洛希安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爱丁堡以东14千米处。——中译者注
[13] 斯蒂特利采石场(Steetley Quarry)是唐卡斯特附近的一个采石场。span>——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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