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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霍斯曼罢工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litant-years/02.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6: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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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index-class-struggling.htm)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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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斯曼罢工
1959年6月中旬,我进厂一个月后,管理层解雇了弗兰克·霍斯曼。
厂长迪克·考奇(Dick Couch)把霍斯曼叫来自己的办公室,骂了他一顿,说他阻挠他那条生产线上的加班。然后叫两个厂内保安把他从办公室押出去,直接赶出大门,后面还跟着两个保安,把他的储物柜丢到街上。在霍斯曼和布拉德利领导下,运输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所以管理层就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们。后来鲍勃·弗莱尔跟我讲了那一天的情况:
那时我是副召集者,我得代表弗兰克。考奇说弗兰克假传管理层的命令,叫大家不要加班。他说一定要解雇弗兰克,没得商量,然后就中断了会见。然后他们就对我们采取了军事行动。两个工头一左一右夹着我,把我押回涂装车间,弗兰克被直接赶出大门。我回去干活时——我在牛津线上用海绵搞清洁——身边围着三个工头,哪都去不成。
不过,其它地方的工人马上对解雇弗兰克做出了反应。在南部厂区,新建的E厂房涂装车间的工人得到这个消息后,在他们的会员代表托米·斯沃顿(Tommy Swotton)领导下,仅用了几分钟就停工了。托米是伦敦人,富有战斗性,多年以来都在厂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E厂房涂装车间有个跟我同期进厂的工人,叫蒂姆·奥萨利文(Tim O'Sullivan),他干的是清洁车辆的活,后来他跟我讲了停工的情况。蒂姆是爱尔兰人,来自科克[1],后来他成了我的朋友和同志。他讲了当时的情况:
我当时在E厂房涂装车间,干的是清洁车辆的活。那里有两条线。我在二线,托米是一线的会员代表。托米听说弗兰克·霍斯曼被解雇后,马上叫他那条线的人停工。他过来找我那条线的会员代表,让我这条线也停工了。别的事他都不管了,有个工会召集者被解雇了,那就没别的事可做了。有了我们这两条线的人带头,整个E厂房涂装车间都停工了,大家都走出了厂房。
那天晚上,凡是能联络上的会员代表,都到托尼·布拉德利家去开会。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都到厂里去,把各自的会员都带出工厂。后来,鲍勃·弗莱尔讲了他是怎么把北部厂区的GK涂装车间的人带出厂的:
第二天,我在早上五点半去上工。我跑到每一个喷漆工旁边,跟他们说:“别干了,咱们的召集者弗兰克·霍斯曼被解雇了,咱们得罢工。大家都出去,在3号门前拉起纠察线。”我叫大家停工的时候,工头过来拦我,他对我说:“弗莱尔先生,你想干嘛?”我就说:“我们跟公司有纠纷。你们炒了我们的召集者,我们要支持他,不干活了。”他就说:“是谁叫你们这么干的?”我就说:“你管不着,反正你们炒了我们的召集者,我们就不干活。”
下班之前,除了弗兰克自己的单位——配线与安装部(Wiring and Erecting)之外,所有的生产线都停工了。第二天下班之前,英汽服务部(南部厂区的一个部门,托尼·布拉德利当时就在这个部门工作)也加入了罢工,也就是说,运输工会的三千名会员几乎全都罢工了。
那时已经当上了运输工会总书记的弗兰克·卡森斯便正式承认了罢工,还跟其它工会联系,请还在工作的工会会员参加罢工。然后,汽车工会召开群众大会,内饰车间的900名工人参加了大会,经过表决,决定参加罢工。接着普市工会的会员也罢工了,还有几个小工会也罢工了。现在就剩工程联和电工工会没有参加罢工。
工程联的召集者鲁珀特·维莱特(Rupert Werett)——那时他还是个坚强的召集者,可是后来投靠了管理层——主张支持霍斯曼,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他却不愿意像运输工会那样叫自己的会员停工。所以,一连好几天,工程联的会员都没有人去领导。我当时已经参加了工程联——在我的车间里只有这一个工会——我是在罢工前几周加入工会的,罢工发生时我跟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我虽然在农场里挤过四年牛奶,又在陆军里当过三年兵,但我并不懂得怎样应对这种情形。
鲁珀特·维莱特最后还是召开了工程联群众大会,请求会员支持霍斯曼。但是,要让会员罢工,必须先进行表决,而在表决中,支持罢工的只有800票,反对罢工的倒有1000票,所以被否决了。多年以来,工程联一直规定,在罢工前必须先举行投票表决。否决罢工的决定出来后,工程联的300名会员退场,参加了罢工。这批人后来大多退出了工程联,参加了运输工会。其中有些人是会员代表,后来他们在运输工会里长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罢工变得越来越艰难。管理层在关于罢工的第一个声明中,傲慢地指责霍斯曼“不服管理”和“蛮横无礼”:
多年来,霍斯曼先生不断地、故意地实行妨碍生产、不服管理、蛮横无礼的政策,这在7月14日的事件中达到了顶点:他居然下令工人停工,因此公司才解雇了他。早在1952年,公司就向工会提出,霍斯曼先生不适合担任会员代表。从那时起,公司就曾多次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要求工会另选代表。
接下来,工厂放了半个月的年假,罢工也就暂时搁置了。放完假后,管理层在周一打开大门,想破坏罢工。但是,纠察队很强大,没让公司破坏罢工。然后,电工工会也在那天早上参加了罢工。所有的工会都停工了,就剩工程联没参加。
第二天,政府插手了。各个工会的领导都被叫到劳动部去。有些人还没到劳动部就退让了。运输工会分管工程业的中央干部莱斯·基利(Les Kealy)说:“我们的最低要求是让工厂重新录用霍斯曼先生当工人。”也就是说,为了保住霍斯曼的工作,就要牺牲他的工会职位。运输工会第五分区书记杰克·琼斯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如果管理层愿意保留霍斯曼的工作,我们就会谈判——然后我们再讨论霍斯曼的会员代表职务。”
他们想要妥协,他们也得到了妥协。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把霍斯曼调到压钢公司——一家完全独立的公司[2]——工龄完全保留。这个协议很奇怪。但是压钢公司已经由于罢工而关厂了,管理层急着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保住了霍斯曼的工作,但他也当不成装配厂的工会召集者了。
乔什·墨菲(Josh Murphy)——他是压钢公司的运输工会召集者,一直当到1966年,足足当了27年——反对这个协议,因为他反对保留霍斯曼的工龄。他说,这种做法,只有排在霍斯曼之后进厂的那个人才会同意,因为这样会使那个人在裁员时占便宜[3]。但是卡森斯给他下了指示,要他接受这个协议。
霍斯曼再也没有担任工会职务。他也没有转入运输工会在压钢公司的5/60分会,而是继续留在5/55分会,但他再也没有参加5/55分会的活动。装配厂里的工会积极分子都认为,肯定存在着某种阻挠霍斯曼参加工会活动的幕后交易。
### 鲍勃·弗莱尔接任召集者
这个妥协协议使工会失去了霍斯曼,装配厂的工会似乎要遭到挫折了;但是,在反裁员罢工胜利后,这一招并没有得逞。蒂姆·奥萨利文解释了原因:
这次罢工表面上好像没有成功。弗兰克被赶到了压钢公司,大部分工会活动也不能参加。但是,从我们这些车间里的工会会员的角度来看,罢工还是成功的。会员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发现,就算管理层硬是要刁难工人,他们也能够迫使管理层做出妥协。这让会员更有战斗性了,也加强了会员代表的力量。
而且,运输工会在这次罢工中再次表现突出,表明自己是厂里的战斗队。霍斯曼被赶走后,鲍勃·弗莱尔接过了他的担子。在5/55分会的大会上,他当选为召集者。管理层费尽心机,赶走了霍斯曼,讽刺的是,新当选的召集者却完全继承了弗兰克·霍斯曼的战斗性与政治性。弗莱尔将会大大促进会员代表运动的政治化,这是霍斯曼未能做到的。
厂里——我后来也在那个厂里工作——的货运司机的会员代表汤姆·耶茨(Tom Yates)当选为弗莱尔的副手——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罢工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性。耶茨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在当地很出名,会打猎,枪法好,虽然是会员代表,却有乡绅的派头,还是保守党的持证党员。二战期间他当过军情六处[4]的特工,曾被空投到南斯拉夫去支援铁托的游击队。有人说他在战后还在干特工这份活儿,但在一些问题上,他能表现出极强的战斗性。
弗莱尔当上了召集者,气得管理层火冒三丈,幸好他在刚当上召集者的那段时间顶住了压力。后来他跟我讲过一次惊险的情况:
涂装车间罢工了,管理层就威胁我说,要是我敢去跟工人讲话,就开除我。我就跟他们说,随你们便,我还是要去。我的会员都走出了车间,他们想见我,我必须去。我走到门前,一个厂内保安对我说,要是我去参加工人的会议,就开除我。我就说:“随你便,我的会员已经去开会了,我必须去见他们。”然后我就在大会上跟会员们说,他们威胁我,说我要是去见会员,就开除我……会员们就回答说:“要是那样,我们就跟你一块去,看他们还敢不敢开除你。”他们跟我一起去找主管戈登·鲍尔斯(Gordon Bowles),我跟鲍尔斯谈判时,他们就站在办公室外面等我。管理层收回了威胁,我就开始跟他们谈判。我们逼得管理层的人出来跟工人说,他们已经收回了威胁,不会开除我了。面对着五百个涂装车间的工人,他们宣布:“我们收回了威胁,弗莱尔先生不会被开除。”
虽然资方承认了工会,但工会还是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虽然弗莱尔是几千名工人的代表,他在替工会工作时却不能享受任何便利条件。每天早上,他都要到GK涂装车间报到,还要继续干清洁车身的工作。他要是想跟管理层见面,还得先跟工头申请。会员代表甚至不能在上班时收取会费,要是被逮到,就得挨罚。
### 我当选为会员代表
1961年,轿车销量下跌,裁员又要来了,我就辞去了装配厂的工作,当了压钢公司的契约货运司机——我记得那时压钢公司还叫考利车身厂来着。当时在车间里不搞计件工资制,要是我想多赚点钱,就得离开车间,所以我就出来了。所以,等到景气恢复后,我又想回装配厂去。
在车身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政治化了。其实,我是在接触到车身厂的共产党员之后,才参加英共的。我转变得非常快——要知道,1959年我刚退役时,还给保守党投了票呢。
过了一年,我又回到了装配厂。但是我没有得到计件的工作,因为我前段时间当过货运司机,所以我被安排到货运部,当了重型货车(Heavy Goods Vehicle,HGV)的司机。不过这份工作还算不错,所以我也就接受了。这次我参加了运输工会,打算在运输工会里大展身手。
货运部里有200个司机,负责在厂区里面运送货物,也在英汽的好几个工厂之间运货,还要去跟供应商取货,把备件运给英汽的修理厂和代理商。
厂里的管理制度是封建式的。厂长约翰·阿彻(John Archer)是个自负又固执的人,通过恩威兼施的手段管理工厂。汤姆·耶茨已经当了很久的会员代表。但是,我刚进货运部不久,他背着司机们跟阿彻勾结的事就曝光了。愤怒的会员举行了大会,罢免了他;我在大会上也发了言,会员们听了我的话,就把我选为会员代表——然后我足足干了21年,直到1982年被解雇为止。
刚当上会员代表,我就决定,要向工会坦白自己的政治倾向。当时反共情绪非常普遍,我不想造成误会。除了我之外,厂里还有三个共产党员:两个是老党员,第三个叫约翰·鲍沃(John Power),他是个富有战斗性的年轻人,是装配线上的工程联会员代表,后来他成了考利的一个重要人物——先是左派,后来成了右派。
我去找运输工会分会书记托尼·布拉德利,跟他说,我现在是会员代表了,我要出席5/55分会的会议,所以我应该把我是共产党员的事告诉他和其他的分会干部。他有点慌张地跟我说,他不反对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经常强硬地要求党员退出罢工!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两个老党员!
我跟阿彻的第一次会面,让我有点吃惊。当时出了个问题,我就到“顶楼”去——当时大家都这么叫——敲了敲他的办公室的门。阿彻拿起电话,过了十分钟,我被叫到经理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面前,鲍勃·弗莱尔也在场,他是我的代表;乔治·沃克威胁我,说我擅自离岗,要开除我。阿彻说:“简直无法无天!他擅自离岗,还敢来我的办公室敲门!”
弗莱尔帮我逃过了惩罚,但我被吓坏了。我被带回阿彻的办公室,他狠狠地警告了我:如果我想见他,必须先通过我的领导预约。预约被批准后,我才能去他的办公室——但是不许敲门。我得先去找工头的办公室,等到工头批准我走进走廊后,才能敲门。我离开时,他对我说:“下次记得不要双手插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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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克(Cork)是爱尔兰南方的一个城市,也是爱尔兰第二城市。——中译者注
[2] 要到1965年,压钢公司才被英汽收购。在收购之前,两家公司是完全独立的。——中译者注
[3] 公司“裁撤冗员”的原则是“后进先出”。原先跟霍斯曼同在装配厂、工龄排在他后一位的员工,会因为霍斯曼调走而在资历(工龄)表上的排名往前提了一名,这样在公司裁员时,能少一点被裁的风险。至于霍斯曼调走后保留全部工龄,对自己的利益并无损害,可以欣赏赞成。而在压钢公司,工龄比霍斯曼短的所有会员,利益都要受损。这里,乔什·墨菲是以保守工会干部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中译者注
[4] 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SIS),通称军情六处(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6,MI6),是英国的对外情报机构,1909年成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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