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s
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classstruggle/html_md/戚本禹回忆录(2016)/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査.md
T
coco 8b94d76799 a
2026-07-21 13:57:15 +08:00

137 lines
24 KiB
Markdown
Raw Blame History

This file contains ambiguous Unicode characters
This file contains Unicode characters that might be confused with other characters. If you think that this is intentional, you can safely ignore this warning. Use the Escape button to reveal them.
# 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査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qibenyu/3-29.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3:32:50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index-class-struggling.htm) -> [戚本禹回忆录(2016)](index.htm)
* * *
第二十九章 关于“整江青黑材料”案和我的被隔离审査
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2.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来龙去脉
3.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
###
1.江青向文革小组同志谈她的历史
江青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但实际上她的作用超过了陈伯达。有段时间陈伯达生病住院,经主席同意,中央还专门发了文件,由江青代理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是由江青与总理商量决定的,有时康生和陈伯达也参加意见。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后,主要由张、王、关、戚、姚去贯彻执行。但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主要精力放到了上海。当他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事情也一起参与。
虽然中央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除非主席有事找我,或者有紧急的文件和发生紧急的事件要即刻向主席汇报,一般我都是通过江青向主席报告工作的。所以,我实际上也兼任了江青的秘书,但无此名义。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是很高的。而且她考虑问题比较宽泛,我们去外面讲话,她都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我们都会遵照她的意见去做的。但是,我们却都不希望她到外面去多讲话。因为她讲话太直,她提醒我们的话,她自己有时也做不到。她有时说错一句话,那我们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扭转过来。
在1966年冬天一个下午,江青忽然向我们谈了她的历史。在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足足谈了约二个小时。参加的人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和穆欣。我和春桥、关锋坐在江青的对面,王力、姚文元坐在江青的边上,穆欣悄悄地坐在江青的背后的软椅上,他当场作了详细记录。
江青说,你们大概都听了许多关于我的历史传闻吧!你们不清楚事实真相,又不好来问我。那我今天就把我的历史都跟你们讲讲,免得你们听了风就是雨的。
江青说,唐纳这个人其实还不错,是个进步人士(按:据历史档案揭秘,唐纳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他的缺点是太软弱,胆子小,不像个革命者。那时他在演艺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她指着我和姚文元说,就跟你们现在在外面的影响一样。他要说那个戏好,那个戏就叫座;他说那个戏不好,大家就说那个戏不好。他要捧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就马上走红。那时追求他的女孩非常多。可唐纳就是拼着命地追求我,而且在恋爱的时候对我真的很好,百依百顺。她说,当然,唐纳比起俞启威(黄敬)来那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当时我们就坦率地询问她,你为什么不嫁给俞启威呢?她说,俞启威那时年纪小,一切都要听家里的。他家是个封建大家族,他家坚决反对俞启威娶她。他那个家族族规非常严格的,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你一个被他们看做戏子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他家的门。她说,俞启威那时才是个二十来岁的学生,根本没办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所以她只能考虑嫁给唐纳。可是,唐纳在与她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总是限制她这个,限制她那个,不让她和别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这个她就受不了。江青说,我那时受娜拉这部戏的影响很大,我在台上演娜拉,心里也喜欢娜拉。不过江青也说,唐纳这个人还是很单纯的,不复杂。可是他对待家庭,也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所以我就提出和他离婚了。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与唐纳离婚,对她的打击很大。她说那时她觉得前途茫茫,组织关系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启威了。亏得那时有很多好朋友帮助她,她说她总忘不了蔡老——蔡楚生,在那种时候他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帮助。而且他的帮助完全是无私的。还有崔巍,他是她青岛时的同学,也对她帮助很大,他像大哥哥一样地保护着她。而且,崔巍为人正派,不像上海滩那些文痞,老想来占她便宜。
江青坦诚地说,她永远难忘她和俞启威的初恋。她说,俞启威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她的革命引路人。虽然因为他受到封建家族束缚的原因,她未能嫁给他,但正是由于他的引导,她才参加了革命,后来跑到了延安,这样她才能认识毛主席,找到她人生的归宿。
我当时听了江青的自述,感觉她态度诚挚,光明磊落,很受感动。我哪里能想到,正是因为我听了她这段过往的感情经历,后来江青竟会想象北京、上海发生的所谓的整江青“黑材料”案,是我在搞她。真是祸起萧墙,事物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
2.所谓“整江青黑材料”的来龙去脉
1967年下半年,群众提出要求开放北京图书馆,文艺组为此打了个报告给我。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搞文化革命的,连个图书馆都不开放不成了笑话了吗。所以我就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其中规定,凡是内部材料必须凭革委会的介绍信才能查阅。
北京图书馆开放后,有人在里面找旧报纸,看到了有关于江青(那时叫蓝苹)的报导。情况反映到我这里来之后,我就叫文艺组的人去把这些东西收了封存起来。当时图书馆里有个从空军政治部转业的女干部,把这事报告给吴法宪,吴法宪就报告给了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时,其他人都走了,叶群叫我留下来,她当着我的面叫吴法宪把这件事跟江青报告了。总理也在。我说,有这事,是我叫文艺组的人去收起来封存的,以免扩散。江青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扩散的,我有什么事情可以扩散的。但是总理觉得我说的是比较合理的,就说,那这样,我来写个报告,把这批材料都烧了,并且通知北京图书馆注销登记号。总理亲自签发了报告之后,这批材料就由谢富治的公安部负责拿去烧了。事后,张春桥跟我说,你应该给江青说这是下面文艺组干的,你并不知道。我说,不行,是我同意让文艺组去封材料的。张春桥说,你先要保护好你自己,这样你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给他们说话。不然,那就可能会玉石俱焚,你和他们都要受到审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将来还有谁出来给他们说话呢。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说的。可我想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现在我把它都推给下面的人,那他们受到的处分就会更重。所以我还是坚持承认,这事他们是向我报告过的,是经过我同意的。
就在总理下令销毁有关江青的报刊资料之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派专人,把一些在上海搜集到的关于江青的旧报刊资料送到北京来交给我。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代理主任,所以他们就送来让我处理。可是上海那里不知是谁,一面让人把材料交给我,一面又去直接和江青报告,说他们查到的一批诬蔑她的材料,现在交到戚本禹那里了。我打开那批材料一看,无非就是当时国民党报刊造的一些谣言,说什么“一丈青”(指江青)嫁给了宋江(指毛主席),成了压寨夫人。我当时觉得这事挺难办。交给主席吧,你怎么能拿那么点小事去干扰他;交给总理吧,又给总理增加困难。可我想这也不能交给江青呀,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所以就自己决定,把这些材料存档不办。其实我当时确实是有点教条。上海为什么不把材料直接送给江青呢,因为它也要讲组织原则,所以要交给我。可他们又去和江青说了这事,也不告诉我。江青等了几天,看我没跟她说这事,就自己找到我办公室来问我,上海送来一批材料是怎么回事。这次江青可能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在收集她的材料了。后来这件事情还是由总理来处理的。我把过程跟总理一讲,他一听就懂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让谢富治把这批材料拿去烧了。这件事以后,张春桥在私底下跟我说,你不把这些材料交给江青,那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人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阎长贵是我推荐给江青给她当秘书的。也不知他脑袋里那根筋错位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叫江菁(音jing)的人写给江青的信送给了江青。江菁的菁,有的人念一半,把它念作“青”。这个人是旧社会的一个演员,曾经参加过军统。在文革时她挨了群众批斗,所以她写信给江青,要江青救她一下。阎长贵拿了信,也没怎么好好看,就写了个条,说现在有人冒称江青,还说她曾经参加过军统。然后就把信和条子一起送给了江青。江青看到信,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来,她把信和阎长贵写的条子往我桌上一摔。问我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说你前几天弄我的黑材料,现在又和阎长贵合在一起来陷害我。我拿起信来一看,因为我经常处理群众来信,所以很快就了解到信里的内容。我说,人家根本不是说你江青参加过军统。是说她自己(江菁)过去参加过军统,她是来求您对她宽大。而且我说,江青这个名字是你去延安时才取的。当时还没有江青这个名字。怎么会说是江青参加过军统呢。可是那个时侯,江青已经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了,因为她对阎长贵写的那个条子已经是先入为主了。认为我们是故意用这种方法来陷害她。其实,阎长贵在当天送这封信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信。直到我从秦城出来,碰到他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说那人是诬蔑江青参加过军统的。我说你真能胡说,人家明明是说自己参加过军统,哪里说过江青参加过军统了?你把那么重要的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了,你坐牢虽是惩罚过头但倒是事出有因,可你害了我。
这事发生以后,江青就告诉我暂时不要离开钓鱼台的办公室,听候组织审查。而阎长贵则很快被抓起来了。在抓阎长贵之前,江青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同他是我有意安插在她身边的卧底。又过了几天,我估计是在等待主席的决定,江青又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黑桃皇后》,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说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千方百计地想打探女主人的秘密,结果造成了悲剧。电影看完以后,江青就过来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
1968年1月20日夜晚,总理的秘书通知我去怀仁堂开会,会上宣布我“隔离审查”。汪东兴随即把我铐在钓鱼台的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的士兵看守着。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都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
3.抓我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和江青之间应该说没有任何过节。那江青为什么要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她是想不明白,她对我那么好,可我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查勘她的历史!
在当时中南海的政治生活中确实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如果按照他秘书所揭发的材料,那田家英早该判处死刑了。江青是不是怕我成为第二个田秘呢?
还有人说我是因为“盗窃”了鲁迅手稿,所以被抓的。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曾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架子。我告诉他们,当时文化部向中央文革告急,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到文化部的档案室去抢档案,而当时鲁迅手稿、郭沫若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放在文化部档案室。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他们还指定我去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就带了几名解放军战士去文化部讲话,说鲁迅手稿最国家的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干部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其实,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忘了这事是她和陈伯达指定我去做的;再一个也许是因为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出来。
还有些人,像吴法宪,说我是因为送《红楼梦》给李讷,想追求李讷,所以被抓的。那更是无稽之谈了。李讷那时确实经常到我这里来的,她大学刚毕业,她是学历史的,所以喜欢到我这里来翻书、闲聊。我也挺乐意和她聊聊,从她那里可以了解许多现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愿望、追求,如此而已。现在李讷仍健在,对此有兴趣的人尽可以去信、去电咨问。
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有“戚本禹是江青女婿”的谣传了。毛主席喜欢了解民间流传的政治谣言,他把政治谣言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有一次,叶群把当时公安部从民间的街谈巷议中搜集的这个谣言送给江青看。江青看了之后一笑置之,说,“这么说,我还是丈母娘了”。当时我还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所以在生活作风上也一直是很自律的,这在中南海里是人所共知的。我早已是有妇之夫,怎么可能有此妄想呢。
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知道把我抓起来审查这件事,是必须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江青是无法作出这个决定的。可主席在几个月前刚在我的检讨上作了批示,称我们为同志。难道这真是像杨成武后来瞎说的那样,是为了安稳我的“缓兵之计”吗?
我从秦城出狱后,着到一个叫董保存的人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的书,书中引述了傅崇碧的回忆。傅崇碧回忆说,“七二〇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那时主席已经回到北京了。这应该是1967年9月底到10月的事了。
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与主席的谈话中,傅崇碧把总理让他把那些老干部保护起来的事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样做很好。然后,傅崇碧跟主席说,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这事开会批了他。主席问他,都是谁在批你啊?傅崇碧刚想说,是江青、康生他们。但话到了嘴边他又收回去了。因为他想,如果跟江青他们搞坏关系的话,以后就难办了。所以他就改口跟主席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主席接着跟他说:“不要怕他们”。
因为这次主席与傅崇碧的谈话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关系很大,下面我按傅崇碧的回忆原文,将一些重要情节引述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轮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摘自《杨余傅事件真相》58-61页,董保存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
但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
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这件事情我估计引起了主席对我的不满。但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批准审查我的主要原因呢,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
在被捕的同时,文革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亦被审查;快报组工作半停顿;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许多原来与我有较多联系的人也都被审查。汪东兴把秘书局的一些人(包括原“八司马”有的成员)也说成是田家英的余孽、死党,进行“隔离审查”。
《红旗》杂志1968年第一期社论,还是姚文元和我一起修改后报给陈伯达,陈伯达送主席审批后出版的。这以后不久《红旗》杂志就停刊了。直到那年8月毛主席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两个月后,姚文元为了宣传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才接着出版《红旗》杂志。
* * *
[上一篇](3-28.htm) [回目录](index.htm) [下一篇](4-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