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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胜利前后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ili/1-05.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6: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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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胜利前后
| 一、胜利后的新任务、新部署
二、力奋前驱,妙应四方
三、辉煌卓异、「中美所」成就非凡
四、事修谤兴,遭受人身攻击
五、中美继续合作,遭受阻挠
六、法明风清,肃清汉奸
七、因应时局,成立交警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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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胜利后的新任务、新部署
#### (一)复杂混乱的局势
太平洋战争,自民国卅四年美军取得海空绝对优势进攻冲绳,以及我国击退进犯湘西的敌军以后,最后的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为了抵抗强敌日本的侵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八年来所付出的牺牲代价和所忍受的艰难困苦,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境界。当胜利在望之时,中国人民莫不憧憬着胜利以后,将是一个独立自主不再遭受轻侮侵略的国家,将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而享受和平、愉快和幸福。
可是,另一个比日本军国侵略主义更狠毒险诈的敌人——共产主义和中共的党徒,却在一连串「进步」、「民主」的伪装欺骗下,蒙蔽了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们的耳目;许多违反国家统一和破坏抗战的事实,均在巧妙的宣传下,被别人同情,甚至曲解为是种「改革」。尤其是支持我国最力的美国,无论是决定政府国际方针的国务院,驻华的军事、外交机构,大都中了共党宣传骗术的毒素,形成一种颠倒是非的亲共反蒋的潮流,因而增强了他们压制我中央政府向共党妥协让步的努力。但居心叵测的共党,却在苏俄巧妙的掩护与支持之下,积极的加速他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因此,当胜利来临的前夕,这种已成为中国命运最严重威胁,但尚不被大众所洞察的危机,却有和胜利竞赛般的,胜利愈接近,危机愈加深愈表面化。而使胜利前后的中国情势,陷于另一个新的复杂而混乱的局面。
汪逆伪政权所统辖的伪军,散布各处,总数相近八十万人,一向受敌军的卵翼和监督指挥。当美军参战,敌军失败逐渐显露之时,伪军相当动摇惶恐,纷纷为他们今后的出路和安全保障而焦急徘徊。中共党徒窥破其弱点,曾经派人和伪府掌握财经军政大权的周佛海接洽,怂恿他领导伪军和中共结成「联合阵线」,而推戴他为以中共为主脑的伪「人民政府」的「东南民主联军总司令」。如令其狡谋得逞,则东南多事,不但还都复员成为问题,而且也益增战后政局的困扰。
所幸,戴先生对此方面,早有准备,自民国卅三年以后,伪军继续接受策动的,愈益增多。因此,共党虽然对周佛海和各地伪军,施以危言耸听和甘言利诱的惯技,怂恿他们与其结成「联合阵线」,反对中央;但却因为戴先生的力着先鞭而枉费心机。
上海敌军的激烈份子,明知失败为不可避免之事;曾拟师法敌军从马尼拉撤退的故智;于撤离上海前,毁灭此一中国第一大都市以泄愤。共党策动伪军,既不得要领;乃勾结上海敌军激烈份子,组成六百人的团体;企图利用比较冲动的劳工份子与地痞流氓,破坏上海电力和其他公用设施,使上海成为恐怖的死城,继续其反抗盟国的阴谋活动。
还有,侵入江南的共军,虽然遭到「忠救军」和国军的惨重打击,未能在天目山区建成坚固的基地;但散据在吴兴和余杭一带,尚有残余势力,江苏沿江北岸,满布共军,可以随时渡江南下。
#### (二)艰巨的新任务
因此,戴先生觉得事态严重,他觉得他所领导的军统局和游击队,今后最迫切的任务是:
1.尽可能运用数十万伪军对政府效忠,防阻共军的乘机窃据;而确保东南半壁,迎接政府还都。
2.尽可能保卫上海、南京、杭州的安全,不遭受任何破坏与毁灭,以稳定陷区的经济和人心。
3.尽可能在国军未能到达之先,进入华东、华中各城市等维持当地的治安秩序,等待国军正式凯旋。
#### (三)河桥遇险
于是,他于民国卅四年七月,偕同梅乐斯由建阳前往淳安,与上海闻人杜月笙晤谈,会商保护上海的办法。八月初,前往乐平视察「忠救军」;被敌军探知行踪,派队追袭,戴先生一面迅即撤往昌化的河桥镇,一面电令「忠救军」击退敌军。
戴先生一行到河桥后,当晚,受到敌谍派遣由四名受过特别训练的刺客所组成的暗杀小组的偷袭,(小组织系华人共党份子、组员日籍二人、韩籍一人)。戴先生机警,闻声隐蔽;由其素习武技的卫士,与刺客格斗,将其全部成擒。
九日,戴先生等前往浙西行署临时所在地汤家湾,席未暇暖,「忠救军」第三纵队指挥官鲍步超急电报告,发现敌军二千余,有再来奇袭的可能。戴先生请梅乐斯将军避上山头,自己亲自偕同「忠救军」总指挥马志超部署部队,迎击敌军。当令第二纵队派一加强团迎战来犯敌军,二纵队的第四团为预备队,急电第三纵队监视敌军,跟踪夹击。当夜十一时半,敌军以奇袭姿态前来突袭,被我守备营长罗云相部迎头痛击,死伤累累;但仍恃其人多械精,多方冲突。我情势渐形危殆,罗营长亲率敢死队,冲锋肉搏,负伤成仁,将士也颇有伤亡;但敌军攻势为之顿挫,第三纵队也适时赶到战场,夹击敌军,敌军动摇。戴先生即乘机令预备队第四团绕道敌军后方,包抄侧击。激战九小时,朝阳朗照,敌军不支溃退,死伤达四百余人。
#### (四)日本投降后的紧急措施
当敌军将退之际,戴先生听到广播,日本天皇已宣布愿意接受同盟国的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深夜,他即打电话给前方担任警戒的「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交付他两个重要的任务。命他以特使身份,代表戴先生本人,立即经过杭州转往上海,告诫军统局的冋志,不可因为抗战胜利了,就「地下钻出来,尾巴跷起来」的暴露身份,作威作福;仍应当谨慎戒惧的准备为未来的反共新任务努力奋斗。到上海之后,立即去找敌军总部的参谋长今井武夫,(与刘在香港熟识)向敌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达戴先生的意旨,责成他与国军合作,一方面约束部属,维持地方治安;一方面坚持立场,拒绝共军接收要求。(刘奉命后,立即摒挡行装,天明后即赶往杭州,并在南京会晤到今井武夫,对冈村宁次传达了戴先生的意旨。)
戴先生交待刘方雄后,天明,立即偕同梅乐斯将军前往淳安,急电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策动的伪军一百廿七部中实力较大的九十七部,七十四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先给予先遣军或支队的番号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和阻止共军滋扰的任务。(注一)(并列册向军政、军令部、陆军总司令部备案)。
上海方面,派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指挥,负维持地方治安,稳定金融的责任;杜月笙和上海地方的士绅,以及军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也为保护上海不被破坏毁灭而尽心尽力,曾经防止了多次企图炸毁上海发电厂和其他公共设施的事件。
#### (五)力着先鞭,控制局势
日本广播无条件投降后,中国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曾通电日本军和伪军将领,各守原有阵地,只对国军投降;并训令第十八集团军(即中共军第八路军的扩编)总司令朱德,严令所部仍留原阵地,听候后命。可是朱德悍不遵从,而擅令所部,尽可能用一切手段抢先占领要地,破坏交通,收缴日军武器;而接近蒙疆东北的苏俄,更推波助澜的暗中予以支持协助。
当时,京、沪、杭、各大城市虽已责任伪军维持治安;但在吴兴和余杭一带的共军已有一部由海道开往崇明和川沙,苏北的共军也有渡江南下的企图。而中央接收的大军,还在西南,由于集中和运输需要相当时日,暂难东来。为免此一全国首善之区形成真空,而被共军乘机窃据;戴先生继呈请发表反正的伪军番号后的第二个步骤,即为运用「中美所」所指挥的各游击部队和各训练班编训的教导营,挺进京、沪、杭郊区,控制局势,防堵共军的轨外行动,并相机进入城市,维持治安秩序。
因此,戴先生急电「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漏夜赶赴淳安,与梅乐斯副主任共商挺进计划,决定以下办法:
1.「中美所」的前进指挥所即由建阳向杭州、上海转移,并以中美班在东南地区的第一、六、七、八班组成「平定部队」,下分四个直属支队,以中美联军性质挺进东南各大城市,均受参谋长李崇诗就近指挥节制:
⑴「中美所」直属第一支队:以第一班的教导营编成,娄剑如为指挥官,带往淳安;再由李参谋长亲自率领,挺进富阳与杭州之间的郊区。
⑵「中美所」直属第二支队:以第七班的教育营编成,任林超为指挥官,由福州地区撤回,连同原在建瓯部分班队,向淳安集中,继续挺进杭州,转往上海。
⑶「中美所」直属第三支队:以第八班的教导营和游击部队编成(即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所辖部队),任郭履洲为指挥官,集中浙江的海门,从海道北进浦东,与张为邦部游击队会合,进驻崇明,防堵苏北渡江南下的共军,一面警戒上海。
⑷「中美所」直属第四支队:以第六班的教导营编成,任陈达元和雷镇钟为正副指挥官,负责监视漳厦地区,保卫厦门不被破坏。
2.「忠救军」各纵队和行动破坏队的新任务如下:
⑴淞沪指挥部的部队(再配属第一纵队第一团)警戒上海近郊和浦东,防堵共军向上海郊区渗入。
⑵第一纵队(欠第一团)和第二纵队,仍遵照第三战区长官部的命令,防守天目山区,并监视浙西残留共军的活动。
⑶第三纵队向富阳和杭州推进,以为「中美所」直属第一支队的后继兵力。
⑷京沪行动总队,负责维护京沪铁路线的交通,防止共军破坏。
⑸沪杭行动总队,负责维护沪杭铁路的交通,防止共军破坏。
部署既定,戴先生即将此挺进计划呈报军委会,并知会第三战区。梅乐斯副主任也在驻华美军总队的支持下,对全体「中美所」的人员下达命令说:
「戴将军已命令突击军、『忠救军』和在他指挥下的各部队,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以便为中央政府重建秩序。『中美所』的美方人员,应遵守中国单位指挥官的命令行事,携带全部电讯器材和全部武装;当日军仍在作战时,游击战斗仍将持续;我方应尽速将所有武器和弹药运交『忠救军』,继续予以后勤支持!」
八月十八日,军委会以未巧、侍秦两电核准戴先生的挺进计划。戴先生除电令各部队加强执行任务外;为免被共党乘机造谣中伤,启人误会,一再通电诫谕部属谨慎言行。
㈠八月十九日电杭州同志:「在今日情况之下,吾人工作,应以安定日本军心与当地民心,协同各方维持社会秩序,以严防奸匪之活动。至其他一切,应听命领袖。吾人不得擅作主张,擅自行动;致引起各方之冲突,而为奸匪所乘,且为社会所诟病。凡吾工作同志,在此局势之下,必需检点生活,谨慎言行,并需密切注意各方之动态,随时具报。凡愿效忠党国与领袖之各方人士,吾人均应与之密切联系,通力合作,绝不可各立门户,分散力量也」。
㈡八月廿日电上海同志:「凡本局工作同志,应格外明大义、识大体,不可与人争功夺权,不与各方形成对立;应先求局面之安定与治安之维持,一切听命中央。万不可于此时逼人太甚,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误国家大计也」。
㈢八月廿三日电忠救军全体将士:「诸同志应各就工作岗位,协应友军,爱护民众,共维地方之治安,严防奸匪之进袭。凡伪军部队,能服从中央命令,坚决抗拒奸匪者;本局均可查明其实力,呈准中央,给予相当名义,联络一气,团结一致,监视敌军行动,制止奸匪之活动,绝不可弱肉强食,循环报应,形成对立,自乱步骤也。万一因给养不继,必需向地方暂行筹备者;亦必商同地方士绅,按实际最低限度之需要。暂行借资,绝不准胁迫勒索;如有故违,一经查明或有民众告发,定必严惩不贷。(注二)
华中一带,主要的伪军如叶篷、邹平凡、陈中全、黄洵等,虽然均经策动,颁发名义,责以维持治安,防范共军,但共党的「华中局」,却以「大武汉解放委员会」名义,由重要共干苏山负责,大肆活动。一面以「蒋家不要我毛家要,十万块钱报个到」等欺骗谰言,利诱伪军反戈投效;一面以「与其缴械回日挨饿,不如在中国打游击,还有出头之望;服从共党吃得饱,投靠中央先断粮」等诈术危言,情势相当严重。
另一方面,山东省自共军侵犯我山东省政府,偷袭与军统局有联系的游击部队秦启荣后,使该地区大部为共军所窃据。胜利伊始,如何恢复津浦、胶济、陇海干线的畅通,维持南北陆路交通,也为迫不及待的重要课题。
于是戴先生在部署挺进沪杭的同时,也运用他所掌握的力量,向此两地进军。武汉方面,下令「湘鄂赣边区」唐新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名义,率部迅速进军武汉,与伪军联系,维持治安,安抚俘虏;别动军第二纵队也北上武汉,驻扎郊外警戒;严防共军乘机破坏,扰乱窃据,等候第六战区国军进驻接收。
山东方面,下令中美班第三班副主任杨蔚为华中先遣队司令,率所部教导营(美员不参加),即先驰赴徐州,与军统局已策动而颁发名义的伪军,取得联络,共同维持当地治安秩序,防御共军,相机策进。
(注一):反正的伪军,在中央的命令和戴先生的感召之下,竭诚奉行维持治安,防制共军乘机窃据的任务,颇为得力。其中如淮阴的潘干丞部和宁波的谢文达部,均曾与共军作战,牺牲重大;潘且壮烈成仁。(潘干丞,浙江嵊县人,东北讲武堂四期毕业,原为东北军某部参谋长,抗战时参加伪军为廿师师长,率五千人驻淮阴。反正后,受命为徐淮先遣军第一路司令。年四十七)沁阳的李端章部、东莞的陈孝强部、豫北的李英部,都能尽力抗拒共军的滋扰。可惜中央主管部门若干人士,以及各战区的部分国军,对向我归诚反正接受我赋予任务的伪军,尚存歧视。以致配合运用未能一致;甚至不发粮饷,摧残迫害。如雷州的符永茂、东江的李潮被惨杀;许昌的李雨霖被活埋;广州招桂章、顺德的李辅群、被扣押;都对中央的威信,有很大影响。而共党复乘机诱惑,以致引起一般伪军的疑惧不安。当时共党阴谋窃国,天下未定,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却在美国调处政治协商的前提下,不为人所重视。戴先生多年心血,徒呼负负。等到后来戴先生殉职,周佛海被判刑以后,大部分伪军都去投靠共军,益发增加了共军的兵力声势,以及调处协商的困扰。
(注二):提到「忠救军」向地方暂借给养的事,这在当时,实有必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敌后发展游击,全靠群众支持,群众所讲求的是顺逆,所希望的是名义。如果仅为敌我之争,壁垒分明,还容易办;但当时除了日敌以外,还有依靠日敌的伪军,还有表面上是抗日友军,而暗蓄敌意的共军。因此,争取和掌握群众,除了政治号召以外,必需随时随地接受效顺,予以收编,给予番号。无法每一件事都事先呈准,每一个队员都先有编制员额和薪饷服装。如太刻板拘执,反而予共军可乘之机。所以,有些事,必需当机立断,先就地设法解决,然后再呈报军委会。戴先生惟恐人多复杂,或有少数人言辞态度启人误会,遭人反感,所以通电警戒。
「忠救军」发展到胜利前后,人多势大;而抗战期间历年损耗补充,组成份子的智识程度也参差不齐;一人扰民,难免影响军誉,何况一般人对游击队的看法本难分辨优劣,久战师老,尚须防骄纵疲敝,何况共匪的蓄意破坏中伤?因此,戴先生对忠义救国军的军纪,非常重视,经常利用出巡机会,亲临战地视察,并一再手令教谕,语重心长,赤诚感人。卅四年一月,即曾手令全军同志说:
「志超兄并转本军诸同志钧鉴:
笠因在渝事多,致不能多赴前方,与我「忠救军」全体同志见面商谈,但方寸之间,无时不想念到本军之一切也。
当此胜利在望,而吾人之工作倍形困难之时;吾人应如何上下团结,一德一心,加强组训,整饬纪律;以求本军力量之坚强,并与民众密切合作,以打倒敌寇,铲除奸伪;此为我全体同志急须切实检讨急起直追者也。故在当前情势之下,本军必须严密组织,着重训练。在人事方面,必须注意战功,注意其人之品德,而后注意其学识与能力。有功者必予升迁,必予奖励;有罪者必予严惩,有过者必予训戒。振作人心,鼓励士气。对经济方面,在本军今日之情形,节流重于开源,紧缩重于增加。对无用之组织,不必讲求表面,必须实行紧缩;对无用之人员,应即详行考核,切实予以裁汰。各团士兵之缺额,应多方设法补充,随时随地实施训练。对全体官兵之生活,应多发给实物,力求其营养之增进。而各级干部,尤须涓滴归公,力行节约;并须与士兵共甘苦。对眷属随身的官兵,应尽量裁遣;对在前方结婚之官兵,务必严行惩处,减少拖累,增加力量,此为本军当前迫不及待急须切实解决之问题也。
姑息足以败事,顾虑太多,亦足以败事;万希本军各级干部同志时刻念着领袖在八一三之后付与吾人之使命。敌寇不除,是吾人之耻,如京沪克服,不是本军之冲锋陷阵,首先进入者,即是吾人之失职。吾人必无以对领袖与先烈。吾人欲达此目的,当然需要与盟友合作,当然需要运用一切力量。但吾人本身如不健强,如无力量;则合作与运用,均无补益也。
目下时机已迫,稍纵即逝;本军实为东南抗战之主力。吾人应以剑及履及之精神,争取时间,争取胜利。
凡参加本军工作者,吾人终要求其能尽忠职守,勇敢善战,即一士兵一伙夫,我各级干部,亦须随时注意考核,据实呈报总部,总部必须一面详行注记,一面查明奖励。至于扰民之事,应严格制止,彻底调查。擅取民物者与强奸妇女者及任意拉夫者,必须查明立即军法从事;并须广事宣传。本军如不能遵此意盲,切实做到,则革命之部队,将为民众必须打倒之对象矣。吾人有何力量可达成杀敌除奸之任务乎?
笠因与我全体同志成败与共,死生相同;因关系之密切,不得不掬诚以奉告。临颖神驰,极望我全体官兵同志努力自爱,自强不息,以达成吾人神圣抗战之使命。」
### 二、力奋前驱,妙应四方
#### (一)搜捕奸宄,维护杭州治安秩序
「中美所」前进指挥所和直属第一支队,在参谋长李崇诗和第一班副主任娄剑如率领下,由淳安循富春江前进到与浦阳江会合处北方的闸口驻留,「忠救军」第三纵队也由桐卢向富阳前进,对杭州郊区加以警戒,准备俟日军正式投降后,再进入杭州。
当时,共匪份子勾结地方流氓阴谋破坏沪杭交通,被负责该路交通安全的忠救军沪杭行动队发觉,加以取缔,匪共顽抗逃入杭州。行动队惟恐他们再在市内肇事生非,遂尾追进入。匪共乘机冒充「忠救军行动队」名义,骚扰市面;外人不明真相,而且也真伪莫辩,于是谣言纷起。
戴先生闻报,急令李崇诗就近转饬军统局在杭州的负责同志,迅即责成已秘密投效的伪浙江省府主席丁默村,以「军事专员」名义,切实掌握其所指挥的三个保安团和省会警察大队;与军统局的地下组织密取联系,负责维持杭城治安。于是严加戒备,搜捕奸宄;将造谣生事的匪共和流棍逮捕十余人,才恢复正常秩序。
另一方面,无锡和镇江,自日军撤往上海后,共军到处活动,并将镇江与高资之间的铁道破坏。「忠救军」京沪行动队为执行确保交通安全任务,镇定人心,乃于八月廿一日进驻镇江与无锡。
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的代表重光葵和梅津,在停泊在东京湾上的美舰米苏里号上,向盟国签署降书,正式投降。「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乃率前进指挥所进入杭州,随即转赴上海;直属第一支队也于九月五日进入杭市。(十日进入上海。)
#### (二)崇明剿匪
「中美所」直属第三支队奉命后,指挥官郭履洲当即集合其所指挥的三个教导营,一个特务营和独立支队崔杰部与水上大队陈荣博部以及八班在训部队(由教育长汪浩然率领)于浙江的海门;在海上运输队长郑德时的调度下,分乘大小机船帆卅余艘,于八月廿四日抵达浦东,受到当地群众热烈的欢迎;并与张为邦部的游击队会合,所有美员,全部由张为邦先行护送上海休息。
是时,崇明岛已被共军粟裕部渗入。正图立足后渗入上海,郭履洲即派特务营孙新民部先行登陆崇明,共军闻我军登陆,遂来攻击,发生激战,一连三昼夜,孙部奋勇作战,始得进驻崇明县城,一面派队巡弋长江口岸,严密监视。
九月初,粟裕增兵四个团由江北渡江登陆崇明,从东北两面围攻崇明县城;县长沈云达和营长孙新民急电郭指挥官告急,乃派张为邦副指挥官率队往援,孙营士气旺盛,内外夹击,复因武器精良,人人奋勇,力战两昼夜,两度歼灭共军攻城的敢死队。击毙共军团长以下四百余人,残余共军渡江北逃。
后来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进驻上海开始接收之时,我京沪铁路的镇江附近,常遭共军破坏,郭履洲所部乃奉命成立京沪区铁路护路司令部,担任京沪、沪杭两路护路任务。
#### (三)收复闽海岛屿
「中美所」直属第二支队林超部,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二天(十一日)和第四日(十三日)曾先后收复闽江口外的壸口岛、篷杆岛和石川岛。因为是年五月,日军自福州撤退时,系从陆上撤走,闽江口外尚保有若干岛屿,为其搜集情报,控制闽江进出水道。「中美所」为了使美舰和运输船能顺利进出闽江,自菲岛运输补给品来华,曾计划收复各该岛,当商请三战区顾长官同意,并应允届时派队协助;该计划准备就绪,正拟实施,而日本广播投降。于是林指挥官派周坚、张疆两大队对各该岛加以警戒前进,于九月八日乘势先予收复。
指挥官林超,自奉令向淳安集中后,乃即将留驻各岛和福州一带的部队撤赴建瓯,防地移交国军接收。然后会合第七班的中美人员赶往淳安,于九月下旬转赴杭州,上海。
另一方面,「中美所」直属第四支队。第六班的四个教导营,在日军未投降前,即曾奉三战区顾长官令接替国军七十五师在闽南的防务,并准备接受厦门日军的投降。因此,日本投降后,即遵照顾长官和戴先生的命令,收复厦门岛,升起中美国旗,维持治安秩序。
#### (四)巩固武汉
「湘鄂赣边区」唐新部奉令挺进武汉后,唐即率所部由修水向武昌出发,行军九日,抵达距武昌卅里的石咀驻扎,自带翻译官李经邦一人,先入城与日伪接洽,以防共军乘机先入。别动军第二纵队杨遇春部也由湖南北上武汉近郊协助警戒。
当时,日军中好战激烈份子,有窃运重炮和机枪多门,前往大别山,与共军合作反对中央的计划。唐新据报后,即深夜邀约日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阿部,武汉日军参谋长,宪兵司令等,加以开导。阿部坦承确有此计划,因为一方面受共军断绝粮食供应的威胁,一方面官兵接奉天皇投降诏令后,情绪恶劣,酗酒自杀日多;上级军官难以约束,不得不有此挺而走险的想法。唐新当晓以利害,保证可由金水流域源源运粮食接济军食。阿部等感悟,表示一切听命。约束部属,封锁仓库,杜绝共军,专候第六战区派员接收;并派其部属吉冈正秀等协助唐部,将共酋苏山捕获,移送六战区法办,一切祸乱,无形消灭;国军始得安然顺利接收武汉和长江两岸。
#### (五)深入山东
中美第三班杨蔚副主任奉令挺进徐州后,即率领该班员生八百人挺进徐州。其后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总队,空运山东,担任维护交通任务。
注:卅七年二月,该部在淄川和共匪血战。因弹尽援绝,总队长黄锡畴、副总队长李培来,大队长刘明礼、孙效明等三千人,全部壮烈成仁。
#### (六)中美联军,凯旋上海
民国卅四年九月初,当戴先生从各方面加紧部署,积极策进后,东南的局势已经稳定。当时国军到达上海的只有宪兵一连;长江内外因为战事的关系,中日双方沉没的船只和布放的水雷,尚未清除。美军急需使用上海港口,以便接转物资,和装运国军北上接收各大城市。无论美军和我军都急需一个高级军官莅临此第一大城,处理紧急事务,因此戴先生商请梅乐斯副主任先行进入上海。
梅乐斯当时已晋升海军少将,因于九月四日在刘镇芳等人的陪同下乘飞机飞抵上海,事先在四郊警戒的「中美所」直属支队和「忠救军」也在当时进入市区。
由于梅乐斯将军和「中美所」的部队的正式进入上海,代表了中美联军的首先胜利凯旋。梅乐斯将军不但以美国海军最高军官的身份,自然成为当时在上海的美军统帅;而且也以「中美所」副主任的身份被拥戴为「中美所」各直属支队和「忠救军」的最高指挥官。在「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和贝乐利的协助下,积极推展工作。不但清除了长江水雷,而且还派人北上,与日军交涉,清理天津与青岛港口,便利军运交通。
#### (七)成立东南总部
戴先生安定了东南,于民国卅四年九月某日专机飞赴上海。当以中央还都尚需时日,即下令成立东南办事处于杜美路,全权处理军统局和「中美所」各项业务;由「中美所」的参谋长李崇诗,军统局的高级干部王新衡、龚仙舫、尚望、何龙庆、和陈祖康等负责。
是年双十国庆节,戴先生在杜美路办事处举行盛大的酒会,招待「中美所」双方人士庆祝四年来并肩奋战的最后胜利;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的国运昌隆互申祝颂之忱。
#### (八)血战包头、痛击匪寇
西北方面,外蒙的苏俄和延安的中共军暗中勾结,企图在傅作义赴张家口受降之前,占领该地;于是由苏俄军对日军不断施压力,不因日本已宣布投降而稍休止。九月卅日,俄军才承认日军的停战交涉。要求当日下午五时前,张家口的日军一律解除武装;日军被追撤离张家口。
于是共军贺龙部,在俄军的通知和安排之下,乘虚加以窃占。并欲乘势袭占归绥和包头,控制整个平绥铁路:一面从北方打开直通东北的道路,便利山西一带的共军向东北渗透,一面可以威胁北平。当集中其在晋冀察边区的十余万军队,由贺龙率领,发动对绥远大规模的袭击,声势浩大;我六十七军的何文鼐部,首当其冲,在平绥路的西段各据点惨遭败绩,损失颇重。傅作义为了确保归绥,不被各个击破,将部队集中归化城附近,准备作一次大规模的保卫战;而将防守包头的责任,交付何文鼐。
何文鼐撤往包头的军队,只有五六百人;原来防守包头的为李守信的蒙古军一千多人和正在训练的二千多人;(李部原为伪蒙古军,经军统局策动反正,胜利后赋予归绥先遣军的番号)还有由萨拉齐赶到担任防守包头机场的别动军绥远独立支队五百人(由中美第四班训练装备)。力量单薄而责任重大,于是又将绥远省主席董其武请来坐镇指挥。
民国卅四年十一月下旬,平绥路完全被共军切断,贺龙以十万人包围归化,两万人围攻包头,情形险恶。董其武已计划突围撤往后套;但被当时因张家口被共军窃据而无法到任的察哈尔省主席冯钦哉劝阻。冯以为出城即无死所,守城虽然力量单薄,但有中美班的新锐之师;如能善于运用,可以转危为安,却敌保土。董其武接受了他的建议,将别动军绥远独立支队调进城内,分为两部分;一大队守城,另一大队控制为总预备队,拨予十几部大卡车,作为运输工具。
部署既定,共军攻城,以人海战术,分波猛攻;别动军士气旺盛,经过严格训练,敌人不推进到两百公尺有效射程之内,绝不滥射,因之弹无虚发,发挥了以一当十的功效,共军伤亡众多,乃移主力猛攻城北角的蒙古军,冲破缺口,突入城内约一千三百人。但被我担任总预备队的别动军的景震泰大队长,率队赶往堵截,身先士卒,在卡宾枪和枪榴弹猛击之下,共军死伤枕藉;终于被我旺盛的火力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所慑服,失去斗志,向我投降。突进城内的敌人既然全被解决,城外的攻击,也因为无大炮等重武器助阵,仰攻困难;于是贺龙知难而退,解围窜去。
### 三、辉煌卓异、「中美所」成就非凡
#### (一)开明的合作精神
根据协定,「中美合作所」的主任是中国人,副主任是美国人,他们对于整个「中美所」的作业都享有否决权。戴先生和梅乐斯将军都看得清楚,创造一种国际间的信任,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必获致的真诚协议;为了急切的战胜日本人,双方都不容许有类似种族性的偏见存在。戴先生固然不愿以优越的地位,强迫美国人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梅乐斯将军也不愿凭借否决权来固执成见的造成意见的分歧。双方都是在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之下进行工作。因此,「中美所」的全体人员,他们每人所希望做到的是如何克敌致果,如何协助战区的国军;他们的努力,从未得到相反的效果。
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尤其在独力支撑了四年抗日战争以后,格外的显得拮据困难,公务人员的待遇非常菲薄;戴先生的军统局人员,虽然担任了特殊艰巨的任务,也不例外。但戴先生却本着中华民族一贯的自强自立的精神和蒋委员长「中美情报人员平日生活应严肃化」的训示,绝不愿接受美国金钱的赠与,来改善同志的生活待遇;他的此一基本合作立场,特别引起梅乐斯将军和美国朋友的尊敬,也更增进了合作的密切。
梅乐斯将军和他的部属,经常发现接受训练的「军统局」同志之中,有许多能干的人才;他们负担充满了危险的任务,显然不是想获得那微薄的薪水,而是基于他们对国家的忠贞,对事业的信仰。因为他们的薪金,相当于国军官兵的待遇;纵然有些额外津贴,也微乎其微,仅足添置些出差的服装和零星费用。但他们却越穷越坚定,越奋勇。梅乐斯将军曾向戴先生提出一项计划,他建议「中美所」的人,凡是做谍报和破坏工作能完成一次任务的,一律发给奖金,由美国支付。但戴先生没有同意,他以为「效忠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
在中国战场上打击敌军,最好让中国人自己来充份表现他们的力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美国人的协助,除了技术知识和武器物资以外,最重要的是一种尊敬信赖竭力乐成的开明合作精神。他不但可以建立部队的信心,增强工作的力量;而且还可以使双方同舟共济的奋斗生活,成为一种永恒不忘的珍贵友谊!「中美所」的合作精神,就是如此!
#### (二)梅乐斯招待记者
「中美所」有辉煌的成就,因为保密的关系,战时毫未透露;而共党「不打日军,专袭并地方武力和国军,破坏抗战」的事实,反而在美国报上刊出一些「农村改革者对抗日军的英勇行动」的记载。为了端正视听,为了不湮没「中美所」的血汗成果;梅乐斯副主任于民国卅四年八月卅二日(即重回东南凯旋上海之前)在重庆造时场松林坡公馆招待美国新闻记者,简报「中美所」的工作概况和所发生的作用,到场的人员有:
⑴美生活杂志驻渝总代表贾克比夫人
⑵美联社记者王公达
⑶美哈普出版社名记者华克
⑷美合众社记者莫色
⑸魏德迈将军交际副官希利少校
⑹魏德迈将军新闻总检查官苟伯格中尉
⑺赫尔利大使交际副官雷诺少校
⑻梅乐斯将军驻美陆军总部联络官伯格少校
⑼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
⑽中美所编译室主任刘镇芳
在众人向梅乐斯副主任道贺其晋升少将后,他发表谈话:(注一)
在场各记者闻听动容,纷纷询问美海军人员在作战期间,有无实际潜入敌后工作和被俘受伤者?梅乐斯副主任当加答覆:「美海军人员系与华方人员并肩作战,经常出入敌后地区;由于戴将军一再命令部属,尽可能维护美员的安全,多方加以掩护和保卫,所以被俘和受伤的情事不多,我们在华的工作,事无巨细,均与华方推诚合作;如无戴将军和军统局的协助,我们实无法在华推动任何工作」。
#### (三)美国海军部发布新闻
美国海军部也在美国发表关于「中美合作所」抗日经过的新闻稿:
「在过去数年内,美国海军部派遣驻华组,在中国各地与华军合作,多方协助美太平洋舰队,攻击敌海军和所占领的岛屿,最后直捣日本本土,贡献极大。该项事实,为此次联合国作战,军事活动中保守最严的一项秘密。现在在华日军已逐步投阵,中国政府和美海军部,认为时机成熟;上项事实可予公布。因为现在日军已经缴械,在敌后秘密工作的中美人员,可无性命之忧;而他们的家属,对他们数年来英勇杀敌的事实表现,可以引为荣誉。
该项工作的成就,令人惊奇;此实由于中美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和均有击败共同敌人的决心,所以友谊实为中美合作的基础,也为其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力量的玄秘。
美海军因为得到中国政府的协助,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在戴局长雨农和梅乐斯少将的精诚合作下,自成立到今日,完全以促进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为目标,努力打击敌人。就其密切合作的程度而言。「中美所」实为此次联合国作战期间中的各严密组织,能不受语言障碍,而始终融洽无间的惟一的机构。
中美人员,同食同处,共作共息,并肩作战,甘苦与共;他们深知其所负职责的重要,他们所供应的情报,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北自戈壁沙漠,南至越南边界,「中美所」在各地设立气象、交通、情报等组织;大部活动,以南北战场敌军后方和中国沿海地区为重心。「中美所」的美籍官兵,他们很习惯的化装华人,在华人的向导和暗中护卫之下,能随时随地往返敌军阵地。
「中美所」的气象测候和其他工作人员,均携有无线电机,将情报传达中美合作总部;予以研究分析后,直接电达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和散布海上的美空军、舰队,以及潜艇收音台,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时,即全靠该项气象报告和军事情报。尤以美航空母舰准备空袭日本本土和台湾时,因气候变动不常;即系完全仰赖此项情报,为其活动指南。
「中美所」在中国沿海岸地区侦察人员,对美潜艇队对日本航运的攻击,也有贡献。他们经常将日本船只的行动探查的确实,报告总部。美潜艇根据此项报告,能按时出击,在预知的地点将敌船击沉。
「中美所」和第十四航空队的密切联络,对美海军的贡献极大。「中美所」将所获得的情报,迅速提送十四航空队,作轰炸的依据。一九四四年秋,敌军进攻桂林时,十四航空队因为地形的关系,对敌军的行动难予侦察;「中美所」的麦加飞上尉,即空降于华军阵地的前方,在距离数百码地点,设立陆空无线电联络,受伤不退,支持凡十九日之久;十四航空队得以痛炸敌军,获得辉煌战果,麦加飞上尉因此获得美陆军铜星勋章。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队在合作布雷方面也很有成就,「中美所」的人员,派遣空中摄影判读组,判读空中照相,供给情报,并派遣布雷专家,协同十四航空队的人员,从空中在中国沿海的航线、敌军占领的港湾和长江内河分布水雷。因此,敌军的航运常遭严重打击,运输被迫停顿;常需数周的扫雷工作,才能恢复交通。「中美所」的沿海侦察和布雷队最大的成功,为强迫敌军航运远离海岸,在深水内航驶,给予美潜艇大肆活动的更多机会。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队联合的电讯侦译和海洋侦察,对美海军与敌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决战,有极大的贡献。一九四四年十月菲岛的雷伊泰海湾(LEYTE GULE)的海空大决战,日本航空舰队和特遣舰队分三路夹击,企图消灭美军登陆船团的情报,就是由「中美所」供给;美舰队乃得事先加以防范,而免遭危难。
中国的游击队,除保护美军共同作战外;并接受美方的现代战术训练和新武器装备,组成以营为单位的游击队和行动爆破队。在中美双方密切合作下,从事对敌军的突击和破坏。美方的员兵,也参加前线的任务,使敌人的铁道交通和军储仓库,经常遭受很大损失。因此,「中美所」的游击队和爆破队,在蒋委员长及其美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指挥之下,担负各种可靠而有效的任务。中国战争的初期,中国游击部队因为缺乏器械,在作战时的死亡率,常三倍于日军。自中美合作以未,日军的伤亡逐渐增加;一九四四年以后,「中美所」平均每月毙伤日军约两千人,毙敌三人,华方仅损失一人。
「中美所」人员用以歼敌的战术,大多为埋伏、突击、截杀和偷袭;常乘敌军在乡野地区行动之时,随机应变,予以歼灭。因此,敌军每因困守碉堡,常至粮秣断绝,被迫以大军出击,而被游击队伏击和兜截围剿,蒙受巨大损失。
因为不断的爆破公路、铁道、桥梁、河运,使敌人的交通常受阻挠;因为不断的炸毁工厂、堆栈、仓库、军营,使敌军的后勤供应,大受影响。敌军船只在停泊时,既易被我轰炸,行驶也常遭袭击;甚至在其严密防范的港埠口,「中美所」人员也能潜入加以炸毁。如一九四五年春,即曾将停靠厦门港内的三千吨货轮炸毁。此外,在长江、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中美所」人员也以其他爆炸方法,有效的破坏敌军的运输补给。
最近,因「中美所」在沿海各地的不断活动,敌军被迫撤退。福州和温州的收复,「中美所」也有所贡献。
为防止敌伪混入内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防奸防谍的工作。美海军部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烟酒侦察局的协助,派遣专家来华,训练中国的防奸防谍人员,进展神速。「中美所」的人员,所以能在敌后工作而未遭暴露,以及中美合作数年的成就,在今日来公诸报端前为人所不知,即为保密防谍工作达到高效能的明证。
此外,美海军部还派遣优良的军医人员和药品来华,除供应中美合作人员的医药需要外,并设立门诊,协助医治平民。此项工作,在中国医务极为缺乏时期,最有意义。在敌军占领区的最前线,「中美所」也秘密设立小规模的医药单位,随时医治受伤的工作人员,因此死伤极少。同时因为讲究严密的防疫卫生,所以纵或在传染病区内工作,而感染的也极少;员兵的健康百分比,远在其他作战部队之上,而「中美所」单位附近的居民,也获益不少。
「中美所」的人员,对于美海军于陆地空军的驾驶和轰炸人员的救护,尽力与其他救护单位取得密切联系。截至七月一日止,「中美所」人员已经救起被敌击落或被迫降落的中美飞行人员卅人,轰炸和航行员四十六人,以及随军记者贝尔一人。当贝尔被救后,其惊喜状态诚难形容;而其亲身经历的在海天异域绝处逢生的战场奇遇,当然使其对「中美所」的真实成就,有了新的认识;然而匆匆一瞥,又何能尽其万一!」
(注一):梅乐斯将军在重庆招待记者的谈话,内容与美海军发表的新闻稿相似,故不重复。
### 四、事修谤兴,遭受人身攻击
戴先生多年来为国家埋头苦干,铁面无私;揭奸发伏,献策决胜;伐蟊剔蠹,在乱世行春秋之事;以致遭致日敌、汉奸、共党、贪渎者的仇恨。甚至国内野心政客与政治派系,也有忌嫉他的。于是,谤议沸腾,满城风雨;尤其在他检举中信局林世良勾结奸商走私图利案,以及辞去财政部缉私署长兼职以后,传说更甚。民国卅二年,甚至谣传戴某即将垮台。
八月卅日,戴先生乃就此问题,对军统局的同志,作坚决而恺切表示:「中国革命是否需要吾人之工作,是否由我戴某终身为之;此非余个人所应争持者,而一切听命领袖。在领袖未令余不做以前,只要一息尚存,余必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生死成败,在所不计;只求无愧领袖,无愧革命,无愧国家。十载以来,吾人原无好环境;除领袖对余之督责、训勉、爱护、期望之外,几无时不在反革命势力之层层包围及威胁利诱中挣扎奋斗,并求工作之发展。因此,余只要求我同志绝对忠于领袖、忠于革命、忠于国家。古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云:『持其志毋暴其气』,余当以头可杀而志不可移自勉。须知吾人要在最恶劣之环境中,始可有最大成就,如无艰难困苦之磨练,即无从见盘根错节;经不起风浪,即不能作中流砥柱;故余以为青年人环境太好则为坏运气,环境坏始为好运气。吾人之组织乃革命团体,一切为国家,一切听命领袖;而非政治团体,自有其政治主张。在此前提之下,吾人献身革命,为求主义之实行,而非恋栈于官职;革命成功后,即做一太平百姓,亦心安理得。因此,目前最要者为修身以进德,以求不愧天地父母所生,不负领袖与国家之爱护与期望而已」。
可是,外面对戴先生的谣言,越来越多;尤其共党份子,更推波助澜的向美国人面前,作有计划的对戴先生和军统局加以诬蔑谰言,大加攻击;以致接任史迪威尔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总司令的魏德迈将军也向梅乐斯将军表示:「戴某声名狼藉,是个恶人」,同时对军统局与「中美所」也有很深的不良偏见。(注一)美国记者,乃就此一问题询问梅乐斯副主任;希望就其与戴先生经常相处的实际观察,作一客观的答覆。梅乐斯副主任乃就各记者所询各点加以答覆:
「关于外间所传戴将军的谣言,我听到最多。以三年余我与戴将军的朝夕相处,对他最了解:外面谣传戴将军是走私专家,这是种肤浅的看法,同时也是种误解。中国单独抗战八年之久,海口大都被封闭,外间物资无法进口,后方的工业,无法供应人民的需要,而人民仍需吃饭,所以中国政府在财政部之下设立有货运管埋局,将沦陷地区的物资如布匹棉纱等,设法内运,交由政府机关作合理的分配,用以调节市场,稳定物价,供应人民生活需要,因为只有戴将军和军统局的组织能顺利进出敌前敌后,能达成此经济作战的目的,所以交由他兼办。戴将军是货运局的局长,是政府的官员,在他的职责之内做报效国家协助抗战的事;究竟是否为走私专家?还是一个富有魄力的爱国者?相信各位自能判断!
但是,据我所知,戴将军不但不是走私专家,而且还是缉私专家,他兼任财政部的缉私署长,在全国各地组织强有力的机构,专门防止奸商私运口红丝袜等奢侈品进口。数年前轰动全国的枪毙林世良案,即系戴将军检举非法铁面无私的例证。当时,缅甸危急,中国政府为了抢运军火进口,动员所有卡车,运输战略物资;而林世良却和仰光商人勾结私运货物图利。被戴将军的部属查明扣留,呈送政府法办。戴将军尽力禁止奸商非法发国难财,其不受人欢迎乃意中之事。
至于外间传说戴将军吸鸦片烟并且贩毒,更属无稽。兹举一例,三年前,当本人兼任战略局远东总代表时,因为战略局在缅甸的工作,需要鸦片与当地的土蕃交往;曾经要求戴将军设法购运鸦片一百两交本人送缅甸应用。戴将军当时答覆:『中国政府已明令禁止毒品以任何方式买卖和运输,违反政府法令的事,虽有助于你我的工作,请恕我不能应命』。戴将军是否贩卖毒品,各位当可自知。我与戴将军朝夕相处达三年之久,从未见他燃过一支香烟;他的同志随时可以去见他,根本没有吸烟的习惯,更谈不上抽鸦片。
外面还有人谣传戴将军负建一处集中营,将其政治上的敌人自行禁闭,经常施以苦刑。不错,是有集中营,我想在战时,任何国家为了暂时拘留违害国家安全的敌人和间谍,或者政治上的战俘,都有类似组织。这个集中营设在贵州省的息烽,本人虽未亲往参观,但中美所的美方人员,曾有多人亲见详情,在那边所集中看管的,均系政府交办。而非凭戴将军个人的决定。集中营中生活非常舒适,有合作社。南京伪政权的某要员的母亲也安置在内,戴将军待他很好,偶尔生病,总是派中美所的美方海军医官亲自赶去诊治;后来因为年事过高,久病不愈而去世,那位海军医官还在场为之证明。
外面还有人谣传戴将军经常拥有若干女人。据我三年来和他相处,日则同食,夜则同屋而住,自由出入他的处所,不必事先安排和通报,有如家人和兄弟;但从未见他有任何女人。戴将军每日办公到深夜二、三时才就寝,早上六时即起床,并无时间作私人活动。
总之,三年来,我与戴将军朝夕相处,极感愉快;仅以美国一句话,以描写我对他的印象:(HE IS A SWELL GUY)『他真是一位好到极点的人』。
各记者聆听之下,非常感动,当表示「可惜我们以往无晋谒戴将军的机会,戴将军确系一伟人,此类动人故事,必需公诸美国民众之前,使他们明了真相」。
纽约美联社重庆分社的记者樊四维,根据梅乐斯将军招待记者的谈话,于九月十三日撰成新闻稿,拍电回美。
(注一)魏德迈将军曾经要接管「中美所」,胜利后,对中美继续合作,反对甚力。他曾表示国共两党可以合作;他说:「我们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彼此意见不同,但是他们不用武器」。等到后来他明了真相,才知道他错了;而在「魏德迈报告」中表示:「把别的国家看成美国,是许多美国人的错误」,「美国国务院顾问,乃是我们的敌人(中共)的一伙」。
### 五、中美继续合作,遭受阻挠
「中美所」的成就,已如上述;因此战争虽结束,美国海军仍希望以「中美所」的良好合作基础,成立另一个新的合作机构,从事若干对中美两国共同安全有所裨益的业务。金氏上将曾有协助我国建立新海军的建议,并指令梅乐斯副主任继续进行气象服务。梅乐斯以为: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因素是俄国。在战后,我们将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需要从此一战区取得情报资料,军统局是最能供给我们所需一切情报资料的机构。
我们战前利用海军武官在外国搜集情报资料的政策,已经不够,因为武官无法了解下层民众的事态。军统局的中国人,是一向跟我们合作最友善的人;在战后,我希望用我们的顾问性质的建议和通信设备,来交换他们的情报服务,并且已和戴将军取得口头协议」。
因此,梅乐斯副主任对「中美所」结束后另成立一个新的合作机构的事颇为热心;同时他以为「当戴雨农将军主持中国情报工作之时,如果美国要想在中国取得交换情报之利;而竟不与他联系,简直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加以「中美所」三年多极友善而有效的合作,他相信继续和戴先生合作,定能从实际上对美国有所贡献。
我国,虽然胜利来临,但民生贫困,国力衰竭;民众渴望复员,国家需要建设,所以政府确定「和平建国方针」,对外,求国家的统一独立与世界和平安全;对内,以建设现代化民主统一国家为总目标。当时许多特殊困难或复杂的问题如:㈠一百多万日军的遗留我国,㈡八十余万伪军的复员,㈢共党与其扩大武力的继续叛乱,破坏铁路桥梁和交通工具,㈣战时通货膨胀的后果,㈤农村经济复兴的需要,㈥实现政府在战时对政治上的诺言(制定宪法、结束训政时期的党政制度、撤销新闻检查)等,亟待解决。蒋委员长以全民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地位,肩负重大责任;积极分从整编军队、减缩军费,恢复交通、整理工矿业、复兴农村经济、和组织更有效的民主政府各方面努力。可是,这些努力,却因为共党的悍然不顾国脉民命,继续扩大其叛乱活动而遭受阻碍;加以苏俄的推波助澜,情势非常艰危。美国虽然希望以其政治上的感应力量,以调处协商方式,协助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使真正和平能够得以实现;可是,共党却乘此以「和平共存」的糖衣,争取时间,作全面叛乱的准备,以贯彻其「向国民党反攻」的政策。此种趋势,戴先生当然比较梅乐斯副主任了解得更为深刻,他深知今后的中国,将因为比较日本更为阴险毒辣的新敌人,共产主义和共党匪徒的残害而更为多灾多难。所以他基于一贯的热爱国家和献身革命的热诚,希望继续「中美所」的合作,以便对多难的国家肩负更多艰巨的任务,对中美共同的安全,作更大的贡献。
可是,由于中共和其同路人的恶意宣传诬谤,所以美国有人坚决主张:「战后的在华的情报组织,绝不可与戴某的组织发生任何关联。」
因此,「中美所」究竟何时结束?结束以后是否需要另行成立新的合作机构?从事何种事业?以何种方式继续进行合作?在美国有若干不同的意见。最后经国务院和陆军部、海军部决议的原则,「中美所」除部分气象、通讯和情报工作外,其他各项工作必需赶办结束;而新的协议,究以何项业务为主?新的机构,将为何种形态?因为牵涉到海军部,驻华美军总司令部和战后的美军驻华代表团,关系复杂;加以各方对合作的主要对象戴先生和他的军统局观感不一,因此很难迅速有效的取得一致的协议。
梅乐斯副主任在上海的工作非常忙碌,他对「中美所」的今后继续合作问题也特别热忱特别关心;可是他的「以俄共为假想敌人,和戴将军密切接触,继续精诚合作」的见解和理想,在当时美国致力「促进国共和谈」的大前提下,和部分人士「因为戴某坚决反共,而必需将他排除」的情势之下,难免会受到阻挠而无法实现;因此使他极感忧虑焦燥。
因为美海军金凯特上将欲去重庆晋谒蒋委员长,所以梅乐斯副主任和赫尔利大使先于九月廿一日由上海同机飞往重庆,预为安排晋谒时间和礼节事宜。但当梅乐斯于廿二日晋谒蒋委员长返回「中美所」后,即因生病而不得不先被送回美国休养。他的部属马力斯事后曾经写信给梅乐斯夫人,形容他当时的病况:「他不断的开会、讨论、打胜仗,接待金凯特将军,没有睡眠;坚持应与戴将军合作,忧虑共产党徒的阴谋,使他身心无法承担」。
中国政府对梅乐斯副主任数年来从事中美合作的辉煌贡献,非常敬佩和感谢,特别颁赠大绶云麾勋章一座。蒋委员长特派军统局的秘书主任毛人凤和「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于梅乐斯副主任飞离重庆之前前往颁赠,并由毛将军诵念颁勋词。
戴先生亲自赶往机场送行,不胜依依:而从此远隔重洋,天各一方,竟成永别!
梅乐斯将军回美休养,心情烦恼;同时为戴先生和军统局的被人攻击和忌刻,感到愤愤不平。他以为:
「戴雨农和那些最密切的工作人员,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最有事实表现的正当人;但却反而被人基于一种正当法庭所决不接受的伪证,施以广泛的谴责;甚至被一些对事实真相不求甚解的人,要把他从政治上消灭」!
戴先生当然了解,梅乐斯将军所以受到美军同僚的责难,所以身心无法负担,是为了坚决的支持他自己和军统局。因此,他特别去函美国,予以安慰鼓舞;他说:
「中美所的成就,以及在我们之间的永恒友谊,不仅与我们一小部分人有关,而且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也有重大影响。中国经过了八年血战,从现在起,应该迈开大步致力建设,以恢复国家的元气,进步为现代化国家。但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落后甚多,仍然需要美国友好的援助。而且从世界形势来看,今后中美两大国的命运,自必有相互密切关系。
我与阁下,同甘共苦几年,我们对目前情势,都有相同了解,我深深相信,我们不但将继续珍重我们过去所共有的成就,而且也将继续为中美两国未来的福利而努力。
任何事业,在开创之初,国难与障碍,势所难免。然而,如果目的并不仅为少数人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坚定的不屈的做去;那么所得的结果,不论目前价值如何,别人看法如何,最后总会真相大白,使曾经不相信和不了解的人,自然会相信了解!
我认为,现在我们还需要一种令人鼓舞安慰的步骤:以后的情势,需要我们继续保持最开明而最合作的精神」。
### 六、法明风清,肃清汉奸
抗战胜利了,但留下一个相当重要的肃清汉奸问题。
这一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顺逆纲常,必需绳以国法;同时也牵涉到民族的气节精神,必需对历史有交待。
可是,战争时间延长八年之久,战区遍于南北各地;其中有居心叛逆,夺取政权的;有甘心作贼,贪利求荣的;固然罪无可恕。但也有迫于生活,暂任伪职,而心存汉室的;也有无力迁避,暂作顺民的。如果一律处以汉奸之罪;则不但有干天和,而且也不胜其处罚。何况,还有失足在先,悔改在后,暗中为政府工作,自动赎罪的。其功罪如何确定,也是问题。而规模之大,内容的复杂,史无前例;所以如何慎重处理此一问题,切实做到毋枉毋纵,本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
另一方面,汉奸人员的本身,人心惶惶,不但不能安心一致的静候政府论定功罪;而竟有人尽可能拉关系,找路线,运用贿赂和人情等手段,希望得到免于追究的「保障」。加以当时政府各级机构在沦陷地区,也有很多秘密工作的部署;系统不一,份子复杂。胜利刚一到来,也有些人暴露身份,夸张其词的眩耀他可以发生「保障」的作用;甚至针对某些汉奸做贼心虚的弱点,作有目的的敲诈;以致形成相当混乱的状态,尤其上海的情形最严重。
由于戴先生是军统局的负责人,无论在声望和政权上,都是最有力的人物;于是,有些高级的汉奸份子,以为他也是可以利诱的对象,向他密献财物。因为这些财物,都是民脂民膏,国家财富;本在没收之列。所以他都一丝不苟的造具清册,连同财物,呈报政府,移交逆产接收单位点收。
蒋主席为了处理肃清汉奸问题,能够权责分明,秉承有致;达到弊绝风清,功罪恰当的地步;特别将此关系国际视听和国家大节的重任,交付戴先生承担。明白规定检举汉奸、逮捕汉奸,初步侦讯,由戴先生的军统局专责统一办理;如何定罪,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用以无所枉纵,示信天下。
戴先生奉命以后,即在军统局成立「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遴派高级干部为委员,负策划督导的全责。当派叶翔之为主任委员,(后因病,由沈维翰权任)。另在各方面军、各战区所在地,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汉口、青岛、济南、徐州、太原、南昌、长沙、安庆、杭州、福州、开封、越南等地区,成立廿五个「肃奸分会」,为各地主管逮捕汉奸的执行机构;也指派军统局的资深高级人员出任各地的肃奸主任委员,负责主持其事。当以上海情况最复杂,乃派「军统局」的上海区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为上海肃奸分会主任委员,妥为处理。
另为防止办理肃奸的工作人员违法越轨,并督促其努力工作;每一肃奸分会,均由军统局派高级督察人员常驻,肩负监察和督导的责任。
逮捕汉奸,规模如此之大,牵涉如此之广,史无前例;而且事关重大,不容草率含混。戴先生特别亲加策划,除了上述机构的设立和人事的安排以外;再就法理上和工作步骤程序上详为厘定。当根据政府的「处理汉奸条例」与刑事法令,针对事实需要;拟具调查、逮捕、和逆产清管等各项办法,呈奉核准后,布颁实施。
各地汉奸为数甚多,戴先生特下令所属,根据「军统局」历年来所搜集的查报资料,编成「汉奸调查专册」多部,分发各肃奸单位,据以查办。
机构次第设立,办法也拟妥颁布,随即开始,在各地设置执行队与警察队,依据调查有据的事证,逮捕汉奸;各地军政机关前已逮捕的汉奸,也奉命移交「肃奸会」统一办理。但当时共军违犯政府命令,公开蠢动。 伪军虽然大部分经过戴先生的策动,接受军委会先遣军的派令,维持地方秩序;但正式收编的工作,尚未开始,前途如何,仍存疑虑,所以势难操之过急,同时一网成擒。为免巨奸首要乘乱逃匿隐避,事先乃要妥密研究;在因时因地制宜的考量下,拟定逮捕的顺序。先从中央实力控制巩固的京、沪、粤、汉等地着手,然后再及于平津和华北各地。均能按图索骥,很少漏网,巨奸大憝,陆续就逮。
南京方面,汪伪政权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接任伪主席。当日本投降,国军尚未到达南京受降之前,陈逆即与汪伪政府高级官员林柏生、陈慧君、莫国康等,于民国卅四年八月廿六日潜逃青岛,转往日本藏匿。当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可以从此安定,立即密电国内党羽处理财物的时候;却被「军统局」的电讯侦译部门,侦收到他的密电,破译了密码,于是报由陆军总部何兼总司令应钦,责成日本当局,将陈逆等一行解送返国,归案法办。
广州方面,汪逆精卫的妻氏陈逆壁君,以及他最亲信的褚逆民谊等巨奸,也以诱捕的方式,捕解南京。
上海方面,比较复杂。因为掌握伪府军事、财政大权的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等,曾于民国卅二年以后,秘密反正效顺,接受戴先生交付的任务,搜集日敌情报,掩护我地下工作在敌后活动。胜利后,军委会任命周为「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治安,防制共军,稳定金融,颇著功效。国军与负责接收的中央人员先后抵沪以后,周佛海即将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部、以及伪军第十二军(辖十二团)等部队,全部交由中央接管。财政方面,也将伪「储备银行」所有的准备金黄金五十万二千三百十两,白银七百六十三万九千四百四十五两,银币卅二万元,美钞五百五十万元,日钞九百廿三万日圆,日本公债廿亿日圆等,以及其他股票、不动产等,交由我财政当局顺利接收,无所隐没。丁默村也接受戴先生的命令,以「军事专员」的名义,与军统局的地下组织密取联系,维持杭州治安,未受共军骚扰。周等对当时东南大局的安定,不无贡献。如过早逮捕,或逮捕方式不当,都可能发生不利后果;因为当时五十万以上的伪军,都以周的马首是瞻,也都以周的出处和下场作借镜。
然而,也不能就此不予逮捕,不经司法审判。因为周等为叛逆首要,目标显著,而反正效顺,是秘密性质,事先未便公开;而胜利以后独能安然无事,难免引人讥议。加以共党痛恨周佛海拒绝合组「联合阵线」,反抗中央;因而鼓动其党徒及同路人,以顺逆大义为名,大肆攻击。所以戴先生在上海情势稳定以后;即将周、丁等移送重庆看管,等候大局的演变,再移送司法审办。届时当由军统局负责证明他们秘密反正后的功绩,由法院宣判他们无罪,才可以洗刷他们汉奸罪名,他们的子孙才好做人。(注一)
其他京、沪两地巨奸梁鸿志、陈春圃、傅式锐、郑洪年等三百廿一名,均以迅速而秘密的方法,拘捕归案。
北平方面,以宴客方式,将巨奸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汪时璟等二百六十九名,一网成擒。
再者戴先生惟恐所属同志对汉奸财产暂时保管,疏忽大意;或者手续不清,操守不坚;以致发生差失,有违蒋主席寄望之重,有损「军统局」的清誉精神。特于三月十三日,再手令全体同志一体遵照说:
「查本局奉命主持逮捕汉奸,并调查汉奸之财产,现正待命分别移交各主管机关中,关于各汉奸之动产与不动产,如经查获,由吾人会同各有关机关暂行保管者,必须详细登记,绝不可有丝毫移动与侵占;借以保持吾人清白之家风,亦即明吾人之职责也。故对于现已查获之汉奸动产与不动产,限一星期内,必须逐件清点,详行注记。如有移动短少情事,必须彻底追究,各归原位;不得有丝毫隐匿与遗漏,万希切实照办。如有违背此命令而执行不详实者,一经发觉,必以军法裁判。」(注二)
同时为了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端,昭大信于天下,特别规定查封汉奸的财产,肃奸机构要会同当地的党政军警宪各机关与保甲长,依法当场点验查封,列册存案;并组织保管委员会,妥慎保管。听候移交敌伪产业处理机构。
上海方面,因为珠宝首饰较多,而物价波动迅速;肃奸机构主持人王新衡、郭斌等,特别请了两位珠宝专家逐件评价,按黄金折算,详加注记,以杜流弊。
总计全国所查封的逆产,每一汉奸以一户计算,共为一千四百五十六户,均移交敌伪产业机构处理。
汉奸逮捕后,在移送司法机构之先;应当先由军统局初步侦讯;胪举犯罪事实,检附佐证,缮具侦查意见书。戴先生特派「军统局」长于军法的中高级干部,分赴各地就地侦讯。总共在全国逮捕四千六百九十二名,移送司法机关四千二百九十一名,移送军法机关三百卅四名,移送航委会廿四名;在押病故,经法院检验备案四十三名。
(注一)戴先生殉职后,「军统局」一面将周佛海等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判,一面函致最高法院,说明周于抗战后期秘密反正,自效赎罪;以及胜利后接受军委会命令维持上海治安等事实,提供作为评定功罪的参考。结果,法院以为周系叛逆首要,其反正自效,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出发点为「投机苟免」;而且也未依照政府颁发「汉奸自首条例」,正式办理自首手续,所以仍判死刑。「军统局」为了维持策反信诺,为了不使已经反正的伪军感到惶惑不安,特再呈请国民政府蒋主席,依法赐予特赦。后经法院改为无期徒刑。周身体有病,本以为可以将功折罪;当他听说戴先生已殉职,自己也已被判重刑,难免愧悔交集,不久即病死狱中。
(注二)此系戴先生生前所遗留的最后手令。
### 七、因应时局,成立交警总局
民国卅五年的来到,正是戴先生百务蝟集,焦劳特著的时候。一般人士,被陶醉在胜利的光辉里,忙着争取分享一份比较丰富的胜利果实;而疏忽和松懈了今后对共党应有的警觉,和继续艰苦奋斗的准备。戴先生从事多年情报工作的经验,明知共党绝不可靠,必将成为贻祸国家的大问题。可是,这位功在国家的无名英雄的领导者,却已遭受到恶毒的攻击;(由中共阴谋发动,进而影响一部分中外人士)甚至有些服务中央政府的党政人士,也随声附和的主张「取消军统局」;主张「戴雨农反共的色彩太浓厚了,为了促进今后和平协商,应当退出政坛」。
先生对其本人的出处问题,从不考虑。然而军统局的内外勤组织,以及中美合作所、忠救军、别动军等指挥运用单位,工作同志和部队官兵,相近十万人;他们为捍卫国家的生存,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从事的牺牲奋斗,所创立的辉煌事功,是不可磨灭的。因此,戴先生不但应当替他的同志负责;而且也应当为今后国家可能遭遇到更艰困的战斗,预先保留一批忠勇干练的革命志士。
美国的海军部门,由于「中美合作所」的成绩优异,及希望能根据中美合作的经验基础和珍贵友谊,协助我国建立新的海军。新的海军,由戴先生负责,军统局的若干长于军事的同志,可以转业海军;经过中美班训练的忠救军、别动军等部队,可以改编为陆战队。这项方案的原则,由美海军部向杜鲁门总统呈提备忘录,获得批准。可是,当美海军根据杜鲁门的指示,代为草拟详细而具体的「战后海军助华方案」,准备于民国卅四年九月五日前提交国会报告时;却因为美国某些人士的坚决反对而无结果。(注一)
由美军协助,建立新海军的计划,不能实现;而军统局因为军事委员会本身必需改组,也不得不被考虑到取消或改组。因此,军统局的内外勤组织,如何改组?戴先生应当向政府提出腹案。(注二)
部队方面,除了忠救军和别动军以外;接受戴先生指挥运用的,还有一支组织庞大的军委会交通巡查部队。(由财政部缉私署的税警部队、军委会的水陆统一检查处和交通警备司令部三个单位合并成立;共有相当步兵团实力的总队九个,处长为吉章简)总计官兵人数相近七万人,如何安排转业,也费筹躇。此事,戴先生在抗战后期,早已有了新的构想,曾于民国卅四年四月指示吉章简处长:
「抗战胜利后,各方必疏于防范:而共匪必乘机而起,作全面叛变。为使我戡乱大军能机动灵活起来,交通的维护,是戡乱最重要的措施。务必尽全力来维护交通的安全与畅通,我军统局所属各部队,对游击战经验较丰富,必要时和共匪展开游击战,必能胜任愉快;官兵对情报训练,也有相当基础,可以制服匪谍活动。希望加强训练,绵密准备,使能充实戡乱力量」。
于是,他根据此一构想,再观察战后的国内局势,和在一片复员声中,各方所能接受的条件;拟具一项切实而可行的方案,于民国卅五年一月呈准军委会,将忠救军、别动军、交通巡查处,以及中美合作编训的六十四个教导营,合并成立交通警察总局;各重要道路,设有路警,并辖十八个交警总队(相当于加强团)官警总数达六万四千四百零二人;负责全国铁路、公路、航路治安的维护和矿区的警卫工作。保荐吉章简为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总局长。
交警总局于三月一日正式成立,当时共军到处骚扰;尤以东北问题特别严重。戴先生正准备机动集中使用交警部队,协助东北国军,争取广大「面」的控制。(注三)但不幸三月十七日,戴先生因所乘飞机失事而殉职了。(殉职事详后章)以致大好计划,成为泡影。
(注一)民国卅五年三月,美「海军助华法案」才得向国会提出,参众两院海军委员会对协助我国的军舰,仅限于护航舰、驱逐舰等小型舰艇。箫勃仍在华府继续进行磋商,将派为驻华海军顾问团长的莫雷少将,也有自珍珠港来华访晤戴先生的准备,不幸戴先生殉职,战后继续合作的筹议进行,遂因人事全非而中止。「中美合作所」乃于民国卅五年七月结束。
(注二)戴先生殉职以后,军统局于当年八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一部分同志转入新成立的国防部的第二厅工作,一部分同志转入警界服务。其余或者复员还乡,或者转业其他事业。
(注三)交通警察的基本任务,为护路护矿,装备只有轻便武器而无重武器,由于任务的关系,分布全国。编训未及一月,即因匪乱加剧而提先开入驻地服勤,而扩大警察行动为绥靖作战,参与会战;直至担任大军撤退的掩护任务。由于大部分成员,都受过戴先生的精神鼓舞和感召熏陶,都具有革命主义的坚强信仰,所以组织强固,团结一致。同时,虽然只有轻武器装备,但大多数成员曾受过新的美式技能训练,都配备有美式新武器;所以战力强劲,士气高昂,是一支精锐的朝气蓬勃的部队,而且也是匪军感到最难应付和最痛恨的部队之一。交警与匪军作战大小一千三百余次,每次参加作战的兵力,有小至一班者,最大达到六个总队。作战的时间,最少数小时,最多长达数月。总计伤亡失踪的官兵达十余万人(包括不断补充者在内),使匪军蒙受的损失,也很严重。民国卅九年三月,交警总局结束;最后一任总局长马志超,副总局长为尚望,郭履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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