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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林挺生与他的大同帝国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wdtuniontrade/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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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林挺生与他的大同帝国
某位工会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林挺生威权风格的问题:「一个人要经营上百人的公司,能够清楚每个员工的状况、谁比较适合什么工作,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是一个两万多人的大公司?所有说要经营上没有错误、生产上没有浪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像大同这样的公司,要节省百分之十的成本,只要有产业民主员工参与,其实很容易做到。」
> 大同总公司和大同工学院,座落在中山北路上的一角,蓊郁树林包围了整个厂区。这里是台北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街道上充斥着流行服饰、热门音乐与风尚精,然而在商店街的背后,却矗立着一栋栋古板的绿色厂房,彷佛与世隔绝。工厂围墙外,是一片浮华景象,工厂围墙,却是一个井然有序专制帝国,所有大同工人都是林挺生的子民。
### 大同政商帝国的创建
回顾大同帝国的兴衰,与林挺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无法分割的。
大同公司最早的前身,是一九一八年由林挺生的父亲林尚志所创办的协志商号。一九四二年,林尚志创办协志工业业书公司与大同学校公司,并派林挺生担任大同学校公司的「教师校长董事长」,大同这个行号从此诞生。一直到今天,林仍然以这个方式自称,并以台湾唯一的「教授校长董事长」而自豪。
在激烈的二次大战中,做为日本帝国主义南进基地的台湾,被美军轰炸得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却带给氏父子发财的机会。他们看准这个商机,在一九四六年大战刚结束时,投入了修复火车头的市场。虽然这个市场很快就因为国民政府将铁路相关产业收归国有而消失,林挺生却借机与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直到解严前夕,林都是国民党政权内首屈一指的红顶商人,地位还在辜振甫、王又曾、高清愿等人之上。
林挺生的政商关系,远超过同辈的大资本家:早在一九四七年,林挺生就当选全中国南区工矿立法委员与台湾省工业会理事长、台湾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台湾区电工器材同业公会理事长,尽当时这些同业公会规模都很小,但是可以看出林挺生在国民政府眼中的地位。一九五六年,大同工专成立时,总统蒋介石与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都亲临道贺。
在此之后,林挺生的官运更是扶摇直上。一九六七,林挺生接受国民党征召,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台北市党部主委。在当时国民党内的台籍人物中,除了谢东闵等「半山」以外,林挺生的地位之高,可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一九六九年,林挺生担任台北市议会第一届议长,一九七一年担任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一九七五年更担任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深得蒋经国信任。相较于台湾其他的大资本家——如王求庆和蔡万春等——不涉入党政活动的作风,林挺生不只获得国家在经营企业、垄断市场上的协助,更直接进入国民党高层担任政治要角,成为党国工业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
### 政府优惠保障,大同享誉全台
随着林挺生政治地位高升,大同公司的企业版图及声誉,也一步步迈向高峰。一九四九年大同开始生产电扇,一九六○年开始生产电锅,一九六一年开始生产冰箱,一九六四年电视厂、冷气厂完工投入生产。一九六八年大同电扇第一次外销日本,当时被认为是台湾工业化的重要里程碑,证明台湾的工业产品,足以通过日本严格的品质要求,加上朗朗上口的「大同大同国货好」广告歌曲,大同公司在一般人心目中,建立起「民族工业」的形象。许多表演艺术,如「这一夜,谁来说相声」等,都以大同电视及大同宝宝作为一九七○年代的标记。许多年轻人就在这种形象的影响下,满怀憧憬地进入大同公司;一位工会干部这样回忆着:
> 「对阿生仔(大同工人对林挺生的昵称),我们也是真感心,不过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总共来说,我们对林挺生是又爱又恨。当时我们做的电扇、马达、电锅、电视机大同拢是第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以称赞他,虽然是台日合作,但是品牌是大同打出来的,这对民族自尊心、国格是有帮助的。」
一九七○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时代,家电需求量大增,连带提高了大同公司的营业额与利润。在石化业兴起之前,大同公司一直是国内最大的私营企业。除了大同总公司以外,林挺生也不断成立集团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并将公司触角伸向海外。一九六六年成立台湾通信工业公司及大同电子公司,一九七○年和国民党合资成立福华电子及中华映管两家公司,一九七二年则成立大同美国公司、大同新加坡公司、大同三峡厂以及大同板桥厂,一九七三年成立尚志化工公司、大同中文电脑公司,一九七五年成立大同中外贵金属公司、大同日本公司、一九八○年成立大同世界公司和大同英国公司,大同逐渐成为多角化经营的跨国集团。
一般的财经杂志在回顾大同「王朝」的兴起过程时,多半归功于林挺生过人的领导及管理能力。其实,林挺生固然有其贡献,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保护和优惠,才是大同能获取暴利、迅速扩张的原因。
正如许多产业研究所指出的,台湾的大财团在成长过程中,大部份都曾经得到国家政策的协助,享有垄断市场的特权,并取得超额委员会。在一九八五年以前,政府严格阵线国外家电进口,使得经济起飞所带动的庞大家电需求,全部由大同公司为主的国内厂商所独占,提供了大同一个绝佳的利基。
家电业的内销市场受到国家的保护,外销市场上则享誉国家的补贴。例如大同大龙厂,就在一九七四年依奖励投资条例规定,成为免税工厂,享誉外销免税的特权,使得大同产品在日本以及美国的市场不断扩大。一位受访的工会干部,描述大同等企业如何透过政府的保障,让国内消费者付出重大的代价:
> 「台湾当时的技术水准并不进步,连牵引机都没有办法自制。大同公司大玩两手策略,外销日本的电风扇品管检查较严格,而且价格较低,卖给台湾的产品品质较低,价钱却很贵……」
除了受惠于政府对家电业的保护之外,大同在七○年代国家重大经济计划中,承包了许多大型工程,包括了中钢炉渣处理设备、中正机场变电所等,台通公司更曾经在「爱用国货」、提升国内技术水准的政策之下,以较低的品质,承包了电信局的交换机工程。大同能承包这些工程,并不是因为拥有先进的技术,而是因为林挺生有深厚的政商关系。一九八三年,担任交通部长的连战,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曾经无奈地表示购买台通的交换机,对政府来说其实是一种负担:
> 「这是个难题。因为电话是唯一的电讯设备买主,现在多买一具,将来就是多了没用的一具。但是帐不能这样算,当然电信局希望马上就不要买,但是也必须照顾到(台通)几千个员工的生活,所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样。」(天下杂志,一九八三年七月)
大同的兴起,不单是林挺生「天纵英明」的结果;大同公司所承包的公共工程,其实是国民党政权给予大财团的特权。我们并不否定林挺生的努力;但是倘若没有国家给予大同的保护和优惠,大同集团也不会有今日的规模。
### 大同宝宝风光不再
一九八一年,大同公司制成首部国产录影,同年亚特兰大厂开工,一九八三年与美商合资成立大同奥的斯电梯公司。虽然在八○年代,大同集团仍然不断扩张,但相对于七○年代的荣景,大同的发展却陷入困境,不但民营企业的龙头地位被别的集团抢走,甚至有好几年的获利率都接近于零。
一九八○年代大同集团的经营瓶颈,是由下面几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八○年代的台湾家庭中,电锅、电冰箱以及电视机等基本家电都已经相当普及,根据一九八三年的统计,台湾每一百户有九十九台电锅,七十七台电视机,相较于过去,内销业务已经没有太大的成长空间。
其次,由于韩国大财团的兴起,短短几年之内,台湾家电业者在美国、日本的外销市场占有率节节衰退,败给韩国的三星、金星以及新闻的家电公司。一九八二年,台湾收音机外销负成长百分之十二、彩色电视机负成长百分之四十三、电唱机负成长百分之六十三。直到今天,台湾家电业在欧美日市场上都不是韩国的对手。
最后,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政府解除了外国家电进口的禁令,再加上石油危机所导致的全球不景气,大同的营运跌入了谷底。一九八一年,大同公司税前获利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六七,加上营业外收支后更呈现了亏损的状态。一九八二、八三两年股票连续跌破十元的票面价格,一九八五年股价亦仅十块半。一九八六年,大同的获利率仅达百分之二点二,在天下杂志的台湾一百大企业中,获利率排名倒数。在这样的背后下,大同公司才加速推动员工认股,其用意不仅是要让员工成为股东、分享公司的委员会,更想以员工的钱来支撑公司摇摇欲坠的股价,让员工分担股票下跌的风险。
在八○年代,大同公司所受到的冲击还不止于此。一九八五年,十信事件爆发,暴露了大财团非法吸金的问题,大同集团再度受到严重的打击。
以员工存款为名义非法吸金的作法,创始者正是大同公司。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大同就以合法的员工存款为幌子,非法吸收了大笔资金,作为公司财务周转之用。据估计,一九八五年大同的存款规模已达一百亿台币,不但占公司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规模甚至超过高雄市银行,俨然成为一只庞大的金融怪兽。
在十信事件的刺激下,存款人对地下银行失去信心,大同的地下金融整体被挤兑达三十亿台币,整个集团摇摇欲坠,连不轻易在媒体前曝光的林挺生,都亲自出来向存款人保证「大同不会倒」,可见挤兑的影响力。后来,由总统蒋经国亲自下令三商银提供金援,大同才勉强度过难关。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大同公司的财务状况都相当差,获利率低、负债比率高、自有资金不足,一九八五年的资产负债比,更高达百分之三百六十,远高于台湾整体平均及同业水准,自有资金比率仅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整个公司处在危机边缘。
### 产业升级,转亏为盈
这样的财务窘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八九年间才告纾解。在这段期间,大同逐渐从一家家电制造公司,蜕变成一个以资讯产品为主的高科技企业。一九八三年,资讯产品占大同公司营业额的两成,一九九三年时,这一类产品占了营业收入的六成以上。当年大同的营业额衰退了百分之四点四,但是税后纯益却高达三十五亿,是一千大制造业的第八名,其中有二十八亿是转投资中华映管公司所得,资讯、通讯、自动化产业取代过去的家电、重电,成为大同公司的主流产品。
中华映管公司成立于一九七○年,大同持有股份近九成。当年林挺生为了生产电视而投资华映,连续赔钱十五年,才转亏为盈,累计亏损了十二亿新台币,其间全靠大同公司的资金调度来支撑债务,如今,映像管却成为大同资讯部门的金鸡母,一年几乎赚进一个资本额,利润高达三十亿元。
中华映管公司连同马来西亚厂在内,是全球最大的映像管厂,共计有十二修生产线,大陆还有三条可以扩充产能,生产的映像管不仅供应大同的个人电脑,更卖给其他厂商。近年来,台湾个人电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监视器一年二千万台的市场,国内华映和飞利浦二家映像管供应商,也仅能满足四成的需求,形成华映今日的成长契机。中华映管的成功,是大同集团转型的象征,目前大同更跨足到硅晶圆、以及液晶显示器的研发与生产。
除了集团本身的转型外,大同早年低价购买的庞大土地资产,在房地产狂飙的情况下价值暴涨,也对大同的财务调度产生相当大的帮助。据估计,一九八九年大同所拥有的房地产市价达四百亿元,光售出一栋大楼给中国人寿,就赚进十八亿元,处分资产所带来的净收益达三十多亿元,这些收入也对大同公司的财务状况,助益良多。
大同集团在一九八九年度过难关,进一步扩张,并不断将触角伸向海外。一九八八年,大同整厂输出至印尼,生产映像管用电子枪,成立大同美国电机公司,并在国内推出具有杜比音扬效果的音响以及32位元电脑。一九八九年在泰国设立映像电子枪工厂,陆续将许多生产线移到东南亚,并在英国设立大同英国公司显示器厂。就在这两年,随着股市的狂飙及营运的改善,大同股价摆脱十元上下的低水准,不断向上攀升。近年来大同公司积极地从传统产业转变为高科技产业。这样的努力已有初步成果。一九九九年大同公司电子产品的产值已经过了传统家电产品的产值,因此在股市的类别中从机电股转变成为电子股。近年更积极投入热门的TFT-LCD的生产,期盼为给集团带来新的高峰。然而公司开始赚钱之际,对那些在公司最艰困的时期还借钱给老板的员工,林挺生并没有给予任何回馈,反而打压追讨股票的工会干部、激发劳资冲突,促进了大同自主工会的诞生。
### 老板大胆违法,赔上公司形象
在摆脱八○年代阴霾营运,逐渐走上新的发展轨道之际,大同集团却失去了以往良好的社会形象。国内外接二连三的违法事件,让大同从七○年代的民族工业形象,转变为不守法令、财大气粗的财团形象。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林挺生公然违反劳工局裁员定,更施展铁腕违法开除工会干部,舆论哗然。
林挺生的违法行为不仅止于此;为大同赚进大量利润的中华映管,也涉及不法。过去林挺生并未循正常管道,从大同转移资金到中华映管,反而为了逃税及逃避股东会的监督,利用预付货款的方式搞利益输送。一九九○年,财政部裁定大同与关系企业财务往来交代不清,必须补缴上亿元的营利事业所得税。此外,同年大同员工廖添和不满退休金给付过少,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断大同必须补足差额。一九九二年英国政府突击检查,也发现大同英国公司涉嫌非法复制软体。
这些都还只是较小的法律诉讼,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非法吸金。在一九八五年的金融风暴中,大同因为良好的政商关系,幸免于难,同时逃过了司法调查。不过到了一九九○年,这个长期以来公开违法的情事终于遭到举发,检察官主动调查后,以违反银行法对林挺生提起公诉。同时,大同工学院的学校建筑用地,在未获主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非法使用,遭到监察院的举发。昔日贵为国民党中常委的林挺生,竟遭到监委举发、沦落至被法院判刑的地步,无论对林挺生个人、或是对大同的社会形象来说,都是很大的打击。
此外,大同直到一九九八年十月以前,未依照法令提拨退休准备金,还遭到劳委会判定非法使用外劳,影响本国劳工权益。在引发和工会冲突的福利委员会问题上,公司长期拒绝工会合法改选主任委员的要求。一九八八年的劳资争议中,劳工局做出评断时,大同居然荒谬地宣布对劳工局的裁定「不予承认」。一个工会干部指出林挺生的行事作风:
> 「在阿生仔的想法里面,政府的什么法令都不重要,那些伊都没有放在眼里,伊自己就是法律!犯到伊的法律就要『杀头』,就是解雇。」
### 资讯时代的企管活化石
所有受访的工会干部、以及各种相关的新闻参与中,都认为林挺生强烈的意志以及个人风格,塑造了大同集团的风貌。大同工会发展的血泪,与他专断不妥协的性格密不可分。
林挺生与国内其他大资本家相比,的确有其独特之处。他的生活相当俭约,即使家财万贯也依然保持朴素。同时,他对技术研发的坚持,在国内家电业中也独树一帜,大同能在九○年代重新稳健成长,和林挺生坚持投入中华映管、长期从事研发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也使得大同能够成功地转型为高科技产业。
不过,林挺生的个性也对大同公司造成更大的危机。林挺生性格刚硬,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有极端的自信,他一直把大同定位为「民族工业」,心怀「当家做主」的责任感。这样的心态,更表现在每周三天、共六个小时,对大同员工和大同工学院学生所上的「经营学」上。从古代的儒家、论语、孟子到近代管理大师的经典著作,都是「大同人」的上课教材,这种资本家兼教师的作法,在台湾、甚至在世界上都是个异数。
台湾其他大财团所创办的学校,例如王永庆所办的长庚医学院、以及远东集团所办的元智大学等,公司负责人都没有挂名校长。但是为了维击人师的形象,林挺生长期兼任大同工学院的「教授校长董事长」,即使一再被控违法,他仍然坚持这个封号,导致工学院迟迟无法升级,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升格为大学。这种好为人师的心态,在国内大资本家中,可说是空前绝后。
虽然林挺生有突破逆境的强韧意志力,坚持投入研发工作,但是强烈的自信,可说是一把双面刃,负面影响同样十分明显。他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事必躬亲、刚愎自用,严重影响员工的士气。过去林挺生身为国民党中常委,拥有良好的政商关系,戒严时代可以轻易镇压员工,再加上家电产业市场变化较小,集团的运作与扩张不会发生问题。然而这样的威权管理,却不足以应对一九八○年代以后,国际市场环境以及国内政经情势的转变。
八○年代后,台湾所有的家电业都陷入不景气,但是大同员工的薪水与福利,却远逊于同业的声宝、歌林公司,从获利率、配发股利这些反应营运绩效的指标来看,这两家企业都远高于大同,显示大同在较低的劳动成本上,仍然无法产生较高的利润,可见问题出在威权管理以及僵化的组织上。
财讯、天下杂志在评论大同的困境时,指出组织僵硬老化、因应市场反应缓慢、管理权过度集中,是大同营运不理想的主因。在大同帝国,凡事都要向林挺生报告,使得整个企业无法集思广益、灵活地面对迅速变动的市场需求。在林挺生主导一切的企业文化下,有创意的管理干部没有发挥的空间,纷纷离开。结果,大同集团的主管清一色都是服从林挺生,极端保守、节俭,不敢对公司经营策略发言的角色。
为了克服组织僵化所带来的低利润,林挺生所采取的主要管理手段,就是压低劳动条件、降低成本。对员工苛刻的结果造成士气低落,连带降低生产效率。员工不满还遭强力镇压,更造成上下离心离德,抱怨连连:
> 「林挺生常会来巡工厂,一年要来巡五、六次,他对巡厂特别有兴趣。……但是每次都畏等他巡完才能吃饭、休息,这点我实在无法忍受,那时都十二点多了,饿都饿死了,……结果大家拢做给他看,他到的地方就有人做,没到的所在拢没人做!」
> 「当初进来,大家拢讲大同有多好,说大公司多有制度,不过事实拢不是这样!说是一套做是一套!」
> 「外界对大同的评价是不错的,但一进大同后却发现不是如此,里面仍有派系之争,听话、肯做就会受主管重视,林挺生用人也是如此。大家都怕他…」
> 「如果林挺生接见你二十分钟,其中大概会有十八分钟是样在发言,工会干部只剩两分钟可以发言,那要怎么办?林挺生讲完十八分钟后,就会接着说『各位有没有意见、有没有问题呀?谢谢,谢谢』一边就走出去了。」
### 企业改造,搞错对象?
大同集团在九○年代有了比较稳健的获利,朝向高技术层次发展。一九九六年是大同发展的高峰,新产品积极进军3C(通讯、电脑、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公司的重心转移到资讯产业;同时,兴美商合作的大同奥的斯公司承接了捷运电扶梯订单、并计划进军亚太市场,大同亦名列世界第四大监视器制造厂,华映则是世界第一大映像管制造厂;大同并与日商住友合作成立减速机公司,一九九九年华映申请上柜,大同公司出售所持有的股份,预计即可获利一百五十亿元以上,集团总营业达到一千一百九十四亿。
在一九九四、九五、九六三年股票除权时,大同都稳健地配发二点五元到三元的股利,股价也行政保持在五十元上下的水准,很难想象十年前股价跌破票面的窘况,林挺生在长期亏本下对投资中华映管的坚持,更为财经杂志所津津乐道,真是成王败寇!一九九七年,大同的获利大幅衰退,但仍然得到全国户政电脑系统的合约。
九○年代,大同所投入的电脑和重机业,都是台湾的明星产业。但是与其他新兴高科技产业的表现相比,大同的发展显得跟不上时代。以原先的资本额及投入电脑业的时间来看,大同公司表现可说是不及格,包括宏碁、英业达、台积电等明星公司成立时,大同集团所拥有的资本远比这些公司更雄厚;十几年下来,这些公司都已经大幅超越大同,一九九七年天下杂志统计的全国制造业排行,大同被电脑同业英业达公司挤到十大集团榜单之外。
林挺生无法授权、对员工苛刻所带来的阻碍,完全浮现了。例如大同英国厂所生产的电脑原本赚钱,但是林挺生不了解电脑产业的特性,却又依自己独断的意志作决策,在独力开发了和IBM不相容的电脑机种后,不但将之前的委员会亏光,还差点将资本额亏损殆净。
近几年来,原本主导世界经济的大量生产模式,自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机后就陷入瓶颈,无法刺激大量消费而导致生产过剩,同时又因为工序严重的分割,变成是效率不彰的生产方式因此日本、西欧、北欧国家等,都开始发展新的企业组织型态。
随着台湾的经济成长,大同的产品与台湾家庭胼手胝足经过一段黄金岁月,然而全球变迁的脚步相当惊人,不管多自傲于过去的成绩,林挺生也被迫对大同僵硬的企业组织进行改革。不幸的是,在权威的管理模式下,员工无法参与,所有的改革都成为敷衍。
大同的企业改造从组织肩平化开始,大部份变革都模仿自日本的做法。例如大同的品管思考圈(QCTC),就是模仿自日本的品管圈(QCC),有趣的是,林挺生在抄袭日本作法之余,仍不忘表现自己的优越性,一位员工说:
> 「林挺生唛真奇怪,别人叫QCC,伊偏偏要叫QCTC,说是什么品管思考圈,多一个思考,说品管一定要思考,要升级就一定要思考,结果害大同人都说QCTC,走到其他地方别人都听不懂。」
品管圈是将原有的流水式产生线,变成一个个的工作圈,在某些程度上,工人可以提出对生产流程与管理的意见,藉由小组合作提高品质与产量,透过这种训练,工人不再只是从事生产的动作,同时也能参与决策、激发创造力。但是到了威权的林挺生手上,品管圈的作法却立刻变质:
> 「(品管圈)只有形式上这样做而已,就每个星期找一班来开会,每班轮流,思考那里须要改善,不过后来就愈来愈松了,有二个星期一遍,也有一个月、二个月一遍,因为很多事情反应了也没办法改,林挺生不能接受,品管圈最后就变成大家工作停下来休息,坐下来吃零食,开讲。」
工会干部表示,大同公司的品管圈没有真正对员工授权、让员工参与,下情还是无法上达。
在大同,每年都会举办品管圈比赛,评比的标准,就是计算那个单位的花费成本愈少、或材炓节省愈多,工人不断思考如何降低成本的改进方式,但是总会有一个底线出现,在成本无法继续降低的情况下,只好增加劳动强度,山穷水尽时,就只有骗老板了。于是,每年的品管大赛就变成了一场场「说谎大赛」。最后,生产过程中的材料浪费等问题依旧存在,只是被作假掩盖掉而已。
大同公司所实施的员工提案制度,也落到同样的下场。由于员工无法真正掌握劳动过程,按件计酬的员工提案制度,就变成作业绩赚外快的方式,基层员工拚命提案,导致奖金浮滥,在减少奖金之后就没人愿意提案了。于是,公司又规定各单位提案必须达成一定的数量,基层主管只好想办法叫员工随便应付一下。企业改革,变成主管欺上瞒下、员工作表面功夫的荒谬剧。某位工会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林挺生威权风格的问题:
> 「一个人要经营上百人的公司,能够深刻全体员工的状况、谁比较适合什么工作,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是一个两万多人的大公司?所有说要经营上没有错误、生产上没有浪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像大同这样的公司,要节省百分之十的成本,只要有产业民主员工参与,其实很容易做到。」
八○年代以后,传统威权、官僚化的管理模式,逐渐无法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许多经济与企管研究都指出,只有让员工充分参与决策、发挥创意的制度,才能维持企业高度成长,相反的,管理权集中于少数高层菁英的体制,将逐渐被变化快速的市场所淘汰,美国电子业的兴衰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东岸的一二八公路区原本是世界电子业的中心,但在大公司威权管理下,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而被硅谷所取代。大同的没落,无疑是林挺生威权管理所带来的最大后遗症。
除了组织僵化、缺乏弹性之外,林强人统治所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第二代接班的危机。早在一九八○年代,新闻界就指出林挺生的长子林蔚山虽然位居总经理,但几乎没有任何经营实权,所有决策都操在林挺生一个人之手,甚至到九○年代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可见林挺生连儿子的能力都不信。长期事必躬亲的结果,使得大同没有办公室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经营团队。一个工会干部这样表示:
> 「比较有主见的主管往往与他不合而离开,剩下的都是唯命是从的乖乖牌。就连亲儿子林蔚山建议大同朝向『多角化』经营,都被他嗤之以鼻。在大同公司七十周年庆中,已经接掌总经理职位十六年的林蔚山在致词时,仍然开口必言『在董事长英明领导下……』。典礼结束后业务处总处长王安崇带领一千多位专卖店、服务站代表,对着林挺生高呼『万岁!大同万歳!』突然令置身其中的人恍如回到百余年前的封建君主朝代。」
就像历史上所有专制王朝一样,接班问题是个无解的难题,林挺生的大同帝国也是如此。林挺生两位太座五个儿子,身居集团中五个不同公司的负责人,彼此之间又屡屡传出不合的消息,使得企业第二代的接班面临考验。一旦林挺生退休,大财团中常见的兄弟阋墙现象,恐怕难以避免;即使接班问题顺利解决,这些长期处在父亲阴影下的儿子们,是否能够投票起大局,也相当令人担忧。
总之,大同公司的企业改造,似乎应该先从老板们的头脑改起。
### 资本家的六字箴言
威权的管理模式下,大同公司没办公室集思广益,唯一能打的就是低成本战。林挺生对成本的控制相当严格,要求每一个生产流程必须收入大于支出。其实这就是被台湾企管界不断吹捧的学者波特(Michael E.Porrer),所提出的研发、采购、生产、行销、配送、售后服务,均有附加价值的「价值炼」理论,但林挺生以自创语言来表达,这就是:业、设、购、产、销、务六字口诀,也就是从产品设计开始,采购、成本、控制、制造、行销与交货到售后服务,都要量入为出,发掘每一个工作流程的附加价值。后来林挺生又修改口诀为「性能优越、品质可靠、交货准时、服务快优、访销尽心,收入大于支出」,号称「六大根本力」,透过林挺生朝夕的耳提面命,让一千余名课长级以上的干部琅琅上口。林挺生为确认督导员工量入为出,大同内部十万元以上的支出,都要样亲自批准。
低成本策略的另一个作法就是外包制度。在台湾,中小企业以特有的变形虫生产体制傲视全球,缔造了令人钦羡的经济奇迹。这种变形虫的生产方式,靠的就是广大的协力网络、家庭代工和外包制度。在这些网络下,每天辛苦讨生活的,大部份都是低薪资、无保障的女性劳动者。
为了直接降低成本,近年来大同也开始实施外包制度。外包制度分为二种:一种是厂内外包、另一种是厂外外包。厂外外包就是一般所称的外包,例如协力厂、卫星工厂、及家庭工厂等,本厂将设计图画出,外包厂商就依图型制造产品。
厂内外包的情形就比较繁复,比如以往和大同合作得不错的厂商,整条生产线搬到工厂旁,就是一种厂内包工制度。所以在大同公司的工厂旁边,总有几间小房间,名为「黄昏班」,外包人员就在里面工作,他们跟一般的员工差不多,穿着同样的衣服、做着同样的工作,只不过没有直接受雇于大同公司罢了!这些工人不少是厂内员工或家属,或是一些已经退休的员工,利用下班之后继续做工。一位工会干部认为:
> 「这些外包的使用,技术上来说是降低成本,其实是打压工会啦!工厂中有一群人在吵,另一群不是工会的人就不吵,你看这会怎样?公司根本不理你!」
此外,钻法律漏洞以及运用低工资的劳动力,也是压低成本的法宝。大同公司利用融资中华映管,利息收入却逃税,并且曾经被劳保局指控,在一九八三年逃漏劳保保费没有替一千七百八十六名员工加保,而处以七百二十六万元的罚锾。
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前,大同公司压低人事成本的招数,就是利用与大同工商等高工建教合作的机会,变相使用廉价劳动力。一九八七年,劳委会专案检查小组发现大同公司非法运用建教生,大部份的学生在工厂里面连续工作十四天都没有休假,其中有些人每天的工时更超过十一个钟头。
除了违法使用廉价的建教生之外,近年来,引进外劳也是企业降低人事成本的方法之一。例如大同三峡厂多是3D(高温、噪音、落尘)的工作,各单位都得以引进外劳,现在只剩下大同奥的斯没有聘雇外籍劳工。工会干部刘庸笑称,他的单位放眼望去都是一片「黑梭梭」,好像是到了国外。近年来,大同各子公司要求未达法定退休条件的员工提前退休的作法,也方兴未艾。
林挺生对劳动条件处处压榨的「六字箴言」,大同公司工厂内外外包制度的引进,以及外籍劳工的雇用,呈现出「企业改革」的真面目。由多年来对劳工的苛刻态度,也使得工人们的怨恨不断累积。
让我们回到一九八八年二月。
在曾水鉴一张传单的激发下,中山北路大同总厂、三峡厂、板桥、大龙厂、北投厂,一直到桃园各厂区,上万名大同公司的员工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创造出怠工一整个礼拜的奇迹,摇撼了大同帝国的政权。然而这次意外的怠工事件,只是劳资冲突的开端,大同工会对抗老板威权统治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大同集团的家族成员** | 陈秀峦 | 长子林蔚山—大同公司总经理
长媳郭文艳—大同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二子林蔚东—富鼎证券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
二媳施瑶珍—大同英国公司总经理
长女林伦宽—大同美国公司董事长
前夫孙 黔—曾任大同美国公司总经理
二女林静宽
女婿詹克己—大同公司中央研究所所长、大同大学董事长
三女林修宽(殁)
女婿陈锦恒—大同美国科技公司总经理 | 林尚志 | 林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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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殁) | 长子林镇华—大同柬埔寨公司总经理
长媳余玫静—大同大学讲师
二子林镇源—中华映管总经理
二媳温静如—美齐家电总经理
三子林镇弘—大同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大同奥的斯总经理
长女林淑明—大同尚志化工公司董事长、大同亚瑟顿公司董事长
次女林淑贞
**大同企业集团组织简图** 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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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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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考大同公司八十七年度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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