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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工厂、政党(﹝美国﹞黛安娜 ·菲莉(Dianne Feeley),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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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工厂、政党
﹝美国﹞黛安娜 ·菲莉(Dianne Feeley)
2022年
韩达 翻译、大壶春花 校对
〔**来源** 〕原载美国《逆流而上》( _Against the Current_ )第217期,2022年3-4月号。作者黛安娜 ·菲莉是《逆流而上》杂志的编辑。她是一名退休汽车工人,积极参加汽车工人大篷车活动(Autoworker Caravan),这是一个由在职和退休的汽车工人组成的网络,倡导工会民主和非化石燃料运输业。她还积极参加底特律拆迁保护组织(Detroit Eviction Defense)。
原文链接:[**The Movement, the Plants, the Party**](https://againstthecurrent.org/atc217/the-movement-the-plants-the-party/)
1967年,当我得到邀请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青年团——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时,我毫不犹豫。我已经准备好加入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我曾在哈莱姆区的一所非裔美国人学校担任教师,与密西西比州儿童发展组织(Child Development Group of Michigan)合作发起了一个名为“启蒙计划”(Headstart )的项目,并在反越战的直接行动中被捕。
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其中既有在早先的激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年长工会成员,也有以校园为根据地的年轻成员。在新泽西州帕特森纺织工人罢工期间,一位年长的同志还是个孩子,她在那里听到了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的演讲。二战期间,她参与领导了海员党的一个支部。
其中三人是活跃在油漆工联盟第4号地方组织(painters Local#4)的油漆工,其领导人道·威尔逊(Dow Wilson)最近因铲除暴徒而被暗杀。一对活跃在反战联盟中的夫妇都是工会成员——丈夫是码头工人,妻子是行政人员工会的成员。大多数人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他们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经验,并渴望与年轻成员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位年轻的女性是一名图书管理员,她将继续致力于在她的工作场所组织工会活动;一位刚转入到支部的同志是一名卡车司机。(后来他以同性恋身份出柜并成功组织了同性恋酒吧试图抵制反工会的库尔斯公司。)
这些经验丰富的同志可能是劳工激进主义的重要导师。然而,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中,很少有年轻成员得到鼓励去寻找工人阶级的工作。相反,我们可以留在大学校园里继续组织反战行动,包括向军事基地散发传单,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将后备军官训练团和其他军事研究项目逐出校园。
我们还建立了劳工分遣队、妇女分遣队、非裔美国人分遣队和奇卡诺人分遣队,以实现大规模的反战行动。1968年秋,我担任由现役美国军人领导的“退伍军人和平游行”办公室主任。
去年春天,我开始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研究生,但指派给我的任务是帮助组建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力量。那个学期以我们在行政大楼发起静坐活动而结束,我们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罢课者取得了联系,深感自己成为了世界青年运动的一部分。最终,当局出动了警察;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投票决定离开,而不是面临被逮捕。然而,警察急于尝试他们的装备,并开始攻击我们。幸运的是,夜校正在放学的人群干扰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秋天,黑人学生联合会和其他第三世界组织列出了15项要求,向政府提出了辩论的挑战,行政官员愚蠢地退出辩论导致罢工活动兴起。在长达五个月的罢工过程中,白人社会活动家与第三世界罢工委员会(Third World strike Committee)协调,争取使他们的要求获得支持。
我们有社区团体、家长和工会加入我们的纠察线和集会。我们与里士满罢工的石油工人达成了互助协议:我们会相互前往对方的纠察线。在罢工期间,我们约有850人被捕,但赢得了几项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促使有关部门成立了一所延续至今的种族研究学院。
#### 女权主义热潮
到了60年代末,通过提升团队和联合会的觉悟,新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同志们踊跃参与讨论性别歧视,以及性别歧视与阶级和种族的关系。我们不仅开始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且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Beauvoir)的《第二性》( _The Second Sex_ )以及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 _The Feminine Mystique_ )。
尽管“多元交织性(Intersectionity)”这个词还没有被提及,我们仍然展开讨论了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关系是如何被套入资本主义的阶级框架中的。我尤其记得在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周五晚间论坛上的激烈讨论,我们分析了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刚刚发布的《性政治》( _Sexual Politics_ )。
当贝蒂·弗里丹呼吁女性“走出厨房,走上街头”庆祝妇女获得选举权50周年纪念日时(1970年8月26日),我们积极围绕“24小时免费托儿服务”、“同工同酬”和“按需免费堕胎”的要求,发起了联合示威游行。
在此期间,党组织要求我加入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在那里我参与制定生育权、平权修正案,并设计了一系列课程。纽约全国妇女组织将有20-30名新人参加月度会议,因此将他们纳入全国妇女组织的常委会十分重要。否则,他们将会消失。(类似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地方支部当前面临的窘境。)
#### 姗姗来迟的工业转向(Turn to Industry)
对这十年做一个总结,我会把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视为一个托洛茨基派组织,它将社会主义宣传(書籍销售、竞选公职、举办论坛)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但随着7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随着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军,以及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使堕胎合法化,我们最大的两次全国性协调行动接近尾声。随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计划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分支部门。由于局限性太大,并且又需要长期的投入,它们很快就失败了。
当我参加第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时,我列席了劳工分会。虽然有一些关于同志们在汽车、钢铁和教师工会工作的有趣报道,但没有对新成员进行培训。尽管这是组织年轻同志从事这些工作并接受已经扎根于此的同志指导的理想机会。
当然,党报《战士报》( _The Militant_ )也有关于劳工斗争的报道。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活动包括煤矿工人罢工,以及推动铁路和钢铁行业建立更民主的工会(我们在这方面有同志)的运动。在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开展了罢工支撑工作,并注意争取劳动人民,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他们的工会,参加反战、妇女权利和黑人示威活动,但直到1977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开始转向。
当你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行动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行动相比较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定来得相当晚,因为70年代的劳工运动浪潮正在减弱。但是,基于让同志们进入钢铁和铁路行业的成功经验,领导层在两年后发出了全力以赴的号召,要求党员同志们进到越来越多的行业:航空业、汽车业、纺织业和采矿业。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在转变中转变”(the turn within the turn)。在公共部门工会工作的同志们被敦促离开,加入一个更加工业化的工会。甚至连教师、社会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在工会任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志也被要求辞职成为矿工或铁路工人。
我做了两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能够近距离接触最高领导团队。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们声称校园激进主义已经消散,并呼吁青年组织放弃校园。
因为我最近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候选人参加了纽约州州长的竞选,并且长时间在校园里进行竞选活动,所以我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事实上,我可以用几个小时在校园内卖出100份《战士报》。校园中的反种族隔离撤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认为,我们现在需要获得工业就业机会,因为革命前的形势正在变化。我愿意接受这个前提,并认为也许有必要离开校园,因为体力劳动和校园工作难以同时兼顾。然而,我对领导层的动机感到不安。
在我们听取这份报告之前,其他全国委员会委员告诉我,这在他们的支部是行不通的。但是在这份报告出台之后,当我鼓励他们积极发言时,大多数人却告诉我,他们已经被说服了。他们怎么会被这种误导性的分析说服呢?
我认为委员们有责任提出问题。尽管我支持在关键行业扎根,但我反对该提案的动机,因此投了反对票。从此以后,人们对我产生了怀疑。后来我意识到,这就是“无产阶级倾向”(Proletarian Orientation Tendency)﹝译按:1970年代初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一个派别,主张检讨社工党投入反战和女权等运动的路线,更多地面向工人﹞所产生的后果,他们在几年前提出了这一个更为温和的转变。
#### 在汽车行业工作
尽管当时我正罹患乳腺癌并且年近40岁,但还是在距离纽约50英里位于新泽西州梅塔钦的福特工厂申请到了一份工作。我不确定我能否通过体检,但到底通过了。
我被安排在第二班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隔一个星期六工作8个小时。尽管大多数员工住在新泽西州,但我和住在布鲁克林的海地同事一起搭乘一辆便车,往返行程又花掉了我每天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类似于查理·卓别林的经历。我不得不撕下两张不同尺寸内衬遮蔽胶带的牛皮纸,然后把它们包裹在尚未喷涂车漆的汽车车身的某些部位上。
如果我撕纸的时候站的位置不对,胶带就会滑落。这样会打乱我的节奏,不得不去追赶那辆沿着生产线传送的车辆,要知道每小时会有57辆车通过生产线。我还必须准备好在不错过每一辆车的情况下更换滚轴。
后来我的另一项工作任务是促使生产线在自动档汽车和普通汽车之间切换。增加了自动档汽车后,我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如果生产线连续增加了太多车辆后,我是很难跟上的。我四处打听后得知1949年有一次罢工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申诉得到了解决,管理层同意,如果工作负荷过重,他们将放慢流水线速度或向工人提供额外帮助。
当然,我不得不证明我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令人困惑,因为人的本能是更快地工作。我必须与生产线上不断传送过来的自动变速汽车保持同样的速度,不得已要适当放弃一个或多个。然后,负责“善后”的家伙会跑到我的岗位上,协助我完善对自动变速汽车的拼装。
我试图召集流水线上的其他人与我保持同样的速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到汽车差异的影响,而其他人则过于胆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鼓励我打电话给委员会,最终管理层来了并看到我让汽车溜走。我虽然赢得了获得额外帮助的权利,但是对无法将其他人组织起来倍感失望。
社会主义工人党支部对我的问题以及我是如何获胜的毫无兴趣,我们中有23人一度在一家大约有2000人的工厂工作。我们没有把合同作为改善我们所面临环境的基准。最初,我赞同我们应该和同事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想法,假定这种想法是围绕我们所面临的势态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确实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支部的工会会议,但领导层主要是对更大的政治事件发表评论,而不会提及生产车间的环境状况。我们也不会考虑竞选任何工会职位。所有这些都属于“改良主义”。我们的工作是激发同事们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并卖出更多的《战斗者》报。
当我们抵达工厂时,有一群毛泽东主义者在那里工作。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型核心小组,并散发有关车间问题的传单。他们参加了工会会议,把官僚们弄得焦头烂额。我钦佩他们的精力,也很想和他们交谈,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不幸的是,我的确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 平等权利和公民权利
因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支持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所以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能够通过当地的妇女委员会开展这场运动。女性已占劳动力和新近雇员的10-15%。大多数是单身黑人母亲,她们需要轮第二班工作,这样每天就只能小睡几个小时,因为在早上还要给孩子们做饭并送他们去上学。其中一些人很幸运有家人帮忙,但大多数人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都睡眠不足。
我们的委员会在工厂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试图和同事们谈论《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的重要性。我们甚至组织了一辆工会巴士去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现场集会,以支持该法案的通过。
在梅塔钦的福特工厂工作之前,我写过关于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应该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文章,也跟著名的右翼菲利斯·斯拉夫莱(Phyllis Schlafly)以及一名共产党员辩论过(他们后来改变了立场)。但之后我一直在关注《平等权利修正案》对女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今我和大多数男同事谈论为什么他们应该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这些讨论加深了我对父权的理解: 男人和妇女都被迫承担性别角色。对他们来说,这一角色就是“养家糊口的人”。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家人冒险从而“养家糊口”似乎是他们的宿命。男人不应该感情用事,而且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他们经常会错过日常的育儿机会。
我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在地方委员会中所做的工作是我们最出色的工作。事实上,我经历过最紧张的时刻是在一个周末乘车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正值该地区的民权委员会的五名民权领袖以及共产主义劳工党(Communist Workers Party)成员被三K党杀害之后。
我们车上的大多数人是在南方长大的黑人工人。他们讲述了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为什么以及何时来到北方的故事。更让人紧张的是,在回程路上,我们的巴士被海军工程营(CBs)的右翼分子跟踪。直到过了边境,我们才觉得停下来吃晚饭比较安全。
还有一次,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相关领域举行了一次会议,石油、化工和原子能工人联盟的领导人托尼·马佐基(Tony Mazzocchi)在会上谈到工人阶级需要拥有自己的政党。我和其他出席会议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汽车工人希望在10年内造就一个成熟的劳工党。多年来,马佐基试图对劳工党进行整合,但工会与民主党的联系过于紧密,从而无法取得实质突破。
时常会有社会主义工人党支持的广泛运动,少数党员会鼓励同事们参与其中。在我们关闭核电站的工作中,我记得邀请了同事参加肖勒姆核电站的群众纠察队。但让新泽西州的工人在周日前往长岛进行示威是不现实的。
#### 领导不力
1980年,地方工会得知福特在新泽西的另一家工厂即将关闭,一些莫沃工人将转职到我们的工厂。但是新当选的地方工会领导层却反对这次转职。他们认为,我们的临时工——主要是黑人、妇女和青年——将被解雇,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本应退休的白人老人。
突然间,每个人都在问应该做些什么。我强调我们作为工会组织应该争取缩短工作时长。为什么我们要一周工作50到58个小时,而其他人却没有工作?把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到30或35小时会怎么样?
但当我们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会议(fraction meeting)时,主席说我们应该避免被卷入这场讨论。我们的任务是出售《战士报》。
这对我来说似乎很疯狂: 工人们都在征求我们的意见!难道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的意义所在!该计划为日常问题提出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并为另一种替代方案敞开了大门。
另一位同志提出,我们应该要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我们这一区域的所有汽车工人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讨论当前的形势。同志们质问他: “我们能说什么呢?”
为什么不挑战公司关闭工厂的权利?倡导工作权和减少每周工作时间会怎么样?即使这样的会议永远不会召开,工人们也会讨论公司决策和工会默许的替代方案。
大多数同志愤怒地驳回了这项提议,并把那些接受该提议的人称为“改良派”。我被激烈的讨论弄得心神不宁匆匆离席而去,但还是决定继续与同事交谈。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主席建议我们请求地方分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一位同志竟敢于质疑这与前一周被否决的提案有何不同。我意识到,当全国领导人听取一个报告后,他们决定有必要作出回应。但他们没有采纳委员们提出的观点——提案来自党的领导层,而不是基层党员。
当然,那一刻很快就过去了。地方分会将会被接管,其领导人被免职。地区主任主持了下一次工会会议,虽然可以提出问题,但不会受理任何动议。
临时工被解雇,而莫沃的工人结果大部分是非裔美国人,他们在其地方分会中建立了一个激进的黑人兄弟会核心小组。与他们共事何其有幸!
#### 总结
我不再确信,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而言,转向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与深化党的工人阶级根基有多大关系。如果我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转折点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20世纪6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型运动结束后,人们迷失方向的结果,没有任何规模的运动可以取代之。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激进主义并没有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导致伊朗革命的民粹主义浪潮正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所劫持一樣。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没有信心就这一复杂的现实以及如何适应这一新时期展开讨论,而是收紧了舆论。
党的转向工业并不是为了在车间或党内建立基层民主。相反,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如果一个党员不愿意在党优先考虑的行业中找工作,那么他们就不会成为“骨干”,党内也不可能有他们的位置。或者正如一位认识我多年的同志在审判我时所说的那样——因为我是“妇女运动中的雇佣军”——如果我和切(切·格瓦拉)一起在山里,他会知道该如何处置我。一想到我认识的某个人把我当作敌人来清算,我就不寒而栗!
在那些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叛逆青年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实际案例。将一个相对健康的组织转变为一个组织成员不会提出问题的组织的过程是在一段时间内藉由不同议题产生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们曾经讨论和辩论过的问题几乎已消失殆尽。我向同志们提问时,他们经常会以请求原谅的口吻抱怨道不知该如何是好。还有一次,我高度赞扬了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译按:美国另一个激进左派组织﹞的工作,称赞他们建立了一个有用的失业委员会。当我发现其它激进分子的工作相当重要时,同志们对此感到震惊——如同我们是世界的中心似的!
我的异常行为受到了关注,随之我的影响力减弱直到被开除党外。这种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无论是否仍然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以一种作为党员无法做到的方式积极参与工会活动,或者更多地发展个人生活,最终还是要悄然地退出党外。我们都被视为背叛了运动的人。
留下来的人适应了领导层的曲折多变。他们对党倾注了全部的信任,我觉得任何质疑都可能威胁到他们毕生事业的意义。
#### 后记
十多年后,我搬到了底特律并协助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团结社(Solidarity)。最终,我在一家车轴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会的另一名成员也在那里工作,我在那里度过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
我们思考着可以在工作中提出的政治观点,无论是通过认真讨论当天的新闻,还是通过在工厂中的斗争获取的。通常我有10-15秒的时间来发表意见,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洗耳恭听。有一次,我在女更衣室张贴了一篇关于配偶虐待的文章,一个清洁工在半小时内就来到我的工作区,倾吐了这些年她被虐待的经历。我们组建一个团队,提醒其他可能需要帮助的女性保持警觉。
与团结社的另一名成员一起,我对底特律报业长期罢工提供了支持,并发起了一系列运动,成败在所难免。我通过妇女委员会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工会在我们的下一份合同中提升儿童保育服务。
我们一行人参观了日托中心并考察了会员资格。我了解到大多数父母和祖父母日常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一位年轻女性直到托管中心在早上6点开门之前才能让她的孩子下车。然后她只能被迫超速行驶,以便在6:30开始排队打卡上班的前几分钟抵达生产线。许多工人下班后不久就要去接他们身患残疾的孩子,因此临时加班会使他们手足无措。不幸的是,工会谈判代表很快放弃了对儿童保育的要求。
对于2003年的合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层准备接受双层工资制“来维持工厂运转。”有鉴于此,行政核心小组成员阻止了任何试图通过地方工会订购“否决双层工资制”徽章的提议。我散发了一张呼吁为制作徽章捐款的传单,出乎意料地发现同事们递给我一美元和五美元的钞票。我们制作了2000枚徽章,并安排了大约有50个人在不同的工厂和轮班职工中来分发它们。
起初,一些工人说“双层工资制对我没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与那些没有我们同等工资或福利的人一起共事是不公平的。我的一位同事评论道: “投票支持双层工资制将会允许在你背上练习打靶。他们会解雇你,然后用一个人的工价雇佣两个人。”
最后,虽然我们的地方工会投票反对双层制合同,但其他地方工会通过了该合同。我们了解到,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领导层助长了谣言,声称我们的地方工会势必会傲慢地投票否决双层制,因为我们没有关闭工厂的风险,也不关心那些处于该风险中的人。尽管工会会歌是《永远团结》,但领导层却通过诽谤我们赢得了一份糟糕的合同。
有些人告诉我,转向工业会“牺牲”了我的生活。虽然我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路线,但我认为社会主义者有必要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工作,建立能够促进我们提升阶级意识所需的经验和技能的核心小组和组织。
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生活。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有大量的美籍非裔职工人职工,我认识到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是如何在工作中发挥作用,并被我们带入到生活中。在福特工厂工作的时候,我宣称即使蒙上眼睛也可以辨别一个工人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他们告诉我他们住在哪里。白人大多住在郊区,黑人住在纽瓦克,海地人住在布鲁克林。我们居住的社区明显不同。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退休人员仍然活跃在我们的工会中。今年秋天,我向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会员散发传单、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和发短信,力劝他们投票支持直接选举我们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主要领导,而不是继续使用被行政核心小组腐蚀的代表制度。
我们赢得了那次公投——目前我们正在推动我们的工会进一步民主化。这意味着不仅要在财务状况方面建立问责制,而且要在我们如何议定合同方面建立问责制。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传统是在合同准备好之前,会员们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其他工会就有公开的谈判和报告反馈,所以如果有必要,全体会员要做好继续罢工准备。
但是,除了争取终止双层工资和福利,以及在无组织的工厂里发起组织运动之外,还有必要对我们工作的行业有一个宏观的理解。汽车工业的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需求大量减少,随着企业生产电动汽车(EV) ,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加剧。创建一个可持续且安全的行业的计划是什么?怎样才能削弱企业让一家工厂的工人与另一家工厂的工人展开竞争的动力呢?为何我们要被迫受制于加班时间的驱使?
但愿通过这次讨论,我们能够挑战一下由市场驱动的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环境危机的系统。现实情况是,电动汽车可能会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它们仍然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包括采矿、停车场、充电站等等。对更多能源的需求超过了整个世界的承受能力。
相反,我们可以生产公共汽车、火车、有轨电车和卡车,我们需要一个免费、高质量和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来取代私家车。我希望看到新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组织重组委员会,去考虑一下我们如何才能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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