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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史沫特莱传》 麦金农 (Mackinnon, J.),1987/第九章 上海,1929—1933.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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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上海,1929—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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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上海,1929—1933
史沫特莱于1928年12月末越过苏联满洲边境进入中国,英国的情报人员便投入了行动。他们通知美国驻哈尔滨领事,她是个不良分子,由于和一名英国臣民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结婚而已经丧失美国公民身份,他们确信她到中国来的目的是煽动锡克族士兵和警察在条约口岸发动叛乱,所以吁请美国领事宣布她的护照无效,以便把她递解出境。在美国领事馆,史沫特莱回答询问时提到她的家族和美国革命的历史关系,并且指出,她从未和恰托有过依法缔结的婚姻关系,她说,无论如何,他仍然是一位爱尔兰修女的丈夫。
在满洲过冬,在最佳条件下也是严峻的体验。在1928年统治着这一地区的是军阀与外国列强的综合势力。而在外国列强中位居魁首的是日本人,他们从1915年以来已经使满洲变成了一块半殖民地。在史沫特莱到达之前几个月,日本军队中的激烈分子暗杀了军阀张作霖,希望因此而挑起一场战争,或是在他受过日本教育的儿子张学良身上找到一个较为驯顺的傀儡。结果却是更大的混乱,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和国际紧张关系的加剧,特别是在这个儿子证明比他父亲有着更强的民族意识和反日情绪之后。满洲境内,匪患成灾。数十年来,明火执仗的盗贼或散兵游勇打家劫舍、掠夺财货的事件连年不断。人民被榨干剔净。农民贫困之深重为史沫特莱见所未见。哈尔滨和沈阳这些大城市的情况也令人绝望。目睹的惨状和当局的骚扰,造成史沫特莱情绪上的极大压抑和震动,她终于支持不住而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
史沫特莱要为《法兰克福报》釆写的第一批题目之一,是妇女在中国的地位。其成果是她从满洲发出的第一批报告文学作品之一:《沈阳五女性》。史沫特莱最终一定会知道,这个题目在中国比在印度或西欧都更能使人大动感情。在中国,到1929年,已经有一代改革者使得妇女的悲惨处境成了旧社会落后的象征,因而也就成了急剧社会变革之必要的象征。这一问题已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而成了划分左右的标准。在她为《法兰克福报》写的早期报道中,为了说明压迫妇女的传统,史沫特莱常举缠足为例,依照这种残酷的恶习,成年妇女的双足要缠裹成纤弱的三寸“金莲”。中国妇女从10世纪起就遭受缠足的摧残,具体做法则因不同的地区或阶级而略有变化。就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论,妇女生活于奴役之中,同样,在阶级与阶级、地区与地区之间也互有差异。正象史沫特莱在一篇作品中所写的那样,下层阶级的妇女常被当作家庭奴隶“妹仔”买来卖去。而婚姻使得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关系制度化,则又是史沫特莱报道的另一主题。一开始,婚姻总是由父母安排的,新娘通常要离开自己的家(富有些的,带走一笔嫁妆)到一个陌生人家,也就是丈夫家去生活。按照这种婚姻制度,女人的地位只有由于生育了男性后裔才可能上升。否则,就象古老的谚语所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溺杀女婴的现象在下层阶级十分普遍。对于妇女来说,要摆脱传统的束缚,仅有的出路是自杀、卖淫或是出家当尼姑。
在中国,对于男人和女人都一样,革命变革的种子早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1939—1942)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期间就已经播下。太平军起义到1864年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而鸦片战争则成了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先是西方国家,后来是日本——一系列冲突的第一场。其结果是中国主权在零敲碎打中沦丧,而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对于中国妇女之缺乏教育与认为缠足野蛮的西方批评,却不断滋长起一种文化自卫意识。
到19世纪90年代末,清代官僚机器内部的杰出男性改革家康有为和梁启超,曾激烈抨击缠足并支持给妇女以正式的教育,而在20世纪之初,孙逸仙的反满运动中曾涌现了第一批女革命家。她们多数出身于特权阶级,毕业于中国和国外特别是日本的新式女子院校。象她们的西方女权运动楷模一样,中国的这些早期激进女性,也利用报刊鼓吹妇女权利和选举。却又和西方女权运动者不同,她们以民族主义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要求:中国要成为20世纪的强国,就需要有坚强而独立的妻子和母亲。
民族主义和女权运动之间的联系,由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增强。那是大城市中一系列的学生示威和商人抵制活动:反对西方列强承认日本特殊权利而损害山东和满洲中国主权的凡尔赛条约。“五四”运动促成了史沫特莱即将在上海、延安和其他地方遇到的那一代妇女的激进化(邓颖超是她们中间的一位,原来是天津学生活动家,后来成了周恩来的夫人)。贯穿整个20年代,易卜生的剧本,特别是《玩偶之家》,被翻译过来,并在各地广泛上演。缠足开始在生活中消失,妇女团体逐渐在大多数城市和部分农村地区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城市的政治活动,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采取了一种比较进步的、民族主义的方向。1923年和1924年,孙逸仙把他的追随者按照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改组成为国民党。他还和当时规模尚小的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建立了联盟关系。为把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工人,组织起来并提高其政治意识而作出了努力。在上海和广州这样一些大的条约口岸城市,兴起了工会运动,而妇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3年,上海20000纱厂女工为争取10小时工作日和一角钱一天的工资举行罢工而获得了成功。领导了这类罢工的妇女——例如。向警予、邓颖超和丁玲——往往都是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史沫特莱已经听说过妇女在好几次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抗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1925年5月30日的那一次——那一次,上海的英国警察曾对大批的罢工工人和示威学生开火。一到了中国,她就会见那些参加者,撰写有关她们的文章,发给《法兰克福报》。
1927年3月工人起义解放了上海的事实给左翼带来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的白色恐怖(即史沫特莱所称的反动)扑灭了。1927年4月12日,在未作事前警告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围捕并处决一切共产党人。集结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也被逐出国民党的领导层,但是,蒋的主要打击目标仍是共产党人。成千上万人死去,包括共产党的许多领导成员,其余的都转入地下。幸存的共产党人绝望之余,曾在好几个城市试图起义,但是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而且使他们的党员队伍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剪短的头发和未缠的天足已成为中国新女性的象征,现在,具有这种特征的妇女成了搜捕和迫害的对象。这样倒下的妇女中,有一位是向警予,她是共产党内地位最高的女性。在广州,有一次而且是仅仅一次,就有二三百妇女仅仅因为剪短了头发(象史沫特莱的那种发型)而被处决。在白色恐怖中被杀的妇女领袖人物在1000名以上。革命和妇女运动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而不得不在此后的方向上实行重大的改变。
1928年底史沫特莱到达时,多数大城市里左翼势力的公开政治活动已经销声匿迹。然而,在少数几个城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孙逸仙年轻的遗孀宋庆龄成了鼓舞士气、集合力量以反抗蒋介石那帮国民党保守派的核心人物。1927年底蒋氏与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又为国民党内的左右分裂增添了家庭纠纷的戏剧性侧面。这种分裂迫使中国革命的重心不得不逐渐向农村转移。30年代初,在东南省份江西偏僻的山区终于形成了农民和经过战斗锻炼的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在莫斯科和西方受过教育。
在史沫特莱看来,30年代初中国农民所处的政治环境是由战争界定的。一场内战,正在蒋介石和江西地区的共产党人之间进行;而帝国主义战争则发生在满洲,日本关东军正在那里凭借武装势力攫取越来越多的领土。事实上,在史沫特莱来到中国的最初几个星期内,最使她感到吃惊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她以往总是把英国视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威胁,而日本却是反帝国主义的,甚至是中国、印度之类国家的正面榜样。她的观点很快就改变了,她发给《法兰克福报》的好几篇文章全都谈论日本对满洲侵略的严重性。但是她的德国编辑们由于难以置信而拒绝发表,直到1931年日本人进攻并占领了沈阳才打消他们的怀疑。
在沈阳,史沫特莱既考察社会问题,也研究政治现实。事后回顾起来可以认为,是她那种能够同情中国人——不论穷、富、老、幼——的品质,使她和其他外国记者迥然有别。这可以从她最初的发自满洲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中看出来,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发表在《新共和》杂志上的《沈阳五女性》。文中最精彩的段落所写的是一个缠足的要饭老妪滑倒在冻了冰的大街上的情景。当人们围拢来对着伸手伸脚躺在地上的她放声哄笑的时候,她突然转过身来向人群发出了怒吼,咒骂这些人,骂每一个人也骂他们全体;就“仿佛是一股西伯利亚寒流突然降临。”在一段精致玉雕似的肖像描绘中,史沫特莱给她这篇抗争之作增添了一点希望的色调: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两名学生,一男一女,公然打破社会行为的常规,把他们的坐位让给了一个疲倦的老人。十多年来,史沫特莱一直依靠第二手材料撰写有关印度被蹂蹒的贫苦人民困境的文章。这时她正从自传体报告文学中发现自己的专长。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即将在美国和德国出版。现在,在中国,她将利用直接的接触和有个性色彩的叙述表达她对于一个新的事业,对于中国贫苦人民的革命希望的支持和信念。
寒冬将尽时,史沫特莱重新开始南下。先到日本人占据的旅顺和大连,然后前往北京,而在那里的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见到了基督教青年会改革家晏阳初和一对年轻的传教士夫妇。他们曾就节制生育和在中国开办柏林那种诊所的可能性展开了讨论。史沫特莱在1929年写给玛格丽特·山额的几封信里,报告了讨论情况。然后,她便越过黄河直奔南京——扬子江边国民党中国的首都。她在这里写了一篇长文,报道了孙逸仙被重新安葬在城郊一座巨大陵墓中的盛况。她指出这种局面中的政治性讽刺和紧张,特别是宋氏两姊妹,孙逸仙夫人和蒋介石夫人所发表的相互抵触的言论。
在南京,象在沈阳和北京一样,史沫特莱也找到了德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小集体里成员,他们对她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其中有好几个,象著名的《法兰克福报》驻北京和天津记者赫伯特·米勒(Herbert Mueller)—样,在政治上全都属于中间偏左,这种情况被英国情报人员认为是一种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德国与俄国和共产国际互相勾结,阴谋在中国为英国人制造麻烦,以便破坏英国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殖民统治地位,英国人对此非常认真。1929年3月29日,他们在印度德里以东大约100英里的一个小城梅鲁特开庭审讯:31名印共嫌疑分子和51名缺席的同案被告——包括史沫特莱——被指控“共谋剥夺(英国)国王和皇帝的统治权”。在接受审讯的那些人中间,有一些锡克族活动分子,他们被指控以乌尔都文发表(他们从未见过面的)史沫特莱从柏林寄来的一些文章,其中包括她预言英国与苏俄必战的那几篇。其实,是那名在拉合尔10月一次抗议游行中伤害了拉伊帕特·拉伊的警官之被暗杀,和在11月拉伊死后共产党革命分子所釆取的其他几起恐怖行动,激怒了英国人,促使他们对小小的印度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并在梅鲁特举行了那次做给人看的审讯。史沫特莱抵达天津时,只知道了拉伊的死讯,她为此而写了一篇悼念拉伊的短文,以表达她感到震惊和惋惜之情,此文于1929年4月在印度发表。那场表演性审讯拖延了三年之久而未能作出结论,其成果只是她那些被告一直关押到1933年,并且使得尼赫鲁、甘地等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主流派人物对共产党人表现出很大的同情。无论如何,正象英国情报机关所怀疑的那样,史沫特莱在南京显然和锡克族警察和其他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分子取得了联系。她还在北京和南京就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发表了演说。但是史沫特莱在南京感到拘束而不自在,停留了不过几个星期,便乘火车到上海去了。
1929年的上海,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340万人)、规模最大的条约口岸,正处于壮盛之期,这种状况将一直延续到1937年。在经济方面,自世纪初以来,这里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现在,恰恰由于中国的政治达到了最低点,这个国家在对付外国列强的阴谋方面无能为力,上海才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中心而兴旺起来。这座城市的一半以上由租界构成,那些租界则在英国人的全面领导下,为各外国列强所有和治理。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局面和独一无二的时刻。上海,这西方影响最大限度侵入中国文明的地点,同时,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逃脱国民党管辖的避风港。到1929年,几乎所有那些在正常年月很可能是在南京的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迁移到了上海。对于那些和势力强大(而且富有)的黑社会首领如杜月笙之流建立了结盟关系的拥有巨资、享有特权如宋氏家族那样的人家,这里是他们的安乐窝;同时,这里也是国民党实力的最大集中地和中国共产党地下总部的藏匿处所。这就是使得史沫特莱在这座城市里,连续居留七年,并且为她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社会的纪事性著作《中国人的命运》(1933)提供了背景的令人兴奋的氛围和环境。
史沫特莱于1929年5月初一到上海,便立即前往法租界,希望能以此削弱英国人监视的效力。她的第一步是去看望格特鲁德·宾德(Gertrude Binder),斯科特·尼尔林(Scott Nearing)在柏林对她谈到过的一名年轻学生。宾德正在上海美国人办的最重要的一家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工作,同时,又是美国中西部几家报刊的特约撰稿人。她建议和宾德同住吕班路85号公寓的二楼,宾德当时的寓所。但是不久就出了问题,因为史沫特莱不是单身一人,和她一起的还有一个她从沈阳带来的年轻中国作家,此人一身二任,既是她的翻译,也是她的情人。这种安排很快就放弃了。[1]但是那位年轻满洲人的离去,并没给吕班路带来安宁。史沫特莱在有过柏林的经历之后,仍然是性观念上的挑战者,她告诉宾德她打算“象个男人一样解决性欲”。宾德记得,有一天夜里,一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突然逃出屋去,由于对史沫特莱攻势凌厉的求爱方式感到了恐惧。然而,象1919—1920年在纽约那样,史沫特莱不久便对她自己的表现感到腻烦和恶心,到了仲夏,她的性伴侣关系已变得比较持久,也比较多了一些情和意。
上海的锡克族侨民社会,是史沫特莱第一个认真关注的焦点。她发现这个群体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严重地苦于派别纠纷。尽管如此,1929年夏季,史沫特莱还是有办法策动《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J. B. Powell)同英国报刊的同行就印度(大部分是锡克族)民族主义分子(在英租界被逮捕,被谋杀)所受的待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字辩论;被激怒的英国人成倍地加强了对于史沫特莱活动的监视,并且又一次试图说服美国和中国当局把她交给他们递解出境。但是史沫特莱和锡克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1929年秋突然中断,那是在她有一天回到家里发现字纸篓里有一颗一个锡克同志被砍下的头颅之后。那是锡克人内部派别斗争——恰恰是拉伊帕特·拉伊告诫过应该反对的那种冤冤相报循环复仇——的结果。史沫特莱受不了这个,从此便和上海的锡克人很少再有瓜葛。
史沫特莱在上海有着友好接触的美国人中,多数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的记者。《评论报》的编者J.B.鲍威尔,是个脾气古怪的老中国通,曾经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师。尽管他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但是他的反英和反日态度足够他找到能和史沫特莱相处的共同立足点而请她为报纸撰写书评。在鲍威尔领导下工作的有一名刚从密苏里来到不久的年轻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史沫特莱对他很有好感,他比她年轻10岁。她为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介绍信给尼赫鲁,1930年,斯诺就是带着那封介绍信周游印度的。
史沫特莱在《评论报》以外的美国人中,有来往的似乎只限于一两名新闻工作者,如《大美晚报》的编辑兰德尔·高尔德(Randall Gould)。她有意回避领事馆的那些美国外交人员,因为他们和英国情报机构和警方都有着气味相投的密切关系。
对于史沫特莱更有重要意义的是一小群德国左派分子,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她自己的更为接近。他们都时常光顾公共租界苏州河畔的瀛寰书店。书店的经理伊雷娜·魏德迈尔(Iren Wiedemeyer)成了史沫特莱的知心密友。通过伊雷娜,史沫特莱找到了格哈特·艾斯勒(Gerhard Eisler)和埃莉·艾斯勒(Elli Eisler)夫妇(格哈特曾和尤利安·冈帕兹现在的妻子海德(Hede)结婚),而埃莉就是海德的妹妹。她还找到了两个柏林时期的老相识,阿瑟和埃尔西·尤尔茨(Arthur and Elsie Ewerts)。格哈特·艾斯勒和阿瑟·尤尔茨都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阿瑟于1936年在巴西被纳粹特务逮捕,并被残酷折磨成永久性的神经失常;埃尔西大约同一时期死在纳粹集中营。)艾斯勒夫妇和尤尔茨夫妇,象尤利安·冈帕兹一样,也都是修养很高的柏林知识分子。他们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来,而她,也把她和他们的交往看成是柏林朋友之间情谊的自然延伸。
历史学家已经作出结论,在史沫特莱到达上海的那一时期,共产国际正处于混乱状态。莫斯科过分热衷于由于斯大林影响增长而发生的内部派别斗争,而无暇认真注意它在上海的代表和发给他们任何条理清晰、首尾一贯的指示;毕竟,它所关心的主要是加强苏俄的力量,为反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而斗争。1929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直在上海为了建立一个小组织而工作,后来这个组织由阿瑟·尤尔茨主持,而在得不到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自行其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史沫特莱在纽约就认识了白劳德,而1921年在莫斯科时,把他描绘成“有女人气而作为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来看则是个骗子”。所以,要说她在上海会常常见到白劳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简言之,熟悉史沫特莱的人们都接受她的自我评价:一个全球活动的自由撰稿革命家。她也怀有共产国际所有的反帝目标,并且有意识地培养她和艾斯勒夫妇、尤尔茨夫妇那样一些左派分子的友谊,她毫无疑问知道他们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她本人既不是共产国际的也不是共产党的成员。[2]
史沫特莱接触的第一批中国人,是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群高雅的诗人、学者和作家,和他们一起,她出席过多次一流的宴会,在月光下乘坐人力车。在这类朋友中,在西方最为人熟知的是胡适,他是一位大学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门徒,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过国民党驻华盛顿的大使。在政治上比较开明的是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一位知名的人类学家。几乎可以说是迷住了史沫特莱的一个人物,是徐志摩,中国最有才华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惨死于1931年的一次飞机失事)。就浪漫主义的想象力而论,他是东方和西方的完美结合。他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曾经很受著名评论家瑞恰兹(L. A. Richards)和威尔斯(H. G. Wells)的赏识。他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Rabinandrath Tagore)的门徒,在遇见史沫特莱以前不久曾经是泰戈尔在上海短暂停留的东道主;他的妻子新近结交了一个情人,已使得他们的婚姻成了上海文学界议论的话题。他颀长、瘦削,穿一身中式学者长衫,面貌有诗人气质的敏感,有很好的口才,说英语象说中文一样流利。到1929年仲夏,他和史沫特莱之间的一段私情已经发展起来,其高潮是乘船沿江而下,到徐的家乡所作的为期两周的一次旅行。
但是史沫特莱不久便从晕眩中清醒过来。在《中国的战歌》中,她把她的“精神贵族”朋友和把他们拉来拉去的人力车夫们作了对比:“(我自己也想当一名精神贵族的愿望)又同另一种思想搅和在一起,我想到我面前象一匹疲惫的老马一样奔跑着的人力车夫,他沉重的喘息不时为虚弱的呛咳声打断。蓦然,他那宽阔的肩膀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是一只狗啊,我们这一群全都是狗!”
史沫特莱在把握自己和把握中国现实这两方面,在1929年秋,都有了坚实的进展。在此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位是陈翰笙,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奠基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传统教育中长大,而到了1924年,便在波莫纳、哈佛和柏林几所大学获得了学位。尔后,他成了开创农村社会经济调査工作的先驱;他先后在北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京、德里和其他地方教过书;他编过刊物,用好几种文字写过十几部书;而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说,他都是在“做革命工作”——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分子,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3]
1929年秋,陈翰笙邀请史沫特莱和他一起到上海西边富裕的无锡滨湖地区去作为期两周的调查。地主制度在这个地区要比在满洲强大而有势力,在满洲,包括一些地主在内,所有的人都是穷人。由于对地主与佃农的联系作了第一手的研究,史沫特莱开始懂得为什么赤贫与巨富并存会被认为是命运的安排。她还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被怀疑参加了共产党的人们被地方当局在大街上砍掉脑袋,再也没有人能象以往的印度同事那样指责她对亚洲的社会与经济现实幼稚无知了。
另一位在1929年帮助史沫特莱懂得了不少东西的是路易·艾黎(Rewi Alley),一位31岁的新西兰人,当时的工作是代表市政府督察上海外资工厂中的劳动条件。和艾黎一道,她尝到了上海工业生活中狄更斯笔下的那种世界的滋味。1952年艾黎回忆道,“她曾要求参观工厂,而我们刚从上海那‘模范租界’最常见的一些工厂里转了一遭回来。我对她谈了一些我在上海工业区活动时所遇见的苦痛、惨剧和生活艰难,她隔着桌子睁大了眼睛直盯着我的那副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为《法兰克福报》,后来为《中国论坛》写的)有关童工和虐待妇女的几篇笔锋犀利的文章里,她动用了她自己的经验和陈翰笙对上海包身工制度的开拓性研究所提供的资料。
在陈翰笙和路易·艾黎的帮助下,史沫特莱看到,在中国,不公是如此严重,可选择的出路是如此清晰,情况明确而没有含糊的余地。在这里,对被压迫人民的个人献身可以是有意义的,而且,如果她能忍受艰难险阻,她就可以在这里产生某种真实的影响。随着这种意识的增强,她逐渐失去了对于印度独立运动和对于苏、英之间战争前景的那种充满激情的关切。将近1929年年底,她离开了她的同房间美国朋友格特鲁德·宾德,开始独自居住。她和中国人的友谊不再象以往那么轻浮,她的情爱生活也有所收敛。
到1930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和地下的革命运动建立了联系。她写了不少东西,完成了一些优秀的特写作品如《徐美玲》、《缫丝女工》之类。她精神抖擞,情绪高涨。在美国和德国,她的《大地的女儿》,在她看重的《新群众》和《新共和》这一类刊物上引起了注意、赢得了赞誉。1930年4月2日,她写信给她的老朋友卡琳·米凯利斯,谈到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
我现在只为一种思想活着。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使我吃惊。我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和)理智,感情已被彻底或近乎彻底挤出了我的生活——我是指任何与个人之爱有关的感情。我在这里每天工作18小时,而甚至在你不工作时也不得休息,因为亚洲的贫困……时时从四面八方形成压力……这里有一小撮富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生活在难以名状的贫困包围之中,这种贫困直达他们的宅邸窗下——这里有许多国家的巨型战舰锚泊在江心,有来自许多外邦的武装军人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着生活优裕的一小撮外国人。这里,在巨大的财富之中,有贫困,有一张由间谍活动、谋杀、绑架、理想主义者的行动、各种各样罪行编织成的巨大的网,有时我几乎要到哲学中去寻找宁静……我总在想着在我死以前一定要写一本书——就写一本,在若干年之后,我要努力在这本书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上对人类做了些什么——如何把人变成为狼。只有已经变成为狼的缺乏人性的东西才有一刻会企图确保这种陷亚洲于今日处境的制度永世长存。而那些武装力量和兵舰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6月23日,她写信给米凯利斯谈到了爱情:
中国使我受益不浅。中国已使我成为一个神志清明的女人:精神正常,头脑清楚,意志坚强。我对恰托的屈从,已经一劳永逸地摆脱尽净。回想起和他一同度过的那段生活,对于他、对于我,都是令人不快的一团混乱。再没有一个男人能把他的枷锁加在我的身上了。今后我会有一些男朋友,偶尔也会和一个其智力值得我钦佩、其体魄对我有吸引力的男人同居,而结合的基础必须是胸襟开阔、慷慨无私的友谊。但是现在我是一个神经健全的女人。我隐隐约约总会情不自禁地渴望那种老式的爱、那种胡里胡涂、依附于人的残酷的爱。但是我努力把这种倾向从心里分析出去……我希望能使我这方面的感情全部社会化。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就是或会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我可以用中国对我的反应来说明这一点:我有无数朋友,他们对我无限热诚……这是因为我爱中国人和所有的亚洲人,而他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随着史沫特莱越来越陷身于中国,她和德国和美国多数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和通讯也逐渐稀疏。例如,在从中国发给玛格丽特·山额的最初信件中,史沫特莱曾经谈论过代表山额在北京和上海建立节制生育诊所的可能性,而山额也曾为史沫特莱帮助在北京开办的一个寿命很短的实验性小诊所提供了一笔开办资金。而到了1931年,史沫特莱已经开始相信,节制生育的运动在中国是开展不起来的,如果这个国家不先经历一场社会与经济的革命。她在发给《民族》的一篇文章里公开说出了这个观点。从此,她们之间的通讯就越来越少了。
史沫特莱和另一位老朋友埃玛·戈德曼的分手则更富戏剧性,更动感情。戈德曼一度是她的楷模,在政治和爱情方面,曾帮助她学到了不少东西。而在给戈德曼的最后一封信里,史沫特莱争辩道,在中国,共产党人是值得支持的,因为“只有他们能给农民带来希望”。她说,她不想再见到戈德曼,因为“我不愿意怀着怨恨想到你。”
1930年6月写信给卡琳·米凯利斯时,史沫特莱正和一个新认识的男人郑重地结合在一起。这位就是理査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化名约翰逊(Johnson),表面上是作为德国报刊记者驻在上海的德国人。但是他真实的使命却完全不同,这种使命最终使他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支持着他今日的声誉的,是他从1937到1941年作为苏联杰出的间谍在东京所成就的业绩。特别是在1939和1941年间,佐尔格和一位日本合作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把德、日两国政府间的绝密电讯和公文传递给了莫斯科。而且,现在有许多学者都相信,他曾由于处在深受信任的亚洲问题专家的地位而对德、日两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们两人都于1941年被日本政府逮捕,而在1944年被处决。后来有人宣称,史沫特莱与那个间谍网有关系,因为她曾在1931年把尾崎秀实介绍给佐尔格。
佐尔格刚一抵达上海,就找到了史沫特莱。由于文学和求知兴趣气味相投,他和他的妻子在20年代末曾和艾斯勒夫妇和尤利安·冈帕兹有过友好的交往。(但是,史沫特莱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她在德国或苏联都不曾见过佐尔格。)除了史沫特莱和一两个个别人,佐尔格避免接触上海的激进社会圈。他以“约翰逊”的名义,通过交换信息的方式,收集军事情报,并且结交赫尔曼·冯·克里伯尔(Hermann von Kriebel)上校那样的德国军官:克里伯尔当时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据陈翰笙说,史沫特莱和佐尔格自1930年见面以后不久便卷入了极富浪漫色彩的亲密关系,暮春和夏季,他们是一道在广州周围的华南地区度过的。
佐尔格比史沫特莱小3岁,是个体魄强健、身材魁梧、北欧型的美男子,生在俄国,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从11岁起,他便居住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战场上曾负伤三次。(有趣的是,他的祖父弗里德里希·佐尔格(Friedrich Sorge)是一位显要的社会党人,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象史沫特莱一样,佐尔格也喜欢火焰似的红花,有很好的幽默感,爱喝酒。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基于彼此的敬重和相互吸引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史沫特莱于1930年5月28日写信告诉弗洛伦斯·伦农:“我结婚了,孩子,可以这么说一只是有点象结婚,你知道;然而他还是个有雄性魅力的男人,在每一点上都是50对50,他帮助我,我帮助他,我们一起工作或拼命……(这是)一种宏伟、广阔、全面的朋友情谊和同志关系。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这不取决于我们。我担心不会长久。但是这些日子将成为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我从不曾经历过这样美好的日子,我从不曾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肉体上、心理上全都是健康的生活。”
佐尔格的老练和急于了解中国的热忱都在史沫特莱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他在德国的生活状况和他的战争经历有所了解,而她相信,象艾斯勒一样,他实际上也在为共产国际工作。[4]她介绍他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值得提出的是陈翰笙教授。他们三人不久便开始定期见面,交换情报。佐尔格越来越关心日本军队在满洲境内的调动及其对苏联的政治影响,并于1932年春季陪同陈翰笙到中国西北部作过一次旅行。
佐尔格的大多数亚洲联系人都是通过史沫特莱找到的,这些人在随后两年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当然,是日本新闻工作者尾崎秀实。史沫特莱在介绍这两个男人相识时,已经和尾崎很熟,因为那时他正在把《大地的女儿》译成日文。近年来,史沫特莱、尾崎、佐尔格之间在上海的友谊已经成为围绕着后来那个间谍网的成就和罗曼史发展成的传奇故事的一部分。一位日本出色的剧作家甚至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编写成戏剧,而误把尾崎描绘成了史沫特莱的主要情人。
1930到1931年的两个月内,史沫特莱为制止西方帝国主义而单枪匹马进行的圣战,促使她对菲律宾的政治形势做过一番调査。美国早在1916年就由于通过琼斯法案而许诺了菲律宾的最终独立:但是在1931年,这一诺言尚有待于兑现。史沫特莱知道美国国内舆论对此仍有分歧。史沫特莱利用这次继续工作的休假为一系列批评美国对菲律宾殖民统治的文章进行了调査。在老朋友斯科特·尼尔林所介绍的一些联系人的帮助下,史沫特莱写到了各种行业的菲律宾人,包括对于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菲律宾共产党成员的几次访问。
1931年2月,史沫特莱返回上海后,(她的注意和精力就被震动了上海德国左翼侨民社会的一场危机所吸引。6月,化名为希莱尔·牛兰(Hilaire Noulens)。夫妇的保罗和格特鲁德·鲁埃格(Paul and Gertrude Ruegg)被捕。据认为,他们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正在组织一个反帝大同盟的上海分部。(牛兰夫妇是瑞士人,但是没有合法的护照。)法国和英国警方采取了一个异常的行动,在租界地区加以逮捕之后却把他们作为共产党人交给了中国当局。史沫特莱认识牛兰夫妇,因为他们曾经和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和上海的工会组织一道做过反英宣传工作。他们的被捕不久竟引起了史沫特莱和理査德·佐尔格之间的关系紧张。分歧在于如何对待牛兰夫妇幼小的儿子。史沫特莱决心公开帮助这个孩子,并且请求朋友和熟识的人们收养他。她找过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她在大约半年前认识的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员露丝·库金斯基(Ruth Kuczynski)。当佐尔格以公开和牛兰夫妇联系在一起会暴露她共产党员的身份为理由说服库金斯基拒绝了照管那孩子的建议,史沫特莱勃然大怒。她气冲冲地给库金斯基写了一封信,指责她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同时,她也开始放弃她对佐尔格的依恋,佐尔格和其他女人的风流关系已使她心怀妒意。
一如既往,史沫特莱公开表明立场而无所顾忌:她和陈翰笙与孙逸仙夫人一道参加了营救牛兰夫妇委员会为开展案件的国际宣传和施加压力以争取牛兰夫妇释放而进行的工作。牛兰夫妇于1931年经过军事法庭的审讯,双双被判终身监禁。1933年,自蒋介石于1927年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便和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关系的苏联又恢复了外交关系。很可能是由于莫斯科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牛兰夫妇于1937年9月被释放出狱并被递解出境。
早在参加营救牛兰夫妇以前一年多,史沫特莱就已开始和一个地下文学活动的成员有了联系,他们是摒弃了(有“中国雪莱”之称的)精神贵族徐志摩之流文人的浪漫主义的一群作家。对于史沫特莱,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人物是茅盾,他在那时大概可以称得上是最杰出的小说作家。1930年在她和茅盾为翻译文学作品而一道工作的同时,她开始看到一场革命已经在中国的艺术、戏剧和文学中发生。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实验在各种领域内进行——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和镇压活动也无孔不入。史沫特莱在一系列有关文艺的开拓性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种斗争,激烈、危险而富于创造性。
史沫特莱的内心激动和急于援助的愿望是按捺不住的。1980年茅盾回忆道:
认识她,“好比看到太空中一道彗星昂然而又悠然逝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难忘的,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她。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她,非常喜欢。”“她是我所遇到的彻底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在她身上,又不见半点封建气味,这对我们中国人好比空谷足音,正是最具吸引力的。”她“闪烁着高尚品格的光芒”令人难忘——是“犀利(时或近于刻伤)、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的综合。(英译与所引原文颇有出入,引号为译者所加,引号内为原文词句。——译者)
正是通过茅盾,史沫特莱才认识了那位自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始终处在文艺改革运动中心的人物,作家兼评论家鲁迅。
作为一个散文作家、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鲁迅到1929年已经被公认为仍然健在的中国最优秀作家。在20年代的那些年里,他走南闯北而终于在上海定居下来,并在这里结婚、成家。他住在公共租界一条小巷成排西式住房中的一幢。如今,他的住宅已经成为纪念馆,室内的陈设还象30年代初的旧样。映照着二层楼书房内透过窗帘射进来的黄昏斜阳,人们还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鲁迅和史沫特莱对坐在窗前藤椅上谈论文学和政治的情景。当年的鲁迅正是从这间书房统领着整个上海文学界——鼓励年轻作家,抨击国民党的高压,敦促左翼文学队伍内部团结。鲁迅在思想观点上是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他曾在日本留学,翻译过德国和俄国的重要著作(他最喜爱的作家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1929年12月史沫特莱第一次在鲁迅家里见到他。发现可以用德语交谈,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鲁迅已经在读德文版的《大地的女儿》,最后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找到了一位翻译和一家出版商。一位文学刊物的编缉,由于发表了她的一篇有关中国农村状况的文章而使得史沫特莱的作品第一次印刷成中文。在史沫特莱这一方面,则向鲁迅介绍了她的柏林朋友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而且不久她便成了他们两人之间通信的中介人。她很可能还向鲁迅介绍了德国社会党人漫画家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的作品。
1930年春、夏两季,史沫特莱与鲁迅在和一个新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者们一起工作。这个联盟是接受一套明确的革命原则,同意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象在乡村地区作战的游击战士一样开展斗争的“文化游击战士”们包罗广泛的组织,史沫特莱的精力集中于向欧洲、印度、苏联和北美宣传联盟的工作。
不出一年,史沫特莱就由于她和鲁迅的交往而认识了上海已经显露头角的年轻作家中的大多数,而在1930年写出了以西方语言论述中国文学艺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最初几篇文章。她所关心的,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样,更多的是政治而不是美学问题。她赞叹这些年轻中国知识分子的纪律性和政治献身精神。她写道,和印度的那些年轻知识分子相比,他们较少地为派别纠纷所苦恼,而且有一份行动和牺牲的纪录。他们的多数,不是她和鲁迅所称的“沙龙社会主义者”,而这一类,在欧洲、北美和印度却比较常见。
史沫特莱对她这位中国导师鲁迅的理想主义的挚爱会使人想起早先对那位老资格印度民族主义者拉伊帕特·拉伊的深情仰慕。1930年9月7日,史沫特莱和左翼作家联盟在法租界一家荷兰人开的印度尼西亚餐馆举行聚会祝贺鲁迅五十寿辰。她对那次晚会的记述(见《中国的战歌》,77—83页)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以及史沫特莱和她的上海朋友们一同感受到的强有力的人格和文化启示。
祝寿那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人开的小餐馆的花园门口。从我们所占的位置可以把来宾必经的那条长街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在为防避警察和国民党密探而放哨。)鲁迅,由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陪伴着,到得很早。……他矮小而孱弱,穿一身米黄色丝绸长衫,一双中国软底布鞋。他没有戴帽子,剪得短短的黑头发象一把刷子,面孔的轮廓是最常见的中国人的模样,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一生仅见的表情最为丰富的面孔,不断流溢着智慧和机警的生动光辉。他的风度、谈吐和每一举手投足,都辐射出一种完美人格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象个傻瓜似地笨拙而粗鲁。
随着客人们走过,我的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中间有作家、美术家、教授、演员、记者、研究工作者,甚至还有两名精神贵族圈内的人物。这最后两人的来到,并不是因为和鲁迅在信念上志同道合,而是由于敬重他的正直、勇气和学术成就。
这是一次五光十色、令人兴奋的聚会——集合了一场文化革命的各路先锋。有一群,衣着寒酸,而且显得面有饥色,据他们介绍,是一个新成立的艺术剧团的代表,他们正试着在王尔德的《莎乐美》和《温德迈尔夫的扇子》之间楔进一些社会问题剧。另一群,看上去比较阔绰,是洪深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学生。他们已上演过易卜生的几个剧本和那位教授自己写的一两出戏。这位教授还是中国最早几家之一的一家电影公司的导演。戏剧界的第三一群,由年轻的左翼演员、作家和翻译家组成,他们已演出了罗曼·罗兰、厄普顿·辛克莱、高尔基和雷马克等人的戏剧。后来他们上演《卡门》,演过三场就遭到了警察袭击。有人被捕,戏也被迫停演。观众席里的密探们不喜欢唐·何塞刺杀卡门的最后一幕,卡门把戒指向她所抛弃的情人掷去时所说的台词,使他们想起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裂!
从我在门口所站的位置上,现在看到又有一群人在走过来。一个颀长、瘦削的年轻人急匆匆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他显然是个大学生。他走过之后,我的朋友低声告诉我,他是《上海报》的编缉。《上海报》是共产党的地下报纸,正在这座城市里开展新闻战线上的游击斗争。不久,又来了一个人,他穿了一身尽是皱褶的西装,满头蓬乱的长发。他曾被关押了几个月,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他曾被怀疑为中国济难会的代表。指控属实,但是钱能通神。他家里花了一笔巨款买通了逮捕他的人。
暮色开始降临,有一半客人陆续离去。别人来替换我们放哨时,我们便走进餐馆,和别的客人们到一起去。
晚宴过后,演说开始。我的一个朋友替我翻译。餐馆的荷兰老板不懂中国话,所以,并不使我们担心。但是几名华人侍者却聚精会神地听着。当满头乱发的那一位报告狱中见闻时,我们严密地监视着那些仆役的一举一动。随后,是《上海报》那位编缉发言。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有关中国红军兴起和农民“秋收暴动”的真实报道:起义的农民在对地主们进行斗争之后,便大批涌入红军,象无数细流汇入不断壮大的江河。
一个矮胖、短发的年轻女人接着谈到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结束时,她吁请鲁迅担当起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总同盟的两个创始组织)的保护人和“导师”。
自始至终,鲁迅都在仔细地倾听着,及时地把专注的目光转向每一个新的发言人,同时,把一只食指沿着茶杯的杯口不停地移动。别人的演说全部完毕了,他才起立讲话,神态安详地谈他亲身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动荡的历史——中国从根本上发生变动的历史……
他说,现在有人要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是个无产阶级作家将是幼稚可笑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的生活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体验,而不是理论。
尽管如此,他仍将继续把西方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介绍给中国青年。他愿意帮助和指导青年,也就是象他们所要求的,充当他们的导师。至于保护他们!在一个把最温和的社会问题文学也称为犯罪的政权统治下,又有谁能做得到呢?作为“导师”,他奉劝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要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从生活中撷取素材,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以借鉴其形式。
他常同我谈到他要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写一部历史小说的计划。但是他的国家深陷其中并为之动荡的社会反动,看来已使他无暇顾及。他对“屠杀无辜”和侵犯人权深恶痛绝,以至不久便把他的笔专门用作政治批判的武器——成了真正的匕首。
在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他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似乎是最为复杂难解的一个。他的有些政治性“杂文”要译成英语几乎不可能,因为,在不可能公开抨击反动势力的条件下,他的这类文章便成了有关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人物、事件和观念的隐喻和典故的镶嵌工艺作品,每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都能懂得,他是在将今日之暴政比作古代的暴政。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5]他把一种又一种文学杂志介绍给公众,却只能眼看着这些杂志逐一遭到查封。这类介绍文字质朴而凝练,象一面面壮丽的旗帜迎风飘扬。他认为,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自由,是人类得以有所成就的要素。他的文风迥然独异,繁多的化名也不能给他以荫蔽,新闻检查人员开始删削他的文章,直删削到这些文章常常由于过分残缺而不知所云。和他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和编辑,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他的年龄和声望在保护他免于被捕。
1931年2月7日夜晚,左翼作家联盟五名重要成员,包括那位《上海报》的主编,被国民党当局仓促处决。吃惊的史沫特莱把一名被处决的男人的妻子,作家丁玲,偷偷送出了上海。鲁迅的回答是一篇题为“黑暗中国的文学艺术现状”的文章,他要史沫特莱把它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和茅盾等人商议后决定先搁一搁,因为她实在担心发表此文就有可能导致鲁迅被捕和被杀。作为一种代替的办法,她和茅盾说服鲁迅另写一篇,由联盟出面呼吁援助的公开信。他们俩随即译出了这封信,并且安排人带往纽约、柏林、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在美国,这份呼吁书发表在1931年6月号的《新群众》上,并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抗议函电便涌入了国民党总部。
史沫特莱曾于1928年11月在莫斯科会见过孙逸仙夫人,当时她正在来华途中。1929年,这两位女性在上海重逢,有一年的时间,史沫特莱在帮助孙夫人处理来往信件和撰写演讲词,特别是有关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孙夫人是大同盟执行官员之一,而史沫特莱则和同盟的领导人如尼赫鲁和罗杰·鲍德温等人有私交。)到1929年9月,史沫特莱觉得可以无所拘束的在一册《大地的女儿》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题词:“送给孙逸仙夫人,我无保留地尊敬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
孙夫人虽然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关系密切,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拒绝参加国民党,反而采取了对抗南京政府和支持一系列中间偏左运动的立场。就象对于鲁迅和史沫特莱那样,国民党也不可能逮捕或暗杀她,这是由于她享有国际声望,而且,是举国尊敬的孙逸仙的遗孀。但是她处于国民党警察的经常监视之下,而且不得不眼看着自己周围的一些人被捕入狱和倒在暗杀的枪口下。到了1931年,史沫特莱和孙逸仙夫人在各种工作上的合作已经非常密切,以至不少人认为她是个正式的讲稿起草人和助手。这两位女性公开合作,例如,在牛兰夫妇事件时期,她们和陈翰笙等人一道成立了一个国际营救委员会,以宣传这起案件,并为争取这对夫妇的释放而向国民党施加压力。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人破坏南满铁路而把张学良的中国军队赶出了满洲。在这起很快就被称作“满洲事变”的问题上,日本陆军未经东京文职官员的同意就擅自制定了对外政策,这种举动甚至使她的日本新闻界朋友尾崎秀实也感到震惊。在1931年整个秋季,史沫特莱、尾崎和佐尔格继续交换从各种不同来源获得的有关日本的行动和中国的反应的最新情报。多半是出于对国内政治新形势的关切,1932年1月,尾崎回到了日本。他离开得正是时候。
1932年1月30日(当为1月28日。译者),希望中国会由于恫吓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接管满洲的日本人,对上海的华界发动了海军登陆战,但是遇到了得到几个师学生军和南京正规军增强的十九路军的反抗。在发现抵抗的力量比预期的强大之后,日本动用飞机,对旧城进行了一次大轰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平民实施的大规模轰炸。随后是一个星期血腥的逐屋争夺战,直到中国军队撤退到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环形防线上。5月5日,一项停战协定签字,从而结束了现在被称作1932年2月上海事变(当为“一二八事变”或称“淞沪抗战”。译者)的—场战争。实质上是日本人的胜利,停战在上海及其周围开辟了一大片中国军队不得入内的非武装区。停战还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真正高涨。从此,人民由于南京政府无能而产生的不耐烦和愤怒便日甚一日地增长,而终于导致了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之被劫持,以及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的成立,和1937年的对日本宣战(其实正式宣战是在1941年底。译者)。
对于史沫特莱,上海事变——或者如她所称,战争——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增强了她的这种信念:日本是东亚的主要帝国主义威协,日本的敌人应该一致团结起来。在她看来,日本威胁的重要性已经变得远远超过英国的威胁或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内战。这种观点使她和处于主流地位的共产国际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发生分歧,因为他们认为,头等重要当务之急是保卫苏联和在中国进行反对蒋介石的阶级斗争。第二,上海事变使史沫特莱第一次有机会从事一个战地记者的工作,而她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她搭乘便车往来穿行于战线与战线之间,她广泛报道了日本和中国双方的策略和战术,轰炸造成的人的痛苦,和十九路军及其平民支援人员的英雄业绩。有一阵,日本人轰炸了鲁迅所居住的地区。史沫特莱设法混过日军的街垒,惊慌地赶到他的家,而他的家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我一边猛力敲门,一边用英语和德语喊叫,但是没有人应声。许多被困在家里的中国人,拒绝回答任何人的询问,有些,已经饿死,当时无法开门。……只是到了战争结束以后,我才知道,鲁迅一家已经被日本朋友救出去藏起来了”。
恰巧在日本人袭击上海之前,史沫特莱被《法兰克福报》解聘了。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而倾向国民党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之流,已经向德国大使馆告过她的状。于是,她有关上海事变的报道就只发表在好几家印度和美国的报刊上,而未能出现在德国的出版物中。
1932这一年,史沫特莱还把发表过的一些作品整理结集成为一本《中国人的命运》(1933);并着手撰写一部有关江西苏维埃区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也是这一年,她和陈翰笙还把很大的精力献给了一个旨在抑制对于知识分子的骚扰和迫害的新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在史沫特莱的政治活动日益扩大的同时,她在美国新闻工作同行中的朋友圈子却愈来愈缩小到只剩下了几名左派记者,如伊罗生(Harold Isaacs)和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伊罗生是个富有的年轻纽约人,在20岁上,从哥伦比亚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中国。在寻求冒险的历程中,他最初在上海一家为中国人所有而为国民党所控制的英文报纸工作。而最后,他接受了史沫特莱和弗兰克·格拉斯的影响。格拉斯是个年龄较大的南非新闻工作者,还是个在中国有一批忠实追随者的热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格拉斯一起到内地作过一次旅行之后,他经历了一种类似于皈依宗教的过程:回来时已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1932年初,在格拉斯、史沫特莱和孙夫人的鼓励下,伊罗生创办了《中国论坛》,一份在观点上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近的英文周刊。史沫特莱、陈翰笙、弗兰克·格拉斯、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等都以大量匿名稿件为这个刊物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包括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其他成员的作品最初的译文。然而最受注意的作品却是《国民党反动的五年》(1932年5月)。这是史沫特莱和伊罗生合作编写的有一本书长的一份详尽的国民党统治控诉状,出版后立刻便惊动了新闻检查当局,并在上海外国官场中引起一阵惊慌。
她偶尔旅行到北京,而和1932年中北迁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埃德加·斯诺保持着联系。她还拜访过一位年轻的美国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其艺术家夫人威尔玛(Wilma),这对夫妇于1932年曾持费正清的舅舅,史沫特莱的律师,吉尔伯特·罗(Gilbert Roe)的遗孀写的一封介绍信在上海出现过。1932年12月,史沫特莱到北京为民权保障同盟完成一项组织任务时,在这对年轻夫妇家住了一个月,后来,她又利用他们充当民权保障同盟北京成员投寄函件的邮筒。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史沫特莱和国民党控制的中、英文报刊之间的一些问题导致了对于她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恶毒人身攻击——这时她已经锻炼得可以泰然处之的一种伎俩。最下流的一起是国民党1933年的一则电讯,声称她有一次访问江西苏维埃根据地时,带去了几箱威士忌酒,并且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脱得一丝不挂,大唱《国际歌》。
事实是,她确实很想访问江西苏维埃区,1929到1934年之间,毛泽东和朱德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为挽回中国共产党的颓势而努力。然而她始终未能如愿。但是从1932年起,她却掩护过不少来自江西的地下人员,藏匿他们的文件,为他们请医找药,同时,也详尽地向他们询问各种问题。她的两位最有地位的来访者是两名红军指挥员,一位是周建屏,他在1938年战死,另一位是陈赓,他在50年代成了中国派往越南的高级军事顾问。根据以这种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她开始写出了第一批以西方语言写出的有关江西解放区生活的文章。而且,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即:李德。译者)之能够和江西苏维埃区取得联系并为前去充当莫斯科的常驻代表和军事顾问作出安排,部分的条件是得到了史沫特莱的帮助。有关史沫特莱和江西有联系的情报终于使得国民党和英国警方更进一步加紧了对她的监视,史沫特莱也开始在法租界内频繁地更换住址。有一个时期,格拉斯和伊罗生轮流睡在史沫特莱寓所的前厅,以防御她认为随时埋伏在街道暗处伺机闯入的国民党恶棍。
1933年1月,理査德·佐尔格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和德国。他此后的生涯和约会尾崎秀实的场地将在日本。1932年显然很少见到佐尔格的史沫特莱,将再也没有机会看见他了。2月,史沫特莱和孙夫人接待了对远东进行旋风式访问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被介绍给鲁迅时,萧伯纳忽出妙语:“人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得多哦!”鲁迅一笑答道:“我再老一些还会变得更加漂亮。”在萧和鲁迅等明星人物在孙夫人花园里拍的那张现在很出名的照片里,史沫特莱显得紧张而沮丧。
1933年初春的史沫特莱也确实是精疲力竭而焦躁不安。她的许多朋友已经离去,陈翰笙即将前往日本。这时,她显然不可能很快去访问江西苏区。还有一件使她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她不得不打发走她的男秘书兼翻译冯达,她怀疑他和国民党有联系(后来的情况证明怀疑得正确)(后来叛变的事实恰恰证明,至少在叛变前他并不是国民党特务。译者);而冯达和她的朋友左翼作家和活动家丁玲之间最近的婚姻关系又使她深为忧虑。然而,史沫特莱至为关切的,主要还是完成她那部有关江西苏维埃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她是熟悉苏区发展状况,而且能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农民而取得成功的深远涵义以及国民党军事围剿的严重性正在日益増长的少数西方人士之一。她认为,她的使命,是尽快把全部的故事写出来。但是在上海,分散精力的事情和生活上所承受的压力都使她难以做到。于是,当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为这本书预付稿酬时,她很快就接受了这项建议,1933年5月前往苏联,去完成这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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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沈阳、北京和南京时,她总是在外出看望其他外国人时把她的朋友——比她年轻10岁——留在旅馆的房间里。有一天,在吕班路,当所有的人都出去了,那年轻人发现了一瓶薄荷酒,并且设法把它喝得一干二净。白俄女房东在回来时发现他倒在地上翻来浪去,嘴里流出绿色液体的泡沫。她害怕他是得了狂犬病之类的毛病,请了一位医生。医生匆忙赶来,闻到了病人喷出的一股气味,不禁放声哈哈大笑。那女房东感到十分尴尬而且非常生气,而格特鲁德·宾德,只有20岁,则觉得惊奇。史沫特莱付了医生的出诊费,而感到十分无趣,当场便决定,是让她的朋友离开的时候了(访晤格特鲁德·宾德)。
[2] 在史沫特莱此后的一生中,她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些说法——归功于英国情报机关而在30年代初发源于上海——说她抵达上海时是个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作为证据,有人断言,她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然而这显然不可能,1928年秋,共产国际开会时,史沫特莱正在巴黎,访问约瑟芬·贝内特,并和她的美国编辑一道对为《大地的女儿》作最后的修改。其他作为共产国际有联系的证据则是根据史沫特莱在30年代和尤尔茨、艾斯勒等不少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人物都很友好这样一种事实所作的推测。但是,依照人们对于共产国际工作方式所了解的一切判断,史沫特莱是不可能成为它的成员的,除非她同时还是某一国共产党的党员或至少是有可能被接受为党员。(未必——译者)。而能够证明这样一种关系(无论是同美共、德共或印共)的证据却从末发现过。甚至英国情报机关也常常把她划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而不是共产党分子(上海(英国)警方的评估,见联邦调査局100-68282-1032(证物))。
[3] 陈翰笙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那出色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硕果仅存的人物之一,他们在中国和在国外都能应付裕如地工作,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献身是以国际主义为前提的。在10年间无数次的访问中,他所谈到的史沫特莱似乎是个无政府主义的、性生活混乱的、脾气暴躁的女人,但是他强调她的正直、机敏,对事物本质的直觉和能为被压迫人民的事业作出自我牺牲的品质。他说,她从不是共产国际的一分子或某一共产党的党员。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他和史沫特莱始终保持着联系,直到她生命终止之前。
[4] 其实,佐尔格的任务是为苏联红军提供情报;他奉命不得与外国的共产国际成员或中国共产党党员发生联系。参阅査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一起叛国案:尾崎秀实与佐尔格间谍网》(斯坦福,1964),68,74-75页。最近,沃尔特·普兰杰(Walter Prange)(《目标东京》,纽约,1984,22页)等人都说,左尔格曾负责介绍史沫特莱加入了共产国际,不过所根据的并不是佐尔格本人的证词,而是二次大战后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询问当年日本审讯人员所得到的回答。
[5] 史沫特莱喜欢称鲁迅为中国革命的伏尔泰,而他的作品确实有博学、优美和精炼的素质,因而和她自己那种率直而易激动,近乎戏剧性感情夸张的文风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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