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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史沫特莱传》 麦金农 (Mackinnon, J.),1987/第十七章 春风得意:雅都·巡回演说,1943—1944.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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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春风得意:雅都·巡回演说,1943—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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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春风得意:雅都·巡回演说,1943—1944
到了1943年3月,史沫特莱终于认定,再也没有能力在纽约住着等待《中国的战歌》出版了。她以为能够在《读者文摘》之类出版物上发表特写而获得丰厚报酬的美梦已告破灭。她已经用光了克诺夫为那本书预付的版税,也无颜再接受尤利安·冈帕兹、约·贝内特和玛丽·克诺布劳赫这样一些老朋友更多的帮助了。她仅有的收入来源,是在《时尚》和《新共和》上发表《中国的战歌》出书前的某些片段。总之,史沫特莱又一次一贫如洗。作为暂时的解决办法,她接受了她前夫的姐姐索伯格·布伦丁·艾利森的建议:以免费居住交换她在纽州北部新帕尔茨附近一处农场上为索伯格工作。
史沫特莱一向以她的农村根底自豪。在中国和在加利福尼亚,。只要有时间,她都愿意栽花种菜。于是,到了新帕尔茨,她便以惯有的热情投身到农场的工作中去了。3月7日,她写信告诉艾诺·泰勒:“我在全力以赴地干农活,找不出一点空来做任何别的事情。索尔给蛋分级,装箱,每周好几千枚——学会了就有点象编织毛线衣。”但是不久就厌烦了。6月1日,她告诉泰勒:“两周前,索尔突然决定——就象往常那样——她干够了农活,要到纽约去痛快喝一通了。她就象这样——毫不负责任,每隔一阵就有这样一次。我在农场,她知道我会接手干的。她的解释总是,她母亲需要她。于是连句抱歉的话也不说就走了,我当然接过她的担子而累得直不起腰。”所以索尔回来后,史沫特莱自己也跑了一趟纽约,表面说来,是为了在军队电台发表一次短波广播:“军队打电话要我去广播……总之,到了规定时刻,一名陆军士兵和一名水兵搀我走到麦克风前,我们三个人广播,一个接着另一个。我在广播以前已经教会军乐队演奏中国士兵的进行曲,我的演说就以军乐队演奏的那支进行曲作为结束。”广播以后,她在纽约度过了5月的最后一周,住在玛丽·克诺布劳赫家里,看了两出戏,在格林尼治村参观了露天举行的当代抽象艺术展览,离开展览会时感到迷惑不解:“我不属于艺术界。我只不过是个农场劳工,我算是明白了。”
史沫特莱出行归来就急于离开新帕尔茨,想找个地方能够以全部精力去实现她的新计划:一部集中描写一名中国军官在中日战争中作出政治抉择的剧本。她从一个老相识和支持者,评论家马尔柯姆·考利(Malcom Cowley)处知道了有关雅都的情况:那是一个有声誉的专门接待有创作才能的艺术家而得到一个基金会支持的度假村式庄园,座落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泉附近,合格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可以被邀请去免费居住和工作,一期几个月,通常是在夏季。考利是董事会成员,他鼓励史沫特莱提出申请。根据他的推荐再加上布兰奇·克诺夫的附议,史沫特莱被接受了。7月初,她兴冲冲地住进了雅都的寓所。一个月后,她写信告诉泰勒:
我在这里有个地方,可以住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希望能延长到9月底。这里美得难以言表……庄园内有很大一个湖,高悬空中的森林树冠投下美丽的阴影,公寓大楼前,一株巨大的挪威云杉树荫下,有很大一眼泉水,……建筑物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主体部分就和罗马尼亚的一座皇宫一样……我们每个人在公寓大楼里各有一间房间,有些人还有附属于他们寝室的工作室。在松林中还有不少圆木小屋,分散在各不相扰的地点,我们有些人住这样的木屋。我就有这样一座。一座旧谷仓已改造成为工作室,现在被一个黑人青年女诗人玛格丽特·沃尔克(Margaret Walker)所占用。[1]
(1943年8月6日)
雅都基金会是1926年由挪威裔美国人特拉斯克(Trask)一家创建的,后来又得到特拉斯克夫人的第二个丈夫,慈善家乔治·福斯特·皮博迪(George Foster Peabody)进一步的捐赠。基金会的常务董事伊丽莎白·艾姆斯(Elizabeth Ames)的妹妹玛乔丽·皮博迪·韦特(Marjorie Peabody Waite)是皮博迪的养女。艾姆斯夫人以一个坚强主妇的方式严肃地管理着这个庄园。在这里工作的客人们从天明直到下午4:00可享有绝对不受干扰的自由支配空间,然后才是鸡尾酒会、宴会和交谈的时间。
由于战争,雅都在1943年夏季只接待了一小批客人。和史沫特莱同时住在那里的,有卡尔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艾尔弗雷德·坎托罗维兹(Alfred Kantorowitz),卡波·弗伦(Kappo Phelan)、丽贝卡·皮茨(Rebecca Pitts)、保罗·朱克(Paul Zucher)、汉斯·扎尔(Hans Sahl)、伊莎贝拉·豪兰(Isabella Howland)玛格丽特·沃尔克、哈罗德·夏皮罗(Harold Shapiro)、简·斯塔福德(Jean Stafford)和史沫特莱的朋友,此刻正由于自己的国家被纳粹占领而逃亡的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
在7月26日写给泰勒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非常仔细描述了她的新伙伴和新活动。择录几段就足以表现她高昂的情绪和雅都生活的风味:
兰斯顿·休斯,那位黑人诗人兼剧作家,也在这里。许多年以前我就认识他了,遇到过两次,一次在莫斯科,一次在上海。他的“行列”剧中的一部,曾在刚结束的冬季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以250名演员的阵容上演。那是一出黑人种族历史露天剧,当然,其中也有混血的白人;唱歌、表演、舞蹈在戏里结合成一体。尽管休斯天赋很高,却是我所遇到的最富于美国气质的人物。他的基本精神是讲求实际的,然而你可以在他躯体内感觉到一个吸收一切、考虑一切的广阔无垠的灵魂。和他相比,我就显得胸襟狭窄了。只有确凿无疑的事物才能穿透我僵硬的灵魂。我有标准和原则和偏见和弱点。休斯则观察、倾听、吸收一切——这使他成为一个艺术家。我想我关心丽贝卡·皮茨胜过其他人,因为我喜欢她。她正在为一些生活问题而苦恼,都是她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她开始研究哲学的原因——她要努力为许多看来是难以解释的事情寻找一个答案。
我在这里喝得太多!这里的人都很能喝。有时他们作东备酒聚会。昨夜,在晚宴前,轮到我作东,开了个鸡尾酒会。我们有淡味马蒂尼酒。而我们居然喝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醉过了。我想是我粗俗本性的暴露。这次聚会真正称得上放荡。由于是从5:30开始,由于中午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甚至是一小口也足以使人面红耳赤……酒会进行期间,广播中传来了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使得每一个人又多喝了一两杯鸡尾酒。我却不愿意为墨索里尼或是取代他的新首相而激动。这里的三个德国难民变得非常健谈而十分兴奋,但是我却看不出由一个坏蛋取代另一个会有多大意义。整个变化的价值仅仅在于,意大利可能不久便会土崩瓦解而可以充作进攻德国、法国和巴尔干国家(纳粹势力)的基地。
我已经着手在写一部有关中国的剧本,发现我深陷于无知的泥沼而步履艰难。我读了四本有关戏剧写作技巧的书。这是一种很讲究精确的技巧,而在我身上是从来也不具备精确这种品质的。大体说来,我是个粗心的作家,至少在初稿阶段是这样……如果我这部剧本失败了,我至少可以对写剧本的种种问题有个了解,而且,从此就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戏了。
史沫特莱和作家卡尔森·麦卡勒斯在雅都交上了朋友。当时二十几岁的年轻麦卡勒斯,对史沫特莱和卡琳·米凯利斯讲的故事简直听得入迷。麦卡勒斯的传记作者写道:“(史沫特莱),一个老资格革命者,完全不接受纪律约束,无疑是不能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合格党员的,而她对那个党也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卡尔森象着了迷似地醉心于……史沫特莱在中国经历的故事,而且常常认真思考着倾听她的观点和理论。”
1943年夏季,庄园经理艾姆斯所操心的不仅仅是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她还要努力照顾她在前一年11月由于一次中风而瘫痪在床并且常常神志不清——据医生说这种状况只能是日益恶化——的姐姐。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本色,她志愿不时地替换艾姆斯夫人去承担护理工作。她提供的这种帮助在两个女人之间缔结了一种不久就证明对于史沫特莱是极其宝贵的纽带。
1943年7月15日,索伯格·布伦丁·艾利森接到联邦调査局打来询问有关史沫特莱情况的电话。索尔告诉他们,史沫特莱现时住在雅都,不过她可以要史沫特莱打电话和他们在纽约的办事处联系。史沫特莱打了电话,安排了8月30日的一次晤谈。联邦调査局要她帮助调査卡罗尔·伦特(Carroll Lunt),1941年曾经在洛杉矶和史沫特莱辩论过好几次的一个美国人。那时,伦特力主美国商人继续和日本人做生意,联邦调査局现在要了解伦特和美国境内日本间谍活动之间可能的联系。
所以,史沫特莱和联邦调查局的第一次接触与她自己的活动无关。调査局8月30日的晤谈报告引述史沫特莱的话说,伦特曾经鼓吹应该由日本统治中国。史沫特莱还可能重复了先前的公开指控,说他是日本政府花钱雇的。
那年夏季,史沫特莱常常收到她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泰勒夫妇的来信。有个时期,她曾敦促他们迁出那个与世隔绝的奥贾伊以扩大他们的生活阅历,她特别鼓动艾诺,写一本书,找个工作,做点无论什么事情而不要满足于当一个“家庭妇女”。艾诺现在写信告诉她,那个夏季他们已经搬到洛杉矶地区,约翰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个职位,她在为一家军用品工厂工作。当艾诺对她说,她的同厂女工们对参加工会不感兴趣时,史沫特莱怒气冲冲地回答她:
使我觉得奇怪的是,女工们居然讨厌工会。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工会,她们的劳动将获得一条狗的报酬。如果她们过上了体面生活,之所以可能是由于许许多多工会人员受尽折磨、艰苦奋斗了许多个十年。那些女工应该看看德国工人或中国工人,他们是不许有无论什么样的独立的工会的。而在中国,一般说来,根本就没有工会。劳动时间总是每天16个小时左右。有过一个时期,在1925—1927年间,革命给了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他们才有了10小时工作日,一些强大的工会还赢得了8小时工作日。在反动摧毁了工会以后……旧日的条件又被强加给他们,付给他们的钱只够延续生命,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为老板们工作。女工们应该给她们见鬼的脑壳弄点脑子进去。恐怕她们是只打算工作到战争结束,所以她们对以后的工人处境如何并不关心。她们将不必硬着头皮忍受煎熬,而她们眼光短浅、心地偏狭是她们的家庭生活养成的。她们应该学点劳工运动史,换换脑筋。
(8月6日)
9月初,《中国的战歌》终于出现在纽约全市各家书店。[2]在正式发行的那一天,史沫特莱曾在当地电台两次接受广播采访。玛丽·克诺布劳赫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表示祝贺。第一批书评,分别发表在《时报》、《论坛报》和《新闻周刊》,一致加以有力的肯定。史沫特莱兴高采烈。对这本书的赞扬不久便出现在全国各家报纸,到了月底,《纽约客》、《星期六文学评论》、《基督教纪事》、《民族》和《新共和》之类重要文学和政治刊物,又重复载文称颂。使史沫特莱感到意外的是,普遍的积极评论作者代表着所有各种政治色彩,从右边的弗瑞达·厄特利和《纽约邮报》,到左边的共产党员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Field)和《新群众》。然而菲尔德批评史沫特莱提出了有关于苏联妇女地位和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对此书的另一点不满是,史沫特莱女士易犯政治性的错误。尽管她犯这类错误是由于谈论她不熟悉的事物,如妇女在苏联的地位(她因为红场上举行庆祝活动时没有妇女发表演说而反感),如1941年6月以前美国共产党的政策(这在她来说是不可理解而且应予谴责的)。”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意想不到的报刊上:上海《大美晚报》。这份英文晚报由于上海已被日本人占领而暂时但并不经常地在纽约出版。辩论是从格雷丝·库克(Grace Cook)对《中国的战歌》的一篇评论开始的。库克是30年代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老朋友之一。她最初见到史沫特莱,正是她想把她作为一名记者的工作和作为母亲的职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她刚在1928年生了女儿辛西娅(Cythia)不久。在10月发表于《大美晚报》的一篇评论中,库克写道,史沫特莱对于“只是妻子”的“辛辣讥诮”,深深伤害了她,虽然她也承认,在史沫特莱似乎把结了婚的妇女当作一个类别而加以鄙视的同时,她也能“有礼貌”地和具体的妻子们相处。接下去库克对那种排斥作为母亲的传统品质的“社会觉悟”究竟有什么价值提出诘难:[3]
我并不是贬低艾格尼丝的工作,我,可以说,是建议她不要贬低我的。而我真正想到的,是我的女儿。她和我都认识不少我们时代到处流浪的记者,从直认不讳追求刺激的享乐主义者到艾格尼丝这种真诚的社会改革者全都在内,没有一个是非常适合于养儿育女的。有一位属于中间状况,由于上海战争而兴髙采烈的记者1937年对我说:“除了单调,我什么都受得了。”
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和)她当过报纸(撰稿人)的母亲来说,这种论调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全都知道,它不能和处方、维生素、上课时间、麻疹之类协调。也许,艾格尼丝,你所鄙视的那些俱乐部女会员(毕竟是她们来听你演说)正在做出比你了解的更为艰苦的努力来使一种社会觉悟能够适应她们孩子的各种时间表。
我该怎么对辛西娅说呢,艾格尼丝!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领袖人物,但是你为我们这些普通妇女设计的工作在哪里?你为你缺乏照顾的童年而愤愤不平,你对孩子怀有真挚的柔情。该由国家来养育他们吗?但是即使如此,也要牵涉到你“永远也不能顺从”的那种两性关系。我们该用什么来代替使得世界有人居住的婚姻呢?或是不该?而如果不该,我们又究竟为了什么而要不怕麻烦来拯救这个世界呢?
自从你在我们的花园里为辛西娅拍照片以来,艾格尼丝,10个年头已经过去。她现在15岁了,她认为你令人惊奇,而她一定要了解。
尽管语气是亲切的,库克提出的却是一个对于女权运动者来说,至今仍象1943年一样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史沫特莱知道这一点,她在这份《晚报》10月29日的版面上作出了严肃的答复。她争辩道,应该分清婚姻和母性慈爱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以变化多端的法律确定的人为的制度,后者却是普遍的自然现象:
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应该被视为全社会的监护对象。我们有政府法令保护野生动物和家养牲畜……我相信,孩子的价值,退极大一步说,至少和猪和牛同样宝贵。而许多父母是否配有孩子以及在有了孩子之后是否够资格教养他们,也是值得怀疑的。许许多多人的心灵就是在孩童时代由于愚昧和自私的父母而被扭曲了的……
格雷丝认为不考虑到社会要延续下去的社会觉悟是成问题的。不错,但是,缺乏社会觉悟的人类生存也成问题——如果看看目前这场战争,想想未来的战争,缺乏社会觉悟的男人和女人在战争中屠杀每一代新人……
是的,在中国,我确实看到大多数外国妻子看问题时持有偏见。我有充分的理由……上海的工厂里满都是妻子、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从事一天12到14小时的劳动,而富裕的人们从不表示抗议。当中国人的母亲、妻子和她们的孩子走出工厂罢工游行,警察就会开枪杀人或是挥舞棍棒。富裕的人们,无论是白人或是有色人,也都默不作声。神圣的母性却在哪里?
美国的母亲和妻子当她们的丈夫在把废铁和汽油卖给日本去屠杀中国人的时候,表示异议的声音又在哪里?我厌腻那种自私的母性,我将至死坚持,妻子和母亲应该承担起全部的公民职责,不再做“头脑简单的蠢货”而听任完全被掠夺性的贪欲所驱使的那些人去处理世界大事……
自从我由中国回来,我已经遇到无数在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妇女,还有男孩和女孩。他们对未来,对生活,心怀恐惧。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我们的许多士兵能获得第一流的饮食,质地优良的服装和他们从未得到过的医疗照顾。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让我们的孩子托庇于战争和死亡?
你也许会说,格雷丝,这与妻子和母亲毫不相关。相关的,因为这与社会觉悟和孩子和对孩子的关心有关……
仅仅关心我们白己的孩子是不够的。甚至关心我们自己的种族也同样不够。我们的社会觉悟应该包括全世界,我们应该缔造一种关心全人类的社会。我们能在每一块土地上发现和我们自己相似的智力,因为我们享有特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是上帝的选民。
你用挖苦的语气说,格雷丝,妻子们不能丢下她们的孩子象我那样跑去投奔八路军,……那支军队里有许多结了婚的妇女。我在作战地区内看到过无数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妇女,她们在履行作为母亲的种种义务同时,还在努力消灭束缚女性的枷锁。
对于新一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时代(也许会)来到:养儿育女将被视为值得保护的专业——然而这种专业也仅仅是公民生活整体的一部分。
到9月8日,史沫特莱已经从纽约的活动忙乱中退回到雅都稍事休息,以便在这个月月底出发作她第一次的演说旅行——她对泰勒说,她对此心怀“恐惧”——去为挣钱维持生活而努力。然而,从政治的角度看来,她已经开始在利用《中国的战歌》的成功。在9月6日写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编者的一封长信中,她抨击英国的殖民主义和任命菲利普·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她称这位勋爵为花花公子,说他绝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她引缅甸的沦陷为例,证明日本人在对抗盟军的战争中成功地利用了反白人的情绪,她坚持——无疑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任命蒋介石要明智得多。
她所畏惧的演说旅行于10月开始,在附近的斯基德摩尔学院所发表的第一篇演说的成功,增强了她的信心。据这家学院的报纸《斯基德摩尔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凭我们的切身感受说,她要比一部惊险电影更能激动人心,她比沃尔登啤酒更能令人陶醉。”此后,她在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各地好几所小院校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月底,以在波斯顿和纽约市几次广为宣扬的几场演说结束了这次旅行。她在这两地还在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
报纸上有关史沫特莱的报道说她:“攻势凌厉”、“毫不惜力”。她对战争的描述,要比大多数听众,特别是妇女团体,所听到过的更为生动而具体。她着重叙述了中国人在抵抗日本的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作出的英勇牺牲。她还吁请听众审査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种族歧视因素。她说,中国人是在为摆脱一切外国而不仅仅是日本的统治而战斗。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国人都认为,由于和同盟国家一道进行反法西斯的战斗,他们已经争得了平等对待的权利。所以他们希望战后,所有的外国会放弃他们在中国的特权,而恢复国家的真正主权独立。
史沫特莱在雅都度过了11月,但是到了12月初,她又在进行巡回演说了。这一次,是踏上了此后6个月三段旅行演说的第一程。在纽约市发表了此行第一场演说后,便向南前往乔治亚,再乘长途汽车和火车曲折向西,前往安尼斯顿、克诺克斯维尔和杰克逊维尔;再从密西西比继续向前,到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的许多小城;然后,横越德克萨斯到休斯顿;最后,12月17日在德克萨斯的乔治城西南大学结束她的第一段行程。
在雅都度过圣诞节,便开始了第二段旅行,这次活动范围较小,从费城到波斯顿,时在1944年1月份。回雅都小住后,2月底北上,入加拿大国境,接着,在3月底立刻南下路易斯安那又开始了一次较长的旅行。史沫特莱从新奥尔良前往芝加哥,直到5月中旬,才经由俄亥俄的克里夫兰,和纽约州西部许多小院校,回到玛丽·克诺布劳赫在曼哈顿的寓所。又到波斯顿和纽约作了几次报告之后,6月中旬,她终于又在雅都安顿下来。她写信告诉泰勒:“好啦,我那见鬼的演说旅行结束了,我再也不想演说了。我的代理人强烈抗议,因为我告诉她要我演说只能在明年3月——其他任何时间都不行;我要写东西。她对我说,她为了我的缘故是怎么样争斗、受罪和流血的!而争斗、受罪、流血的是我,到头来却发现,听我所说的一切对于大多数听众只不过是一种消遣。所以我要结束我的剧本而开始写另一本书——你最喜欢的朱德将军的传记”(6月11日)。
虽然史沫特莱在肉体上筋疲力竭、健康濒于崩溃,而在精神上却兴高采烈。她对未来的岁月充满自信,由于她知道,她已经在美国大多数听众面前证明她是个受欢迎的有效的演说家,而她的听众又是那样各不相同:外交委员会,各种教会团体,各种妇女俱乐部,大学生,军事训练单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至在应付敌意问题的诘难时,她也能愉快胜任。正如她对泰勒所说:“亲爱的,我是一个出色演讲人。我以为,我的演说比写作更强。但是,演说使我疲惫不堪……每次演说前,我总要认真准备而有很多顾虑。也总是尽力而为。我知道每一次演说的听众中都有反对我的人。但是我喜欢有人反对,因为,从智力上说,反对能激励你的头脑而且使你保持警觉”(2月4日)。
确也是,无论她走到哪里,听众中都有怀疑她的动机和背景的人。举例说,在芝加哥,在帕尔默大厅对外交委员会成员发表演说之后,就有人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象1937年的报纸报道所暗示的那样,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帮助“在中国北方建立一个共产党帝国”。作为答复,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背景,并且说,她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报道,在好几次电台广播中报道反蒋人士的观点和劫持者的动机。
史沫特莱常针对听众的特点而对演说内容进行适当的剪裁。在北方,她可能会强调美国的种族主义外交政策的危险性,这种政策对于商业利益的维护压倒了道义上的忧虑;她也可能会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摊牌不可避免,而她认为共产党是个比较民主的政党。但是在南方,她就避免对种族主义的谴责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扬,而着重阐述继续支持中国人的重要性:“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命运,是和中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中国是我们在亚洲大陆的主要作战基地;一旦中国垮了,对于美国,就会是一场灾难。”她常在结束演说时,强有力地呼吁为中国的医疗救护作出捐献,激励她的听众表现出能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人的坚决果敢相媲美的品质。
尽管在公开场合,她在南方的言论和行为都有所收敛,但是私底下,仍对南方的所见义愤填膺。例如,1943年12月7日,她写信对泰勒说:
南方黑人的待遇使我深感屈辱和羞耻,以至心寒血冷。一次乘长途汽车旅行,正当大雨倾盆,司机命令十几名黑人往后退,让两名漂亮白人妇女先登车。她们上车后,那司机发现她们有黑人血统——也许是从她们的头发看出来的——便拍着自己的大腿高声大笑着对白人乘客说:“简直是闹了个笑话!我还以为她们是白人,却原来是两个黑鬼。”这两名妇女和全体有色乘客的面孔一下子都象是冻僵了。我的脸也冻住了。有些白人乘客为这场“笑话”而纵声大笑……我看见一名白人士兵要一名有色士兵坐在他身边,他也就坐下了;而那司机把车停住了对他说:“站起来,黑鬼!”有色士兵站了起来。那白人士兵说了一声:“噢,真见鬼!”也跟着站了起来。可是,如果那个白人士兵不是身穿军服,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当时听到那些,我本该站起来杀了那司机的。可是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象个背叛人类的叛徒一样坐在那里。我不断地想着耶稣会有什么反应,我知道,他也许会让他自己被杀而死。而我没有这样做。我无所行动有着许多理由:因为有十几个白人都告诫我,如果我有任何行动,受罪的都将是黑人。有一点点事情发生,流言就会传遍整个南方。在乔治亚的一个小城,黑人居住区发生了一起街道打斗。气氛顿时极其紧张,以至打斗开始的那一分钟,火车的车头就拉响了汽笛,防空警报器就象遇到了空袭一样发出了警报声,警车和摩托车吼叫着在街上奔驰,我还听见了开枪射击的枪声,一起街道打斗引起了这样一场夜惊……
我曾在那个小城的一所黑人学院发表演说,后来一位白人妇女为我辩护。在谈到那所学院时她说:“他们都是些规矩黑人——从来不制造麻烦,行为端正。”言外之意是,一般情况下,黑人总是“制造麻烦”而且“行为不端”。
史沫特莱的沉默未能保持长久,她从第一次南方旅行刚一归来,她就开始了一场单枪匹马的运动:把书寄送给路易斯安那想要为“有色人”建立一座图书馆的一个女人。她联络纽约和洛杉矶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们,开始向新闻界分发呼吁书。而她的这些呼吁书并不仅仅止于呼吁,而是直截了当地抨击南方的种族主义表现,全国许多黑人报纸都发表了她的呼吁书。《洛杉矶论坛报》上刊载了最富于煽动性的一篇,标题为“白人作家怒斥南方偏见”,结语是,“我们不能象狗一样对待他们而期望他们象人一样行动。”
有趣的是,显然是史沫特莱对南方种族主义的抨击而不是她有关中国的言论,促使联邦调查局第一次对她的活动进行调査。1944年8月末,来自乔治亚的众议员约翰·吉布森(John S. Gibson)让他对史沫特莱近来活动的控诉载入了《国会记录》,他以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即,以其主席为马丁·戴斯(Martin Dies)而得名的戴斯委员会)1938年一份报告中提及史沫特莱为根据,把史沫特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建议联邦调査局进行调査。他说:“我提请国会注意,一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南方进行了十分丑恶的攻击……她是描绘共产党及其伟大事业之光荣的许多著作的作者……她是《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作者,此书以光彩夺目的语言叙述了赤党分子如何同非白色人民一道在革命中战胜了白人。她描绘了从共产党革命获得的重大利益。”联邦调査局立即接受了吉布森的建议。1944年9月,雅都经理伊丽莎白·艾姆斯的秘书被调査局雇用,专事跟踪史沫特莱的活动,并提供她有可能会为史沫特莱打印的任何讲稿或通信的副本。调查由奥尔巴尼办事处主持进行,似乎一开始在华盛顿的联邦调査局的总部里只具有相当低的优先级别;局方主要关心的显然是为了在面对国会涉及史沫特莱的质询时可以有备无患。
1944年夏季的雅都要比史沫特莱一年前来到时安静得多。大楼已经关闭,只有几名客人住在庄园。除史沫特莱以外,只有卡尔森·麦卡勒斯,海伦·尤斯蒂斯(Helen Eustis)和带着妻子索菲(Sophie)及其幼小女儿的吉拉尔德·埃尔利希(Gerald Erlich)。象伊丽莎白·艾姆斯和她姐姐、看门人、厨师一样,他们也都住在大楼外的一座座小屋里,而在一个经过改装的车库里一同进餐。不过距离雅都不远处还住着一个史沫特莱特别关心的雅都一位先前的房客凯塞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4]她们两人之能够成为朋友部分要归因于她们的共同朋友索伯格·布伦丁·哈伯曼·埃利森(Thorberg Brundin Haberman Ellison)。她们还发现,她们早年的生活道路都曾受影响于彼此重叠的一段格林尼治村“时期”。
1919年,土生土长于德克萨斯的波特,从西部搬迁到了格林尼治村,她在那里结识了支持着、教养着史沫特莱的那相同的一些女人。她是个有抱负的新闻记者,政治观点和史沫特莱的相似,在随后7年内,萨科与万泽蒂(Sacco-Vanzetti)无政府主义者案件时断时续地吸引和消耗着她的精力。在新闻写作之外,波特的第一部文学著作是一部儿童故事集,在情调上却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出于大体类似于史沫特莱之所以会被印第安人民族主义运动所吸引的原因,波特和居住在纽约的墨西哥革命者与艺术家们十分亲近。1920年,波特到墨西哥城去在《墨西哥》杂志找到了一个职位,20年代那一时期,她便穿梭于格林尼治村和墨西哥之间。
波特正是在墨西哥认识索伯格·布伦丁的,当时她在那里的《先驱报》担任记者工作。索伯格的第一个丈夫罗伯特·哈伯曼(Robert Haberman);当时是个药剂师兼教师,但是同时也在代表着卡坦州的国会议员费利佩·普埃尔托·卡里略(Felipe Puerto Carillo)把枪支偷运给那里的劳役抵债工人。索伯格在格林尼治村有一座小楼,波特在直到1929年为止的一段时间里占用着其中的一套房间。波特在1977年说,她在雅都和史沫特莱相识时,她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大致是因为她们早年都有过相似的经历。
在雅都,史沫特莱还有中国客人来访,她便为她正在写的剧本而向他们请教。她的主要咨询顾问,是经赛珍珠介绍认识的一位年轻女演员王莹,王的背景情况常使她回想起延安时期的吴光伟或新四军游击队剧团成员那些从事戏剧工作的中国朋友。为了把她的人物和场景写得真实可信,史沫特莱发现她需要有更多文化上的了解。已婚的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是怎样表达爱情的?在什么情况下一名中国年轻军官有可能被一个外国女人所吸引?如果顺从这种吸引,随着关系的发展,他会希望什么、耽心什么?史沫特莱要王莹和她的男性同伴和未来的丈夫谢和庚讨论这些问题。王莹写了好几封非常详细的长信作出了诚恳的回答。在为剧本构思的同时,史沫特莱决定把实际的写作推迟到她的合作者、剧作家伦纳德·埃尔利希(Leonard Erlich)从美国陆军通讯部队退伍时再动手。
6月,史沫特莱在给艾诺·泰勒的两封信里都谈到了她的活动。她已经开始了朱德传的撰写工作,而觉得十分苦恼:“我正在为我的一本新书工作,而象往常一样,简直希望我不曾出世才好。首先,我甚至不知道我要写的是怎样一种书。我知道我要用的素材,我正在写,却至今还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合适。到目前为止,我写的东西一直在使我痛苦。而作家对他们所写的总是感受到一种极其严重的痛苦——一个对自己的作品觉得满意的作家倒是应该加以提防的作家了”(6月12日)。
一如既往。她对园艺和农作物的栽种仍然十分关心。“多雨的春天——农民甚至无法栽种马铃薯——薯块会烂在地里——倒适合于长草,但是你不能吃草”(6月13日)。她请艾诺在暑热的那一个月寄一筐加利福尼亚柠檬给伊丽莎白·艾姆斯,因为在萨拉托加是很难找到这种水果的。她还在大量阅读。她说她仍然爱读乔叟,她推荐伊格纳西奥·西洛内(Ignacio Silone)的《粮食与美酒》:“西洛内带领着人的灵魂经历了当代炼狱所有各个阶段,他的作品比但丁的《神曲》丰富得不可以道里计。我认为,许多许多学者会持异议。那就由他们去。我是一点也不喜欢但丁,虽然他描绘了理念和迷信的生动画面,在他的作品中也反映了文艺复兴初期的政治压迫。但是西洛尼也做到了,而且多得多”(6月12日)。
史沫特莱在那个夏季离开雅都的唯一一次,是在7月底,她到纽约去出席一次圆桌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三位大学教授和国民党政府的两名辩护士,论题是中国的当前时局。她告诉泰勒,在回来的路上,她曾在新帕尔茨中途下车探望索伯格·布伦丁·埃利森,并且“拔了一星期的草”,结果是背痛的毛病又一次发作。
8月,史沫特莱对泰勒谈到了又一位新朋友卡洛琳·斯莱德(Caroline Slade)。这是一位小说作家和社会工作者,她的丈夫是雅都公司现任董事长,“卡洛琳·斯莱德夫人根据姑娘们的生活写了不少小说(她从事社会工作已有20年之久),对我谈了她的许多姑娘的案例。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许许多多在中产阶级人家充当女仆的姑娘,不是被这家的家长引诱成奸就是遭到了强奸,然后被抛弃到街头而沦为“少年犯”。这些姑娘常常来自(不仅是)酗酒成瘾的家庭,而且,也有些来自大萧条期间破产了或堕落了的家庭。卡洛琳和我对少年犯的根源及其疗救之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8月15日)。从初夏直到进入秋季,史沫特莱一直把斯莱德和波特拉来和她一起工作,为中国救济联合会的援华理事会开展各种筹募资金的活动。也是这年8月,史沫特莱还向泰勒透露了她对《太平洋故事》的反应,这是根据《中国的战歌》所编脚本而由好莱坞摄制的一部全国广播公司电台广播剧。她说:“这难道不令人惊奇:美国人一定要塞进一个斯科特先生——一个男人去取代一个随同游击队一道行军的女人?而事实是,没有一个美国男人曾经有胆量和游击队一道行军和生活在一起。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那个广播好得出奇”(8月9日)。
总而言之,1944年夏季对于史沫特莱是一个异常丰产而愉快的夏季。她由于《中国的战歌》和巡回演说的成功而心满意足。而在雅都,她在伊丽莎白·艾姆斯身上找到了安全和一个重要的朋友。正如她7月21日对泰勒所说的:“雅都是个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理想场所,而我是这样地穷得见鬼,以致于它就成了我的命。撇开这个不说,我在这里还有了一个可亲的朋友(伊丽莎白·艾姆斯),她是这个地方的女经理,这宝贵的收获给了我使我能够写作的平静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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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1986年电话采访,以《Jubilee》(波士顿,1966)—书而享盛名的玛格丽特·沃尔克还记得,史沫特莱曾作出很大努力来使她在雅都觉得舒适自在和受到尊重。她是第一名黑人女客,在那个夏季的一小批客人中,她感觉到一些南方白人女作家对她的疏远和回避。
[2] 《中国的战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报告文学经典著作和1941年以前的中日战争史料,至今(1986)仍在出版,由于具有自传性质,所以本书前此各章曾一再加以引用。有关本书两作者对《战歌》内容的评介,请读上文,特别是第十四章。(中文译本:融丘译的《中国之战歌》(展望出版社,1946)为原书第四章的节译本;江枫译注的《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是全译本,并加了大量考证性注释。)
[3] 格雷丝·库克嫁给了弗兰克·格拉斯这位史沫特莱的老朋友,后来的托派对手,史沫特莱认为是他把伊罗生引入了歧途和策划了《中国论坛》的转向。库克和格拉斯在1941年日本人占领以前就离开上海返回美国了(库克与格拉斯访谈录)。
[4] 波特(1890-1980)于1940年居留雅都期间,爱上了纽约州北部的乡村风光而在附近买下了一处农场住宅(琼·吉夫纳,《凯塞琳·安·波特传》(纽约,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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