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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史沫特莱传》 麦金农 (Mackinnon, J.),1987/第十九章 冷战开始,1945—1948.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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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冷战开始,194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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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冷战开始,1945—1948
1945年至1948年期间,史沫特莱生活比较平静,写作多产。她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州北部雅都度过。她应雅都负责人伊丽莎白·艾姆斯(Elizabeth Ames)个人的邀请在那里暂住并设法完成《朱德传》的初稿。似乎难以理解的是,正在发展的冷战气氛,中国的内战和她由于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受到的日益增强的攻击,倒促成了她的精力集中。到1946年,她由于变成一个过分引人争议的人物,而不可能再象1944年和1945年春天那样被聘请去进行巡回的通俗演说了。她继续接受常常收到的公开讲话的邀请,但是除了来去匆匆地到过芝加哥一次以外,她仅限于沿着波士顿、纽约、奥尔巴尼-斯克内克塔迪这条轴线,对在中间偏左的同情听众发表谈话。她作无线电广播的次数也减少了。
1946年至1948年期间,联邦调査局对史沫特莱的兴趣增强了,但调查的认真程度却随着右派政治压力的强弱而波动。1946年1月,联邦调査局报告它正在纽约调査史沫特莱的老朋友玛丽·克诺布劳赫。一名执勤密探沮丧地指出,史沫特莱在雅都没有电话,而他曾“被告知,调查对象很少有人来访”。与此同时,陆军情报机构送给联邦调查局奥尔巴尼办事处一份有关史沫特莱在波士顿老南方会议厅一次演说的报告。史沫特莱在演说中曾经否认她是共产党员。这促使联邦调査局波士顿办事处对史沫特莱的背景情况进行了调査。波士顿密探在报告中写道,史沫特莱在伊丽莎白·迪林(Elizabeth Dilling)所著《红网》一书评中曾被称为共产党人。他们指出,《中国的战歌》曾受到“发现好书俱乐部”推荐。“据当地可以得到的情报”,“发现好书俱乐部”是“一个共产党的当月书评俱乐部”。他们还指出,《战歌》曾在马克·盖恩(Mark Gayn)的书评中受到赞誉而盖恩则于去年6月作为《美亚》间谍案[1]6名主犯之一被捕。这份报告最后发出一个闹剧式的警告:“据报,对象随时佩带大口径手枪。”
1946年5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査局纽约分局“现已査明,艾格尼丝·沫特莱(原文如此)所著1931年版(原文如此)《大地的女儿》一书,已经绝版,无法获得”。从此,在联邦调査局档案中,“沫特莱”便作为史沫特莱的一个“化名”登记入册。6月2日,奥尔巴尼的密探们第一次试图对史沫特莱实施昼夜24小时监视,从雅都跟踪到纽约。从离开的一刻起直到6月7日深夜为止,密探们一直尾随史沫特莱和同来纽约观看《俄克拉荷马》演出的三位斯基德莫尔学院女学生。密探们对这4位妇女跟踪了5天之后说,并未发现任何可疑行为或接触可能的间谍分子。史沫特莱与玛丽·克诺布劳赫在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光。提出报告的密探说玛丽·克诺布劳赫“70岁,无子女,头脑灵敏,听力甚佳,正由于报告人不熟悉的某种‘原因’。而在慢慢死去”。奥尔巴尼分局有了这一番经历之后决定;对史沫特莱今后的报道可通过“抽査”方式处理。
可是在1946年7月中旬,华盛顿联邦调査局总部却把史沫特莱列入特别治安监视名单。这是一份涉嫌苏联特务或间谍人员的名单。“如果在战时或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他们在美国的自由行动对公众和平和美国政府安全构成危险,”他们就会成为“看管性拘留”的考虑对象。史沫特莱的治安监视立案卡片上只有简单的标题:“史沫特莱,艾格尼丝,本国出生的共产党人。”以下是包括她婚后的夫姓,布伦丁在内的各种化名和传记材料,这类材料原封不动地保存了1945年以来逐渐积累在她档案中的大量印刷错误和事实错误。
史沫特莱案件的突然升级不是由于获得到了任何新的情报,只是反映了华盛顿的冷战紧张气氛的加剧:1946年春夏,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对所谓的内部共产党阴谋发动了一场宣传战,而在此过程中,史沫特莱和其他许多公认的左翼分子都被提高到了治安监视立案的地位。
起初,调査史沫特莱的目的很简单:找出她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具体证据和她与苏联的联系。支持这种努力的假设同样简单得令人茫然:如果史沫特莱能够同情中国共产党,她必定不是共产党员就是苏联间谍,或者两者都是。
当然,事实是史沫特莱与美国共产党无关,这是有案可査的。1937年《工人日报》两次宣布她不是共产党员。她只与个别共产党人如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等有友谊,但她总是与美共本身保持距离。她同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极坏——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在上海曾同厄尔·白劳德以及格雷斯和曼尼·格兰尼奇作过斗争。在《中国的战歌》中,她曾经不寻常地批评了美国共产党,并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此时,联邦调査局并不拥有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的具体证据——确实也不存在这种证据。尽管如此,联邦调査局还是确信她有罪,因为她从不曾公开和断然谴责过苏联。事实上,她1946年对待苏联的态度是复杂的。她同莫斯科毫无关系,也是有案可査的。斯大林主义使她反感,尤其在她知道恰托帕迪雅亚1938年失踪和死于1940年之后。1946年还是共产党员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前往莫斯科途经雅都时拜访了史沫特莱。伊丽莎白·艾姆斯的秘书向联邦调查局说,这两位妇女“对有关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另一方面,冷战气氛、原子弹及她同鲍威尔、周以德等人的激烈辩论使史沫特莱得出另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绝望结论。因此,1945年4月苏联红军成为盟军中攻抵柏林的第一支军队时,她写信给卡琳·米凯利斯说:
知道红军占领柏林的消息是令人满意的。非常重要的是俄国人给了全世界所有法西斯分子一个警告,任何企图仿效希特勒的人将会得到什么下场。也许他们会接受警告,虽然我不认为他们愿意。这不是最后的战争。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它将设法粉碎任何一个合作的国家只要它敢于昂起头来。我们知道许多美国法西斯分子非常愿意与反对苏联的纳粹联合。他们在等待时机——他们将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候你我都将不复存在于人世。不过我相信那将是最后一次世界战争,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将统治全球。我认为统治阶级不会吸取任何历史教训。
史沫特莱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为控制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而战,它们在大国中的唯一保护者是苏联。由于苏联作为保护者的作用,它不应受到攻击。在40年代,史沫特莱已开始感觉到美国已代替大英帝国成为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实现其合法民族愿望的主要敌人。
史沫特莱一生与印度和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交往,使她对今天被认为是民族共产主义或共产党乘民族主义力最鼎盛之势掌握政权的现象早就有所了解。在40年代,史沫特莱把这看作是自然的和合适的现象,在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定其对外政策时,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愿望应起主要作用。苏俄模式不再象30年代一个短时期那样使她感兴趣了。这种变化可以从她对南斯拉夫、中国和印度的关心得到证明。虽然她不想要攻击莫斯科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潜在的保护者,但她担心莫斯科不会完成那种任务。她尤其关心中国贫穷和被压迫者的命运,而1945年苏联同蒋介石的条约并没有使她产生什么希望。因此,她对1945年8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反应谨慎。在公开场合,延安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承认这个协定。为避免进一步被孤立于大国之外,他们开始在重庆与蒋介石为谋求政治解决和建立联合政府进行直接谈判。但是在私下,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吃惊和愤怒。史沫特莱从她同到雅都来看望她的董必武和其他中国左派朋友的谈话中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1945年至1946年冬由联合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各种见解的一篇摘要文章中,她声称,中国共产党将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努力:
1945年8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新闻界的保守势力宣称这项条约“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支柱”。人们会问,什么样的支柱?多年来,莫斯科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且只同它打交道。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的仅有的“支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由于人民的需要并未改变,中苏条约的签订也就未能使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消失。[2]
8月,史沫特莱与鲍威尔和周以德在广播电台上的对抗,成了1945年秋关于中国政策更大范围公开辩论的序幕。参众两院的听证会由于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大使出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而达到高潮,赫尔利说他手下的外交人员反蒋,正在起阻碍作用。总起来看,这些听证会和会上的公开发表观点,是有关中国政策的第一次全国性辩论。结果并不明确;对蒋介石的支持仍然含糊不清,既未增多,也未减少。在某种意义上,是杜鲁门政府中断了这场辩论,1945年12月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乔治·马歇尔将军派到中国去执行一项特殊的和平使命——直到1947年1月为止。是马歇尔建立联合政府和防止内战这一使命的失败,加上蒋介石1947至1948年在战场上的惨重损失,使得中国政策问题变成了美国国内主要的政治问题,并且引起了1949年关于“谁丢掉中国”的激烈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许多有中国专门知识的学者和新闻记者既不站在国民党一边也不站在共产党一边。他们同情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为他们熟悉。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叫民主同盟。象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新闻记者白修德这样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希望这些自由主义民主人士能够出来领导南京的一个联合政府。事实上正是蒋介石在1944年和1945年间对这些自由主义民主人士所施加的有计划的迫害,才使得费正清和白修德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1946年发生了几起与他们有关的轰动一时的惨案:中国著名诗人和文学教授闻一多被枪杀在昆明街头,与西方记者工作联系密切的著名新闻记者杨潮被捕并处决。史沫特莱帮助组织了及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签名抗议书。对她来说,1946年上海的局势使她想起了1933年的上海,当时民权领袖杨杰(当为杨僚之误。校者)被暗杀,鲁迅对国民党政府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她想,是费正清和白修德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了。在她看来,民主同盟没有成功的希望:它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也是她的朋友,完全没有军队,也缺乏群众支持。
在1945年和1948年期间,在谈判错综复杂和内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史沫特莱把共产党描述为中国人民的受欢迎的选择。史沫特莱公开谴责美国舰队和海军出现在中国北方沿海港口并积极保护蒋介石的利益而反对附近农村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7年1月15日,在马歇尔调停使命失败后不久,她写信给她在中国的朋友王安娜,谈到她在波士顿同哈佛大学教授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就美国海军的活动进行的一场争论。
在波士顿,我与哈佛大学副教授阿瑟·施莱辛格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和不愉快的斗争。他是新书《杰克逊时代》的作者。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你粉饰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每一件事——例如在安平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对那件事撤谎,而你也为他们粉饰。”
我的看法是,美国海军无权到安平或中国其他地方去。假如我们在中国有和平动机,我们就无权运送军火。假如外国军队出现在美国土地上,我也会伏击他们并尽可能多地杀死他们。
施莱辛格说,“共产党人否认袭击。他们撤了谎,而事实这种东西是有的。”
我回答说,“你是在把一个小事实置于主要事实之上。主要事实是美国海军无权到那里去。中国的土地属于中国人民。而我们(美国)是在那里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游击队有象法国地下组织当年在法国伏击德国纳粹一样充分的权利伏击护送队。”
他说:“共产党人撤了谎。”
我说“马歇尔一直在撒谎。他用说和不说两种方式撒谎。他指责中国共产党有反美情绪,是撒了谎。反美情绪是全国范围的事情,影响到中国人民所有各个阶级。假如我们对中国人民的敌人不给予武装和财政援助,就不会有反美情绪。”
施莱辛格和我的听众中的其他人都淡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极权主义”目标;但是我一直在说中国共产党人不害怕武装人民,或把民主权力交给人民掌握。而我也无数次反复说,我们的政府并不反对极权主义因为在我们承认和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时,我们就承认、武装和支持了中国的极权主义。
在我的演讲中,我也谈到少数软弱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而蒋介石也绝对无意允许组成一个民主政府。他针对不明真相的美国人发表一些动听的声明,是为了争取美国贷款。
到目前为止,我惊奇地发现,公众并不是毫无疑问地轻信马歇尔的报告。他们最担心的是,让军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有1个人说,假如罗斯福活着,他可以用这样一种人担任国务卿而不发生危险,因为罗斯福比这种人强。可是杜鲁门总统是如此软弱和平庸,以至马歇尔将成为政府的主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陆军部将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更有甚者,我们的国会比马歇尔将军还要反动得多,国会领袖已经宣布了他们坚持要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政府的意图。马歇尔将很快被召到最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参议院对外政策委员会去作证。所以我预料马歇尔将在反动势力面前屈服。而反动势力则又得到亨利·卢斯系报刊(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和赫斯特系等大新闻垄断集团的进一步支持。
史沫特莱作为老式的有所主张的记者,把美国新闻媒介看成是一种复杂精巧的宣传工具。在她看来,40年代中期政治上的右派在斗争中赢得了报纸和电台。她在给王安娜的信中继续写道:
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罗斯福的副总统,1941—1945)和象他这样的一些人正在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但是我们在财政上软弱。我们的公共报刊甚至不能同大报业垄断集团进行竞争的尝试。
就我所知,除了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消我国政府对中国的反动政策。我希望共产党人和民主分子对我国和我国的玫策不抱幻想。我国的进步力量将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不过我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实在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学生运动在我国的反动势力圈内引起了恐慌,不幸它已经消沉。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人熟悉美国情况和反动宣传。例如,马歇尔指控共产党人(阻碍国民党和共产党地区之间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共产党就应该发消息指责(这些道路)专门用于运输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而共产党的活动同大战期间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反对纳粹及法国贝当政府的活动毫无二致。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杨杰(国民党将军)那样的人公开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卷入),否则,马歇尔将使美国有这样一种印象:只有共产党人反对美国?
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忍受一个艰难和痛苦的时代。有些人也许能在未来的不景气中获得某种安慰,但那种不景气是极大的危险,因为一旦到来,美国的男人们将参加陆军、海军和空军去谋生。资本家阶级总用战争解决他们的问题,危险就在于随着不景气的来临,我们将遭受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现在仍有许许多多男人留在军队里或者重新参加军队,因为他们害怕将来失业。我自己的侄子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完全可以说,问题已经来到我自己的家门。我侄子住在西海岸,我给他的几封信决不可能抵消每日每时军方宣传灌输在他头脑里的东西。他是个典型的政治无知的美国人。他甚至不读我的书,更不用提别的书。
白修德的新书(《中国的雷声》)对这个国家有很大影响。但是在可能会有100万人读这本书的同时,就有1200万人在读《星期六晚邮报》之类的周刊,而其他杂志的发行量则达到300万到1500万份。今天,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也被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如果不被直截了当称作“赤党”。我们的人民轻信肤浅得令人吃惊的宣传。我有时想,假如孙逸仙夫人来作一次演讲旅行,她会对美国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她必须坚强得足以忍受一些反动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她发动的诽谤攻击。然而美国是个权力中心,它所作的将具有决定性。惟有中国人民的群众力量能够粉碎它的阴谋。有时,一想到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持久地抵制我国的反动,我就感到难过。我要回中国去。一旦我的新书完成,我将设法回去。
后来,在芝加哥发表的题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在中国》的演说中,史沫特莱就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极权主义者”的指控展开辩论。她在2月5日向王安娜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听众热情极高。我对他们的反应大为惊异。只有一个穿着讲究的男学生提出一个怀有敌意的问题。他提醒我,马歇尔说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可能提倡民主,但是他们抱有一个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这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声反动叫嚣,而非常重要的是……我向提问题的男青年问道:
“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吗?”
“没有”,他说。
“我学的也不很多”,我回答说。“恐怕,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这是个弱点。因为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大多数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鼓舞。我零零星星读一些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但是并不透彻或全面。然而从我读到的书中,我已懂得,人类社会各有其特色是由于各有其特定国家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背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生根于中国的土壤。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了解他们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他们的目标确实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追随苏俄、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他们所想、所做和将要做的,都将受到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需要的影响。假如他们被迫,被中美反动联合势力所迫,去建立一个否认人民公民权利的极权主义社会制度,那将不会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可能被迫反对所有的反对势力,为自己和人民的生存而斗争。不过就我对他们的了解来判断,他们会宁愿采取别样的做法。他们一直相信说服的力量。他们相信他们甚至能够说服地主同他们一道朝着进步的政治形态前进。在战争期间,我看见过他们是怎样做的。我常常比他们还‘左’,因为我不相信不经使用暴力,封建地主就会放弃对农民的压迫。
在我们美国人说我们害怕极权主义时,我对他们表示怀疑,因为如果我们害怕极权主义,我们就不会支持蒋介石的极权主义政权。然而,20年来我们一直在支持那个政权,我们还支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尽管他们侵犯民主,不承认人民的公民权利并且用极权主义的暴力进行统治,。而我们却不认为他们有错。我们的政府在支持国民党今天的极权主义同时却大谈中国共产党人某种遥远未来的极权主义是不诚实的。
掌声震动了屋宇。
然而,我讲话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妇女用速记记下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后来她请我同她共进午登,并且说她来自军事情报部门(陆军第54军司令部)。我已另有约会所以未能去同她共进午餐,真是太可惜了。我应该去。
我进集中营的日子还会有多久,我不知道。我们的国会就象在纳粹主义初期。
我还被聘请到芝加哥去做15分钟的广播讲话。这个节目的赞助单位是一家大百货公司。按照要求,我把演讲稿送去,而他们……取消了这次广播,因为他们说,我的讲稿“容易引起争议”而且批评了马歇尔将军的声明。
两星期前,他们已给周以德博士安排了同样的节目,他鼓吹美国给蒋介石政权以全面的支持。
1947年春,冷战紧张在欧洲特别是在希腊加剧,史沫特莱在各地都看到了右翼分子的阴谋。准确反映出她这种反应的一种现象正在美国政治上的右翼发生。1946年,史沫特莱原来的朋友J·B·鲍威尔和善于辩论的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一起成立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协会,鲍威尔任第一任主席。在它背后集合了一批新闻记者和政治家形成了一个影响日增的“院外援华集团”,由亨利·卢斯和克莱尔·布思·卢斯领导,他们主张增加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反对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与院外援华集团有联系的一个企业集团全国工业会议委员会,发表如下一项声明,由联邦调査局及时作了记录:“这个国家亲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如此普遍,以致美国人民几乎不可能获得局势的客观形象。象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的书籍、文章和演说,总是诽谤中国合法政府为‘法西斯分子’,把共产党卖国分子误传为仅仅是土地改革者,凡此一切都支持和加强了官方的姑息政策”。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査史沫特莱与苏联有联系的嫌疑。1946年底对“美国机构中的苏联地下间谍组织”所作的一次机密调查说:"多年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位重要的狂热的苏联宣传人员,常到苏联及其毗邻地区旅行。”困难在于监视和邮政检查仍然未能提供关于她与苏联直接联系或者她是共产党员的任何证据。1947年春,编入史沫特莱档案的主要是一份报告,说她是由民权委员会递交众议院议长约瑟夫·马丁(Joseph Martin)的一封信的签名者之一。这封信抗议已被提出的兰金法案违反民权法案,兰金法案规定,如果教师“传播同情共产主义思想的印象”,就将处以罚款和监禁。与史沫特莱一道签名的还有其他百余人,其中包括阿奇博尔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埃尔默·本森(Elmer Benson)(明尼苏达州前州长),玛格丽特·山额及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47年5月,联邦调查局奥尔巴尼办事处宣布,他们对史沫特莱监视达3年之久,并未发现任何非法活动。因此通知总局:“此对象的姓名将从奥尔巴尼分局重要人物名单中删去。从1947年4月17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信件#44看来,相信此对象不值得积极调查。请求将此对象的名字从总局重要人物名单中删除。奥尔巴尼办事处已了结此案。”
在此期间,住在纽约的一群中国朋友向史沫特莱提供了他们有关于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政策的看法,其中三位是女性:曾在雅都帮助史沫特莱写剧本的女演员王莹,帮助史沫特莱做些翻译工作的学习美国史的学生黄绍湘,新闻记者杨刚。并非偶然的是,她们三位都是很有成就的妇女,其中两人后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3]
杨刚(1905-1957)政治经验丰富。30年代中期,她在北京参加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后来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移居上海,成为有影响的《大公报》文艺编辑。日本占领期间,她随《大公报》起先到了香港,1941年又到桂林。她把女儿留在香港,日本占领这座城市后就与女儿失去了联系。1945年她经印度到达美国,靠拉德克里夫奖学金攻读文学,为中国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报纸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生活的文章。这些专栏文章包括对美国南方和纽约街头种族歧视的叙述以及对个别美国人物如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动描写。对史沫特莱来说,杨刚象她在中国所知道的和写过的许多女英雄。这两位妇女在纽约和波士顿经常会面,直到1948年杨刚离开为止。这两位妇女关于40年代美国和中国情况的著作在观点上非常相似。
史沫特莱的中国朋友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陈翰笙教授。1929年史沫特莱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他带她到无锡郊区作了一次经济调查,向她介绍了中国农村的情况。1932年,为了躲避国民党警察,史沫特莱把陈翰笙和他的妻子顾淑型隐蔽起来并加以乔装改扮偷偷送出上海,用陈翰笙的活说,救了他们的命。从1941年在香港分手以后,史沫特莱再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于1945年底到达纽约。陈教授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教书和写作,直到1950年。他那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派在美国的代表。虽然陈教授到处旅行,他同史沫特莱保持着经常的联系。陈和他的妻子至少有一次在雅都拜访过史沫特莱。
这一时期史沫特莱另一位重要的中国朋友是作家老舍。他30年代以《骆驼祥子》等小说在中国成名。《骆驼祥子》是根据他生长在古都北京的邻居们的生活写成的。虽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反对国民党,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校者)负责人,但他不是共产党员。1946年他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来到美国,他的《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已成了1945年的畅销书和书评月会的入选书。他在美国居留3年,多少是为了避免落入国民党警察手中而遭到暗杀或监禁,他们在1946年杀害了他的亲密朋友和同辈作家闻一多。老舍在美国完成了今天被许多人认为是他的杰作的《四世同堂》。它叙述了8年日军占领期间北京街道居民的故事。1949年秋老舍回到北京,是由于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感到愤怒,而且,他离开美国时,他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遭到攻击无疑也使他不安。
史沫特莱和老舍初次见面大概是1938年在中国汉口。1946年初他到美国不久,他们在纽约再次见面。史沫特莱与艾姆斯夫人商定让老舍到雅都去。1946年8月至9月,老舍作为史沫特莱的客人在萨拉托加温泉住了大约6个星期。对史沫特莱来说,他的来访对她的工作非常宝贵,对她的精神是极大的鼓舞。他们详细谈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各种格局,也就是她正在努力在传记中把朱德写进去的历史环境。臺无疑问,他们也讨论了中国的政局。老舍对美国的中国政策越来越感到失望,史沫特莱向他提供了重要消息是可以想象的。到1949年他离开美国时,他几乎对美国每一样东西包括电影、冰淇淋和可口可乐都感到厌恶。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了。[4]
老舍访问雅都期间,史沫特莱被邀请到纽约奥尔巴尼和斯克内克塔迪去向退伍军人组织发表讲店。她带了老舍一同去而且在1946年9月16日和10月15日,一同发表了讲话。据在场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记录,史沫特莱宣读了史迪威将军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几封来信。据说,史迪威在一封信中谈到蒋介石时,说他“不愿意和一只臭鼬一起作战。”史沫特莱的说法更生动有趣:
老舍无所忌惮地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答复听众中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有关中国人对待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态度的问题时,老舍说了大致象这样的话:“我们不喜欢你们,也不需要你们。你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而他们就支持你们。你们的唯一兴趣是剥削中国人民。”
一个到过昆明的青年大兵站起来表示对中国人民不满。他说,日本一投降,对美国人的态度就变了。他说,他曾坐着吉普车在那个国家旅行,他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态度——他们问他,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这小伙子认为中国人相当卑鄙。
老舍回答时对这位青年说,在战争期问,云南省的全部鸡蛋都必须交给美国人;农民的家畜家禽也被拿去宰杀。
这年轻人说:“我们是付了钱的。”
“但是老百姓却没有了蛋,没有了鸡,没有了肉。"老舍说“你不能吃美国钞票。”
“哦”,这年轻人说,“你的意思是你从农民的观点看这个问题。”
“当然”,老舍说,“即使你们付了钱,我们的人民却没有东西吃了。”
一个刚从中国回来的人真了不起。他这样说:“他们要求我们离开,正象我们会要求外国军队离开这个国家一样。我们美国人的行为非常糟——黑市,女人,而且轻视一切中国人。在印度和中国,我看到这两个国家的苦力为我们的飞机装货卸货……他们吃不饱,很瘦弱,——他无法象美国人一样干那么多工作。拿陈纳德将军来说吧,我曾在他的航空队工作,据说,他在昆明的每一家饭馆、酒店和云南省的各种实业中都有权益。那就是为什么他同史迪威有发生这样一种冲突的原因。”
另一来自陈纳德的航空队的人谈到了同样的事情。
1946年7月,史沫特莱正在写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传记,朱德将军本人在董必武和王安娜的大力催促下,通过信使送来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中文传记资料,并附带表示他相信美国人民有能力推动他们的政府转移到支持中国“和平和民主的”方向上来。1946年12月,史沫特莱终于收到了这封信,她作了警告性的答复。她说她听到谣传说,蒋介石和华盛顿之间达成了一项有关青岛作为美国第七舰队永久性海军基地的秘密协定。她说她相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完全由我国陆军部和海军部决定”,“国务院甚至不知政策为何物。”她继续说:“美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黩武帝国主义,但是一场严重的暴风雨正在这个国家内部酝酿。不出一年,这场暴风雨就可能爆发。这个国家势力强大的反动势力有卢斯、范登堡和其他……而最危险的是大银行和大公司安插在海军和陆军部佩带最高军阶的代理人。”至于各种组织试图对抗卢斯及海军和陆军部影响所作努力的有效性,史沫特莱感到悲观。她告诉朱德:“(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工作。我们全都支持它。我正不断把所有的讲演费全都捐赠给它。我希望我能说我们已造成了广泛的印象,(但我们也仅仅是)给各地重要人物造成了一点印象。”
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于1945年底华盛顿就对华政策进行首次公开辩论时组成的,目的是在华盛顿积极游说国会议员反对国民党,组织公众集会以支持“民主”中国,后来,出版了一份《远东聚光灯》月刊。对于这份月刊创办者中的那些中国通,例如埃德加·斯诺等来说,这代表了与亨利·卢斯及其包罗广泛的庞大组织“中国救济联合组织”的公开决裂,战时大多数私人援助都通过它汇集和传递。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是史沫特莱的好友埃文斯·卡尔逊。
从一开始,史沫特莱就支持这个新的委员会并定期出席它的集会。她同邱茉莉(Elsie Cholmeley)和爱泼斯坦(Lsrael Epstin)等委员会重要活动分子有友好关系,但她突然停止让她的名字出现在委员会的笺头上,也不再参与它的组织工作。她的理由大多是个人性质的。她不愿同尼姆·威尔士和蒲爱德(Lda Pruitt)等活动分子一起工作,自从30年代以来她同她们的关系一直不好。后来她对美国共产党对这个组织日益增强的影响感到烦恼。然而,她对林可胜博士仍然非常忠诚,尽管战后,他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她对米尔德里德·普赖斯也非常忠诚,而普赖斯是联合中国救济组织的中国援助理事会主席,负责对中国的医药援助,不断把现金和供应品交给林博士。然而,有些委员会负责人认为普赖斯和林已“卖身投靠”国民党人了。史沫特莱的解决办法是把自己置于普赖斯的中国援助理事会和新的委员会之间,对双方都友好。她觉得同这个委员会最亲近的时候是埃文斯·卡尔逊领导委员会,和宣扬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反国民党立场的时候。
到1946年,史迪威被调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对于强加给他的缄默深感不快。1945年秋在华盛顿举行的中国政策听证会故意没有让他前去作证,因为他有可能激发一场争论。他的对手陈纳德已经有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宣扬他的观点。但是到这时为止,史迪威还没有人为他说出他同蒋介石冲突整个故事他这一方的说法。1944年他在重庆被解职时就已开始向白修德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透露过内情。但因他仍是现役军人,必须服从限制他发表意见的命令。
1946年2月下旬,白修德在纽约他的公寓为史迪威将军和夫人举行宴会,被邀请的客人中有史沫特莱。2月19日她写信给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艾诺·泰勒(Aino Taylor):
我到纽约去看史迪威将军和史迪威夫人,经过24小时旅行后回来了。特德·怀特(即白修德——校者)在他家中为他们举行一个(到过)中国(的)人的聚会。出席的还有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贝蒂·格雷厄姆(Betty Graham)(不久她将作为自由撰稿人到印度去),杰克·贝尔登(他新娶的法国妻子随时有可能生孩子),小里查德·沃茨(Richard Watts,Jr),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邱茉莉和埃皮(即爱泼斯坦——校者)、梅杰·斯科耶尔,安纳利·雅各比(即贾安娜——校者),哈罗德和维奥拉·艾萨克斯(即伊罗生夫妇——校者)以及其他许多人。赛瓦赖德的新书不久即将出版,特德·怀特的书准备6月出版,埃尔西(即邱茉莉——校者)的书也准备好了,也可能在那时出版。这些全都是有关于中国的书。
史迪威将军是……一个非常忧伤和孤独的人。我希望孙夫人能被劝说给他写信,让他知道中国人仍然尊敬他。昨天他在集会上讲话,说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国民党会履行新的军事协定中有关他们一方的那部分。他认为马歇尔一离开,国民党就会再次开始杀人。他说将介石现在面对一种观念,并对这种观念的意义毫无所知。他从军事角度想问題,在这类事情上也不大内行。
史沫特莱是这位将军信任的人之一,不仅在信件中,而且在他看望姑母而就近访问雅都期间都对她谈他的心事。根据史沫特莱的记载,他们有过长谈。他告诉她,他想在1946年11月辞职并写一本专门谈论中国局势的书。可是11月还没有到,1946年10月12日,约瑟夫·史迪威便在加利福尼亚州由于心脏病而突然去世。
这个消息对史沫特莱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10月22日写信给泰勒说:“你也许已经读到史迪威将军逝世的消息。现在中国的事实真相将永远不会用他的观点说出来了。他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的逝世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史沫特莱很快意识到史迪威写给她的信件的重要性,就把复制品送给了爱泼斯坦,供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使用,还送给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杰克·贝尔登、厄普舍尔·埃文斯(Upshire Evans),—位上校罗宾斯和埃尔默·本森。她还敦促他们同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的前执行秘书接触,要求把史迪威的信件存入他们的案卷。然而,她补充说,在发表任何信件以前,他们应首先得到史迪威遗孀的同意,正如要得到她本人的同意一样,因为这些信件属她所有。
不久,史迪威的中国朋友们一致认为,应该向美国公众写一些代表史迪威观点的书。问题在于由谁来写。1946年12月18日,史沫特莱写信给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关于什么人写史迪威的书,我感到茫然。在杰克·贝尔登回来6个月后,弗兰克·泰勒要他写这本书,杰克表示同意试试看。只有非常接近史迪威的杰克能写这本书。史迪威夫人决不会把文件交给与史迪威关系不密切的任何人。杰克是所有记者中最接近史迪威的人。史迪威将军死后,杰克同史迪威夫人一起度过了许多日子。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夫人给我写信说她本人愿意写这本书。我认为她写几章后就会搁笔。当然我不会参与这件事。”
史沫特莱考虑不参加写这本书有许多原因。她意识到,由于鲍威尔、周以德、林语堂等人对她的攻击,她获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以至如果由她来写这本书就会损害史迪威的声誉。由于她既不能在《新共和》也不能在《民族》上发表关于史迪威的文章,她感到很苦恼。实际上,《新共和》在1945年以后已经停止发表她的任何一篇文章和书评。而《民族》则在1946年以后也步了后尘。然而,她仍然考虑最重要的是她完成朱德传的工作。最后,关于写史迪威的书的工作落到白修德手里,他编辑的史迪威文件集于1948年出版。
1947年5月,史迪威逝世仅仅8个月以后,史沫特莱又遭受到另一沉痛的损失:51岁的埃文斯·卡尔逊突然去世。(他在与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迈克尔·斯特雷特(Michael Straight) 谈话时心脏病发作,这两位都是《新共和》的人,谈话内容与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有关。史沫特莱出席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军事葬礼仪式之后,1948年1月25日,在纽约罗斯福饭店,在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赞扬卡尔逊的演说。那是一篇充满义愤的演说,其中引述了卡尔逊给她的最后信件。
史沫特莱说,的确,过去两年来,特别是史迪威1946年底逝世以后,她已注意到卡尔逊变得更加愤世嫉俗和灰心丧气。他称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是“乔治三世以来一个英国人对美国人民的最狂妄的侮辱”,企图煽动起“对殖民主义、特权、剥削人和兵力均势联盟之类破产政策”的支持。他根据个人痛苦的切身体验确信,美国政治中现在普遍存在的漫骂和扣红帽子的现象是“企图掩盖美国工业界为在经济上统治东亚而正在大力开展的一场攻势运动,那种统治将危害亚洲人民的政治独立。”在结束她的悼词时,史沫特莱着重赞扬了卡尔逊对于在罗斯福四大自由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秩序和新对外政策的献身精神,这四大自由是: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
联邦调査局的史沫特莱档案收入了有关于卡尔逊追悼会的两份报告。一个报告说她主持了这次活动。另一个报告说这次活动由国会议员休·德莱西(Hugh DeLacey)主持,他让史沫特莱发表主悼词。她讲话的摘要突出了她这样一点:在30年代中期,埃德加·斯诺在北京曾帮助卡尔逊从一个反动分子转变成—个“人民的斗士”。
1948年初,联邦调查局再次加强对史沫特莱的调査。它调查史沫特莱20年代在德国的活动,在纽约询问了史沫特莱的两位德国老相识,他们是大家知道的“可靠”反共分子。不过他们两人——内部证据表明他们是尤利安·冈帕兹和卡尔·威特福格——没有提供长期追査的苏联联系。他们强调说史沫特莱与在德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一起工作过,还说他们肯定史沫特莱不是第三国际间谍或共产党员。他们有一个人形容她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两人还说,那时党员们认为她不可靠和情绪不稳定。联邦调查局对史沫特莱案件重新开始发生兴趣,是由于联邦调査局1947年10月从麦克阿瑟将军的G—2(远东司令部军事情报处)收到一份简短的报告,说史沫特莱在战前与苏联在东京的一个间谍集团有联系。这个集团据说是30年代初在上海发展起来的,集结在理查德·佐尔格周围。佐尔格和另外几个成员已于1941年被捕并被日本人处决(于1944年11月7日,与尾崎秀实同时绞死。——校者)。这种说法的原始资料是东京麦克阿瑟的情报头子査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披露的佐尔格审讯记录和日本警察局的报告。所概要提出的这些指责虽然缺乏文件证明,但其煽动性却已足以促使埃德加·胡佛下令对史沫特莱加强监视并对其20年代和30年代的活动进行深入的调査。胡佛给地区办事处的备忘录说:此对象大约从1930年至1934年曾在中国积极参与俄国人的情报工作。要求你们对此对象任何此类活动保持警觉。”
到1947年12月,有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牵连的罪过,是右翼攻击自由团体时所用说词的共同特征。例如在J·埃德加·胡佛喜欢的政治杂志《反击》的一篇社论中,史沫特莱被指名说成是共产党员。这篇社论用大量篇幅对一个民权自由团体“美国进步公民”进行攻击。这个团体曾为好莱坞作家、导演和制片人进行辩护,因他们不久前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攻击为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同情分子。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公民”的成员,并且是在为好莱坞人士辩护的公开请愿书上签名的65人之一。
1948年1月1日和2日,《芝加哥论坛报》刊登带东京电头、分上下两篇的新闻报道。其内容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头子査尔斯·威洛比将军向记者沃尔特·西蒙斯(Walter Simmons)透露的。这篇新闻一开始说:“有关于其活动很可能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急转直下的有史以来业经曝光的最成功的共产党间谍集团的细节,已由《论坛报》根据曾经是绝密的日本文件中‘拼凑’出来。”这条新闻的“拼凑”方式,无疑给了人们一种耸人听闻的而有倾向性的印象,恰巧与流行的保守观点完全一致,即美国新闻界已被同情莫斯科的人员所渗透。这条新闻点了两位记者的名,一位是瑞士记者冈瑟·斯坦因,另—位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论坛报》的报道把史沫特莱说成是“多年来援助亚洲激进运动”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主要辩护士”的前科罗拉多州学校教师。作者沃尔特·西蒙斯差点要说史沫特莱实际就是那个间谍集团的一员,可是他引述佐尔格的话说,把他介绍给他的主要同谋尾崎秀实,要“归功于”她。他强调这个间谍集团“采取他们的新闻记者的智谋”,并利用各国的“左翼学者”搜集现有关俄国以外“各国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实况送达斯大林。
在战争年代,雅都成了史沫特莱的避风港。少数客人中有被战争折磨的从欧洲来避难的作家。他们全都关心战争特别是亚洲前线的进展状况,史沫特莱的专门知识曾被看重。可是在战争结束后,这一切都逐渐改变了。到1947年,史沫特莱越来越感到孤立,因为新来的外侨艺术家和作家不再关心战争。随着对她的压力增加,史沫特莱对自己写作能力的自信心开始动摇。1947年11月12日,她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上写道:
由于写作十分困难,我经常想到我已不是一个作家。我对我的写作有一种负疚感,好象我是伪装成作家或别的什么的骗子。我成了两个我:一个我似乎不得不与打字机和纸打交道,没有这些我连多活一天也没有价值;另一个我松弛休息,厌恶地望着一切,有时怀着轻蔑,有时感到绝望。雅都的客人们们促成了后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大多数人不认为我是个具有优美和高雅风格的作家。他们转向乔伊斯、卡夫卡和萨特等人,花上无数个夜晚对作品和作家吹毛求疵,把小人物抛入火坑。卡夫卡和萨特使我厌烦得流泪,乔伊斯也仅仅是某些段落使我觉得有趣。你知道,我缺乏恰当的写作方法。我知道的不是用或不用逗号或句号的一个完美无瑕的均衡句子,而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赤脚农民军正力求掌握人类的命运却由于他们的努力而被枪杀。
那年夏初,他写信给卡琳·米凯里斯,谈到她未能完成朱德传的沮丧心情,但她在结尾时对自己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你记得我在你家里写的第一本书吗?没有你的帮助那是决不可能完成的。我一生只写过5本书,这是个小收获。但我写了好几千篇未经结集的政论文章。我不知道我一生中写了多少,不过总的说来我是比较满意的。我没有成为我曾希望成为的那种作家。不过我用一开始配备的那种拙劣装备干得十分不错。”(1947年7月21日)
写作上的挫折,史迪威和卡尔逊的死,对她日益加剧的恶毒政治攻击,使史沫特莱感到抑郁、孤立和脆弱。1948年春在雅都的一件事使她个人情绪由痛苦变成了绝望。1948年2月底,在萨拉托加温泉斯基德莫尔学院,一位白俄难民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同纽约州东北区的共产党组织者哈罗德·克莱因(Harold Klein)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广播辩论。在这场辩论后,史沫特莱在雅都庄园北部农庄她的房间里,为克莱因举行了一次欢迎会和鸡尾酒会,有从斯基德莫尔来的一些学生出席。(联邦调査局的告密者后来说史沫特莱“曾试图使他们信奉共产主义事业。”)从萨拉托加温泉来的几个城里人听到这件事时埋怨雅都管理委员会。为响应愤怒的家长们,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官员们也加入了抗议人群。几个月以前史沫特莱以粗鲁的插话和对演讲人的攻击使得斯基德莫尔学院一次演讲不得不中断以后,他们一直在抱怨。伊丽莎白·艾姆斯当时曾表示为难,但是现在她觉得不能不正面对付史沫特莱了,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倔强正直的史沫特莱,坚持她有权固守自己的政治观点,没有必要解释或为她的客人向任何人道歉。埃姆斯夫人看到这场论战没有结束的迹象,便决定为了维护雅都团体的完整,她不得不要求史沫特莱,或是谨慎些,或是离开。史沫特莱的反应,先是气得发昏,然后是歇斯底里大发作。1948年3月9日,她突然迁出雅都,把大多数行李包裹留下,以待她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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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美亚》间谍案,请参阅第十八章。联邦调査局的报告避而不提盖恩从未被定罪,而到了1945年8月,对他的指控已被撤销。
[2] 史沫特莱写的33页的文章,题为《社会革命》,发表于芝加哥大学宓亨利所编《中国》(1946,巴克莱和洛杉矶)。(直到50年代中期为止,这本书曾被广泛使用于大学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的概论性课程)。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中强调了民族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并且断言,共产党人在基层群众中被看成是比蒋介石政府民主的一种选择。尽管她在史迪威解职后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公正不倚表示怀疑,史沫特莱在文章最后表示希望,当时正处于起始阶段的马歇尔和平调停使命获得成功。
[3] 黄绍湘曾在北京接受本书两作者采访。50年代她在中国写了关于美国历史的权威性著作《美国历史简编》(北京1979年修订版)。由于在美国的经历,作为北京大学教员,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到70年代末,她已在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成为中国的美国历史学研究的主持人。
王萤50年代初曾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后来终于被驱逐出境,部分的原因是她与史沫特莱的联系。50年代她在中国的剧院工作,越来越多地对过分程式化的和思想狭隘的演出持批评态度,她自己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第一次受到批判——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为了她在美国与赛珍珠这样的人物有来往,在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中,对她的攻击变得恶毒起来。后来王莹死在狱中。50年代写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回忆录《两种美国人》,在她死后1980年在北京出版,由伟大的剧作家夏衍写了一篇表示歉疚的序言。对王莹的丈夫谢和赓和一位名叫弗兰克·徐的朋友以及夏衍的访问。
杨刚50年代升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记者之一。她常对中国新闻传统和缓慢步伐表示急躁和直言不讳。她1957年自杀显然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象西方常说的那样因为她作为右派受到了政治攻击(因为没有证据)。
[4] 50年代,老舍是一位著名剧作家和作家协会的重要人物。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抨击和毒打。他1966年遭受这种毒打后死于溺水;或者是他的折磨者杀害了他,或者他自杀了(大多数人持后一种看法,但他的遗孀胡紫青不同意这种看法),(访问胡紫青,参见乔纳森·斯彭斯《天安门: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纽约,1981,第389至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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