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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arif-dirlik/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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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index-leftwingculture.htm) ->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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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 1927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 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
↘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
1)国民党反对派和中国革命
2)共产主义者和现代中国的性质
3)托派关于中国社会的观点
↘ 论战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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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1927年的革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中国发展的转折点。1925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主义概念仅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社会分析的努力多以失败告终。正如王宜昌所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仅是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简单的皮相观察,缺乏深入其内部进行探索的兴趣,当然也就没有成功的研究记录。而1928年之后,当共产主义者再次对革命策略展开类似两年前的论战时,他们表露出对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来揭示中国前途的无比信心。同时,他们表现出的对于社会历史分析--或如王礼锡所谓“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关注,至少在30年代初期,超越了对唯物主义理论的哲学含义的研究。向社会分析的转向是革命运动遭遇问题和挫折的产物。当时所出现的问题,暴露了用以指导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理论前提并不充分;同时,革命的实践要求革命者对于其所面对的社会结构,进行较革命尚处于空想阶段时更为透彻的思考。尽管这种社会分析最初出现于1926-1927年,不过,由革命挫折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要到1928年才获得了充分的阐述[1]。
### 1927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的几年中,相信共产主义能将中国从现时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其结果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时的共产党人和准共产党人将精力主要放在为共产主义辩护上,批驳那些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是中国还没有为共产主义的到来做好准备的观点。1922年《社会主义讨论集》中收入的文章通通是从布尔什维克的角度看待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2]。尽管作者们都同意马克思主义最终会在中国取得胜利,但绝少有人相信中国已经为社会主义作好了准备[3]。大多数人认为,出于具体的国情中国国必须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他们承认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在中国尚处于襁褓阶段。但是,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阶段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尚未进入帝国主义的时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属物而出现的,中国从其发展中获益甚少,反倒是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若要将中国生产力成熟壮大的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无异于是自杀,因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必然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此外,帝国主义者决不会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充分的发展,因为这必将减少他们从中国的剥削中所获取的好处。社会主义,通过确保中国对自身经济的控制,能够保障中国的政治独立和推动中国亟需发展的社会生产力[4]。
这些分析中很少有直接涉及中国社会的内容:实际上,这些作者对中国的观察,不出列宁在他有关国家解放的著作中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评论[5]。同样的思潮亦在1923年之后为统一战线政策进行的辩护中持续下去。正如王宜昌所指出的,正是对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或一个“软弱的国家”的宣传支撑着统一战线的政策。1923年至1925年,统一战线中的中国革命者,无论他们持有何种信念,均同意革命是直指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而且,都认为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着经济上的剥削,还为了确保其自身的利益而支持中国本土的落后的政治势力,因而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尽管革命者们对封建势力的定义相差甚远,但他们都认同封建势力是由军阀和官僚组成的[6]。这时期的著作同1923年以前的著作的略微不同之处在于:由于阶级结构分析对于统一战线的特殊意义,作者们对其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社会“分析”通过“强调”--除了少数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和买办)相勾结的人之外,其余的中国人都因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革命性,应该被吸收到以“全国性革命”为目的的统一战线中来--从而确认了官方的统一战线政策[7]。
不过,正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紧张,最终将有关阶级问题的分歧推到了社会分析的最前沿。王宜昌在他1932年的分析中认为:1925-1927年既是此前若干年--马克思主义为统一战线纲领提供理论支持这一时期的尾声,又是1928年之后的革命分析的序幕。这些年中保存下来的对中国社会的革命分析证实了瞿秋白1926年春的论断:“在五四运动期间人人谈论社会主义,1925年之后他们都谈论阶级[8]。”虽然统一战线的政策口号仍在官方的政策宣言中保留着,但不少革命者在这一时期已经倾向于一种更激烈的社会变革,而这种变革已经超出了官方口号所允许的范围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解释他们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所遇到的利益冲突[9]。
对于统一战线政策的失望最初来自于国民党内部关于是否应该吸收共产党人加入的争论。这一争论早在统一战线建立的初期就存在,但是在1925年春孙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同年的五卅事件导致共产党的群众基础空前扩大之后,更显激化了[10]。群众基础的扩展提高了共产党在民众中的信任度,威胁着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11]。于是国民党右派决定摒弃左派及共产党人对于党的领导,从而导致了统一战线的第一次公开分裂。紧随这次事件的是左派的一些书面建议,这些建议预言“资产阶级”即将背叛统一战线,同时主张无产阶级应在争取国家解放的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12]。
更重要的是,随着1926年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斗争的矛头已经从中国人民的政治压迫者扩展到了与工农利益相矛盾、从而阻碍革命进程的其他阶层。换言之,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一种社会性的向度--阶级斗争--这最终摧毁了维系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关系的脆弱纽带。资产阶级首先受到了攻击,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封建”一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13]。那些在当时的革命分析中谈到封建势力的作者,多不再将这一术语仅限于地主及官僚,而是在“基础”这一术语之下,囊括了那些得以继续存在和保存势力的军阀和拥有土地的乡村精英[14]。虽然当时的许多作者暗示了同地主斗争和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士绅阶级及其在乡村的组织--它们的存在妨碍了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革命努力。这说明了当时的文献中为何“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提及的频率不断地增长。一般认为,当时对“阶级”一词确切涵义的理解仍有混乱之处--根据当时作者的不同用法,“阶级”既可以指政治精英,也可以指经济精英,两者没有显著的分别[15]。不过无论如何,人们对于社会矛盾的敏感性的日益增长,使过去并不需要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更为具体更为复杂的分析,得以出现[16]。
只要政治领导层仍维系着表面上的统一,上述这些思潮就不会带着巨大的力量浮出水面。而也正是高层政治领导内部的矛盾暴露了统一战线的脆弱性。1926年之后,先是在莫斯科,后是在中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统一战线的政策。旨在支持各种革命政策的社会分析伴随着对于革命策略的争论而出现。这些在1927年为公众所广泛知晓的言论,标志着从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对革命政策的程式化的理论说明,到试图严肃地解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尽管未必总是成功的)的革命分析的转变。
### 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
1926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统一战线口号中关于中国革命的简单描述受到了在莫斯科的“托派”的挑战。我们尚不清楚共产国际中不同的派系对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的“中山舰事件”作何反应,但似乎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导致了共产国际在1926年2月第七次执委会全体大会上重申了对于中国问题的立场。这次全会指出蒋介石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却仍然决定维持统一战线的政策[17]。几个月之后,托洛茨基就开始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
随着1926年北伐的开始,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封建势力”的构成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当共产主义者在其所占地区开始鼓动展开深入的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时,国民党作出了迅速的反应。1927年4月,蒋介石在资产阶级和外国势力的默许下,在他所控制的上海对于共产党人及同情共产主义的人进行屠杀。7月,在武汉,共产党人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分裂,最终导致了统一战线的完全崩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白热化了,而且其影响很快就传入了中国[18]。
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政策的挑战是以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为基础的。他认为在中国,权力不是掌握在以军阀或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乡村的领导实际上是与资产阶级难以区分的:
在中国,大中地主是同城市资本主义,包括外国资本主义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并不存在一个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主阶级,在农村发放高利贷的富农是被农民所广泛痛恨的剝削者,他们是城市银行资本在农村的代理人。于是在中国,土地革命在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同时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19]。
如果说城镇和乡村的精英是紧密地勾结在一起的,那么中国混杂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关系同样是密切的。在一段关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的具体论述中,托洛茨基说:
帝国主义通过关税、财政和军事政策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工人沦为乞丐,农民遭受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于是,同广大地主的斗争,同高利贷者斗争和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就上升为将生产力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斗争。帝国主义是最主要的,最强大的敌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拥有战舰,而且是因为它们同中国的银行家、高利贷者、官僚和军阀的不可分割地勾结在一起,尤其是同中国广大的商业和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更为直接地、“亲密”地勾结在一起[20]。
托洛茨基继续指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解放的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阶级斗争。如果中国要争取国家的解放和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其他劳苦大众,和帝国主义者、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精英进行斗争[21]。
概括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当时,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布哈林)的争论中的核心论点是:1.虽然中国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依靠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尽管双方也有一些利益的分歧),而且他们自身也不是充分发展的产业资产阶级,所以他们无力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2.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因而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无产阶级必须同时进行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3.尽管存在着资产阶级,中国的生产力仍然是落后的,帝国主义不但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4.中国革命应该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22]。
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斯大林重申了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并重新确认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策略的正确性。他在为1927年4月的事变而作的《中国革命的问题》中指出:“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1.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2.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3.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4.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日益成长的革命运动的畏惧;5.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的威信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亦不断增长;6.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23]。”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表明:斯大林的领导策略同托洛茨基关于1927年中国革命灾难性事变后的建议非常接近,但是在选择相同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又不得不求助于一些挽回面子的办法来证明对手的错误[24]。这就是中国革命目标问题的实际情况。在一篇发表于1927年7月28日《真理报》的文章中,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目标的描述和托洛茨基惊人的相似,但是在表面上他又是在反对托的观点:
反对派忘记了中国人民所以进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支持并鼓励直接剥削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军阀、资本家、官僚等等的力量,是由于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同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便不能战胜自己的这些剥削者[25]。
在此,斯大林将工人和农民同一个与帝国主义结成同盟的混合的领导阶级的所有成员对立起来。但是他又宣称,中国革命内部的主要敌人是“封建势力”。他把这些势力描述为军阀、官僚以及“封建的和中世纪的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方式”,这成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的论述的基础。更进一步,在不否认商人资本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托派的一个有力武器)的前提下,斯大林认为商人资本同封建剥削共存,并大概是加强了封建剥削(这不同于托派关于商人资本改变了封建的生产模式的看法)。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也是如此论断的。我们在此有必要长篇引用斯大林对于中国社会特征的论述,以彰明这一他留给其中国追随者的论述的复杂性:
反对派听说商人从资产阶级滲入了中国农村,把土地租给无产的农民。反对派知道商人不是封建主,由此便得出一个现成的公式:封建残余,也就是说,农民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没有重大的意义,现时在中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问题。
但是反对派看不见中国经济的特色不是商人资本滲入农村,而是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条件下,中国农村封建残余的统治是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相结合的。
反对派不懂得,中国现在那种惨无人道地掠夺并压迫中国农民的整个军事官僚机器,本质上就是农村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方法的统治与商人资本的这种结合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
的确,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中国的大小封建主。
事实表明这一革命已席卷几千万农民并有扩展支(至)全中国的趋势。
事实表明,封建主,实在的活的封建主,在中国不仅存在着,而且在好多省份里掌握政权,使军队中的指挥人员服从他们的意志,使国民党的领导受他们的影响,接二连三地给中国革命以打击。
在此以后还否认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在此以后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反对彰明较著的事实[26]。
有关共产国际中国革命策略争论中对立立场之间的这种含混性,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谈及。由于对社会和历史范畴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者的随意使用,当这些术语被按其字面意义理解为社会历史分析的概念时,便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讨论中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和混乱。由于对这些术语运用的历史情境没有严格的定义,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没有阐明他们所谓的中国社会“资产阶级化”或“封建残余的统治”,是暗示中国已经跨入了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还是仍然保留着封建的系统。托洛茨基,似乎把帝国主义的存在看做生产方式的本质变化的表征。尽管中国的生产力仍旧没有(也不能够)在现有条件下得到发展,帝国主义的活动支持并强化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中国社会传播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他说的可能是市场经济!)。托洛茨基在俄国和中国的一些追随者对他的论述进行了演绎,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27]。而斯大林,在另一方面,并没有说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是中世纪欧洲那样的封建制度,他只是说,封建残余的力量(包括经济、政治权力和思想意识的残余,如血缘观念的延续)阻碍了革命的发展。但不管怎样,对这些范畴的随意运用,和对历史发展模式的机械信仰,为之后几年的社会和历史分析,以及直至今日的中国的史学的发展,造成了障碍。
###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
关于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的消息显然在1927年就传到了中国,而且引发了类似的争论,这毫无疑问地导致革命者对中国革命所应釆取的路线,产生普遍的不确定感和理论上的矛盾与困惑。我们仅是通过1928年的有关表述对这些争论的性质有所知悉[28]。中国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因国民党左派观点的存在而被复杂化了。国民党左派不同意共产党人的观点,提出了他们的不同看法,并进一步激起了意见相左的两派共产党人观点的阐发。而且,这三个派别,均是从中国自身而非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革命的议题,从而改变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中心地位。
王宜昌在其1932年的《中国社会史论史》中,对在1928年至1932年“回想时期”的三个派别进行了区分。根据王的观点,其中两派都各有杂志群体代表其观点,而第三派的观点则缺乏有组织的表述,只能从个别作者的著作中窥见他们的主张[29]。王宜昌这一大致区分--后来也被其他的中国唯物主义史学家所接受--并非十分完善,但是它的确为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知识分子中关于革命问题的分歧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描述[30]。
根据王的看法,第一派是“新生命派”,代表了国民党激进派关于中国社会的立场,其观点主要发表在后来用于命名这一派别的《新生命》月刊,还有《东方杂志》、《革命评论》以及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短命的杂志(如《双十》和《前进》)[31]。这些杂志的投稿者包括一些最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如《革命评论》的主编陈公博,《双十》的编辑顾孟余[32]。但在为国民党左派立场辩护的人中,最为著名的是以社会历史分析闻名的陶希圣。陶的论敌们在批驳文章中,常常将国民党左派的观点统称为“陶希圣主义”[33]。
王宜昌将代表中共官方观点的派别称为“新思潮派”。该派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最为严密的理论分析主要见于《新思潮》杂志(尤其是其在论战中经常被提及的一份特刊),其他的杂志还有《思想》月刊、《世界》月刊和《现代青年》。出现在这些杂志上最著名的作者有郭沫若、李立三、潘东周、王学文等[34]。这些作者均为中国在1927年之后接受的代表苏联官方的斯大林的看法辩护。简单地说,据王宜昌所指,这些人开始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但迅速转向捍卫斯大林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35]。他们的观点为“托派”所无法接受。在1929年被最终清除出党以前,托派并没有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大张旗鼓的书面宣扬;但1929年之后,他们开始大力宣传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其中理论分析最为透彻的两位作者是任曙和严灵峰(尽管他们两人互不同意对方的观点)[36]。托派在1930年也出版了一份短命的杂志《动力》,但是他们对于社会历史分析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都发表在1931年之后的《读书杂志》上,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反对中共官方立场的。
三派对立的观点为1927年之后的论争设定了界限:中国主要是一个封建社会,而帝国主义支持或维持着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或者,中国主要是资本主义的,而帝国主义由其本质所决定支持着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或更经常地说,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又或者,中国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阶级结构模糊的社会--这种特征使得具有封建性质的寄生政治势力得以保持他们的权力,同时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服务。
论争是由第三派的支持者,即1927年秋之后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的国民党激进左派发起的。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均背弃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的革命承诺和统一战线政策[37]。从1928年起,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开始发起一场理论斗争,为的是确保革命既能免受右派的腐蚀,又能防止革命在共产党左派的压力下滑向无政府主义。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社会分析,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最为鲜明的理论图景,也正是这种理论上的挑战,逐渐迫使共产党人站出来,界定他们的理论立场。国民党激进左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中国革命的各种策略进行了讨论。尽管这种讨论仍比较呆板,但已然将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论争推向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新阶段。
### 国民党反对派和中国革命
国民党左派在1927年之后继续将中国的主导力量归为“封建势力”。但不同于共产主义者,他们较接近1927年之前的理论预设,将“封建势力”归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他们认为受商业的影响,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久远的周代(前1122-前255年)中期就消失了[38]。但不同于中世纪末的欧洲,中国从未完成向下一个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是暂时停滞在了一个过渡阶段上。整个过渡阶段的经济为农业所主导,并从属于商业资本的慢性的分解作用之下。在这一漫长的过渡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是阶级结构的模糊性。周朝的发展带来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导致土地财富和商业资本的融合。于是一个新的经济中坚力量产生了,他们同时投资于土地和从事商业及高利贷的活动。在西方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推动力的商业,在中国则是在剥削土地和妨碍地区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而存在的,其对生产力的发展没起多少促进作用,相反是有害的。商业资本,不断地侵蚀土地,周期性地集中土地所有权和剥削农民,导致了朝代更替的混乱,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和地区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39]。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期望政治上层建筑能反映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熟知这一理论,但他们却致力于证明中国绝大部分的历史和这一理论并不相符。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统治阶级,没有一个集团、土地所有者或是资本所有者,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他们的统治。周朝末期,封建制度的特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于同一集团结束了。虽然新的土地所有者--商人阶级已经建立起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但是政治权力却落入了官僚手中。官僚是从士大夫中选拔出来的,士大夫则是教育和政治上的精英而非经济精英。由于都同农民的利益对立,官僚和地主的利益经常不谋而合,互相渗透--官僚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商人和地主进入政府掌握权力,但是在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仍然有清楚的界限[40]。
官僚、军阀和混乱时期官僚政治的保护者,构成了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他们不从事生产活动,总体上过着寄生性的生活,从本质上说是封建的[41]。这里的“封建”含义广泛,包括官僚-军阀的地方主义、父系家族组织和儒家思想的统治(儒家思想也是封建时期的产物)。儒家思想强调农业是社会的支柱,这不是如孔子所言是利他主义的结果,而是政治精英的利益于生产基础的反映--他们害怕商人的活动损害他们的利益。商人,在政治精英的压迫下,从来没能发展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建立了同地主共生的关系。这些特点加在一起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阶级结构的混乱。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过去,主导的政治精英为地主的利益服务,现在这一力量--历来就缺乏国民意识的官僚和军阀[42],转而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服务。代理人即买办,他们本身也是具有新技能的士大夫。尽管有新的经济推动力,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仍旧很微弱。
但因有士大夫阶级的存在,资本阶级颇具有士大夫阶级性,更容易和战斗团体结缘。又因为资本阶级的发展,不是中国经济构造内部自发的形式,而是由中国经济构造外部的轧轹,所以虽看见资本阶级的成立,而看不见封建思想的破坏和民主革命的成功[43]。
不仅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难以发展,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国主义的入侵进一步恶化了这一状况。在西方势力压迫下,中国的发展是失衡的。在中国,现代工业主义的附属物先于工业基础而出现--例如,工厂建立之前,铁路的引入加强了军阀的流动性,加剧了中国各地离心的趋势。其负作用大于对经济活动的推动作用。帝国主义的大封建领地现在被分割为更小的封建自治区[44]。
而且,帝国主义加剧了中国商业资本的剥削本质。当代帝国主义在根本上是金融帝国主义。在这一阶段,国内的商业资本从属于金融帝国主义并促进了后者对中国的剥削。过去,金融资本为地区间贸易服务,而现在则将中国乡村同外面的世界相连。对中国农民的剥削链条,从中国最偏远的角落延伸到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家手中[45]。
虽然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外国与中国的金融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仍然将中国和外国的工业区分开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两个先决条件--金融支持和劳动力的迅速增长,仅仅帮助了外国工业,而非中国工业[46]。随着外国工业的持续增长,中国的本土工业停滞不前,有时甚至发生了倒退[47]。导致停滞的原因有很多:外国商品的扩散导致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赔款和鸦片导致了中国财富的外流;人民的贫困导致了市场的收缩,同时又增加了军阀的人力资源,使中国的乱局进一步恶化。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外国工业的竞争、商业和金融资本的力量,以及官僚和军阀活动导致的中国的分裂。
外国工业的竞争使得中国的企业局限于轻工业;而与国计民生的更为密切相关的部门则控制在外国势力手中。从外国进口商品进一步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拥有雄厚资本、具备劳动和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技术上的优势使得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交通。此外,他们还拥有政治上的特权,如关税特惠和治外法权,使得他们可以免于像中国企业家那样遭受当局的盘剥[48]。
金融资本不仅通过中国商人来压榨中国社会,还导致资本流向不创造生产力的投资。因为工业的发展缓慢而不稳定,许多人更愿意将钱投资于回报更快更高的土地和城市投机。这些活动均对生产力没有任何推动作用。资本流入城市,最后落入外国人手中。流入乡村的资本则加深了对农民的暴敛和压榨,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就是明显的征兆[49]。
最后,商业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中国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困境。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们,尽管将国家冋社会阶级区分开来,但是仍然强调了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相互依存性[50]。中国经济有着区域分裂的结构,这不仅仅有利于商业资本,而且为地主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提供了基础。地主们是分裂的产物也是分裂的动因。有人将中国比作19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最主要的任务是统一;不同于法国和俄国,主要的任务是革命[51]。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论者认为,中国革命最适宜的策略就是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中国革命的任务有两个:破坏性的和建设性的。破坏的目标是社会的传统剥削者、仍然统治政治上层建筑的官僚和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破坏不应蔓延为社会性的阶级斗争,原因在于:首先,由于阶级结构的不明确性,中国没有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非常脆弱,而且自身还受到本土军阀以及外来势力的压迫。地主受到商业资本的影响,其优势仅在于将自己受到的剥削传递给农民,他们本身也不是统治阶级[52]。其次,中国最为急需的是统一,阶级斗争只会破坏争取政治统一的努力,使得中国更为疲弱。至于反帝斗争,最迫切的是取得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因为这两者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渗透的最主要的工具[53]。
建设性的任务,是巩固革命的成果和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打好基础。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和中国经济中的工业部门。这会使城市领导乡村(或使工业部门领导农业部门),而且使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并消除前者的负作用,引导其向推进生产力的方向发展。国民党理论家们斥责共产主义者持有的是如儒家官僚主义的“消费者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先进的工业经济基础上。实现革命目标靠的是所有爱国者的合作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非阶级斗争。
最后,国民党理论家们也意识到了社会的阶级问题。他们采用孙中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落后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不明确性,但是国民党应该采取措施来防止这一情况演变为将来的问题,国民党应继续作为民众的党而存在。这样既保证了党的纯洁性,防止军阀和官僚混入党内(1926年以来他们一直试图这么做)。又能够避免将来发生阶级斗争的危险。
### 共产主义者和现代中国的性质
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党人的分歧主要是围绕阶级这一问题。国民党人认为阶级斗争没有必要,而且对国家统一有害,而共产党人认为阶级斗争正是统一的先决条件。可是,共产主义者内部对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于是,对革命的目标也有不同的理解。
1927年之后的新的中共领导集团,依照斯大林的政策,继续坚持中国革命本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54]。代表这一立场的作者们说,中国社会是封建的,或通常说来,是半封建的;帝国主义加强中国社会中封建势力的力量。国民党的作者们将“封建势力”归于政治上层建筑,而中共的作者们将封建主义看做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的根本特征。他们意识到当代中国同中世纪欧洲的区别,但他们为“封建” 这一术语辩护道,虽然两个社会表面上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其剥削方式其实是相同的[55]。很多人也承认,封建的制度在上层建筑中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半封建”一词更适宜于中国的社会[56]。
另一方面,中共作者并没有宣称资本主义在中国完全不存在,而是采用类似国民党作者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仅存在于外国控制的经济领域中。欧洲的工业和商业继续繁荣;但很少有中国企业涉足这些领域,而且仅有的这些中国企业不是日渐衰落,就是停滞不前。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其对中国的改变作用仅局限在少数沿海、城市地区,而这些地区自身又成为了中国其他地区的剥削者[57]。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来描绘一个在帝国主义外来压力和内部固有纷争重重的条件下进行着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这一难题在中共作者身上得到了最充分旳体现:他们对于自己作出的每一个论点,都不得不向其对立面作一些让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遭受着严重的社会经济错位。对很多人来说,中国农村经济在一个世纪中的逐渐崩溃,不仅部分地是由经济现代化引起,而且完全就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统治阶级破坏的结果。由于2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的停滞不前,这一印象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这些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加深这一印象的还有20世纪最初的10年、20世纪20年代,国外势力对统治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军阀-官僚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长期互相残杀,掠夺和破坏中国农村经济,并通过大量的苛捐杂税使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举步维艰--不管这些举动对中国经济停滞和崩溃该负多大的具体责任,它们的确增加了社会的混乱,并制造了不利于经济进步的氛围。帝国主义--中国军阀的支持者,竟变成了中国社会落后的“封建”势力的支持者,而在理论上,这原本正是它们所应当消灭的。
中共理论家们面临的困境从他们扭曲的论证中一览无余。一方面,他们承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历史进步力量,另一方面又无法在这一抽象的信念和他们对这些势力在中国的破坏作用之痛恨之间达成妥协。他们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过渡社会的努力。他们试图用马克思的历史范畴来解释中国社会的现状,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却是从欧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潘东周的论述可谓是这一理论困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例证,他的论述亦经常在论战中被引用:
因为中囯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这些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实际上就占领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就整个中国经济关系来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领了领导地位,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确已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全国经济生活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我们只是说封建关系在中国经济中占着优势,绝不是说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中国不独在城市中已经受了财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及在农村中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分化。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极强度的优势。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不记住帝国主义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帝国主义利用其雄厚的财政资本主义的势力,加紧的向整个中国经济进攻[58]。
于是,尽管资本主义应是中国经济的“领导”力量,落后的“封建势力”却更加有分量--托派很快就看出了这一文字游戏的前后矛盾,并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托派认为,“领导”(leading)也就是“优势”(superior),否认这一事实就是将领导权放入保守的资产阶级手中[59]。对于帝国主义的矛盾态度在潘东周的论述中也十分明显:他不得不同意,帝国主义推动中国向比封建主义更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似乎又抱怨帝国主义“干扰”了中国的经济,于是它同时又是一股落后的势力。
这些作者认为的“封建势力”正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农业特征,包括社会经济结构以至于风俗习惯。潘东周的引文和其他类似的文章用原始的手法描述了落后的土地经济,并以此作为“封建”的证据。落后的附属物是中国经济的区域发展失衡,或换句话说,不存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但中国封建论的基石是中国乡村普遍的剥削方式。大多数相关论证都采用的是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的模式[60]。这一宣言将以下几点看做封建剥削模式的例证:很高的地租;任意的过高的租金;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地主的从属;军阀和官僚对中国乡村的统治--其又从属于地主控制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而这正是封建剥削的工具之一。潘又对以上的内容进行了阐发,他的例子包括超过收成50%的租金,高额的税收和杂费盘剥以及当地恶霸的特权[61]。朱佩我,尽管当时已经脱离了中共,也赞同中国封建论,他又补充了新的例证,如强迫的劳动,贡品的义务(奢侈品如家禽和酒),地主对农民采用的高压政策,其严酷性犹如封建主对奴隶和长期存在的阶级剥削[62]。所有这些例子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定义--封建剥削是“超经济的”和“非经济的”[63]。
根据这一观点,地主远非国民党左派理论家们所说的它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无辜的受害者。地主为军阀对人民的军事压迫提供了支持,并同帝国主义勾结,在经济上对农民进行剥削,分享掠夺农民的战利品。地主,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剥削的代理人:
帝国主义向中国农民搜集原料,所用的方法是与农村的封建地主,商业资本,互相勾结。他们利用自己的买办(商业资本)向地主购买原料,加强地主的欲望,使他们残酷地榨取农民,并且,趁着农民在水深火热中,贷与金钱,迫他们将来钱(贱)价出卖农产品。在这多重的束缚下,帝国主义不过利用地主商业资本,使农民在旧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下,忍受着更残酷的榨取[64]。
虽然本质上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本身也从封建剥削中获利,于是它力图保存封建剥削模式,同进步势力的愿望相违背[65]。但问题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市场倾销多余商品,或是掠夺中国的资源;而是即便发展最好的经济部门也全面受制于帝国主义,所以中国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能增加帝国主义的利益。换句话说,尽管中国能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这要以政治奴役为代价。正如王学文所表述的:
中国经济就其主要的势力及其发展的方向来说,乃是个保有强大封建关系而走向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途中。这是说中国一方面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使全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强有力的封建关系[66]。
这样的看法排除了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或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带领农民来完成,其矛头应直指封建势力(其范围超出了国民党作者的预想)和帝国主义者,他们都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而且,由于这两股势力的联盟有赖于封建的剥削模式,封建剥削不废除,中国的革命目标就不能实现:国家解放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或如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土地革命)来实现。在此之后,中国应开始“非资本主义”的进程。这一策略的一个重要后果,在此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国内资产阶级因现时情况所决定而无力领导全国革命,但是中共理论家们并没有像托派那样将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对象。中国资产阶级自身,正如国内/国外资本主义的区别所表明的,也受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因而有可能在以后参加到革命的同盟中来!
### 托派关于中国社会的观点
对于资产阶级问题的不同看法是中共1927年之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结果是托派在1929年晚期被开除出党。托派的观点与其他两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坚持不应将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势力区分开来,而且必须将中国资产阶级也包括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的目标之中。理论上(如果不是一种政治预见),他们坚持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形式,负有摧毁封建势力和支持资本主义扩展到全世界的历史使命[67]。中国当前是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世界的一部分;非要将国内和国外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并在此基础上宣称中国是封建社会,是非常荒唐的。
中国的托派比托洛茨基本人走的更远。他们迅速地从资产阶级控制着中国这一理论,演绎出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至少是一个资本主义势力塑造着生产关系的过渡性社会。前面已经提到,严灵峰猛烈抨击潘东周在“优势”和“领导”之间的区分。严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势力是中国的“领导”势力,他们也是“优势”力量,因而是革命的主要对象。
托派拒绝讨论论敌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性质这一论题。在他们看来,这种非此即彼的方式(要么是封建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代表的是传统的、非辩证的逻辑;引导这种思维的是非正统的、混乱的理论范畴,如“过渡的”或“亚细亚”社会。他们拒绝采用这种“静止”和“机械”的历史观,而建议识别历史发展中的进步的推动力量。如果多种形式在中国社会中共存,分析家们应强调历史的“领导”力量,而不是如中共理论家们那样,强调那些本应唾弃的残余势力[68]。带着鲜明的政治态度,他们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模棱两可相当于支持“反动派”--这些人试图利用传统的残余来加强他们自身的力量。托派内部对中国经济的复杂性的评估也不尽相同。一个极端是任曙和刘光,他们毫不妥协地否认中国经济中的落后势力能扮演任何的角色,而资本主义在中国则起到了其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作用[69]。另一极端是刘镜圆,他把资产阶级看做中国的领导阶级,但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通过封建剥削的模式繁荣起来的[70]。居中的是严灵峰,他将“领导”力量同社会结构区分开来。虽然中国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但严灵峰承认中国社会结构是复杂的,并包含了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因素[71]。
托派与他们的论敌在封建主义的定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发生了进一步的分歧。他们均认为应该放弃用剥削方式来作为衡量中国是否是封建社会的标准。他们认为,自给自足还是依靠市场经济才是划分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准确的标准:封建社会由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组成,任何对市场活动的参与都是偶然的[72]。他们又进一步地区分这两种经济方式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内部存在一些分歧):1.两者的阶级关系(而不是剥削关系)不同,而正是阶级关系决定了剥削的性质(而不是剥削采取的形式决定剥削的性质)。在封建制度之下,这种关系不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其他的因素如政治特权也对剥削的性质有影响[73]。2.两者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也不相同。资本主义地主与土地的关系不同于封建地主与土地的关系。在中国,土地作为一种独立的商品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期,因而地主已不再是封建地主[74]。3.商业资本没有为封建经济服务,而是代表了资本的原始积累[75]。
其次,托派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的角色的解释也不同于他们的论敌。他们指责对手持有的是“乡村观点”--将乡村和城市、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割裂开来。托派论点的最终关键在于他们的假定--在帝国主义时期,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已不重要,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是一个整体。所以,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大势所趋。任曙在这一点上又是最坚决的。严灵峰则认为帝国主义虽然“绝对地”鼓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相对地”阻碍了它的发展,正如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它自身的基础又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侵蚀一样。刘镜圆的观点正好同严灵峰相反,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相对地”鼓励了、但“绝对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76]。
托派引用了现代经济在中国的表现来确证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观点。对市场的依靠和工业科技的进步为他们的论证提供了主要的支撑。他们的著作充满了关于消费和生产的统计数据以及汽船的增长、铁路的延伸等等资料,来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每天都有新的发展,而不是像他们的论敌所说的有所倒退。但他们引用这些数据时没有注意其代表性,而且常常比他们的对手更机械地解释着中国的复杂情形[77]。不过,他们对于中国自给自足经济已经消失、即使是乡村经济也已从属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论证,的确有效地反驳了对手的观点。当然,商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托派把它看做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原始资本的积累--而非一个独立的或封建的剥削因素。
尽管托派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现状的解释于他们的论敌不同,但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几乎是一样的。既然帝国主义是全球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愈发受制于帝国主义势力--也就是说,经济愈发展,中国的殖民地性便愈深。托派和他们论敌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将资产阶级包括在革命的对象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同外国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所以,如托派所说,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时也是反对中国城乡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托派笔下的“资产阶级”似乎涵盖了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正是这种毫不妥协地将除无产阶级和农民外的一切人排除出革命队伍的理论作风,使托派背上了“取消派”的绰号,并使得他们的革命策略没有达到其本该获得的流行程度。
### 论战及其意义
所有参与这场当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派别,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有效的分析问题的工具。他们对革命的分析显示了他们对唯物主义社会概念的运用比1927年以前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他们的解释以及开出的药方,因为他们不同的政治倾向而各不相同。他们均同意中国现阶段的顽症源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复杂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的性质上,他们产生了争论。国民党左派把这种关系定位为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他们把后者作为过去的残留同社会结构分割开来,他们认为政治领导对于社会是一种正相反对的关系。他们的论述证明了国民党的立场--中国最紧要的任务是发动一场政冶革命以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政治的统一。
尽管内部存在着分歧,共产主义者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中国的分裂并非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而是在社会内部--在存在着敌对利益的社会各阶级之间。政治的领导只要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就还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统治阶级,不管是“封建”地主或是资产阶级,在对人民的剥削中与帝国主义分子结成了联盟。因此,对共产主义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承诺就是通过对社会内部的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来结束国家的分裂并将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些分析引发了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战略之争类似的问题,即某一阶级的统治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怎样的关系,或者用更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某一阶级的统治的继续是否意味着使这个阶级存在的必需的生产方式仍然留存于中国?具体到这场论战,是“封建”的特征引起了这一问题。10年来,革命者对“封建势力”的定义非常松散,“封建势力”的统治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仍然具有如中世纪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性质?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唯物主义的概念并没有准确的掌握。但问题似乎还不仅于此,因为在之后的若干年中,虽然人们对唯物主义的概念更为热悉更为准确,但是对中国社会的解读依旧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如同他们的苏维埃导师(包括列宁)一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让一些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凌驾于另一些前提之上--而历史唯物主义恰恰不允许这样选择性的使用。支持“封建中国论”的人强调剥削方式是社会性质的决定特征,而“资本主义中国论”者则把他们的重点放在交换,或将次重点放在交换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上。至于那些“特殊社会论”者,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商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商业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在这场争论中,人们总是急于指责对方无知、偏离事实,但又从不精确地阐发他们的理论前提。不过,他们未能精确地阐发这些前提,并不等于他们没有阐发这些前提。
几年之后,孙倬章试图将这些前提包容在一个统一的论证之中,他的尝试说明,要演绎出一个关于中国这样的过渡性社会的理论,一方面要逻辑一致,一方面又要忠实于唯物主义历史系统,是非常困难的。郑学稼批评孙倬章是“不逻辑的”,并认为孙的马克思主义观内部矛盾[78]。然而,孙的“不逻辑”和他看似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正是他力图与唯物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保持一致,而同时又能对中国社会的纷繁复杂作出解释的结果。
孙倬章首先是将经济基础和建筑在其之上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区分开来。两者有着不同的变化速度。基础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上层建筑的改变,但改变的步伐随着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在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封建的。而那之后,封建经济基础被摧毁了(他同意托派的观点,认为自给自足是检验封建经济的标准),但上层建筑仍保存了封建主义的主导成分;于是,尽管资本主义关系已经代替了经济上的封建主义,但是从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依旧是封建的:“由此我们可知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基础,封建经济已经被摧毁。但政治、法律和其他意识形态,(所有这些)均属于上层建筑,仍保存着强大的封建势力[79]。”
孙认为,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才导致了争论的产生。一个派别关注于社会经济基础,认识到封建主义已被推翻,于是就作出上层建筑也随之起了变化的结论。而另一派别仅注意到上层建筑没有变化,就以此认定什么都没改变。这双方的共同错误在于:他们都期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能同时发生变化。
如果孙倬章就此打住,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他的立场与托派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因为他也认为中国本质上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尽管是“修正”的资本主义(“变态资本主义”)。但他更进了一步,将财产和剥削方式区别开来--仅有少数的托派做了这样一种区分(孙批评严灵峰没有做到这一点)。孙认为:当代中国在财产关系上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剥削方式上仍然是封建性质的[80]。
财产关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土地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81];对土地的投资,如同对其他资产的投资是由市场利息率决定的(也就是说,地租不过是地主的投资所挣得的利息)。在中国,资本的运动控制了土地的交换,这从土地流动性的增强上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82]。然而,孙却否定了这一观点,他说由于中国乡村的剥削比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更为严厉,因而地租关系是封建性质的[83]。此外,他不同 意朱佩我的观点,认为剥削形式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仍旧遵循着传统的惯例。
孙倬章作出了勇敢的尝试,他将所有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财产与交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都纳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大框架之中。而另外一些人则仅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现实革命策略而进行着争论。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都意识到他们的分析中存在着漏洞。所以无论是在苏联还是中国,论者们都试图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根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中国历史的严肃的唯物主义研究,首次登上了中国的思想舞台。
* * *
[1] 这一时期的讨论多刊登在共产党和统一战线组织的刊物如《新青年》《向导》和《中国农民》上。一些重要的论文集中出版于1926年的《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2卷本)中。这些论文仍然赞成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的重点多放在与革命任务具有直接关联的战术性问题而非战略性问题上。较为重要的论文出现在《中国农民》上。那些亲身参与农民运动的人发表了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观点--这与其革命实践密切相关。毛泽东也在《中国农民》发表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最初的分析。这些文章冋样是强调战术问题多于战略问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作出了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近距离、更具体的观察。
[2] 这些论文主要都是共产党人和反对将权力集中于党和国家手中的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代表人物是张东荪)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文章。
[3] 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载于《社会主义讨论集》,页312-321。
[4] 其中一例可以参看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发展实业》,载于《社会主义讨论集》,页250-271。
[5] 列宁的思想最为清楚地表现在他在1920年提交给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中。简言之,他认为帝国主义势力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挥着矛盾的双重作用:在将资本主义引入这些地区、促进本土资本主义成长的同时,由于害怕丧失其自身的优势,它没有也不能够允许(半)殖民地生产力的成熟。于是帝国主义更愿意支持(半)殖民地本土的落后的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新兴的无产阶级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传统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由于资产阶级和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均不足以独立地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因而,只要它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就应该合作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收于《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北京:外语出版社,1967)。关于列宁这一思想在中国情境下的一个重要的重申,参见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于《前锋》1卷2期(1923年12月),页1-9。应该注意的是:陈独秀的这篇文草发表于统一战线建立的前夕。
[6] 参见下一段。
[7]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将以帝国主义势力为靠山的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外的所有中国人都包括进统一战线。他还清楚地指出,在现有的情况下,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尽管也很弱小,但是还是要比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载于本章注[5]所引期刊,页4)。
[8] 瞿秋白,《国民运动中之阶级分化》,载于《新青年》14卷3期(1926年3月25曰),页307-327;引文见页309。
[9] 另一位作者也表达了革命实践与对于社会力量的具体的意识之间的关系:“高层的政治领袖没有意识到士绅的罪恶,但是像我们这样从人民中成长出来的革命同志已经非常清醒地汄识到了这一点。”邓亮生(音),《农民运动的障碍--绅士阶级》,载于《中国农民》第10期(1926年12月),页15-18;引文见页15。
[10] 关于共产党在五卅事件后群众基础的扩展,参见J.P.Harrison(哈里森),The Long March to Power(《通向权力之长征》)(New York:Praeger,1971),第3章。
[11] 关于国民党右派反对统一战线和共产党的一些言论,参见A.Dirlik(德里克),“Mass Movement and Left Kuomindang”(《国民党左派和群众运动》),Modern China,1.1(Jan 1975)。
[12] 瞿秋白,《国民运动中之阶级分化》,载于本章注[8]所引期刊,页326。
[13] 我以下的讨论是建立在对《中国农民》熟读的基础之上的。有趣的是,这时的国民党领导人(如陈公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共产党人十分接近--至少是心照不宣的。参见陈公博,《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载于《中国农民》6-7期(1926年7月),页699-702。陈并未直接触及阶级斗争问题,而只是警告不应该疏远革命的“中农”(页702)。还有其他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官方言论的激进化倾向不断增长。参见A.Dirlik(德里克),“Mass Movement and Left Kuomindang”(《国民党左派和群众运动》),pp.46-74.
[14] 谭平山,《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载于《中国农民》1卷1期(1926年1月),页20-21。谭抨击地主和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人民的压迫者。他的言论与那些认为地主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论断针锋相对。他又补充道,如果农民和工人参与革命运动的话,不能仅仅是利用他们,还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这种观点并非是个别的,《中国农民》上亦有其他文章主张进行阶级斗争,参见同期上罗其 原(音)的文章以及第3期上毛泽东和彭公达的文章。
[15] 《中国农民》第10期是考察“士绅”的专号。作者们攻击士绅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他们把士绅看做是政治精英的中间桥梁--联系官僚军阀和本土经济利益之间的渠道。但无论如何,如注释[9]中的邓文所表明的,他们依然把士绅视为一个阶级。有趣的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也把士绅视为中国社会的罪人,但是他们恰恰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士绅并非一个阶级,所以士绅问题就是一个政治问 题而非社会问题。
[16] 邹静方(音),《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载于《中国农民》1卷4期(1926年4月),页425-440。邹文考察了从周初直至现今的土地分配和农民问题的关系。他认为,在周朝国有制为私有制所取代,是农民苦难的源头。他建议未来应该实行土地的国有化和重新分配(页439)。
[17] B.Schwartz(史华慈),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7),pp.58-59.
[18] 如此前的讨论所示,这并不是说发生在苏联的辩论直接引发了中国有关革命问题的讨论。但是它们确实为在中国进行的讨论提供了替代性的理论见解和资源。
[19] Leon Trotsky(托洛茨基),“The Canton Insurrection”(Alma Ata,1928)(《广州起义》),载于L.Trotsky,Problems of Chinese Revolution(《中国革命问题》),ed.by Max Shachma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7),p.125.
[20]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次演讲》,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大会上分发,同上书,页110-111。
[21] 当然,托洛茨基并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在利益上完全一致。而是说,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超过了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这一点,资产阶级要反对无产阶级。这实际上违背了列宁在《论民族和殖民地》的看法。
[22]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将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欧洲这是由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进而像俄国那样迈向社会主义。
[23]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译文采自斯大林《论反对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页416。
[24] B.Schwartz(史华慈),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
[25]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关于中国》,同本章注[23]所引书,页475-476。
[26] 同上书,页476-477。
[27] 季诺维也夫,《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15日。这一观点最主要的提倡者是拉狄克,我们将在下章论及。
[28] 在我1969年对陶希圣的访谈中,他告诉我:当时武汉的革命者清楚知道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他当时是维护斯大林的观点)、拉狄克等人的论点,并通过自撰的小册子进行辩论。王宜昌也指出,拉狄克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讲演最早在1927年也已经传入了中国,尽管它到1928年才编印成书。参见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页21。
[29] 同上书,页22-24。
[30] 有些期刊很难加以分类。例如,《东方杂志》与前面提及的其他期刊相比,并非政治性的刊物。当然,王宜昌提及的属于某个派别的作者中也为其他派别的杂志投稿。《新生命》既刊登陶希圣的文章也刊登他当时的主要论敌朱佩我的文章。郭沫若也为《东方杂志》投稿。除去上述这些因素,王宜昌的区分大致是令人满意的。
[31]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页22。
[32] 陈公博和顾孟余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改组派”的领袖。“改组派”成立于1928年冬,主张回归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的精神(也正是那次改组促成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关于“改组派”政治立场的讨论,参见A.Dirlik(德里克),“Mass Movement and Left Kuomindang”(《国民党左派和群众运动》)。
[33] 参见《食货》2卷11期(1935年11月1日)的“编辑的话”。
[34]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页22-23。王学文和潘东周经常被视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不幸的是,我未能找到任何的证据能够说明他们二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35] 同上书,页30-31。
[36] 任曙的代表作是《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上海,1932),严灵峰的代表作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1931)。关于这两位作者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任曙(有些《读书杂志》的读者把他当做陈独秀,参见《读书杂志》1卷4-5期的编辑手记)。尽管是托派的一员,任曙的身份却相当隐秘。在《读书杂志》2卷2-3期致编者的一封信中,任曙宣称他只不过是任曙而已。他显然曾经是一个工人,在1925-1928年加入革命,工 作与中央农民部有关。1928年之后他离开了中国,大概是去了莫斯科。就在同期的《读书杂志》上,作为编者的王礼锡指出他在1932年初之后就再没有听到有关任曙的消息,并向读者询问任曙的下落。严灵峰1926年来到广东,但是由于对在广东的所见所闻不满,他10月就去了莫斯科。在从东方大学毕业后,他显然也对莫斯科失去了幻想,回到了中国。他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来又在国民党内担任了一系列的顾问的职务,并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一直到今日。关于严灵峰1926年之前的思想发展,参见他的《我与社会科学》,载于《读书杂志》3卷1期(1933年1月),页1-44。关于严的现在的情况,我要感谢卡根(Richard Kagan)提供的信息。托派,尽管经常也因其刊物《动力》而被称为“动力派”,但是它显然并没有像其他两派那样形成一个很有内聚力的团体。
[37] A.Dirlik(德里克),“Mass Movement and Left Kuomindang”(《国民党左派和群众运动》)。
[38]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折》(上海,1929),页26。亦可参见愈之(顾盂余的化名),《农民与土地问题》,载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上海,1930),页261-262。
[39] 陶希圣早期的许多论著都有讨论中国社会的商业资本问题。关于早期的讨论,参见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海,1929),页41-60。
[40]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页83-105。陶希圣将“士大夫”视为居于形式上的经济地主和形式上的政治官僚之间的一种身份集团。他在士大夫问题上的论述有些模糊:有时试图证明他们不属于任何阶级,有时又将其作为一个阶级。后来李季抓住了这一点,对陶有关士大夫的论述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41] 同上书,关于封建地主和士大夫之间的分别,参见页38。
[42] 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载于《新生命》3卷2期(1930年2月)。
[43]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42。
[44] 载于本章注[42]所引期刊,页142。
[45] 载于本章注[42]所引期刊,页7。
[46] 载于本章注[42]所引期刊,页12。
[47] 载于本章注[42]所引期刊。亦可参见何思源,《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和中国的危机》,载于《新生命》2卷5期(1929年5月),页1-4;以及林民,《资本主义社会之研究》,载于《新生命》3卷12期(1930年12月),页1-11。
[48] 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多得不胜枚举。有关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的详细的讨论,参见周谷城,《现代中国经济变迁概论》,载于《读书杂志》2卷7-8期(1932年8月),页1-69。有关这一问题尤其集中于页50-55的讨论。
[49] 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国民党左派的理论家们不甚强调地主的剥削性,相反,他们更多地是谴责商业资本的剥削性。
[50] 一些重要的论文有陶希圣,《统一与生产》,载于《新生命》3卷4期(1930年4月);《长期和平之诊断》,载于《新生命》3卷1期(1930年1月);萨孟武,《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载于《新生命》1卷8期(1928年8月);《第一统一,第二生产》,载于《新生命》3卷5期(1930年5月);《革命与统一》,载于《新生命》3卷6期(1930年6月)。
[51] 萨孟武,《革命与统一》,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
[52] 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载于本章注[42]所引期刊,页16。亦见愈之,《农民与土地问题》,载于本章注[38]所引书,页265。
[53] 陶希圣,《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载于《新生命》2卷7期(1929年7月),页13。
[54] 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党的总负责人。瞿秋白在这个位置上呆了接近一年,后于1928年莫斯科中共“六大”上为向忠发所取代。之后,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崛起,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然而,这些领导人的更替反映的只是一些战术性的政策变化。整个这一时期,那些追随党的领导的人被称为“干部派”,而那些托派分子则被称为“反对派”。
[55] 许多将剥削方式视为封建主义定义之关键的论者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描述为“非经济”或“超经济”的。参见朱其华(朱佩我的化名),《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上海,1932),页277。
[56] 李立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载于《布尔什维克》3卷2-3期(1930年3月15日),页60。
[57] 关于这一通常的看法,参见潘东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载于《社会科学讲座》第1卷(上海,1930),页246-251。
[58] 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转引自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上海,1932),页23-24。
[59]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1931),页50。
[60] C.Brandt,B.Schwartz and J.K.Fairbank(eds.)(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编),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New York:Atheneum,1967),p.496.
[61] 潘东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载于本章注[57]所引期刊,页242。
[62] 朱新繁,《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载于《读书杂志》1卷4-5期(1931年8月),页45。
[63] 参见第四章对于马克思这些范畴的涵义的解释。
[64] 潘东周,《中国经济论》,转引自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1937),页64。
[65] 潘东周的模糊性在以下这段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帝国主义入寇中国以来,为要输出商品于中国内地,必须在这里建筑铁路,开辟商埠。为了榨取中国所有不值钱的劳动,和利用天然的宝库,也开始在中国建设一些新式资本主义企业。中国产业革命,的确是帝国主义东来以后才渐渐发展起来。帝国主义把新式资本主义技术,移植于中国,以开发中国。从此以后,对于中国的封建经济,行帮制,尤其是自然经济,就给予一个极大的打击,使中国经济组织,走上了新的途径。”(同上书,页63-64)潘的这些论述让人隐约回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功绩的夸张论述。
[66] 转引自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1937),页61-62。
[67]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上海,1932),页37。
[68]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1931),页181-182。
[69] 参见刘光为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一书所作的序言,页13-16。关于任曙的观点,参见其书页61-62,任曙批评拉狄克关于帝国主义是中国发展的障碍的暗示。关于拉狄克的观点,参见本书第四章。
[70] 刘镜园,《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载于《读书杂志》1卷4-5期,页8。
[71]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1931),页187-192。
[72] 这一关于封建主义的定义很可能是源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细碎的小生产,生产机关适于个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细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为生产者自己所占有。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封建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生产品才拿去出卖,才拿去交换,商品生产尚在初生状态。”这也是列宁在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接受的一个定义,在该书中市场经济的成长是列宁关心的首要问题。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这些著作在托洛茨基的文章中经常被引用。
[73]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1931),页101-104。
[74] 同上书,页106。亦可参见刘镜园,《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载于《读书杂志》2卷2-3期(1932年3月),页1-47,尤其是页25。这些作者,还有李季,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入侵之前已经有一定形式的发展。任曙强烈反对这一看法。
[75]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1931),页9-10。亦见郑学稼,《资本主义发展之中国农村》,载于《读书杂志》2卷7-8期(1932年8月),页1-52,尤其是页9。
[76] 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1931),页10。刘镜园,《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载于本章注[74]所引期刊,页18。
[77] 刘光在为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绪论》所作的序言中将中国工业和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关口--1917年的俄国(页22)和1864年的欧洲(页27)作了比较。在中国之外,刘比较了海关税收和农业税收,以表明现代经济部类对于传统经济部类的支配地位。任曙对于对外贸易、工业和交通的研究至为详细(页81-110)。他特别仔细地考察了以下方面:海运(页83)、金融机构(页83-84)、棉丝织业(比较其中的工厂部类和手工部类,并做中外之比较--页85-91)、机器进口(页94-95)。他使用的一组数据后来成为笑柄。作为辩论中并不鲜见的对于数据形式化使用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此值得一提:任显然是受到了赖姆斯(音,W.Reimes?)的《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影响--后者将现代交通业视为现代生活的“神经与脉管”。由此,任比较了帆船和轮船、钱庄和银行,作为衡量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程度的标准:“如果我们说中国的帆船可以表现封建经济时代的交通工具,轮船则代表资本主义时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请大家注意下面的记载:
**历年轮船和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百分比:** | **1875**| **1905**| **1915**| **1925**| **1926**
---|---|---|---|---|---
**轮船**| 85| 91| 93| 97| 98
**帆船**| 15| 9| 7| 3| 2
**总数**| 100| 100| 100| 100| 100
**1912-1920年中国银钱业投资的百分比:** | **1912**| **1920**
---|---|---
**钱庄**| 68| 37
**银行**| 32| 63
**总数**| 100| 100
......这里我们很明白地看见中国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没有两样: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的开始了......”(页82-84)严灵峰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海,1931)中则将机器输入、纺织业和重工业的增长视为资本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标志(页18-25);在同书中另外一处他又论及:机器数量的增加、铁路投资的增加、电报、电话公司、煤炭重工业的增加、轻工业、工农公司和银行是资本主义支配地位的标志(页77-84)。
[78] 郑学稼,《小部分的形式了解》,载于《读书杂志》2卷5期(1932年5月),致编者的信。
[79] 孙倬章,《中国经济的分析》,载于《读书杂志》1卷4-5期(1931年8月),页1-87,尤其是页55-59,引文见页58。
[80] 孙倬章,《中国土地问题》,载于《读书杂志》2卷1期(1932年1月),页11。这一区分是在1928年9月中共“六大”上作出的,后来在中央委员会反对托派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孙运用这一论据在支持他的分析(页17-18)。
[81]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11。
[82]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12-14。
[83] 载于同上注所引期刊,页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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