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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巴黎手稿》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vid-mclellan-198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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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巴黎手稿》
1.绪言
2.异化劳动
3.共产主义
4.黑格尔的辩证法
5.需要、生产、劳动分工与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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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绪言
1844年夏季里,马克思开始构思一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文章,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1867年写成《资本论》之前一系列草稿的第一篇。在概略叙述这一著作的序言中,他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实现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许下的诺言。这是因为:
“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用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1]
因此,他计划用单独的小册子来研究各种各样的论题(法律,道德,政治等等。)从政治经济学开始,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事实上,他已经同一个达姆施塔特的出版商莱斯克就这本书签定了合同。这一计划是一项毕生的工作,马克思并没有超出计划的第一步,《资本论》和以前的那些文章就是第一步。也是完成这一系列“小册子”的最后一部。
形成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基础的四篇手稿保存了下来,虽然已经不那么完整了。第一篇共27页,其中包括大量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问题的观点的摘录,接着是马克思自己对异化劳动的见解。第二篇手稿是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4页残稿。第三篇有45页,内容包括关于私有财产,劳动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关于生产和劳动分配的一节论述;还有一小节关于货币的论述。第四篇手稿有4页,是黑格尔现象学最后一章的摘要。
这些手稿的形式同前一年夏天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样——摘录了所涉及的作者们的话,并加以批判的评论。然而,写作的风格和阐述的详尽程度却大不相同。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2]他在摘录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述时,用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简明、语句精炼;马克思自己对社会的见解表述使人想起他以前文章的修辞手段;同时,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讨论同他的讨论对象一样复杂和晦涩。
在序言里,马克思提到了他的原始资料。首先是“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3]马克思在开始写第一篇手稿以前,已经阅读和摘录了15部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的著作。马克思承认,其次是受惠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虽然马克思又说,“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以外,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4]其中最重要的是恩格斯,他使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经济学,而且他的文章是《德法年鉴》上第一篇经济学论著。马克思从中作了摘录。两个人曾于1842年11月在科隆会过面,可是马克思知道恩格斯是代表着他与之刚刚决裂的柏林“自由人”的,因此对恩格斯的接待非常冷淡。恩格斯此时已通过赫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在1843年几乎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在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公司里工作。在那里他接触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研究了斯密、欧文、穆勒、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海尔维格邀请恩格斯为《德法年鉴》写些东西,恩格斯应邀写了两篇文章:《英国的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欧文主义的报纸《新道德世界>已将大陆的运动向英国作了说明,恩格斯在《德法年鉴》的工作则是反过来将英国的情况向大陆作了阐述。他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卡莱尔的著作《过去与现在》的短评,恩格斯赞同卡莱尔对资本主义创造的非人社会的批判,可是否认解决的办法在于回到宗教理想主义:恩格斯所宣扬的是彻底的费尔巴哈人道主义。他的第二篇文章是他阅读经济学的摘要。中心思想是对私有制和由私有制而引起的竞争精神的控诉。反复爆发的经济危机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资本的增长和积累必然导致工资的下降并日益加剧阶级斗争。科学和技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可以提供巨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用来加重对工人的压迫。这篇文章给马克思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马克思称它是一个“天才的大纲”),[5]而且标志着马克思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起点。《德法年鉴》出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长期通信。马克思后来说,在1844年恩格斯来到巴黎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6]
马克思所提到的第三个来源是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当中,马克思与之来往频繁的肯定是蒲鲁东。马克思这时已经从法国社会主义者们中精心选出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7]当马克思在巴黎时,他们相互有了许多了解。马克思写道:“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8]恩格斯也回忆道,那时“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9]马克思对蒲鲁东最欣赏的是他对私有制的彻底批判和他关于经济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思想。
马克思所有笔记的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赫斯和恩格斯也曾把自己描述成费尔巴哈的信徒),马克思说,实证的批判主义,因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的批判主义,是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临时纲要》和《原理》中的发现之上的。“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0]
### 2.异化劳动
马克思第一部手稿的第一部分包括了这一时期他从所阅读的经济学著作中做的大量的摘录和释义。他把这节摘录分为工资、资本和地租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占马克思把各页分成三栏中的一栏。第一部分摘自亚当·斯密的著作,马克思记下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严酷的斗争,这一斗争决定着工资,同时把工人降低到商品的地位。工人是不能取胜的: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如果社会财富处于日益增进的状态,那么意味着资本正在积累,而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同工人疏远。简言之,“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11]
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经常用论述物,如论述一所房子的言词来论述人。它不是在描述那种“作为人类中的一员,处在自由的时间以内”的人;关于这--方面,国民经济学把它留给了其它学科。马克思继续写道:
“现在让我们起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象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12]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马克思从三个来源积累了一系列的摘录:首先是德国自由主义作家威廉·舒耳茨关于工人的贫穷、机器使人丧失人性的效果和女工童工劳动的人数方面的论述。[13]第二是康士坦丁·贝魁尔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被迫处于下降和从属地位的论述;[14]第三是欧根纳·毕莱关于无产阶级的被剥削和苦难的论述。[15]
马克思第一手稿的第二部分标题是“资本的利润”,摘录了若干段话。首先是引录亚当·斯密的话,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对劳动和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接着他描述了资本家借以从工资和原料中获得利润的手段;吸引着资本家的动机;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在笔记的最后一部分,马克思引用了李嘉图、舒耳茨、贝魁尔和亚当·斯密的话。
马克思第一手稿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地租问题的,地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永无休止的利益对抗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亚当·斯密的话,并评论道:
“但是,斯密从土地所有者榨取社会一切利益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社会利益一致,这就荒谬了。根据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占统治的条件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成反比,正象高利赞者靠浪费得到的利益决不同浪费者的利益相一致一样。"[16]
马克思概述了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相似性:归根到底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社会只被分为两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从封建社会以来,土地所有权的特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不论保留大块地产,还是将其分割成几份小些的地产,都不能避免陷入危机。
马克思的手稿写到这里,他突然不再按平行的三栏写作,并且直接越过这一页。他甚至改变了写作风格,不再引证他人的论断而是直接发表自己的论述。关于异化劳动这一节是马克思手稿中最精彩的部分。在这一节里,马克思批评了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看到的劳动概念。(马克思刚刚还从他们那里作了摘录),一般地说,他们的概念是肤浅的和抽象的,而马克思本人则对经济学的本质做了清晰的论述。从国民经济学家的前提出发,马克思想要表明,工人生产得越多,他就越贫困。可是这一分析依然是不够深刻的: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17]
可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们未能理解不同经济因素之间的必然联系与发展,所以他们就不能对经济学作出清晰的论述。与此相反,马克思则立志要“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18]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方法是设想一个虚构的原始状态,然后从那里出发,可是这只是简单地把一个本应说明的东西当作事实接受下来:“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19]
马克思在介绍他的主要观点以前,再一次声明他的观点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他说“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20]这一事实就是工人们普遍的贫困和非人待遇。马克思发展了这一事实中所包含的意思,从而引出了这一节的主题: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因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1]
用比较简单和概括的话来说,当马克思谈到异化问题时他的意思是:人的本性是作为自己的创造者;他是在不断地工作,在同他的同伴们一齐协作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自身的。在人与世界之间这种不断的交换过程中,人的本性是控制这一过程的,人是这一过程的创造者,是产生这一过程的主体。然而,这种本性已经变得同人疏远起来;就是说它不再是他自己的本性,而属于其他什么人或东西。例如在宗教中,上帝是历史进程的主体。上帝掌握着创造的权柄,人类只处在依附的状态中。在经济领域中,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是货币和现金交易关系操纵着人,好象人们是客体而不是主体了。核心观点就是说,人已经丧失了控制自身发展的能力,并已看到这种控制能力转向了其它实体。人所固有的东西变得异化于人,成了别的某种东西的属性。[22]
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象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这意味着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就越走向失业和饥饿。马克思在这里再一次用宗教做了类比:
“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地陷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23]
在这里,工人受到了双重剥夺:他同自然界,即感性的外部世界的联系,对他来说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异化既剥夺了他的劳动对象,也剥夺了他生存所需要的资料。
接着,马克思又谈起了国民经济学家的态度,他们把异化的规律解释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24]国民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财富,但忽视了强压在工人头上的贫穷,畸形和愚昧。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是借以衡量劳动的本质的极严格的尺度。[25]
讨论了工人同他的劳动对象的关系后,马克思又确定并分析了异化的人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工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马克思问道:“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象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对立呢?”[26]马克思把这种型式的异化作了三个方面的分析:首先,劳动是劳动者外在的、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第二,劳动是被迫的,而不是自觉自愿的;第三,这时人的活动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马克思再一次用宗教为例进行了分析:“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已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自己的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27]其结果是使人变成动物,因为他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如吃、喝和性行为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当他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
马克思分析了人不仅同他的劳动产品异化,而且也在生产行为中被异化(马克思称这第二种特点是“自我异化”)。马克思现在又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特点推出它的第三个特点:人同他的类,同他同类的伙伴中相异化。马克思的“类”概念是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下来的,马克思给“类”下了定义。类存在的两个主要特点是自我意识和普遍性:“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8]这种普遍性就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人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占用整个无机自然界的资源。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不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9]
诚然,动物也生产----可是动物只能生产它们自己直接需要的东西。而人则不同,人的本性要去全面地、自由地生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0]马克思对他的论述作了如下总结: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31]
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通过有意识地改造无机自然界,通过生产而生活。这种“生命活动”是人的本质。由于这种“生命活动”被异化,变成纯粹的生存手段,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类存在。因为只要劳动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被剥夺了他生产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人被剥夺去了他的客观类生活。
马克思从异化的前三个特点中推出第四个特点,以此来完成他对异化的总体描述:人同他人相异化。
“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32]
在重申了他只是在分析来自经济事实的概念之后,马克思提出了问题:如果我的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属于别人的,那么这个别人是谁呢?在这--节一开始,马克思已经接触了这一问题:“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和证实。”[33]现在他进一步展开他的观点,人的劳动产品不是属于神,也不是属于自然界,只能属于人自己。“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34]马克思在这里又回头论述人的异化的第四个特点。[35]人的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都同人离异了,这意味着其他人已经控制了他的产品和他的活动。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艰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僧侣或者俗人同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36]
在这里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和工资得出了几点实际的结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因为正是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产生了资本家同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7]诚然,私有制好象是最先出现的,可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象种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38]这曾被称作是一个“预期理由”,严格地说,这是正确的:正如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一样,异化劳动的观念也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然而马克思想要指出的是:社会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因而以此来进行财富的分配。
马克思用他这一结论来回答两个当代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虽然在论述中把劳动作为生产的基础,可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在这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再一次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的后果”。[39]这样劳动变成了工资的奴仆,增加工资便不能使劳动恢复人的身份的尊严。马克思总结道:
“甚至是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会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40]
马克思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全人类获得普遍解放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全人类的解放将是由工人的解放所导致的(在这里他再一次重申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导言》的结尾时的观点)。“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此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括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41]
接着,马克思准备论述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商业、竞争、资本、货币,这些范畴都是以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这两个基本因素为基础的。但他首先试图“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概括了他以前的结论后,马克思准备考察异己的人(生产已落入这种人的统治之下)同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马克思做了三点初步的评论。首先,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异化的活动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异化的状态;第二,工人对其产品和劳动的实践态度,在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马克思写道“让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可是手稿到此中断了。没有完成。
尽管这部分手稿没有完成,但还是有可能判断出马克思准备继续写的那些东西的大概轮廓。在他当时的笔记本中,马克思记下了他阅读国民经济学的心得,而且他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所做的笔记特别长,并且十分丰富。在笔记中,马克思论述了他在手稿未完成部分中准备探讨的有关异化劳动的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商业、竞争、资本和货币。马克思集中研究了货币和私有财产的那种使人丧失人性的影响,结尾时论述了他的非异化劳动的思想,这是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的肯定一面。
马克思的笔记是从对穆勒的批评开始的,穆勒企图在如此混乱、总是不断变动的国民经济学领域中概括出一些精确的规律。接着马克思评论了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媒介的论述。货币只是使人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具有意义:
“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井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媒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媒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媒介才有价值。”[42]
马克思在描述了(并不十分清楚)货币的媒介类似于基督的媒介以后,进而解释了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下货币的必要性,因为人们必须进行交换,而交换必须发展到价值。确实,人们依然迷信并且紧紧握住他们的钱袋。启蒙的经济学家曾经企图通过采用汇票、支票和各种信贷方式来反对这种交换方式。甚至圣西门的追随者们竟误以为在一个信贷制度下(他们的理想是充分组织起来的银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可以被逐步克服,人类的关系可以复归。然而,这种复归仅仅是表面上的,因为这里异化不再是纯粹的外来者,而是亲自进入到了人的道德和社会之中。因为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43]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信用业有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它增加了财富的力量,因为信贷更乐于提供给那些已经有了钱的人,第二,它给一个经济人增加了一种道德上的判决,这意味着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还要在道德上被判决为不配得到信任,第三,它强迫人们不得不试图采用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第四,信用业最终在银行业中完成。
与这种基于货币和信贷基础上的社会相对照,马克思构画了他关于人的真正社会存在的思想:
“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44]
国民经济学家,例如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亚当·斯密,认为人的社会联系就在于贸易和交换之中,但如果交换和贸易就是社会的、普遍的行动,那么,甚至私有财产也就具有了非个人的特点。首先,因为它是由某一个人从生产者那里获得的,对这一人来说它就不具备任何个人的意义。
“其次,它同另一种私有财产发生关系,并被认为同这种私有财产是相等的。它的地位被另一种私有财产所代替,如同它本身代替了另一种私有财产一样。因而,私有财产从双方来看都表现为另一种私有财产的代表,表现为同另一种自然产物相等的东西,并且双方是这样相至发生关系的,每一方都代表另一方的存在,双方都作为它的自身和它的异在的代替物相互发生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本身的存在就成了它作为代替物,作为等价物的存在。”[45]
这必然导致劳动变为雇佣劳动。在原始的贸易。往来中,人们只是交换他们自己产品的剩余部分。可是很快人们就开始为交换而生产,最后:“他的劳动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个人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46]增进这一过程的唯一原因是随着文明发展而发展的劳动分工。
因此,处于野蛮状态的人生产的多少是根据他自己需要的多少,而在发达的阶段:
“如果我生产的物品超过了我自己能够直接消费的,那么,我的剩余产品是精确地估计到你的需求的。……因此,我们彼此的产品是满足我们彼此需要的手段、媒介、工具、公认的权力。因此,你的需求和你所占有的等价物,对我来说是具有同等意义的、相同的术语。你的需求只有在对我具有意义和效用时,才具有效用,从而具有意义;如果单纯把你看作一个没有这种交换工具的人,那么,你的需求从你这方面来说是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而在我看来则是实现不了的幻想。可见,你作为人;同我的物品老无关系,因为我自己同我的物品也不具有人的关系。”[47]
结论是:“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48]马克思以关于异化劳动的描述结束了这篇关于货币的笔记,这是很少的几节中的一节,其中,马克思详细描绘了他那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这是值得详细摘述的: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今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建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情况就是这样: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发生的事情。
……
“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尺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49]
马克思的基本论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自身的对象化否定了他自己的类存在,而不是进一步证实这种类存在。马克思宣称,这一判断是纯粹建立在对经济事实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张运用国民经济学家本身的结论,只批判他们的前提,有几次马克思只要求仅仅反映经济事实,并且在手稿的序言中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和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50]然而他对诸如“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实现”等词的使用,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分析并不完全是科学的。如果这意味着缺乏价值判断,那么它也不是经验批判的。因为马克思的描写充满了鲜明的,过于简化的,近似于警句式的见解。而且尽管经济分析是从国民经济学那里接受下来的,但道德判断却是通过阅读舒耳茨、贝魁尔、西斯蒙第,和毕莱的名著而受到启发的。为了弄懂马克思的主张,必须知道,“经验”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涉及到价值—事实的区别(这本是他一直抵制的观念),但他的分析(不论它可能导向哪里)完全是从恰当的基点——人的物质需要出发的。[51]
### 3.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第二手稿最终只残存四页。在这一部分马克思描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态度。
“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正象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漠不关心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一样。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52]
私有财产的存在既意味着人类活动作为异化劳动的生产,也意味着资本的生产,资本使所有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性都变得无关紧要;马克思称赞国民经济学已经消除了对土地所有者的浪漫的幻觉并把他们当作实际上的资本家,马克思分析了最近的经济发展,并总结说:“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53]手稿的结尾是一小段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发展的论述。
第三手稿的开始是两大段笔记,其中涉及了一篇已经丢失了的手稿。第一段笔记谈的是私有财产与劳动。马克思说:只有亚当·斯密和他的信徒的经济学“才应被看成……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54]恩格斯把亚当·斯密叫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对的。[55]正象路德把宗教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一样,在现代经济学中人被看作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可是这种认识只是表面上的,因为经济学陷入一种矛盾之中,它把劳动当作财富的唯一的本质,可是又证明这将产生一个敌视人的结果。这段笔记的其余部分是批评魁奈的重农主义者,因为他们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捍卫封建主义的观念。
第二部分笔记概括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以前试图对这种转变所做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蒲鲁东提倡废除资本,傅立叶和圣西门探索异化劳动是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傅立叶曾鼓吹回到农业劳动去,而圣西门则认为工业劳动的正确组织才是关键。然而,共产主义比这些偏颇的见解更深了一步,“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56],可是连共产主义也有它自己的各发展阶段。
第一种形式——“原始的”共产主义——只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首先,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57]这种共产主义观念主张废除婚姻和组成公妻制。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58]就是两性之间的关系。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59]
这里唯一的共同性是(异化,劳动的共同性,唯一的平等是:由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
这里,马克思好象是指了两个派别,即平均主义,工人社和人道社。恩格斯在他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曾提:到这两派,该文于1843年11月发表在欧文主义的报纸《新道德世界》上。根据恩格斯的看法,前者“和大革命时代的巴贝夫派一样,都是一些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60]人道派“主要是以攻击婚姻和家庭以及其他制度见称。”[61]平均主义工人社及其报纸和《人类卫护报>创办于1840年。在1830年“四季社”解散之后,它们试图组织一次大的政变。《人类卫护报》主要是受了《平等宣言》作者西尔维恩。马需夏尔和布朗基的影响。[62]
马克思视为第二种不妥当的共产主义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他描述为“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第二种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63]关于这两种形式,马克思写道:
“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64]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民主的共产主义一定是埃蒂埃纳·卡贝所鼓吹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这在当时的巴黎是日渐流行的;专制形式的共产主义可能是指巴贝夫的追随者们鼓吹的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第二种类型的共产主义涉及到国家的废除,这一点是由德萨米所主张的,他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警句,即一个会计和一个注册员足以保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完好地运行。
第三种,即马克思描写的他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前那些不完善的共产主义发展的顶峰: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5]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宣布他赞成共产主义。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词几乎是相互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最初是19世纪20年代在英国的欧文主义者中流行起来的。“共产主义”这一术语是近代在法国发源的,更特殊的术语,使用于象卡贝和德萨米这些人的学说中,而且特别是涉及到废除私有制。马克思是什么时候变成共产主义者的呢?他是在1842年下半年同共产主义思潮亲近起来的,在批驳《奥格斯堡总汇报》对共产主义的谴责时,马克思引证了勒鲁,孔西得朗和蒲鲁东的著作,说他“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66]一般地说《莱茵报》是敌视共产主义的,赫斯的文章不在其列。马克思自己说过,《莱茵报》的查禁使他脱离出版界转向搞研究,以便形成一个关于“法国趋向”的观点。1843年9月再一次把共产主义当作“教条的抽象观”来反对,对于他来说,甚至那时的社会主义也“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67]诚然,恩格斯曾经在1843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马克思等人称为“哲学的共产主义者”,可是那时恩格斯还在英国,所以马克思并不很熟悉。有一点看起来是清楚的,在《德法年鉴》出版前,马克思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终点是1844年夏写的《巴黎手稿》,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一致认为共产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卢格也是这么说的,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同卢格决裂的理由就在于马克思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卢格非常明确地记录了马克思这种转变的日期:“从1843年9月到1844年3月马克思完成了向‘粗俗社会主义’的转变”。[68]这样,马克思在1844年的头三个月里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在描述了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后,进而展开了它的三个特殊方面: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它的社会特征和它对个人的尊重。
在论述的第一点,即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时,马克思描述了他信仰的共产主义同其它那种不发达的共产主义的巨大区别。这后者(例如他引用过的卡贝和维尔加尔德尔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企图通过求助于某些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共同体的历史形式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可是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对过去历史孤立的、单方面的或时代的选择意味着历史的其余部分不是共产主义的论据。相反,按照他自己的见解,“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69]这样,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70]这是因为在私有财产的存在中表现了人的生命的异化,而且人以往企图实现自我,正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之中,在生产和消费之中。“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71]马克思继续说道,基本的异化是在经济领块中发:生的:宗教的异化只发生在人的意识之中。而经济的异化则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它包含着所有异化。当然,在宗教势力很强的地方宣传无神论可能是重要的,可是无神论仅仅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一个抽象阶段,只有共产主义提出了能影响现实的行动的学说。
第二,在强调共产主义的社会特征时,马克思一开始就概括了一部分没有保存下来的手稿的内容,这部分可能是对异化劳动论述的继续。人同他自己,同别人、同他在非异化条姓下生产的、东西的关系表明它的基础性劳动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在一段类似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个论题的话中说道:“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72]接着,马克思把人同社会的相互关系扩展到了人同自然的关系: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3]
这一段话和其它类似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受了黑格尔的极大影响,以致他几乎说自然是由人生产的。[74]转来谈论社会方面的问题时,马克思表明,人所特有的能力产生于社会交往。即使是人在隔离状态中进行工作时,他的表现也是一种具有人的性质的社会行动。甚至思维——因为要使用语言——也是一个社会行为。然而,根据马克思的第三个观点,这种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并不否定人的个性:“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的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75]马克思还(不太有说服力地)论述了死,“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76]
马克思用这一部分余下的篇幅为我们描绘出了非异化的人的肖像,他称这种人是“完整的”和“全面的”。马克思说,对私有财产的扬弃的目的,我们不应理解得过于狭窄片面。正象异化的状态使人完全丧失人的全部能力一样,异化的扬弃也将是一个全面的解放。它不能仅仅限制在物质对象的享受和占有上。马克思列举的人的能力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观察、感觉、蒽望、活动、爱,所有这些人的能力将以不同的方式变成占有的现实的手段。一个已经异化的人要作出这种设想是困难的,因为私有财产已经使人变得如此愚蠢,以致他们只有当一个对象确为他们所使用,甚至仅仅作为维持生活的手段而享有的时候,才能把这个对象想象为他们自己的,维持生活被理解为由劳动和资本的创造所构成的。
参照赫斯著作中关于这一主题的见解,马克思断言,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可是这种绝对的贫困将产生出人类的内部的财富:
“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高觉和将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战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77]
马克思继续写道,一个人同现实的联系不仅仅是个人的联系:他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而占有对象。当对象变成符合人的本质的对象时,非异化的人的这些能力占有它们对象的方式就变得完全不同了。人将不再在这之中丧失自身。马克思把他关于人同自然的关系的讨论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异化的人与之打交道的对象,就是他自身的对象化,马克思说这一联系是如此的密切:“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78]在主观方面,音乐的美或形式的美只有在受过训练的器官来欣赏它时才具有意义。这些能力的修养和创造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完成。“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79]很显然,一个饥饿的人对食物的评价同纯动物的方式没有什么两样。一个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不一定看到矿物的美。因为要使人的感觉器官变成人的感觉器官,人需要从所有的外部束缚中解脱出来。
在过去,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私有财产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包含着的一种畸型;因而私有制的超越将引起人的文化潜在可能性的充分和谐发展。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例如,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当对付现实的生活问题时就会消失。“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80]
正是这段话,使人们认为马克思的人类行为模式是一个艺术的模式,他是从浪漫主义,特别是席勒那里,汲取素材来描绘人的形象的。这种关于人的异化感觉只发现适合它们的对象的思想,把自由与美学活动联系起来的企图,关于全面的人的描写,这一切都源于席勒的《书信集》。下面这一段将告诉我们席勤是怎么描述的:
“……享乐是与劳动相分离的,手段是与目的相分离的,干劲是与报酬相分离的。人永远只是被束缚于整体中的一个小小的碎片,人把自己只塑造成碎片;他永远只能听着由他自己推动的回旋着的轮子发出的单调的声音,从不展示出他的存在的充分的和谐……[81]、美学的形式冲动建立起……一个快乐的王国;在那里,人从所有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道德上从所有所谓的压抑中。获得自由。”[82]
而且,也可能当时存在着更多的,具有相同本性的同龄人的影响,因为在巴黎时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同海涅和海尔维格呆在一起,这两位诗人竭力体现了德国浪漫主义理想。当马克思被从巴黎驱逐时,他说海涅是他唯一在分手时表示惜别的人,而且马克思与海尔维格的友谊导致了他同卢格的争吵。马克思接着阐述了工业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这一段话预示着马克思后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更详尽的描述。马克思认为,正是工业发展的历史,真正展示了人类的潜在能力和人类的心理。既然在过去人的本质被曲解了,那么历史就已被搞成了宗教、政治和艺术的历史。然而,工业展示了人类的基本才能,是任何有关人的科学的基础,在过去,自然科学只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观察问题。可是近来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已使得它能够通过工业去改变人的生活了。如果工业被想象为人的基本能力的外部表现,那么自然科学将能够塑造人类科学的基础。正如费尔巴哈所断这种科学必须建之于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可是既然这和感觉经验是人的感觉经验,这样就可能有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科学:“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83]这样,马克思在前面曾概述过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通过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的思想而反映了出来。
在这里,马克思增加了一段内容,描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人关于富有与贫困的意义的观念;
“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观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害即为一种人。”[84]
马克思这一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包括一个没有任何特色的离题话,谈论世界是否是被创造出来的问题。马克思对人的描写的一个关键的观点,就是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任何一个靠别人的恩典为生的存在物,就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所以,马克思反对世界是被创造的这一说法:虽然创造是一个很难排除的概念,但是它已经在实践上被关于地球构造的科学所否定,这种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是自发产生的。接着马克思再次谈起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论证,论证的内容是个人的存在应归因于他们的父母,依次类推。对于这种论证,马克思的回答是,根据他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你还应该紧紧地盯住那个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己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85]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问道:谁创造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马克思的回答是:
“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么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假定它们是不存在的,然而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那么你也就要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要坚持自己的抽象,那么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许你是一个假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86]
马克思的论证显然是有点夸张的,当他的对立面回答他不并想假定自然界是不存在的,他只是问自然界是如何产生的,正象他问解剖学家骨骼如何形成一样,马克思却中断了论证,用一个更加富有特色的语调继续说道:“但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87]因此,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关于某种异己的、凌驾于人和自然界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现实性的,承认的问题,已经变为不可能的事。因为对于他来说,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依赖是本质的东西,别的一切看起来都是不现实的。“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88]这种感觉意识,一旦建立起来,便不再要求对宗教的扬弃,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旦从异化中解脱出来,就不再需要扬弃私有财产,就不再需要共产主义一样。马克思以一种真正黑格尔式的关于共产主义阶段的暂时性的评论结束了这一节:“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89]在这里,共产主义好象仅仅被看作是辩证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即在既定时间内为它的目标服务的阶段,是一个要被更替的阶段。前面把“真正的共产主义”作为“历史之迷的解答”[90]的观点是极为静止的和非历史的。
### 4.黑格尔的辩证法
#### (1)绪言
对于这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编辑们标的题目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节在马克思手稿中是紧接在论述共产主义的那一节之后的,并构成了那一节的一部分,那一节在数目上分为5部分,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节前面的编号是6,仿佛这一部分是前面共产主义论述的继续。在序言中马克思确实说了:“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相反,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91]可是我们这里所拥有的只是“一些评论”,而且是未完成的评论,因为马克思说他还将叙述青年黑格尔派,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理论的精心推敲表现了对前面关于共产主义的章节中所提出的论题——特别是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神学最终的不相干性——的精心阐释,表明了这一节同前面的那几节是紧密联系的。就在几页后的一段话里,马克思表明了他关于黑格尔的讨论同手稿中前面的论题的联系是多么密切。其要点是“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92]不管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是多么抽象的和精神的,他都看出了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哲学的结构准确地反映了人在其劳动过程中现实的经济上的异化。黑格尔已经以国民经济学家看不到的方式把摆往了人的劳动的本质。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对这一事实的忽视的时侯,马克思现在又批判黑格尔把他自己非常现实的发现“神秘化”了。
马克思在这一节中所需要做的事情是讨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并专门把费尔巴哈当做唯一有建设性的思想家;接着他又用黑格尔来揭示费尔巴哈思想方法中的弱点,最后安下心来长篇大论地分析了黑格尔的主要错误,首先是整个《现象学》的错误,特别是最后一章的错误。其风格是晦涩和含蓄的,而且往往是重复的,因为马克思正在不断考察黑格尔,关心重新概括调整他对黑格尔的态度。
#### (2)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认为,直到最近,青年黑格尔派也没有为他们的方法论提炼出一个思想来:“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93]在马克思的心中,施特劳斯,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以及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已经从政治斗争中退了出去,正把他们的批判转向完全先验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相反,费尔巴哈则是黑格尔信徒中唯一能够认真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94]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伟大贡献分为三点;
“(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
(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95]
能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尊敬的证据是1844年8月他写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几年前才发表的,马克思给费尔巴哈寄去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并说:
“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的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96]
简而言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费尔巴哈成功地表明了:黑格尔已经开始从抽象的,无限的宗教和神学的立场观点出发,代之以有限的,特殊的哲学态度,接着又用神学的抽象形式的复归取代于这种哲学态度。哲学取代了神学,然而又回到原来的神学的轨迹之上,变成了自相矛盾的东西。费尔巴哈认为这最后的阶段(宗教的否定)是一种倒退,马克思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种结果使得黑格尔的发现“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97]
#### (3)黑格尔
论述到这里,马克思话峰一转,要来考察一下黑格尔的体系。他是从抄录《现象学》的目录表“即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的。[98]接着马克思扼要地叙述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内容,并谴责黑格尔有双重错误。[99]首先,虽然黑格尔说人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异化而受损失,但这只是黑格尔感兴趣的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思想。全部过程结束于绝对知识,结果哲学家审判世界。因此,根据黑格尔的观点:
“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物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100]
马克思的第二点异议,实际上同第一个是一样的,即黑格尔使所有在客观上和感觉上在现实中属于人的实体都变成为精神的实体,因为对他来说唯有精神是人的真正本质。
然而,这种黑格尔批判因为对黑格尔成就的分析而缓和了,黑格尔的成就尽管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的批判,但在马克思看来显然是巨大的。因为马克思认为,虽然在《现象学》中的批判尚有神秘主义的倾向,而且是还不够充分自我意识到的,但这种批判远远超出了后来的那些发展;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在他所有的信徒中尚无一人能超过他们的老师。的确,马克思对《现象学》下了一个惊人的断言:《现象学》“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住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郡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101]这是因为《现象学》已经理解了人的异化,已经成功地洞悉了人的发展过程,而且看到了那些象是要去支配人们生活——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财富——的,实际上是属于人的,是人的基本能力的产物。马克思是这样总结他对黑格尔的态度的: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表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02]
人只有通过首先把他的类的力量当作同他自身相脱离的对象,才能变成类存在物,这意味着异化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然而在结束对《现象学》总的评论之前,马克思又转回来阐述他所认为的黑格尔的基本缺陷。他说,黑格尔虽然把劳动看作是人自我确证的本质,然而“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03]
虽然马克思的语言象通常一样有些晦涩,排列有点混乱,但在这一段里,马克思对他受黑格尔的恩惠和意见的分歧做了非常充分和非常清楚的说明。黑格尔认为,现实是实现自身精神的。在这一过程中,精神产生了一个它最初认为是外化的世界,只是后来,它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它自己的产物。精神不是同这种生产活动相脱离的什么东西;它只是存在于这一活动之中,并通过这一活动而存在。在这一过程的开始,精神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外化或者异化于自身。只是渐渐地精神才认识到世界不是外化于它的。正是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对黑格尔来说,才构成了异化。当人们变得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并理解他们的外部环境和他们的文化是从精神中发源的时候,这样异化才可能消失。自由就在于这种理解之中,自由是历史的目标。简要地说,马克思所做的,就是否定精神这个概念,只保留有限的个体存在:这样,黑格尔的精神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马克思的人与它的社会存在的关系的概念。马克思说,黑格尔只是说明了人的精神活动,即他的观念,这些虽然是重要的,但是本身还不足以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变化。
实际上,这种对黑格尔的批判不是十分准确的。黑格尔肯定不单是考虑了人类精神和文化活动,而且考虑到了更多的因素。甚至在《现象学》中,黑格尔也是把人当作了政治的和生物的动物来论述的。关于主人与奴隶,关于争取认可的需要和斗争的那几节都是具有深刻的政冶意义的。确实,经常有人断言,[104]在《现象学》中给马克思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关于主人与奴隶这一节;[105]然而,事实正相反,当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的和精神的色彩时,并没有对《现象学》中的这一节给以充分的重视;肯定地说,马克思(虽然详细说明了对他有吸引力的其它章节)他没有提到这一节。
接着马克思把他的注意力全部转向了《现象学》的最后一章——马克思已经对这一章做了广泛的摘要,这一摘要作为手稿的第四部分保存了下来。他这里的主要观点是,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自我意识只是对对象来说才是自我的,所以人可以等同于自我意识。所以,对象性构成了异化,异化的扬弃牵涉到对象性的扬弃。这两个词对于黑格尔来说实际上是一样的。[106]正如马克思在后面几页中所说的那样,“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占有,或在异化……这个规定下的对象性的扬弃,在黑格尔看来,同时或甚至主要地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为并不是对象的一定的性质,而是它的对象性的性质本身,对自我意识说来成为一种障碍和异化”。[107]马克思扼要地概括了黑格尔关于异化的扬弃的观点,首先作了一点评论,即黑格尔所谈的人的本质好象不是别的,而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属性,但在现实中,自我意识是人本质的一种属性。马克思继续说道,对黑格尔来说,所有的异化都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这样,现实的异化,不得不忍受着自然对象的异化,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因此用了“现象学”这个词。
这一节的其余部分是关于异化扬弃思想的批判性评论,这一评论分为两部分:
首先,马克思解释他关于作为客观的、自然的存在物的人的概念;其次,马克思详细地批评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首先,与黑格尔的那种作为自我意识的人的概念相对立,马克思表明: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他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对象,他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但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不从属于他的本质并且凌驾其上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未西。”[108]
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那么他只能在他自身以外建立抽象的对象物,这些对象物是人的思想的构成物。同人的自我意识相比,这些对象不具有任何独立性。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观点是与此非常不同的:“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立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09]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称作“自然主义”或是“人道主义”,它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并宣称这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二者本质的东西的结合。”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着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110]接着,马克思用两段的篇幅简洁而又充分地回顾了前面关于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关于自然主义与对象性的一节内容。对马克思来说,自然春起来意味着与人相对应的东西,是为人的活动提供一个范圆,并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正是这种需要和动力决定了人的本质。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称作“自然主义”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人要顺应自然,并从自然中,通过自然满足他的需要,其次,更加重要的是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人作为一个积极的自然存在物被赋予了某些自然的能量,力量和动力。但他也是受制约的,从属的和变动的生物。他欲望的对象是独立于他的,而他只需要它们来满足自己,并表现他自己的客观性质。因此,“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设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11]
这就引起了一个讨论:什么是我们所说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然界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已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12]马克思继而设想了一个存在物,它本身既不是对象,又设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唯一的存在物,而且是完全非对象的,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在结束这一讨论时说:“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变动的。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变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变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的力量。”[113]这种说法是对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者,如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的效仿,但是马克思关于自然和对象性的思想和语言的主要来源是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114]
接着马克思产生了一个难以使人信服的企图(后来他放弃了这一企图,就如同他在前面自然主义这一节所做的一样),这就是把人从其它自然存在物中区分出来,他说,人与之打交道的对象,或人的感觉,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看来他想表示的意思是人道主义高于唯物主义,因为人道主义通过类来联系它的对象。这一命题(和关于作为人的自我意识起源的历史的概念)已经由马克思在专门讲述共产主义的那一节中作了更充分的论述。
马克思在结束了阐述他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这一离题的话题后,继续评论《现象学》的最后一章。他概括了一段议论,他说:“这段议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5]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这里黑格尔有两个主要观点,这就是意识知道它自己的对象是不存在的。因为它知道它自己的对象就是它自己的自我异化,而且它的对象和它自身之间是不存在什么差别的;基于这种认识,意识扬弃了异化,它和自身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对象在这里提出的异议是双重的:首先,黑格尔是把异化和对象性同等对待的;第二,由于已经承认精神世界是一个异化的领域,人好象要以它的异化形式来再次确证它,并且把它当作他的真实存在的一方面,即感到自身与之是一致的。
“因此,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加以考察。因此,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116]
这样,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这种适应的问题(从马克思写他的博士论文时就已存在他脑海中的)就十分清楚了;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是“他的原则的谎言。”[117]在Aufhebung(扬弃、抑制)一词的理解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叙述不过是思辨的陷阱:“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自身异化的本质”。[118]可是私有财产、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尽管都在思维中被“扬弃”了,而它们却依然全都存在。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扬弃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在这种扬弃中“否定与保留”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个附加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只有从事于哲学的时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例如只有信教的哲学家方是最可信赖的教徒。
按照常见的那种方式,马克思现在又回到这一节的开头,来评论黑格尔的成就和论述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黑格尔已经达到的是洞悉(尽管仍然是一个异化的东西)异化的过程和它的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张图,它解释清楚了无神论怎样扬弃了神,生成了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怎样扬弃了私有财产,生成了实践上的人道主义。宗教和私有财产这两种限制好象(虽然马克思这里的语言是费解的)是企图达到人道主义,但这些企图不得不被扬弃,以便产生一个自我创造的,积极的人道主义。马克思重复了他前面的陈述,即共产主义不是向原始社会的简单状态的复归,而是包含着人的所有能力的充分发展。他再次断言黑格尔抓住了人类劳动的真正本质,可是(他不能停止对黑格尔的持久的批判)又直接探究了黑格尔关于这种自我创造的行动的思辨的颠倒的结果,这一结果有三点(显然,这里马克思仅仅是把他已经写过的东西作了再一次的详细阐述):第一,这种自我创造的行动仅仅具有形式的性质;第二,尽管黑格尔把异化称作“神灵的过程”,使所谓的对异化的扬弃之结果只能是进一步确证异化,第三,由于这一过程的主体——神或绝对精神——只显露为一个结果,所以现实的当代人就成了一种纯宾词。
马克思在手稿中断以前,只是对第一点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了依据他自己的人性观而提出的“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和黑格尔的抽象的否定之否定之间的不同之处。[119]接着,马克思本身也变得非常抽象起来,并宣称绝对观念必定要转向它的反面——自然界。为此,马克思提出两条理由:或者是因为它依然是辩证法的主体,或者是因为厌烦驱使它成为了不同的东西。对于黑格尔的自然观,马克思又补充了两段非常费解的话后,手稿就中断了。
《巴黎手稿》的这一节,实际上是难懂的和重复性的,它构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后批判。在30多年后,即在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中,他又提到了这个工作,那篇序言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所认为的这种批判的实质进行的概括: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者,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0]
从《博士论文》到《巴黎手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在他的论文中,马克思反对那种认为黑格尔犯了“适应之罪的说法,要求诉诸于黑格尔的“本质意识”来解决外表的矛盾[121]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是通过提及一些特殊的例子来表明黑格尔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包括适应问题。可是直到马克思把他的注意力从黑格尔的《法哲学》转向他的《现象学》时,马克思才可能形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批判。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虽然马克思依然熟练地运用黑格尔的概念和术语,但是他没有限制在内在的批判上。与此同时,马克思依然把黑格尔当作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来敬重,依然认为他的辩证法在探索世界方面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他还称赞黑格尔发现了人的异化过程和这种异化的扬弃(虽然这种发现采用了一种神秘化的形式)。
### 5.需要、生产、劳动分工与货币
手稿的结尾由两节组成,一节是关于私有财产的道德性的反思,约20页左右,另一节比较短,讲的是货币的意义。
关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性的讨论并没有为手稿前面的章节增加什么新东西,它在结构上属于第一部分“工资,地租和利润”。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对人类需求的丰富性的态度,同私有财产引起的态度进行了对比,私有财产人为地创造了需要,以便使人处于依附的地位。其结果,人们的贫穷增加了,他们的需求处在货币的支配下,最终,人们的生活状况变得比动物还要悲惨。在理论上与这种事态情况相对应的是国民经济学。它使工人的需要减少到仅有生活必需品的悲惨境地,而且宣传彻底的禁欲主义:
“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管,少谈理论,少喝,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的越多。”[122]
李嘉图的大儒主义是同国民经济学完全保持一致的,国民经济学有它自己所特有的规律,因为“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人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123]
马克思简练地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家怎样希望限制人口,甚至认为人的存在是奢侈,他还提到了巨大的财富往往取之于极度的贫困,例如贫民窟住所的房租,这是多么大的矛盾。接着他对共产主义做了进一步的评论。一些法国共产主义者宣布的平等仅仅是一个政治的基本原则,而且并不比德国人企图把共产主义建立在普遍的自我意识之上要好些。在英国的情况就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根据:“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由于政治的原因是平等,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124]接着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共产主义不是社会的最终形态,而且只能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25]才能产生。他还对一些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们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做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表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在某种程度上是来源于他在那里的观察: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射出崇高精神之光。”[126]
在这一节的下半部分,马克思转而论述资本主义灭绝人性的结果,讨论降低利率和废除地租。这一节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到了劳动分工的问题,从斯密·穆勒和萨伊那里作了很多引证。可是马克思没有做出独立的结论。
在货币的这一小节中,马克思从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等作品中作了大量的引述,表明货币是社会的福因。既然货币可以买任何东西,那么它就可以弥补所有的不足:它是“一切纽带的纽带”。[127]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128]在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中,人就是人,一切都具有明确的人的价值,爱只能用爱来交换等等。在这里,马克思的手稿中断了。马克思自己没有为《巴黎手稿》做出总结,而且也不可能从这样不连贯的著作中做出一个总结:经济学,社会批判,哲学,历史,逻辑,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都被表现出来了,虽然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为主导,但是依然存在着对相互关系的总的说明。恩格斯所描写的马克思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经济学)第一次在这里一起公诸于众,尽管尚未统一起来。
* *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页。
[3] 同上,第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参,第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2-14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0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6页。
[13] 参见W.舒耳茨《生产运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论文》(苏黎世,1843)。
[14] C.贝魁尔《社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新理论》(巴黎,1842)。贝魁尔鼓吹一个民主、公平、集权的社会主义,并批评资本主义是与宗教信仰和道德相矛盾的。
[15] E.毕莱《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巴黎,1840)。毕莱的书是一个有文献根据的论述,说明了工业革命的恐怖和它对人提供的实际可能性。关于毕莱对于马克慰经济观的影响,见G.科蒂埃《从浪漫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巴黎,1961)。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79—8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9一90页。这一段引文的最后一句曾被塔克错译。见《卡尔,马克思之中的哲学和神话》138页,“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推动国民经济活动的唯一的车轮。”两种译法之间的这一差别,是其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黑格尔在他的《现实哲学》中描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了的工人们的情况时的用词,几乎与马克思在笔记中的用词完全相同。最大的不同是黑格尔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拿出解决他如此准确地阐述出来的问题的办法。
[22] 马克思用两个德文词来表达他的异化思想,这就是Entäusserung和Entfremdung。严格地讲,第一个词强调“丧失”的意思,第二个词是说某种东西变成了疏远和异己的。马克思用这两个词时好象没有什么区别,有时为了修辞上的强调作用就两个词一齐用。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一9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页。
[25] 关于异化劳动是由机器的采用而引起的论题马克思的观点在黑格尔的《法哲学》,甚至在1803年至1806年的《现实哲学》中已有明显萌芽。见H.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伦敦,1941年)第77页以下诸页。更广泛的论述是阿拉斯泰尔·克莱瑞尔的《机械化与想象》(伦敦,1972年),第四章和第六章。这一观点也被施洛莫、阿文纳里在他的论文中作了赞赏,该文的题目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在他的<耶拿现实哲学>中的根源”》,载《黑格尔的遗产》,J.奥马利编(海牙,1973年)。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第97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第9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8页,第92一9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8页,第92一9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9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没有被异化。资本家与工人同样被异化了,只是他们异化的方式不同。见G.科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史杂志》(1968年1月)。
[35] 塔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第149页把这一段译错了。他说:“马克思至少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种观点是不稳固的,因为他在手稿作了这样的笔记。‘我们必须仔细考虑以前所做的命题,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这段译文应是这样:“还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马克思在这里只是重申了异化的第四个特点。塔克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没有原文的任何证据)假定了马克思把自我异化首先想象成个人的精神现象(这种自我异化曾被塔克说成“异化的自我关系”——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码事),接着塔克指出,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本质上是社会的话是有矛盾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可是真正的矛盾存在于塔克和马克思之间,而不是马克思自相矛盾。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页,第14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页,第14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页,第149页。
[39] 《马克思恩热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类》。第42卷。第10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素》。第核法,第10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棠>。苏42卷,第10页一第1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2—2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算28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36页,第87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36页,第87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8页,第45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8页,第45页。
[51] 关于对马克思异化学说的经验主义特点的认真分析,见D.布雷布鲁克“马克思异化学说与治疗”,载于《社会研究》(1958年秋季),有一些研究是以马克思这一学说为理论根据的,其中最着著名的是R.布劳纳的《异化与自由》(芝加哥1964年)。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4—105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0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0页,第112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0页,第112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118页,第119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118页,第119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8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0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0页。
[62] 参见E.多莱安《工人运动史》(巴奖,1957)第1卷,第170页。在卡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中有许多有用的背景材料,见238页以于诸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3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68] 卢格《在巴黎的两年》。第1卷,第138—140页。参见卢格《书信集》。内尔里希编,第1卷,第341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第120—121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第120—121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将,第121—122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74] 例见J-Y卡尔韦的《马克思的思想》(巴黎1956年)。第380页以下诸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125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4—125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6页,第127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6页,第127页。
[81] F.席勒《论人的美育》。W.亨克曼编,(慕尼黑,1967)第92页。
[82] F.席勒《论人的美育》。W.亨克曼编,(慕尼黑,1967)第185页。引自S.卢克斯“异化和混乱”载于《哲学·政治与社会》牛津1967年第三辑。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0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0—131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0—131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1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8页。
[93] 《马克思愿格新全集》。第42卷,;第159页,第167—150页。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纂》。第42卷,第450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第161页。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第161页。
[99] 关于马克思后来的一些著作对这种“双重错误”的含义所做的分析,请见“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哲学和现象学研究》(1984年9月)第65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1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2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1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104] 例如,塔克《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第147页。
[105] 对这一节的一个清楚的解释,请见普兰曼纳茨《人与社会》第2卷,第154页.
[106] 具体内容请见J.伊波利特《逻辑与存在》(巴黎,1933年)最后一章。
[10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0页。
[10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6页。
[1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1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111] 关于这一段也可参见J.真奥尼尔《卡尔·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哲学和现象学研究》(1964年9月)第68—69页。
[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8页。
[1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8页。
[114] 有一个评论法国的唯物主义者的作用,见卡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第262页以下诸页。关于受益于费尔巴哈的问题,请见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第101页以下诸页。
[1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1页。
[1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1—172页。
[1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1—172页。
[118] 《马克思恩格所全集》。第42卷,第171—172页。
[1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6页。
[1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7页一218页。
[1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7页。
[1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5页。
[1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7页,驾139页,第140页。
[1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7页,驾139页,第140页。
[1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蛋,第127页,第139页。第140页。
[1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0页。
[1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第155页。
[1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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