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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刘苏华.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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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刘苏华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on-nature-of-chinese-society-1930s/24.htm
> Downloaded: 2026-04-05 2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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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
刘苏华
#### (一)用形式逻辑嘲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者是谁?
谁也知道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武器,所以一切叛徒们都懂得要曲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先从曲解唯物辩证法着手。任曙固不待言,而严灵峰也是如此。当他指出了新思潮社以形式逻辑提出问题底错误之后,便大玩其“辩证法”的戏法,从事曲解马克思主义与反革命的工作。一般理论基础尚未巩固的青年实难免不受其巧妙的欺骗。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揭破其玩弄的戏法。
他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我们的反批评”篇里面特辟一段大谈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未尝不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一经细究,则其曲解的戏法,将不揭而自破。不信?则请大家看看他的戏法吧:
“真正岂有此理!帝国主义已是与封建势力站在同一的水平线上,在历史的地位上丝毫不比封建制度进步,在中国‘拥护’‘封建关系’,何以‘帝国主义资本的输出’又有‘虽然在中国……建筑……铁路……开办……工厂……银行……灌输资本主义的种子到中国’的可能呢?!既然‘帝国主义的确也是猛烈的破坏农村经济’;则‘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立足在什么经济基础的上面而‘并不破坏’呢?!”(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6)
这在形而上学者看来“真是岂有此理”,真是令叛徒们百思不解的道理!因为“形而上学者是将事物及其思维底反映的概念,作为个别的,一个一个独立的去考察的;作为固定的,直线的,绝对的研究对象。他们在完全没有媒介性的诸对立物之中思维着;他们的话即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是不行的……”(恩格斯:反杜林论,长谷部文雄日译本P.74)。所以严氏看见了“帝国主义一方面无意识地由于输入商品与资本破坏了封建制经济,一方〈面〉又意识地利用它来阻障〔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及利用基于封建制经济的封建势力来阻碍中国社命〔会〕的改革,借以巩固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而在另一方面又在中国造成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些条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与发展等等现象,便要大惊小怪起来。真是“一踏入广大的研究领域,便遭遇着完全可怕的冒险”(同上)!因为他“不是在活的过程中去理解,而是在死的过程去理解事物”(同上),他根本地不了解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经济政策是在确保并加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依赖性,增大其剥削,并尽可能的抑压其独立底发展;他更不了解帝国主义要巩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地位,需要一种社会势力来帮助它种种政策底进行;它首先是与旧社会的封建阶层,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家勾结着,到处企图保持着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特别在农村方面),因为这剥削方法是帝国主义与土著的封建阶层共同生存的基础(当然不是说这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生存的唯一底基础,主要地要意味着其借此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生产制的关系,必须从活的过程中去认识。要认识十九世纪末叶以前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经济关系底具体情形是怎样,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代又是怎样,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又要分别地观察战前与战前〔后〕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绝对不能够将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看作是简单的,死板的,固定不变的,要能够看出其复杂性与流动性,才不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现在严灵峰一方面神经过敏地自己想着“帝国主义既是与封建势力站在同一的水平线上(这条水平线是严氏假设的吧?!),在历史的地位上丝毫不比封建制度进步”一方面又自己惊叹帝国主义“灌输资本主义的种子到中国”来,更忧虑“农村的封建关系”没有“立足”的“基础”!真是庸人自扰,露出了其以形式逻辑嘲弄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个马脚!可怜我们的严“辩证法”家竟和杜林一样“陷入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
“本来以‘数量’去决定问题,乃史达林主义衣钵相承的家传秘诀,我们正因为以‘质量’的关系来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痛驳他们以中国农村的‘数量’超越城市,断定封建关系居支配地位之理论,而他老先生(指李立三——苏)在这里作似是而非的强辩!”(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71-172)这是严灵峰逻辑的本质底暴露,也即是形而上学者的马脚,他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前卫诬蔑,中伤(当然李立三是在这些问题上犯着了严重的错误,甚至对杜洛司基主义投降!)以外,顺手就作下了形式逻辑的结论,说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是“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真要令人笑死!
在上述的一段话中,即已包括着两个逻辑上底错误,第一就是:他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没有把它们作对立的统一去观察。第二就是是——是,否——否的思维方法的错误。这个错误在他老先生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最近出版的“追击与反攻”两部著作上到处都可以找出,几乎成为了他老先生的错误底中心,我现在愿意不殚烦地在那些著作中摘录出几点给大家参观参观。
“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注意!这是严氏的中心理论呀!!)的地位,我们在中国范围内(那末,在国际范围内又怎样呢?!)以质量的关系便可以决定的!譬如列宁说俄国小生产占优努〔势〕,然而在境内却是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居领导地位。中国小生产一样占优势,然而在境内却是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占领导地位(曲解得漂亮呀?)。”(同上P.45)
“事实上,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本来就是‘质量’的问题,就是说那一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支配的地位,即有左右全社会再生产的可能。”(同上P.50—51)
“其实要‘来证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的‘领导’,是不着〔但〕‘以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不但严灵峰没有这样‘看待’过,并且还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诸成分中举出了‘2,小规模的单纯商品生产(农民的谷物商品的生产,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等等(P.9)。’不仅如此,同时还继续指出,这种经济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在‘数量’上是‘占优势’,我们说过:若问中国到底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占优势呢?我们也可以毫不迟疑地答复:‘小资产阶级的要素占优势;多数和大多数的农夫就是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者。’(P.10)然而在这‘数量上的优势’还不足以决定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已曾说过: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到底是指什么关系呢?)占‘领导’的地位,我们在中国范围内以‘质量’的关系(这也称之为关系?!)便可以决定……”(追击与反攻P.10—11)
读者诸君,抄得太多了吧!?我们就在这些代表的意见中来分析他的错误吧。
我们知道质量与数量并不是机械地对立的,而是辩证地统一的,由数量的变动必然要引起质量的变动,反之,质量的变动也必然引起数量上的变动,我们若在经济结构中来取例说明,就是:在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一天天生长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必然要引起经济制度上的改革,改革其旧底经济结构的性质,通过突变律,完成经济结构由封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底过程。这种突变就是由数量的缓变引起来的。反之,资本主义经济质量的变动,也要引起资本主义经济数量的变动,所有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与停滞,危机等现象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质的变动有密切底联系的。所以我们要考察事物的质量与数量底关系,必须坚决地排斥形而上学者的思维方法,不是抛开数量去考察质量,就是抛开质量去考察数量,将质量与数量中间建筑着万丈鸿沟,分裂开为一个一个孤立的现象去观察。在经济结构中——在一切事物中——不会有某种经济成分在数量上被支配,或说是不占优势,而在质量上又可以居领导地位底现象。若是某种经济成分底质量可以在某种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着领导的地位,则其数量也必然发达至一定的程度,足以突破旧生产关系底束缚,最低限度也要足以抵抗旧生产关系对于它的压力。不然的话,则所谓领导也者,只是严灵峰脑中的幻景而已!
不错,严灵峰也会引用列宁分析苏联革命成功初年的经济状况底方法来玩弄把戏,甚至可以曲解列宁的意思来大做其拿手好戏的结论:“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但是列宁真正的意见是怎样呢?我可以比较完整地摘录出来:
“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会否定这种经济具有过渡性质的。又‘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名称,乃是 _表示向社会主义转换的苏维埃政权的决意_ (点是我加的——苏),决不会含着认现在的经济秩序为社会主义的意味。这个事实,恐怕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曾经否认过的。
“然则转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适用于经济上的时候,或许是表示在现在组织之中, _含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要素_ , _部分_ , _和断片的意思吧_ 。这恐怕是谁都承认的。不过承认这个事实的人们,未必一定研究现在俄国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中含有什么要素,这是问题的核心。
“现在把这些要素列举于下:
“(一)家长制的,即大多数农民的自然经济;
“(二)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卖谷物的农民多数属于此类);
“(三)私经济的资本主义;
“(四)国家资本主义;
“(五)社会主义。
“俄国地方广大,人情复杂,所以这些社会经济组织的各种形式都含在里面,这点创设特殊的情势。
“然则那一种要素占优势呢?在小农之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然成长性最为优势,其中含有不能不优势的理由是很明瞭的。农业家的多数或大多数是小商品生产者。”(列宁经济学,中译本)
以上的就是列宁将唯物辩证法在苏联经济问题上具体的运用。他很明显地指出当时俄国经济的复杂性,尤其是 _过渡性_ ;他更特别地指出所谓“社会主义苏维埃”者乃是表示苏联经济的 _转换的方向_ , _决不是认为当时苏联的经济已是社会主义的经济_ 。严氏不但不愿意理解列宁的根本意见。尚且企图将列宁也拉来和他一块儿表演“辩证法”的戏法,在“然而”二字之下便把列宁的意见曲解到和他自己的错误一样底地步。硬要列宁也来〔和〕他一块儿咬文嚼字,弄什么“领导”与不“领导”的玩儿,真是不要脸的勾当!
列宁分明说明当时(革命成功的初年)苏联的经济尚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因为无论在数量上及质量上都尚未能占着支配或者说是领导的地位!)。特别指出它的过渡性;而严灵峰对于这个要点竟“假痴假呆”,故意将它略去而不说,真不愧为一个曲解列宁主义的能手!
故意略去,尚可以原谅叛徒“心劳日拙”的苦衷,但是他又敢假借了列宁的话来作他的论据,大做武断的结论,说“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地位”,“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阶段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87)。那真是不容许不给他揭破的把戏!我们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用不着顾虑严先生又作观念论的叹息!
请问聪明的严灵峰;列宁是否在当时也和你一样说苏联在一九一八年时期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了呢?!我想严先生总不敢答复一个是字吧?!那末,所谓“我们此地也无妨照列宁的方法”云者,不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吗?!好家伙!“照”得好呀!“无妨”下次再来一个“无妨”吧!我愿意对大众保守你葫芦中的秘密呵!——但是你自泄漏出来了,我却不负责呀!
其次就拨到严氏在推理的公式上所犯着的错误,即是上面所说的严氏逻辑上的错误之第二个。
我承认严氏比他的同志任曙要来得俏皮些,欺骗的方法要来得高明一些。因为我们反对形式逻辑,他也在表面上反对起来。不信则请你听他说吧,
“新思潮派所提出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一命题,很显然地是犯了上述的错误。他们竟敢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开始把中国社会发展拘囿于两个范畴之内,完全忽略了还可以具有其他种种的社会形态和阶段的,据他们的意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只能有这样的两个答案,即:‘中国若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便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或者说若不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便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即是:‘A’若不为‘B’那便是‘C’;‘A’若不为‘C’那便是‘B’。前一答案是把一切‘非封建制度的经济’的诸范畴都以‘资本主义的经济’,一范畴包括殆尽;后一答案是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的诸范畴都以‘封建制度的经济’,一范畴包括殆尽,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
“毫不足怪,假使这个问题,由‘新思潮派’人们自己来回答说:‘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或由其他的人来回答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那都不甚容易发易〔生〕这个错误;但是,若果我们在此请了俄国的马札尔和中国的邓演达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错误便立刻暴露出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83—185)
看吧!这是何等漂亮的话呢?谁人敢说严氏不懂得辩证法呢?!但是,天呀!又有谁人会想到严氏说了这些漂亮话以后,会忘记得光光净净,和新思潮社诸君争论了一场,竟洋洋得意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呢?!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行程是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经济部门之再生产行程的……换言之, _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_ 。”(点是我加的——苏)(同上P.8—9)
在这里是可以分明地看出严氏恰巧犯着了他所说的错误,几乎会令人怀疑上面的话是另外一个严灵峰说的。否则为甚会自相矛盾至这样的地步呢?虽然他可以抄袭一些理论来装璜门面,但装璜以后也总会现出一些花样,为甚依然是很爽快地说“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呢?!友人说:“我们也可以按照辩证法的推理公式说:严灵峰——不是严灵峰,不是严灵峰——严灵峰吧?!”嘻嘻,可不是吗?
这个错误的结论即是杜洛司基取消派共同的结论,也就是他们一切错误——不,跑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的出发点。他们根本不愿意理解目前中国的经济是在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期中,其特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恰有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苏联经济的特质相仿佛。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也就根据着这个取消主义的结论来大发其反动的伟论。严氏说道:
“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一般理论上的提出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注意严先生的‘但是’呀!),这个公式在社会革命运动中,所能实现的达到何种程度,则完全要依赖于历史的具体条件和现实状况(这话当然不错!)。‘工农民主专政’首先要假定(这是受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无须乎严先生的‘假定’!)工人和整个(?)农民联盟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代表着两个利害完全(完全呀?!)对立的阶级之联合的政权;因为(‘但是’以后,便来一个‘因为’,是何等的入妙呵!),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无论如何,在其阶级本性上说来,只能(‘只能’呀!这是何等的机械呢?!)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这种专政在理论上和逻辑(形式逻辑吧?!)上只能(再来一个只能呀!)表示两个阶级的平分(严先生也去平分吧!)政权。……然而(‘然而’二字更入神呀!),这种政权仍旧是资产阶级专政之另一形式,它并没有(‘并没有’呀!)改变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质,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方法论上的提出,是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是(当心!又来一个‘但是’呵!)在具体的历史事变(难道历史的发展不是辩证法的吗?又难道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历史的发展相违反的吗?或者说它是不适合于具体的事实的吗?叛徒!你们眼中的唯物辩证法就是这种的么?!不见得是这样的吧!!)的测验中,不得不有(‘不得不有’四字,活写出叛徒们‘心劳日拙’的苦衷!)事实上的改变(这是叛徒们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供状!!!)……
“托洛斯基很明白的向我们指出: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之下…… _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能够存在任何居间的统治形式_ !”(点是我加的——苏),(追击与反攻P.197—200)
在这一段大伟论中可以看出取消派=杜派——上自杜洛司基,下至任曙,严灵峰——都是应用着形式逻辑来进攻马克思主义。其他的问题暂且不提,单就逻辑上看来,他们就同一地企图着用形式逻辑来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存在。所谓“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能够存在任何‘居间的统治形式’”也者,分明是一种“在完全没有媒介性的诸对立物之中思维着”(恩格斯)的思维方法,即是:是——是,否——否的思维方法。根本否认了由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过渡性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的实现,当然是要通过暴力的。目前本国江西,两湖,福建,河南等处所存在着的苏维埃政权,就是这种政权形式(当然形式与内容是一致的!),也即是工农民主政权。难道这不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吗?!严先生又将用什么方法去“改变”呢?!用美国的飞机,大炮,德国的毒瓦斯和“剿匪总司令”的大刀队去“改变”呢?抑用A.B.团等的“暴动”方法去“改变”呢?!严先生,随你的便吧!——但是,英雄是要受历史条件支配的呵!
对于所谓“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他也是很机械的去认识,在“只能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之“只能”二字中,充分暴露出机械论者的本质。亏他尚敢不要脸地引出列宁的话来作他的论据。其实列宁的那段话,只是说明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态度与作用,并不是谈政权的问题。我现在可以照抄给读者一看(照严氏译文):
“假使谁个学习过一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会懂得,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经历中之一切革命史,一切政治发展史,都指示我们, _农民或者拥护工人_ , _或者拥护有产者_ ,若果你不懂得为什么,那末,我就向你这类凡人说……请你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随便一个大革命的发展上,随便一个国家之政治史上思索一下,它会向你回答为什么。 _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是这样_ 。 _统治的势力只有资本或是推翻它的无产阶级_ 。 _在这个社会的经济条件之下_ , _另外的势力是没有的_ 。”(列宁全集,篇十六卷P.217)
严先生看见了“统治的势力只有资本和无产阶级”这句,便曲解为“在近代有产阶级社会内,有可能的,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任何‘民主’专政,即是‘居间的’专政是不会有的”(追击与反攻P.201)。严氏曲解成功(?)以后,很高兴叫道:“这难道不是‘列宁主义’吗?这与史达林派所诅咒的‘托洛斯基主义’的区别在那里?”阿Q当然是胜利了!但是可笑亦复可怜得很,严氏的笑声尚未停的时候,却被列宁话中显出来的巨掌赏了一句耳光,列宁说的“农民或者拥护工人,或者拥护有产者”的话,竟粉碎了“只能代着〔表〕资本主义的利益”底伟论,真所谓“自作孽无可道”也!
但是,读者诸君!在这里不要单单看作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而要认识其反革命的本质!因为他老先生曲解列宁主义底最大的目的是企图取消现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就是要讴歌与祈祷“国民党政权万岁”!在目前他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来和工农民主革命运动对立,或者说企图否定工农民主革命运动,实际上等于基督教徒用“天堂”二字来代替活的斗争!
再次,我们就来看看严先生在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公律——对立底统一律上所玩的把戏吧。
“用孤立,不动,直觉的观点去考察事物就是机械论的特色。因此,他们看到了矛盾便忘记了发展,看见了发展便忘记了革命,看见了革命就忘记了矛盾。例子是很多,现在简单的举一些来说罢: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矛盾也,李立三们看来,这矛盾没有解决之前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然而,资本主义永远是与封建势力(取消主义者死也不愿意理解帝国主义意识地扶助封建势力以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不断的矛盾之中发展出来矣;结果阿三忘记了发展(虽也承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其发展的程度如何,现状如何及其前途如何,才是争论的要点!)!关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由史达林看来,一个国家可以和平发展(造谣!谁也知道苏联经济建设是从不断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不须世界革命很快到来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胜利(再诅咒吧,现在已经开始实行第二次五年计划了!)的,技术书记先生忘记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叛徒: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是与杜洛司基的不断革命论完全不相同呀!)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也,由布哈林看来‘四个阶级联盟’可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携手并进,合作到底,完成民族革命,最后矛盾爆发,‘统一战线’分裂,革命失败,千万工农牺牲,书呆子忘记了矛盾!”(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43—48)
漂亮的话谁人都会说的。所以严先生也能够说些反机械论=形而上学的漂亮话。但是,一切机会主义,最怕碰着实践的问题,一碰着实践问题就马上要显现出机会主义的丑态!当严先生高说“唯物辩证法”的时候,尚未能立刻看出他的丑态,但一谈到实践的问题底时候,就会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的出丑!我现在就将上面一段鸿文中所涉及的事实举出两点来说一说吧:——
第一,关于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假若是真正和严先生所说的一样所谓“看见了矛盾便忘了发展”那没有问题的是错误的。但是?我敢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因为若是否认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分明是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见地。即犯着了半杜洛司基主义错误,一般地说来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李立三也还没有 _公然地_ 否认其发展的动态(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错误的),最主要地是在其现状及其前途的分析与估量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可是,严先生的错误竟是 _看见了发展_ , _便忘记了矛盾_ !他不愿意理解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更不愿意理解通过了帝国主义意识地扶助的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的矛盾。充其量也只是片面地看见了一些“要用(严先生的)主观力量帮助(你)来解决”(同上P.35)的“矛盾”!在最近出版的“追击与反攻”上也可以看见一贯的错误。
“这样看来,‘新的’‘史达林主义’者:……他们也和李立三新思潮派一样,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把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和民族工业,看做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成分(谁人这样‘看做’呢?请举出事实来吧!——苏),生产关系,生产方法的东西,他们同样没有理解这两者之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上看来,仅仅(‘仅仅’呀!——苏) _存在数量的差别_ , _而不存在质量的差别;_ 两者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我们从前早就指出,两者之间的排挤倾轧,很类似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关系……
“因为,帝国主义自身便是资本主义的势力,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并不存在呀!——苏) _本质不同的矛盾_ ”(同上P.132—154)
这就是严先生的“矛盾”逻辑!他在矛盾律中又发明一种 _数量与质量对立的矛盾律_ ,其劳绩纵不能与黑格尔媲美,最低限度也可与发明“第三种水”的张竞生博士并驾齐驱!假如我说严先生与哈巴狗“仅仅存在数量上的差别,而不存质量的差别,两者都是自然界的动物”,严先生又以为然否?!按照先生新发明的逻辑,大概总可以这样推理吧?!
在这里我们要严重地认识的就是严氏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才发明了这种逻辑。和任曙“一视同仁”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同样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说话。他们根本上就是要取消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所以都异口同声地讴歌帝国主义在中国进步的作用。虽然严先生也会说什么“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是相对的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狡猾的严先生却又轻轻地替帝国主义作了一番有力的辩护:他说“实际上,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也没有自由意志能够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的发展是受着资本主义发展客观法则(那末,请问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法则又是什么呢?是否也和欧美资本主义,尤且〔其〕是二十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则一样呢?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质又是什么呢?!是否也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存质量的差别”呢?!——苏)支配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23)由此可以知道严先生纵然说什么“相对的”(实际上“相对的”三字也是不妥当的!)鬼话,但在“也没有自由意志(在这里又要联系到意志底自由与必然的问题。严先生分明是没有认识意志底自由与必然的正确的联系。因为照他的话看来,似乎是有什么不受必然约制的自由意志,这是观念论的观点!)能够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句话看来,分明是片面地看见了帝国主义经济在破坏封建经济(客观上就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是违反了帝国主义的意志的事实!)这点上是有某种相当的进步作用,而没有当作整个地来观察,看出帝国主义意识地扶助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象。结果下来,不管严先生口中叫什么“革命”,“暴动”,但在事实上却已经尽了拥护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底作用!
第二,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世界革命或者说苏联和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杜洛司基主义派;取消派及一切的社会民主党在苏联革命成功的初年就开始了很猛烈的反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他们在一切的报章杂志上,甚至杜洛司基在英国保守党领袖张伯伦的机关报上大发其反苏维埃政权的伟论。他们都一致地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前卫为“民族主义者”,都在对上帝祈祷着苏维埃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宣告破产,好让资产阶级恢复其固有的统治。中国的杜洛司基主义派=取消派,当然不会例外。他们也拾着已经在苏联及国际上打得粉碎的杜洛司基的谰调在中国大肆其欺骗劳苦大众的手段!听听他们怎样说吧:
“‘新修正派’人们把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看做只有两个完全孤立(谁人是‘完全弧立’的呢?请提出证据来吧!——苏)之对立的经济系统和社会制度是错误的,是明显的事实的错误!……我们在整个的世界和全人类历史之特定阶段看来,只能(只能呀!这是机械论者惯用的副词!——苏)当做整一(那末明显地说是同一的好了吧!——苏)的经济系统和社会制度来研究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74—75)
“……只有史达林的民族保守主义,才想在经济,文化和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内独立进行和平(谁想和平建设呢?也请提事实来造谣吧!——苏)建设……中国无产阶级得着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之下,取得政权之后,首先不是企图‘和平建设’一国的社会主义(这是要看当时的国际情形来决定的,绝对不能机械地说是与‘不是’。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必然在不断的斗争中开始其整个的经济与文化事业等的建设,这种建设工程,当然是在苏联及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之下进行的!——苏),而是集中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力量,提高(那末严先生怎样去‘提高’呢?文化的建设可以不依据在经济的建设么?在严先生想来是可以的吧?!那时的文化将由严先生脑子中‘提高’起来肥〔吧〕!?)无产阶级的文化和革命的战斗力去推动世界革命……”(追击与反攻P.220)
在上面两段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虽是严先生个人说的,但也是可以代表整个杜洛司基派的论调的——直到苏联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在,仍在否认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系统上和政治系统上斗争的对立,当然更要否认 _这个对立(矛盾),是国际间基本的对立_ 。由于这个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底观点出发,不消说要反对苏联在困难斗争中(国内外的斗争)首先建设社会主义。这在逻辑上说来,就是他应用着机械论来进攻唯物辩证法。他们不了解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关联,也不能认识条件与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个矛盾就是国内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的矛盾,第二个就是国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矛盾,但是第一个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据,而第二个矛盾却是外部的条件,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克服内部的矛盾,即有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外部的虽然带来了许多危险与困难,但终不能否定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托派将根据和条件混为一说,事实上是机械论的方法论。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立场上说来,就是杜洛司基主义派意识地资本主义的旗帜之下来企图掩饬〔饰〕着这个国际间基本的矛盾,根本的目的是要掩饬〔饰〕着国际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行动,企图麻醉着国际及中国的工农大众,不要在“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因为照他们的意见分明是说国际帝国主义与苏联间没有矛盾存在,当然不会有什么“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事实发生。所以,中国取消派的元老陈独秀先生在中东路事件爆发的时候,便代表着整个杜洛司基主义派=取消派提出什么“误国政策”的口号来反对“武装保护苏联”的行动。我相信直到了帝国主义列强领导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走狗对苏联直接开炮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对全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说道:“这是赤白帝国主义者的内讧,你们弗要噪呀!”我更相信他们这样说了以后,便会躲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考茨基,伯恩斯坦因等胯下,应用狭隘的爱国主义来鼓动各国的劳苦大众帮助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这是机械论逻辑的必然底结论,也就是一切机会主义者最后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底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主要的是变革世界”所以苏联的无产阶级便应用着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辩证法去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至一九三二年底已完成了第一次五年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今年一月一日又开始了实施第二次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之进行,许多人认之为苏联国家事件; _惟历史证明此计划在国际上有巨大的重要性_ 。当五年计划初出现的时候,布尔乔亚已及其报,以‘幻想’,‘狂语’‘乌托邦’之恶词讥评之,殆五年计划之结果渐见于世,乃谓此计划足以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其结果乃桎梏之增加等等。惟此种中伤,仍未奏效,乃有接连旅行苏联之举,以观其实况如何。嗣后布尔乔亚之舆论乃分裂为二;一者诅咒五年为根本失败,布尔塞维克党行将崩溃;一者则谓布尔塞维克虽可怖,惟其计划则确有成就……至于各国普罗阶级……则称道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文化进步,不同于他国之失业与恐慌。乃知二三年来苏联建设之成功,使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是亦 _显示五年计划成功之国际重要性所在也_ 。资本国家本来孕有革命之胚胎,故布尔乔亚必欲举五年计划之失败,作为反对革命之理由;惟普罗阶级则可举五年计划之成功,为革命之一新理由。……五年计划之结果,既显示出苏联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更击破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谓一国不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之理论,推翻了布尔乔亚经济学者称资本主义制度为最佳的制度底主张……”(史达林在联共执监大会上的演词。见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因为此〔这〕里不是专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故不再举出数目字来塞严氏等造谣者之口!)可怜我们的严先生依然瞎着眼睛在诅咒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
“苏联经济在国际的分工和交换的立场上看来是无计划的,无组织……假使(祈祷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到来,苏联也是迟早(拭目而待吧!)必〔不〕可免地要卷入这个混沌的漩涡中去。只有无知的乐天派之史达林主义者,才会否认(叛徒!让你去承认吧!!)这个可能性和必然性的……
“无可争辩的!苏联还是一个不能离开整个资本主义而孤立生存的社会……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经济公律如无政府状态的总危机,等等——是可以影响和支配(庆祝吧!)苏联经济生活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75—191)
总而言之,严先生是根本否认了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矛盾,当然更不愿意认识这矛盾是国际间的基本矛盾。所以便形而上学地将苏联——社会主义的国家推入资本主义范畴,因之便很高兴地在等待着苏联经济危机的到来!这也同样的不仅仅是逻辑上的错误,实在是一种拥护资本主义的论调!
关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问题,我不想再费篇幅来讨论了,因为当时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第三国际并没有那样简单地说什么“携手并进,合作到底,完成民族革命”的话,完全是造谣中伤,故没有申辩的必要。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严氏对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相互关系是怎样去认识吧:
“形式论理学的原则是辩证推理之特殊场合,亦如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场合一样。两者是彼此相互关系和影响,前者离开后者,或后者离开前者,都会失掉其作用和意义不过运动和辩证法是基本的,主要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81)。
我们若从表面上看来,则将会认为严先生是一个能够理解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相互关系底辩证法大家;但若是详细一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严氏是个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手!也即是个对于唯物辩证法毫无理解的先生。怎么讲呢?因为严氏只抄了蒲烈哈诺夫的两句话,或者客气些说严氏只理解了蒲烈哈诺夫的两句话,没有了解蒲烈哈诺夫对于这个问题底错误。一看蒲烈哈诺夫在同书同章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严先生的错误与蒲烈哈诺夫的错误是一样的。
“许多通晓哲学著作的批评家说好援引特练德联堡(To—endenburg)的话,因为他将对于辩证法有利的证据都反驳过了。但是如果这些先生们读了特练德联堡的著作,那就是他们读了,他们忘记了——如果他是知道——特练德联堡的意思是说矛盾律不能适用于运动,只能适用于为运动所制约及产生出来的对象(Logische Untersuchungen 1870,2Band S.175)。而这是实在的,但运动不但产生对象,且不断地变化对象。因此,对于运动所产生的对象,运动的论理学(矛盾论理学)决不会失去它的权利。所以形式逻辑底‘原则’(Crundg-esetze)要与辩证法不相矛盾才能有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蒲烈哈诺夫的意思是说在把握运动所产生出的对象的场合,唯物辩证法不须借重于形式逻辑;反之,形式逻辑的“原则”要与辩证法不相矛盾才有它存在的意义。因之也就可以知道辩证法是可以离开形式逻辑而单独去把握事物底运动,而形式逻辑则不能离开辩证法而单独应用。但是蒲氏对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联底认识显然是不够的,他在事实上是调和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并没有将形式逻辑加以奥伏赫变于辩证法。同时他也不理解在客观的世界中,内部的相互排斥的斗争,不仅支配着“飞跃”的时代,而且也支配着“平和的”,“有机的”的发展时代,他不明白同一性在现实的世界中被排斥着。所以结果下来,蒲氏对于形式逻辑的批判表示出无力。严氏认为辩证法若是离开了形式逻辑无限制地“都会丢失其作用和意义”,真是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至!事实上是发展了蒲烈哈诺夫的错误!不管严先生口头上怎样反对形式逻辑,但实际上是在替形式逻辑张目,企图从后门让形式逻辑混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界来搅乱唯物辩证法的阵营。可惜,马脚已经露出来了!
#### (三)对读者答复几个严氏所提出的问题
严先生及其同党故意让“目前中国许多政治派别,如,国民党,第三党,国家主义,人权派,新生命派等的理论”,“引导革命青年思想陷入于无出路的泥坑”,“要集中一切理论的火力来攻打”所谓“史达林主义反动(??)思潮的阵势”,真不愧为一个A.B.团的英雄!
严先生这样卖力以后,似乎觉得还是不够,于是乎不很起劲地对“史达林主义者”面前提出几个所谓基本的问题要求切实和明确的答复。他说“假使‘祈〔新〕修正派’人们没有能力来答复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那末,我们就公然地宣布他们是在狼狈地退却”!读者诸君?看着吧,这是A.B.团英雄们对马克思主义者下的哀的美敦书,你们总不会被他们迷惑着吧?!——但是,我愿意帮助你们来解答这些问题,尤〔而〕且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尽的责任。
第一严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的系统内有否一种居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分,并怎样地决定它是居于‘领导’作用;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到底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这种领导作用,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追击与反攻P.252)
关于这个问题,在第二章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这里只要补充两点。
我在第二章中已经指出了机械论者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过渡底特性,所以新思潮社提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的问题以后,便各做各的答案:新思潮社便做了“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底答案,而杜洛司基主义派如任曙,严灵峰等等便做了“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答案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机械论者,所以在答案上虽看来是完全相反,而在逻辑上所犯的错误则“其揆一也。”现在严先生这样命题,依然是犯着机械论的错误,任管他在说什么“排中律”的错误,结果自己又堕落“排中律”的泥坑中。这好象“孙悟空”在“如来佛”掌上打斤斗一样,打上天打下地,还是在“如来佛”掌中打混!很明显的!在“……有否一种居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分”的“有否”二字和“到底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的“到底是那一种”的词句上就可以表示出其形式逻辑的错误。因为照他这样命题,前者一定会得出和上面同样的不是说封建经济居支配地位,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居支配地位。后者也定会一样的解答。结果必然是否认了中国经济过渡的特性。因为在过渡期中,或者说在转形期的中国经济,事实上没有任何种经济成份能够居于支配的地位,在没落过程中的封建经济固不能居于支配,而在 _畸形发展中_ (事实上在世界经济危机第三时期中,也开始了其总崩溃的危机!)的民族资本主义也 _还不够势力_ 来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生活。同样的,在没落过程中的封建经济固不能领导全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而本身尚受着帝国主义经济 _压迫与支配_ 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领导全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而本身尚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与支配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领导全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事实上 _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_ , _而居于领导地位的也是帝国主义的经济_ 。中国经济明显地居于隶属的地位,成为了各帝国主义的附庸。假如要问“怎样地决定它是居于‘领导’作用”或问“这种领导作用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的话,则我无妨利用严先生自己说过而或者是已经忘记了的话来解答这些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帝国主义时代,他所要掠夺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先进国的帝国主义强盗通通掠夺了。他所要创造的东西,帝国主义也都相当地包办了。(主要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侵略政策的转换!——苏)中国民族工业与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比较起来,实在相形见拙〔绌〕这样,安得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经济的威力之前面而供其 _操纵_ , _指挥_ (操纵和指挥与领导的概念有分别么?!没有吧??——苏)和 _支配_ (严先生亲口说的呀!——苏)了。纵然,也有民族工业此起彼伏地不断地和强大的帝国主义经济竞争,但也不过成为‘强弩之末’,最后遭逢可悲的惨败了!……
“……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是相对的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那末,所谓‘遭逢可悲的惨败了’也者;又是什么话呢?),而 _绝对的_ 要在帝国主义的 _领导_ 和 _统治_ (点是我加的——苏)之下, _使中国向着殖民地化方面去推动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方法前进_ ; _使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_ ”……(追击与反攻P.155-56)
我想利用严先生自己的话来答复严先生,严先生总不会又说是“造谣”或说是“所答非所问”吧?!那末,这个问题就这样结束了呵!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中国目前的统治者是属于那些阶级,领导国家政权的是那一个阶级,所谓‘豪绅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联盟’,是否平分政权,或是一个阶级居最主要的作用,如果有,又是那一个阶级?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末还有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吧?——苏)是否存在地主,资本家,工人三个主要阶级,抑是地主只有封建社会才存在的?”(同上P.252)
在这个命题上可以分开两点来解答。第一就是“领导国家政权的是那一个阶级”和“是否平分政权”;第二就是是否“地主只有封建社会才存在的”的问题。现在先解答第一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在一般革命群众看来是很明白的,尤且在实际的斗争是解答了的,可怜得很,我们的严英雄尚故意地或者是无知地提出来问。这不是他故意提出来迷惑革命大众,就是要混淆革命的对象。但是现在他已经提出来了,当然要给他一个简单的答复。
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知道目前中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反动统治的政府),大别之可分为(一)北方政府,(二)广东政府,(三)南京政府;小别之则不可胜算。广东政府和北方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没有南京政府这样堂皇,但事实上它们是与南京政府对立地存在着的。各有各的“中央”,各有各的“军事委员会”,也各有各的“外交”和“财政”机关,在它们的背后,也各有各的后台老板。漂亮言之,则有如貌合神离的情势;质而言之,则是旗鼓相对,随时都有相互混战的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政治形势的形成,自有它们经济的基础,并不是和严先生所说的一样简单,说什么“这种割据局面是由于各个帝国主义所统治的经济的势力范围所决定;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由于封建领主(谁人说的呢?请提出证据吧!——苏)各自为政的结果……最主要的中国现在在一股上已经不存在分区割据的封建采色的经济基础。所以自民元以来,不管是人们号称封建军阀的袁世凯,吴佩孚,孙传芳,没有一个不企图完成‘武力统一’的幻梦。……军阀割据的局面,只是各个帝国主义在势攻〔均〕力敌,‘各不相让’的形势之下暂时妥协的结果。”(追击与反攻P.157—58)不错的,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是由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一切的军阀混战也是由帝国主义指挥的;但是问题是在帝国主义怎样去造成这种局面,所谓军阀也者其本身又主要地代表着那一个阶级的利益和势力?假使事实是和严先生的分析一样,当然不会成什么问题,一切的军阀都代表着资本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和势力,他们间的冲突,也和严先生所说的一样是大企业家要吞并小企业家的现象;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全国的军阀老哥主要地是代表着各地域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利益,他们虽然没有十足的“封建采色的经济基础”,但也各有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基础的雄厚与否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在一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相反的事实。比方我们列举事实来说,北方的军阀政府,因为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落后,封建经济成分较为坚固一点,其崩溃的速度要比中部尤其是东南部迟缓得很多,所以北方军阀政府的经济基础底封建性,在量和质方面都要较南京政府来得大。反之,南京政府因为它处的地域是工商业较发达的地方,封建经济崩溃的过程实较其他地域加速得多,故南京政府的经济基础底封建性,在量和质上都没有北方来得浓厚。因之,南京政府的成分里面,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北方政府的成分里面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相对地来得大些,换言之,即是在南京政府里面,买办资产阶级虽然不能居于领导或支配的地位,但它也不会完全处于地主豪绅的势力支配之下。所以我们要解答“领导国家政权的是那一个阶级”底问题,首先就得先理解目前中国反动政权的特质,不然的话,堕入形式逻辑的泥坑是不可避免的处罚!现在严先生这般抽象地提出这个问题,分明是堕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这当然是由于他不认识目前中国经济底特质是半封建经济的缘故。
上面已经说过,全国的军阀所依据的经济基础是半封建经济,那末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当然主要地是半封建的豪绅地主阶级了。按照其经济来分析之,则他们不会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完成武力统一的幻梦”固不待言,反之且要代表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来阻碍中国的统一和产业的发展。严先生一看见“武力统一”四字就把吴佩孚,孙传芳等十足的封建军阀也送入资本主义的王宫中去,真是开了历史的玩笑!因为照严先生说来好象凡属封建军阀都是分疆割据了便不思吞并其军阀的地盘,而可以相安无事的;反之凡属要进行吞并政策(所谓“武力统一”就是这种吞并政策!——苏)的军阀都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势力一样,真是可笑之至!请问“武力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是否也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呢?但是,胡适之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资产阶级和汉朝时代有资本主义是二十世纪的大笑话呀!我想严先生虽然是万分的愚蠢都尚未敢跟着为反对派首领时期的拉狄克说秦始皇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势力吧?!同时我们还要明白的就是军阀的存在自有它特定的社会基础,它在封建,半封建社会才有它生长和发展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它存在的根据的,所以现在一般人说日帝国主义的军事长官或军部是军阀,甚至在“研究”杂志上也有人分析日帝国主义政府是地主,金融资本家,军阀鼎足而立的政权,真是毫无政治常识的分析。现在严先生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军阀(当然严先生不愿意加上“封建”二字!)的存在,而一方面又否认它有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未免太自相矛盾了。大概严先生在莫斯科图书馆中混了三年的结果,就是这个“矛盾”吧。
那末,支配中国反动政权的势力到底是什么呢?我可以极简单的答复一句: _是在中国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_ !而帝国主义又怎样去配它呢?帝国主义是意识地扶助着封建残余的势力在政治上演重要的角色。限制着资产阶级在政权上势力比重底增大。同时帝国主义也就利用半封建势力的代表——军阀老哥们由分疆割据进至相互吞并,结果便是,混战连年,生产破碎,将全国的劳苦大众都送到火线上去当炮灰,或者饥饿线上去当饿殍!严先生只看见了帝国主义在指挥军阀进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没有看见军阀自身的经济基础,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辩证底关系,诚是见树而不见林的学究!
其次就说到地主是否在封建社会中才存在的问题。
我可以用两句话解答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有地主的,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详言之,即是有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地主之分。那末,严先生是否要说中国的地主阶级,一般地已是资本主义的呢?我想你脑子中存在着这样的幻景吧!哈哈!
第三,就是“客观任务”的问题。严先生问:
“你们(指中国无产阶级的前卫——苏)说:革命的性质是由于‘客观任务’来决定,为什么?有否理论和事实的根据?”未入本题讨论之前就要先谈谈“主观”与“客观”的问题。请大家先看看严英雄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去认识吧:
“机械论(?)者蒙着中国文化落后的恩赐,得施行其对广大多数革命青年脑髓中深注入‘客观任务论’的毒剂,到处广事宣传‘革命性质’由于‘客观任务’来决定,他们的观点就是,如果革命的客观任务没有完成,那末革命的性质也就不能改变,也就是革命性质‘不动’!他们不了解革命的‘完结’与‘完成’,他们不了解革命性质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因此,只相信不动的(不动的???)客观而不信任能动的主观,于是便从机械的不肖门徒发展到宿命论的不肖门徒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50)
拜读了这一段大文,可以很明白的知道了严先生是将主观与客观机械地对立起来了,同时也就是不懂得主观与客观的辩证法底联系,即是说他没有看到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两者相互渗透之辩证法的统一,因而在事实上就证明了他是没有理解辩证法的能力。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基于实践的发展的;人类要认识现实的世界和把握历史课给我们的任务,离开了实践的基础,便会堕入观念论的形而上学的泥坑中去。但是“他不离开抽象的理论之范围,他不在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在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人类,所以他决不能到达于现实的存在着活动的人类,而停止于所谓人类的抽象的境界”(马克思),换言之即是不是由社会游离了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社会的阶级。而且在目前阶级斗争这样尖锐的时代,不能不带着阶级的见地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对象的真理到达于人们的思维与否,不是什么理论的问题,而是一种实践的问题。人们必须在其实践上去证明真理,即是证明其思维之现实性与力,证明其比岸性;从实践游〈离〉了的思维之为现实的与否之论争,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总结一句就是:只有具体的真理,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抽象的真理,不但无补于实践,且要成为革命斗争的障碍物。目前中国的杜派先生单凭着他们个人的主观来规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斗争的口号,高唱着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什么“不断革命”事实上是没有以实践为基础的。任管他们高叫着什么“真理”的口号,结果下来也只成为了反动的“真理”!举事实来说更可以了解他们的错误。比方,他们反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规定,很机械地将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认为只是资产阶级所干的革命,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情势,所以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可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更不了解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能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们便抽象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空口号来和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口号相对立。在他们看来好象这两个革命阶段中间筑着有万里长城,认为工农民主革命是纯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东西。他们因为不了解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性,所以便很起劲地起来反对现阶段的革命运动,诅咒红军为“土匪流寇”,诅咒苏维埃政权为“乌托邦”,或许是更厉害地诅咒。而在事实上便尽了“剿匪总司令”的别动队的作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因为又主观地觉得目前是一个所谓“革命低落”的时代,又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在亭子间中坐着来等待革命时代的到来。由此便可以明白他们的“真理”,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真理”,他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历史任务的认识,完全是没有基于实践的。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缘故。
客观论当然有具体与抽象的分别。抽象的客观论是从直观开始的。它只能把握着事物的形式,不能把握着事物的内容,只能观察事物的片面,不能观察其全体,即是使现实的诸方面互相分离的。结果依然是跳不出形而上学者思维方法的窠臼,而具体的客观论则反是。一般地讲来它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列宁:“客观论者只说及一定历史的过程之必然性,而唯物论者却正确的确定一定社会的经济构造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对立关系。客观论者证明一定的一系列的事实之必然性时,常迷人于辩护这些事实的见地,唯物论者却说起由一定经济秩序‘所支配’,而造出对于他阶级的种种反作用形态的阶级。所以,唯物论者一方面是比较更彻底的客观者,更深刻更完全的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了(这就是具体的客观论 ——苏)
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已弄明白了,便进而讨论“客观任务”的问题了。
严先生认为“客观任务论”(它与上面所说的具体的客观论又是有区别的)是一种“毒剂”这事我可以不要先谈,首先要问他一句:严先生等反对革命性质以客观任务来决定,你们又以什么来决定呢?是否以“主观任务”来决定呢?照你的话看来,分明是的。那末,所谓“主观任务”又是什么呢?也得给我们一个答复!
严先生说“革命的性质是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这话的本身是不会错的。成问题的是在怎样去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因为这句话也是由列宁文章中抄过来的)。没有问题的,所谓阶级的相互 _关系_ ,分明是存在着的客体,阶级关系并不能当作认识客体的主体而出现。严先生把阶级关系当作“主观”,显然是不可救药的错误。所以严先生不得不陷入于自相矛盾的境地的就是他所认为的“主观”,依然又是一种存在着的客观事实。
事实上,客观任务就是历史课给革命阶级的任务,这是显而易知的事。不料在莫斯科食了三年面包的严先生尚一无所知地问为什么革命性质是由客观的任务来决定。但是,这也是难怪的,因为一切的杜洛司基主义者都是站在观念论的立场,他们的特征就是将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承认人类的意志(即是严先生的“主观”)特别是“大”人物(如杜洛司基之流)的意志有支配一切的万能,他们以为人类的意志能够无条件地变革社会, _其客观的前提存在与否是不成什么问题的_ 。杜洛司基在一九〇五年便主张跳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底阶段,应该用党的意志来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所谓“打副沙皇,组织劳动者政府”的口号,就是当时杜洛司基所提出来的口号(这个问题不管严先生怎样地在狡辩,说不是杜洛司基提出来的,但这是杜洛司基主义的口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倒底是否杜氏亲笔写出或是其党徒写出来的,这可以不必追究)。他们不从现实的客观环境的分析出发,而是从预备着的公式和他们英雄式的主观意志出发。中国的杜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也同样是一种观念论的把戏。他们不愿意去理解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特性,也不愿意去理解中国阶级关系的特性,因之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只限于一般的抽象的理论分析,不愿意作具体地考察阶级的关系和各方面的联系。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杜洛司基派底基点,就是观念论的形式主义。和一九〇五年在俄国提出,打倒沙皇,组织劳动者政府”的口号是一样的场合,都是企图回避了实际的斗争,用抽象的口号来断送当时的民主革命,即是从现实的具体的形象中排除了给现实以具体性的东西,排除了特定阶级的革命行动。总而言之,杜洛司基主义者站在孟塞维克独断主义的抽象立场,沿着反历史主义的方向,与“带有孟塞维克色彩的观念论”者的哲学合为一体了。
列宁讨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性质的问题,是从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的一般矛盾出发的;他说明了那时的革命有两个在客观上有可能性的发展路线:一个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即是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与专制政治妥协;另一个就是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彻底的肃清一切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的多数派又努力后一个道路的实现,而不把两者当作有同等的意义去看待呢?这是因为当时客观的情势决定了工农革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及最少的牺牲,接近于革命的下一个环——社会主义革命的缘故。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上附注着这样话: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真理正是从这个构成的。”这即是说唯物辩证法要求在客观的环境上去考察其多面性,并从这些方面去找出重要的方面,要立刻把这重〈要〉方面和终极的目的——到社会主义去的革命运动——相联系着。所以我们要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从客观的条件出发——考察客观条件的各方面最主要的是从特定的革命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严灵峰诅咒为“狡绳”的共际〔产〕国际第九国〔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就是从分析中国客观条件与阶级任务出发的。
“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民权革命的阶段;不论从经济的观点看来(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的观点看来(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从政权的阶级性的观点看来(工农专政),中国的民权革命都未完成。”
可怜观念论者严先生之流尚要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底旗帜之下来私贩主观论的货物,不幸给无情的无产阶级的实践打一个落花流水,遭受着俄国杜派与孟塞维克同样的“命运”。
第四就是:
“革命运动已经开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国有资产阶级占领导的统治??——苏)并且在乡中已经开始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同时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是否一般的无条件的呢??——苏),这是否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工农民主专政’可否不要富农参加?如果可以,那末,与无产阶级专政有何区别?农民有否独立的政治作用,所谓‘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国未来(请你在亭子间中坐着来等待吧!——苏)三次(?)革命中是在‘两重政权’(在取消主义者看来,当时目前中国没有两重政权的对立?因为他们相信包含着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的Soviet政权已被剿匪总司令的毒瓦斯毁灭了!——苏)形式中实现;抑是在单一的政权形式中实现;在‘两重政权’的条件之下是否能够实现一切所谓‘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追击与反攻P.253)
简单地归纳起来就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他无意中矛盾地承认了的!),是否还在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阶级〔段〕;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有何区别和“未来”中国革命是否在两重政权形式中实现的三个问题。我现有可简单地答复如下:
在形而上学者的思维中,当然是否定了事物的过渡性,因之在革命的实践上便会暴露出他们不懂得利用过渡的形式去实现变动着的内容。上面曾经指摘出来的,孟塞维克及杜洛司基主义者对于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错误分析与沽〔估〕计,就是由于不懂得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底联系。所以列宁说:“左翼空论主义,其立脚点是无条件的否认一定的旧形式,不理解新的内容可以通过一切形式而实现。他们不知道学习共产主义者的我们的任务要支配一切的形式;不知道学习很迅速的利用别种形式补足这种形式,用别种形式代替这种形式,使我们的战术适合于一切的转变——由我们的阶级及我们的努力以外的东西唤起的转变。”如此,内容的发展也就在于由这一阶段转变到别个阶段的容易实现的混合形式之中。依照列宁的意见,一九〇五年的俄国的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彻底实行并使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容易实现的形式——不能不是俄国的这个混合的发展形式。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本质的矛盾之发展,不能不排除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形之限制性。这种限制性,也没有被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完全排除。二重政权,以及资产阶级政府与苏维埃政权同时存在。这是辩证法的,是杜洛司基主义者的严先生死也不会理解的。
目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阶段,也就是彻底的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容易实现到社会主义革命去的转变底形式——是一种混合的形式,在这种混合的形式中,主要地虽然是包含着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底内容,但因为这个革命阶段是最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的缘故,和因为中国社会的特性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又包含着许多新的内容——是流动着的内容——。比方:反富农的斗争和没有积极反对革命或故意怠工的资本家的财产等等事实就是新的内容。严先生不理解这种新内容的发展,提出“是否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问题,可怜亦复可笑!!
其次严先生问“工农民主专政可否不要富农参加,如果可以,那末与无产阶级专政有何区别”?这是令人莫明其妙的命题。因为工农民主专政姑不论其要否富农参加,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是很显然的。前者是过渡期的民主政权的形式,后者是无产阶级掌握着绝对权力的政权形式,而且是最民主的政权。至若问工农民主专政可否不要富农参加的问题也是很简单的,只要严先生愿意去理解工农民主革命内在的矛盾底发展和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过去与将来的两方面(列宁)的特性,就会明白目前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是不会让富农参加的,尤且事实上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对于富农早已展开着激烈的斗争!
最后所谓工农民主专政是在“两重”或“单一”的政权形式中实现的问题,是无须乎解答的,因为事实上目前中国已经存在着两重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已经在许多区域中实现了,严先生等要故意盲目地否定其存在,而提出什么“未来三次革命中”的玄学的问题,除了尽了欺骗劳苦大众的作用以外,根本上尚暴露出观念论的本质。
第五就是革命转变的问题:
“所谓革命的‘转变’是否由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单一政权成立之后并把所谓‘客观任务’完成之后才‘开始’?这个‘转变’要经过的什么‘许多经济过渡阶级’,是否‘和平过渡’?‘工农民主专政’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抑是其它阶级的统洽?如果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末,由‘工农民主专政’之资产阶级的统治‘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不经过‘暴力’是合理的吗?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吗?”(追击与反攻P.253)
杜洛司基主义者根据着抽象的“不断革命论”当然要站在形而上学的土台上反对革命的转变,最低限度也将转变这个概念归入括狐〔弧〕之中。所以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开始就是Proleteriat掌握政权,那里会有玄妙的转变”(任曙)。因之他们对于革命转变是怎样开始的问题也就毫无理解。列宁在“两个策略”上已经告诉过我们,实行这一革命到底,便是第二个革命阶段的开始,也即是革命的转变。自称是列宁主义者的严先生对于列宁的这个遗教,竟置若无睹,真不知其脸皮有几尺之厚?
所谓杜洛司基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是观念论的玩儿。根本蔑视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下的中国工农民主革命转变为国民的及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过程,不考察这个转变之具体的特殊性,更不考察中国革命过程的特殊性及其各方面的联系。事实上他们是将臆造的一般公式的观念论代替了辩证唯物论。
工农民主专政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统治底命题,越发可笑,根本暴露出严先生毫无政治常识,当然更不懂得列宁主义关于政权学的A.B.C。告诉你吧:工农民主专政是代表工农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当然是领导的阶级!!),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统治。你们快到江西去用“暴力”(联合一切反苏维埃的势力)把它转变到资产阶级手中去吧!
(录自《读书杂志》第3卷第3、4合期,1933年4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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