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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飞翔的荷兰人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joris-ivens-1979/00a.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0: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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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index-leftwingculture.htm) -> [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1979)](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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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飞翔的荷兰人
记得好象是一九六三年,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家在阿姆斯特丹的加里普索电影院聚会。放过《塞纳河与巴黎相逢》之后,尤里斯·伊文思满面春风,登台在幕前向大家招手致意,历时不长。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见“飞翔的荷兰人”,这个在荷兰“不受欢迎的人”。当时的荷兰处在清教主义、狭隘思想和严厉控制的统治之下,而就在这个时候,伊文思首次在阿姆斯特丹的电影协会放映他的许多影片。伊文思亲自介绍他的影片,他的观众绝大多数是青年,集会常常进行到深夜方散。给我印象尤深的是,这位在政治上以毫不妥协而著称的人,其态度既灵活又坚定。我们可以举他对海明威的宽容态度为例。一次,观众中有人指出,海明威对法国制度的态度有改变,伊文思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们以后很可能又会合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了许多影片,这些影片对我们的学习帮助很大,有的也使我们晕头转向。但是,就在那个晚会上,我感到电影同我直接有关,因为我意识到,在这里,电影触及了某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影片同他的人格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连,它指明了道路,指出了条件。这是艺术家的直觉,是投身社会斗争,是信仰和矛盾,是纲领和行动,是计划和实践,这一切在他的手里汇成一个整体。
我出于个人的气质和经验,对于“电影是武器”或“电影是斗争工具”之类的观点,历来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历史一旦局限于银幕的两度空间之内,就很可能变成传奇。在这个意义上,伊文思被人看作是“传奇式”的电影工作者,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他本身就包含着本世纪的一部分,由他表现传奇十分相称,而且他也感到有某种乐趣。然而,与此同时,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驱使他完全脱离传奇。这个东西是否就是他那含着一丝狡黠的微笑的坚定信念?这种结合,在他的影片中都可以看出来,它把各种关系,各种矛盾,决定和错误,以及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任意选取的独具个性的某一点,都加以放大,并且具体表现出来。斗争就成为日常生活,于是斗争开拓了我们的视界。尽管伊文思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是他的事业是一种以电影为形式的哲学,它不断地把历史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伊文思表现了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汇合。
人们常说,伊文思的作品直接参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和为实现新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的斗争,而且伊文思面临牺牲和危险毫不退却。他的影片“实地”感特别强烈,环境描写总是十分详尽。他的全部作品组成了一部长篇历险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这位旅行者为了描绘和介绍集体的历险事业,才变成了历险家。
同一个在十七度线上空被击落后成了越南人俘虏的美国大个子会面,是一次透过个人的镜头看到的会面。镜头后面必然就是伊文思的眼睛。在这个具体情况下,人们清楚地感觉到谁是观察者。这是两个西方人的会面,两人都是乘坐飞机到达这里的。不过,其中一位对于自己的目的和原因十分明确,而另外一位突然发现自己彻底完了(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被人发现了)。这是“我想,你是利文斯通博士[1]吧?”这句不合时宜的问话的又一新翻版。若干世纪以来,白人们在土人的热带森林中,就用这句话互相打招呼的。
大家都知道谁在观察。伊文思的电影是同作者分不开的。同样,作者同他所拍摄的人们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就是为了他们才拍电影的。无论在电影中或生活中,他都要求你同他建立关系。影片中的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有着持久的联系,作品没有写到头,运动在继续,远未结束。虽然我不知道观察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但是其影片的形式,总是使我感到意犹未尽而有着强大的表现力。有许多时候,柔和的节奏骤然中断,画面失去平衡,出乎意料的细节突然映到我们的心田,限度和节奏的规律仿佛不复存在。此时此刻,影片隐没片刻,向我们展示了所摄的现实生活。
然而,所有这些失去平衡的时刻,同雄伟的主流揉成一体,全片上下调度自如,一气呵成,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张弛关系从来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不由得感到需要进一步考虑和体会。
尤里斯·伊文思及其影片的目的,在于表现集体的力量。而且,即使在逆风劲吹的时候,这些画面也没有湮灭,它们都作为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保存下来。集体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能做到的事,同样也能在其他地方,其他时候,以其他的方式加以实现。这就是尤里斯·伊文思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个态度,在他同玛斯琳·罗丽丹合作拍摄的关于中国的一组影片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我并不认为,一个始终致力于了解中国,并怀着深厚的爱情,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人,在每次发生政治变化的时候,他都要作一番说明,都要说明一下自己关注什么,偏爱什 么。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毫不掩饰怀疑的成分,以社会为代表的主流同跟不上集体的犹豫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几代人之间的矛盾,都作为题材而加以发挥。然而,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本试图系统介绍伊文思的思想演变的著作中,在本书所记述的谈话内容中,对最近中国内外政策的发展考虑不多,而这些发展,今天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九六三年还不能在荷兰大张旗鼓地欢迎伊文思。这个愿望要等到伊文思七十岁的时候方能实现,而且还多少有一些犹豫。这是我进一步了解伊文思的机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放映了他的影片,举行了几次记者招待会,文化部长提出了一个意外的拍片建议。但最主要的是同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频繁接触。他看了我的一部影片,而且说还要看我的其他作品。不久之后,我在巴黎陪他花了一天功夫看我的作品。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随着画面的节奏低声哼哼,犹如在欣赏音乐,他的全身,他的气息都同影片的生命一脉相连,并赋予它某种含义。这个哼哼使我理解我的影片,更使我理解他的影片。“气息”是《献给北风》中经常使用的字眼。看完影片,我们挤在一辆充满卷烟烟雾的小型菲亚特牌汽车里,伊文思对我说:“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哲学,政治的也好,宗教的也好,这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哲学完全是自己的东西。”当时,这个意见使我感到惊讶,尤其是“宗教”这个词。后来,我才认识到,伊文思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在我身上发现了矛盾心理。我仿佛感到他是一个老相识,所以丝毫没有感到拘束。再说,我也从未看到任何人在他面前感到拘束。在伊文思身上,友谊是最明显的东西。这是他的作品中的十分感人的力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尤里斯·伊文思八十岁了。他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一阵。我给他看了我的一部近作,主题是荷兰的一泓清水,一块土地。他又开始哼哼。看完影片,他对我说:“是写实主义。你还记得十年前我同你说过的哲学吗?看来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敢背定,但是我又一次感到惊讶,因为从在那辆菲亚特牌汽车里的谈话到今天,在这段时间里,他毕竟同人会面不下数千次,在中国过了几年,拍了十二小时的影片,结识了多少朋友啊!
他八十寿辰的时候,自然又放映了一些影片,而且可看出,他心里万分高兴。其中有一部把我完全压倒了。这就是《新地》: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在荷兰。这是四十四年前拍的影片,然而,光阴似乎没有流逝。一泓清水化入了另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叠印在另一块土地上而。我们的手在摄影机后面紧紧地握在一起。
伊文思登上飞机,着陆,与人结识,开始工作。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这一活动的变奏曲:他走下来,卷起袖子干起来,而我则继续向他请教,在他的回答中得到教益。他的影响,我仍在享用。
约翰·冯·台尔·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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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苏格兰探险家,曾在中非和南非反对贩卖黑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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