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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第四章 论国族文化.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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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论国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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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论国族文化
· 国族文化和解放斗争互为基础
只写一首革命歌来参加非洲革命,是不够的,革命必须同人民一起进行。和人民在一起,歌曲就会自己产生出来。
为了真正的行动,自己必须是非洲及她的思想中的活跃份子;必须成为整个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力量的一份子,为了非洲的解放、进步和幸福。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只能亲自参加,与民众一同完全被动员起来,为解放非洲及受苦的人类而战斗,除了战斗外别无其他可能的位置。
——西谷·图黑〔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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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西谷·图黑(Sékou Touré,《人作为一个文化代表的政治领袖》(Le Leader politique considéré comme le representant d’uné culture),在第二届黑人作家暨艺术家国际研讨会上报告(一九五九年,罗马)。
每一代人应该在相对的晦暗不明中,发现自己的使命,完成它或背叛它。在落后国家中,前辈们曾经在抵抗殖民主义不断的腐蚀作用的同时,又为当前斗争的成熟作了准备。既然我们现在处于战斗的中心,就必须改掉将父执辈的行动极小化的习惯,或面对他们的沉默或被动时,佯装不理解的习惯。他们曾经尽他们所能的战斗,以他们当时所拥有的武器,尽管他们的斗争没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回响。必须从根本不同的国际形势来理解原因,而不是责怪他们缺乏英雄气慨。必须不只一个被殖民者说「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必须不只一个部落起义反抗,必须不只一场农民起义被打击,不只一场示威被镇压,我们今天才能带着对胜利的确信进行抵抗。
我们的历史任务,对于决定毁掉殖民主义前途的我们来说,是安排所有反抗、所有不顾一切的行动、所有失败和浴血奋战的尝试。
### 国族国家的正当性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分析一个我们认为的根本问题:国族国家作为一个要求,它的正当性为何。我们必须承认,动员人民的政党几乎不关心这个正当性的问题。那些政党从现实出发,并以这个现实为名,以这个压在男男女女现在以及未来的现实为名,做出相符的行动。政党懂得用动人的言语来大谈国族,但它感兴趣的是听它说话的人民,假如他们期待的仅是要能生存、能了解参与战斗的必要性。
今天我们知道在国族斗争的第一个阶段,殖民主义企图通过经济主义来抚平国族的要求。从一开始,殖民主义假装理解、装模作样的虚心承认经济的严重性,以及需要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努力。
事实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出现若干令人侧目的措施,或有些已停工的工地再开工,这使国族意识的凝聚延迟了几年。但是,殖民主义迟早会发现,它不可能实现一个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充分满足被殖民土著的渴望;甚至在填饱肚子方面,殖民主义也证明是先天无能的。殖民主义国家很快会发现,想在纯粹经济范围中解除国族政党的武装,就等于是在殖民地做它不愿在本国所做的事。如果说卡蒂尔主义[1]在今天盛行,绝非偶然。
面对法国固执的要博得一些它该养活的人的好感,而那么多法国人却生活在拮据当中,卡蒂尔有着一种醒悟了的苦涩,这足以说明殖民主义不可能转变成推行超越利害、大公无私的援助计划。所以,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重复宁可挨饿也不愿失去尊严的空话上。相反的,应该深信殖民主义不可能为殖民地民众带来一些物质条件,让人足以忘却与尊严相关的烦忧。一旦殖民主义懂得它的社会改革策略会将它带往哪个方向,它就会恢复过去的反应,加强警力,急派军队,建立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利益和自己心理的恐怖统治。
在政党中,比较常是在它的外侧,出现一批有文化的被殖民者。对这些人来说,要求国族文化,肯定这个文化的存在,代表一场优先的战役。当政治家把他们的活动定位于现实之际,文化人却置身于历史的框架之中。面对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挑战殖民主义视殖民前为野蛮时代此一论调的决心,殖民主义很少做出反应。尤其因为被殖民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展开的思想,已由宗主国专家们广泛公开主张过,殖民主义对此更少有反应。我们的确看到几十年来,许多欧洲的研究者,在总体上使非洲、墨西哥,以至秘鲁的文明重获尊重,这太平凡了。人们可能对被殖民的知识份子狂热的捍卫国族文化的存在,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谴责这种极端狂热的人,却奇怪的忘记了他们的精神机制、他们的自我,舒适的躲在久经考验,且无人加以否认的法兰西或德意志文化的背后。
我承认,在存在的层次上,过去存在一个阿兹特克文明这件事,对当今墨西哥农民的飮食生活并不会产生多大的改变。我承认,可能有数据显示,曾经存在一个令人惊叹的桑海文明[2],但这并不能改变今天桑海人营养不良、文盲、头脑空空、两眼茫然的事实。但是,我多次提到,这种追寻殖民时代以前已经存在的文化的热情,其正当性取自于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一种忧虑,想要退一步看西方文化,免得沉沦其中。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迷失自我,也就是说,对于人民来说,对于这群发狂、怒火中烧的人来说,他们是迷失了,于是得发愤找回人民最古老的、最前殖民时代的活力。
推得更远一点来说,可能维系或者使之导向这种热情和疯狂的是一个私下的希望,希望在当前悲惨、对自我鄙视、否认和放弃之外,还能发现一个十分美好和辉煌的时代,这个时代能使我们在面对自己,以及面对他人时,恢复自身的荣誉。我决定进一步说,无意识里,可能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与他们被压迫民众目前的历史交欢,更不能对现今的野蛮历史感到赞叹,于是决定走得更远了,更往下坡走,兴高采烈的发现一个毫不羞愧,而是尊严的、光荣的和庄严的过去。对于过去国族文化的要求,不只是使未来的国族文化获得尊严,也不只是在于使未来文化获得正当性。从精神和情感的平衡上看,这还引发了被殖民者的重大变化。人们可能还没充分指出,殖民主义并不满足于把它的法律强加于被殖民国家的现在和将来。殖民主义并不满足于把人民锁在铁网里,不满足于只是清除被殖民者脑袋里的一切形式和内容。殖民主义透过一种逻辑上的变态,指向被压迫人民的过去,将之扭曲、毁容、消灭。这种贬低被殖民者以前历史的企图,在今天则具有辩证的意义。
当人们思考那些为实现殖民时代特有的文化异化而展开的努力时,就会明白,一切并非偶然,是殖民宰制所追寻的大体上的结果,使土著相信,殖民主义应该会把他们从黑暗中拉出来。在殖民主义有意识的继续下,一种深植土著脑中的想法:一旦殖民者离开,他们将重返野蛮、堕落和兽性。在无意识方面,殖民主义并不力图让土著感到它是保护孩子、防范周围敌对环境的慈母,而是扮演一个阻止罪大恶极的孩子自杀、阻止他发泄凶残本能的母亲。殖民地母亲保护孩子、防备他自己,防备他的自我,防备他的生理及生物的现实,防备他那本体论的不幸。
### 黑色文化,黑人性
在这种状况下,被殖民知识分子的要求并不奢侈,而是一贯纲领的要求。被殖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斗争放在正当性的层面上,他想证明,他甘于为了展示自己更好的肉体的历史而赤身露体,被迫投入自己民众的腹中。
这种投入不特别是国族的。决定向殖民主义的谎言开战的被殖民知识分子,把战场指向大陆这个层级。过去被赋予价值。从过去挖掘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不再只是其他国家所有。殖民主义并未进一步细致化,只是不断主张黑人就是野蛮人,黑人对它而言,既不是安哥拉人,也不是奈及利亚人,只是用大写字母的「黑人」。对殖民主义而言,这片广大的大陆就是野蛮人的巢穴,迷信及狂热痴迷的土地,注定受蔑视、受上帝咒诅、吃人肉的土地、黑人的土地。殖民主义谴责的是整个非洲大陆,他们所断言的,前殖民时代的特征,就是人性的黑夜,这涉及非洲大陆整体。被殖民者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努力逃避殖民主义残留的伤痕,却陷入在逻辑上跟殖民主义处于同样的观点中。在西方文化上面走得太远的被殖民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带头宣布一种文化的存在,但他们这样做,并不以是以安哥拉或达荷美之名。被肯定的文化是非洲的文化。黑人只是被白人统治后才变成这样黑,当他们决心显示文化的存在,创造文化时,发现历史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他必须证明一种黑色文化的存在。
的确,是欧洲人该对种族主义化思考负责,或者至少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是种族主义的,并且继续用白人文化来对照其他各种非洲文化。殖民主义并不认为应该浪费时间去一个个否定不同国族的文化。被殖民者的回应,一开始也是全大陆性的。在非洲,近二十年来的被殖民文学,不是国族文学,而是黑人文学。例如「黑人性」(négritude,又译黑鬼格)的概念,是白人对人性侮辱之反命题,这种反命题是就情感层面,或是逻辑上的。反抗白人侮辱的黑人性之兴起,在某些领域内,显示出只有它能够取消禁令和诅咒。因为几内亚或肯亚的知识分子,最先面临的是遭受统治者全面排斥,以及面对统治者各种混合的蔑视,他们的反应是自我欣赏和自我歌颂。在无条件肯定西方文化后,才能无条件肯定非洲文化。大体上,在对黑人性的歌颂中,旧欧洲和年轻的非洲对立了起来,令人厌烦的说理跟诗歌相对立,一边是呆板、客套、仪式和怀疑,另一边则是纯朴、活泼和自由,甚至华丽花俏,但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对黑人性的赞颂,毫不迟疑跨越了国界。美洲的黑色声音将重新唱起这种赞歌,以更大的规模。「黑人世界」即将诞生,加纳的布希亚(Busia)、塞内加尔的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苏丹来的昂帕泰·巴(Hampaté Ba)、芝加哥的圣克莱尔·德拉克(Saint-Clair Drake),都将毫不犹豫肯定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联击和同一力量战线。
同样可以提出阿拉伯世界的例子。我们知道大部分的阿拉伯领土曾经被殖民统治过。殖民主义也曾经在这些地区,不遗余力的在土著脑中植入这种思想:被殖民以前的历史是野蛮统治的历史。国族解放斗争伴随了伊斯兰文化觉醒的现象。现代阿拉伯作家们热情的使他们的人民想起阿拉伯历史的伟大篇章,这就是对占领者谎言的回答。阿拉伯文学中那些名人的姓名被编成目录,如同非洲歌颂非洲文化般,他们以同样的激情与活力,挥舞着阿拉伯文明的大旗。阿拉伯领袖们企望重返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光芒万丈的文化中心——达尔·埃尔·沙兰(Dar El Salam)的时代。
今天,在政治上,阿拉伯联盟落实了这个再采用昔日遗产和使它达到最高峰的意愿。今天,一些阿拉伯医生和诗人穿越边境互相往返,力求推出一个新的阿拉伯文化和一个新的阿拉伯文明。这些人以阿拉伯主义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并以这个名义努力去思考。然而,在阿拉伯世界,国族感情即使在殖民统治下,仍旧保存了一种在非洲看不到的生气。人们在阿拉伯联盟里也察觉不到个人与群体自发的一致性。相反的,吊诡的是,每个人力图以自身的方式歌颂自己国族的成就。文化现象其实源自于一种不加区分的状态,这种不区分的状态构成非洲世界的特征,但阿拉伯人却可以达到在对象面前被不抹去之境地。文化的实际经验不是国族的,而是阿拉伯的。问题不只是去保证一个国族文化,更不是去掌握国族运动,而是在面对统治者的全面压制时,承担起一种阿拉伯文化或非洲文化。在非洲的层次上,如同在阿拉伯的层次上一样,殖民地文化人所提出的复权要求,是混合各种思想、全大陆性的,全世界性的,在阿拉伯人的例子里也是如此。
非洲文化人所处的历史职责——必须使他们的要求种族化,多谈非洲文化,少谈国族文化——把他们导向一条死胡同。让我们举非洲文化协会(société africaine de culture)的情况为例:这个协会是由一群非洲知识分子创立的,他们希望互相认识、交换彼此的经验和各自的研究心得。这个协会的目的是肯定非洲文化的存在,在一定的国与国范围内编制文化财产目录,显示每个国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同时,这个协会又响应另一个要求:靠到欧洲文化协会那边,而后者威胁着将转变为全球文化协会。因此,这个决定追根究底起来,是因为它想带着所有的武器,带着一个就是从非洲大陆母体里涌现出来的文化出席全球性的大会。然而,这个协会很快就暴露出它无力承担这些不同任务,并把自己局限在一些暴露狂的表现:向欧洲人指出有一个非洲文化的存在,对立于爱炫耀和自恋的欧洲人,这也是协会成员一惯的态度。我们已指出这种态度是正常的,并从西方文化人所宣传的谎言中得到正当性。但是,这个协会的目标将日益堕落,随着黑人性概念的发展。非洲文化协会如今变成黑人世界的文化协会,并被引向包括散居在异国的黑人,即包括散居在美洲的一千多万黑人。
在美国、中美洲或拉丁美洲的黑人,的确需要和一个文化的母体结合。对他们而言,美洲白人的行径跟那些统治非洲的白人没有两样。白人不分好坏把所有黑人混为一谈。一九五六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非洲文化大会上,美国黑人本能想到他们跟非洲黑人遭遇同样的问题。非洲文化人谈到非洲文明时,给予从前的奴隶一个合理的地位。渐渐的,美国黑人意识到他们所提起存在的问题,并不和非洲黑人所面对的问题吻合。芝加哥的黑人只有在与白人相比时,才和奈及利亚黑人及坦桑尼亚黑人在这确切的范围内相似:他们都是黑人。但在初步比对后,当主观性平静下来,美国黑人就察觉到客观的问题根本不一样。自由巴士,美国黑人和白人试图使种族歧视削弱的运动,他们的原则和目的,跟安哥拉人反对万恶的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几乎毫无关系可言。因此,在第二届非洲文化协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美国黑人就决定另创一个美国黑人文化协会了。
因此,黑人性在分析人的历史性格现象中遇到第一个局限了。黑人文化、非洲文化被切割成一块块,因为打算体现这个文化的人们意识到,所有文化首先是国族的,使理查德·赖特(Richard Wirght)或蓝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保持警惕的问题,跟桑戈尔或肯亚塔可能面临的问题,南辕北辙。同样的,某些过去曾经受「阿拉伯复兴」那首迷人歌曲震惊的阿拉伯国家,也该察觉到它们的地理位置,它们的区域经济的互相相关性,比他们想要重活的过去更强。今天,我们会发现,阿拉伯国家在组织运转上,与地中海文化圈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屈从于现代的压力和新的商业往来,而阿拉伯辉煌时代的商业网络却消失了。尤其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对彼此来说,实属于异质、陌生,以致这些国家彼此间甚至是文化上的交流,显得毫无意义。
因此,文化问题有时会在殖民地国家里被提出来,有着引发严重暧昧不清的危险。殖民主义所宣称的黑人是没文化,阿拉伯人天生野蛮,必然合乎逻辑导向去赞扬那些不再是国族国家的,而是全非洲的文化,并且尤其是种族化的文化。在非洲,文化人的取径是趋向非洲黑人的或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它不是指向特定的国族文化。文化愈来愈脱离现实。它以激情沸腾的白热化作庇护,在为自己开辟一些具体道路上困难重重,可是唯有这些道路能使它获得丰富、均质和稠密的特性。
### 被殖民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
如果说被殖民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活动,从历史观点来看有所局限,但他仍在大范围内对于支持、正当化政治家的行动有所贡献。而且,千真万确的,被殖民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时具有崇拜或信仰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好好分析这种态度,就会发现,它表达了被殖民知识分子意识到,割断最后几根与人民系绑在一起的缆绳所会有的危险。这种对文化存在的信仰告白,实际上是热烈的、绝望的向任何东西的停泊。为了确保他的救赎和逃避白人的文化霸权,被殖民感受到必须缩回到不知道的根,不管怎样,让自己迷失在这个野蛮的人民之中。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异化了,换句话说,陷入可能无法克服的矛盾困境中,所以他要从有可能陷入的泥沼中抽身,继续身处其中的话,会让他有着失去身体和灵魂的危险,于是他接受,他决定责无旁贷承受。被殖民者发现,自己有义务去响应一切,并以集体的方式去响应。他不仅变成捍卫者,还愿意和其他人放在一起,并且从今以后勇于嘲笑自己过去的怯弱。
然而,这种充满痛苦和艰辛的蜕变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会留下极度严重的心理、感情的创伤。没岸可靠、没有国界、没有颜色的人们,无国籍者、没有根者、天使们。同样的,我们也不会惊讶于听到有些被殖民宣称「我以身为塞内加尔人和法国人……身为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而说话」。阿拉伯法国的知识分子,奈及利亚英国的知识分子,当他在双重国籍,两种决定之必要性前绊倒时,假如他要诚实的话,他会选择否定其中一个。然而,最常会有的情况是,知识份子由于不想或不能做选择,他们就收罗所有影响过他们的历史决定因素,并彻底站在一个「普遍的观点」上。
因为被殖民知识分子渴望投入西方文化。就像那些被收养的孩子,只有在精神上凝聚一个能保证他们安全的最小核心时,才停止探究新家庭环境,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努力把欧洲文化变成自己的东西。他并不满足于知道拉伯蕾(Rabelais)和狄德罗(Diderot)、莎士比亚或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就算了,他要全神贯注直到与这些人成为最极致的同谋者为止。
夫人并不孤单,
她有一个丈夫,
一个很体面的丈夫。
他知道引述拉辛(Racine)和高乃伊(comeille)、
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
老雨果(Hugo)和青年缪塞(Musset),
纪德(Gide)和瓦莱里(valery),
以及其他很多人。〔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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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德佩斯特(René Depestre),《面对黑暗》(Face à la muit)。
但是在国族主义党派以国族独立的名义动员人民时,被殖民知识分子有时可能一脚踢开这些令他突然感到异化的东西。然而,宣布抛弃比真正抛弃更加容易。这些知识分子,透过文化这种传达感情的东西作为中介,渗入在西洋文明当中,达到和西洋文明成为一体,换句话说,用西方文明换了身体,当他因原创性的顾虑,想要去承担起一个文化母体时,就会发现,这个母体几乎无法提供他一些引颈的人物,足以跟占领者的文化那种众多有魅力的杰出人物相匹比。当然,历史,由西方人并且是为西方人写的,可能偶尔肯定一下非洲过去的某个时代。但是,知识分子站在当前国家的面前,清醒的、「客观的」观察那他想使其成为自己的大陆的现实,却被那空虚、粗野和野蛮给吓坏了。然而,他觉得自己必须走出这个白人文化,必须到处去找寻,而由于找不到一个与统治者所展示的光辉前景相对称的文化粮食,被殖民知识分子经常会退回到激情的立场,并发展出一个由异常感受性、异常的感觉和异常敏感所宰制的心理状态。这种退缩,首先由他内部的机制和外貌中所产生的预期论点所引起,造成一种反应,一种肌肉收缩。
被殖民知识分子处于意识正在解放阶段,他决定对此做出表达,这可以充分解释他所使用的文体风格。那是一种生硬又充满形象的文体,而形象是一座吊桥,能使无意识的能量分布到周围的草原去。那是一种神经质的文体,充满着跃动的韵律,被连续喷发的生命所贯穿起来。这种风格更是多彩多姿的、黝黑的、充满阳光和激烈的。这种风格在他那个时代使西方人大为吃惊,并不大是像人们想谈的,认为这翻译出种族特点,但肯定首先表达出的一种近身肉搏状态,显示出这个人处在一种进行自我伤害、流倘真实鲜血、从他那已含有腐败种子的存在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一场痛苦、快速的斗争,在其中,不可避免的,肌肉必得取代概念。
如果说,就诗意的层次上来看,这一活动已达到一个不平常的高度,那么,就存在的层面来看,知识分子经常走入死巷。当知识分子达到跟他的人民水乳交融的顶点时,他决定重新找到日常的道路,但只从冒险中带回极度贫乏的公式。他高度肯定他的人民的习俗、传统和外表,而他苦苦寻觅的不过是展现一种对异国情调的追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歌颂所有相关土著全貌的决定性因素的时代,连最细节的部分也不放过。非洲阿拉伯人穿的长袍白衫被神圣化了,巴黎或义大利的皮鞋被阿拉伯人穿的拖鞋抛弃了。统治者的语言突然变得咬牙嚼舌了。重新发现他的人民,在这个时期,有时候意味着就是想成为黑人,不是一个不像其他黑人那样的一个独特的黑人,而是一个真正的黑人,一条黑人的狗,一个白人想要的黑人。重新发现自己的人民就是变成肮脏的阿拉伯人,尽可能变成当地的土著,完全分不出来的土著,就是斩断曾经任它长大的翅膀。
被殖民知识分子决定清点从殖民世界所汲取的坏习惯,并赶紧回忆起人民的善良风俗,这个被我们决定、认为是持有所有真实的人民。这个取径,在安顿在殖民地的殖民者间引发丑闻,这更加强了被殖民者的决心。被殖民者曾经在使人同化这点上品尝过胜利的滋味,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些被解救的人开始融入黑人群中,整个体制开始动摇了。每个被征服的被殖民者,每个宣誓效忠的土著,当他决心消失时,不仅对殖民化是个挫败,而且还意味着已完成的事业无效和缺乏深度。每个越界的被殖民者,是对方法和体制的彻底判决有罪,被殖民知识分子在他们引起的丑闻中,找到了向殖民主辞职的理由和坚持下去的决心。
### 被殖民的艺术创作作品
如果我们想透过被殖民者作家的作品,来重新找到这一发展特点的不同阶段,我们会看到眼前浮现三个时期的全貌。在第一阶段,被殖民知识分子证明他被占领者的文化所同化。他的作品完全正确符合母国作家的作品。他的发想是欧洲式的,人们容易把他们的作品归结为宗主国文学明确的一个流派。这是完全同化的时期:在这些被殖民者文学中,我们可以找到巴那斯派[3]、象征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
在第二阶段,被殖民者开始动摇,并决定回忆过去。在这个时期的创作,大致上符合了我们刚描述的重新投入。但是,由于被殖民者并未融合进人民之中,他与人民,维持在一种外部关系中,他只限于回忆。一些童年时代的旧插曲又从他的记忆深处勾起,一些古老传说,参照着借来的美学和在外国星空下发现的世界观,开始重新被诠释。有时这种战斗前夜的文学,受到幽默和寓意所主宰。这是焦虑、不安的时期,充满死亡和呕心的体验。人们把自己吐出来,但在私底下发笑。
到了第三阶段,所谓的战斗时期,被殖民知识分子,在试图消失在人民当中之后,反而将人民震醒。不以人民的麻木为先,而是把自己转变成人民的唤醒者。战斗文学、革命文学、国族文学。在这个阶段,从前未曾想到写作的大批男男女女,现在既然处于特殊的状况下,在监狱里,在游击队里,或即将被处决前夕,他们痛感需要说说自己的国族,创造表现人民的文章,成为一个新实际行动的代言人。
然而,被殖民的知识分子迟早会理解到,要去证明国族,不是从文化出发,而是在为人民奋起反抗占领军的斗争中证明。任何殖民体制的正当性,并不是提取自它统治的领土没有文化这件事中。人们在殖民主义眼前展示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化瑰宝,永远也不会使殖民主义感到惭愧。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忧心专注文化工作时,意识不到他正在借用占领者的技巧和语言。他满足于把这些工具盖上一个硬说自己是国族的印记,但却奇怪的令人联想到异国情调。经由文化作品回到人民身边的被殖民知识分子,所作所为实际上却像个外国人。有时候他毫不犹豫的运用方言,以表达他尽可能接近人民的意愿;而他的见解、他所关心的,却和祖国的男女所认识的具体状况不一致。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文化,常常不过是一个地方主义的库存品。他希望符合人民,却只抓到他们的外套。这件外套,不过是一个地下、稠密、持续在更新当中的生活之反映。这个近在眼前却视而不见、似乎是人民的特点之客观性,事实上只是了无生气的结果,并且否定了一个更基础实体,它那其实具有多重、却具和谐一致的实体适应性,它其实是在不断更新中。文化人不却追求这个实体,反而听任自己被僵化的片段所迷惑;这些被稳定下来的片段,意味着否定、超越和虚构。文化绝不像习惯那样的半透明,文化完全避开一切简单化。它本质上是和习惯相反的,习惯始终是-种文化的退化。希望黏附于传统,或恢复已被丢弃的传统,这不仅是违反历史,而且是违反人民。当人民支持反抗不共戴天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至是政治斗争时,传统的意义改变了。在这个时期,消极抵抗的技术可能受到彻底的批判。在一个处于斗争阶段的落后国家里,传统基本上是不稳定和有着离心倾向留下的痕迹。所以这也是为何知识分子经常有着不合时宜的危险。进行斗争的人民,对蛊惑人心的煽动愈来愈具免疫力,因此愈想追随民众,他就愈显得不过是个卑劣的投机主义者,甚至是个落伍者。
在造型艺术方面,举例来说,拼命要搞国族作品的被殖民的艺术家,只不过一成不变的复制细部。这些艺术家曾经钻研过现代的技法,并参与在绘画或现代建筑的主流当中,他们转过身去否认外国文化,并开始追求国族的真实,重现他们认为是国族艺术的不变原理。然而,这些创作者忘记了思考的形式、精神粮食、信息、语言、衣服等现代技术,已经辩证的在人民的头脑中重新组合,忘记了那些在殖民时代犹如栅栏般的不变原理,已经彻底改变了。
这位决心想描写国族真实的创作者,一反常态的转向过去和不现实的方向。在他深沉的意向性中所瞄准的,是思想的残渣、外表、残骸和明确被稳定了的知识。然而,想要创作出真正作品的被殖民知识分子,应该知道国族的真实首先就是国族的现实,他必须走到知识自身所预想的动荡之地去。
在独立以前,被殖民的画家对国族的全貌无动于衷,因此他们先搞抽象画,或经常专攻静物画。独立后,他汲汲于赶上人民,才开始真正埋头描绘现实的点点滴滴,但那是一种没有韵律、静止的、不动的,不是生命而是唤起死亡的作品。有教养的人被这种逼真的真实所迷惑,但人们有权自问:这个表现出来的真实是不是现实,它是不是过时了、被否认了,是否该由人民通向历史所铺平的道路来重新检讨呢?
在诗歌方面,我们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在掌握押韵诗的阶段后,就爆发出达姆达姆鼓声的节奏。这是造反的诗歌,同时也是分析性、描述性的诗歌。然而,诗人必须懂得,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人民武装起来的那种理性地且不可逆转的参与。让我们再一次引述德佩斯特的诗:
夫人并不是孤身一人,
她有一个丈夫,
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丈夫,
但坦白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文化没有让步与共的话,是不行的,
让却血和肉,
将自己让却给他人,
这让步的价值等同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和一切我们用来灌溉灵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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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殖民诗人一心想写国族作品,坚持描写他的人民,却未击中目标。因为他在说话以前,不能做到像德佩斯特所谈到的这种彻底的让步。法国诗人夏何十分了解德佩斯特,他提醒说:「诗从主观的强制和客观的选择中浮现。诗是那些具决定性的独创价值之集合,这种集合一直是在运动中的,诗是与某人之当代关系之集合,这些都是诗出现的先决条件。」〔注3〕
〔注3〕夏何(René Char),《型态分割》(Partage formel)。
对,被殖民诗人的首要义务,就是清楚确定以人民作为创作主题。我们无法坚定前进,除非先意识到自己的异化。我们从另一边获取了一切,然而,对方在给我们一切的时候,是不会不通过迂回曲折,使我们顺从他的领导,不会不通过千方百计和花招百出,来吸引我们、引诱我们、毒害我们。在许多方面,也等同于被掳获其中。因此,试图以各种堆积的宣言和否认来摆脱是不够的。在人们已不在的过去与人们碰头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已经前进了,不如投入他们刚刚开始的运动,从这个新运动出发,一切都重新思考。人民停留在一种神秘且失去平衡的场所,我们非投入不可。因为不用怀疑,就在那里,我们的灵魂凝聚,我们的感情和生命发出光芒。
几内亚当前的内政部长凯塔·福德巴(Keita Fodeba),在担任非洲芭蕾舞团团长时,并未用几内亚人民提供他的现实耍花招。他以革命的观点重新诠释了他的国家所有的节奏形象。但是他做得更多。在他那不太为人所知的诗作中,我们发现,他不断的明确指出斗争的历史契机,界定行动展开的场所,凝聚人民意志的思想范围。以下仅引述凯塔·福德巴那一首真正通向反省、觉悟、战斗的诗篇和读者们分享。
#### 非洲的黎明
(吉他乐声)
黎明时刻。在达姆达姆鼓声中跳了整夜的舞,小村庄渐渐苏醒了。衣衫褴褛的牧羊人们吹着笛子把洋领进山谷去。少女们头上插着金丝雀羽毛,鱼贯的向泉水弯弯的小路上走去。在清真寺的院子里,一群孩子齐声同唱古兰经的诗句。
(吉他乐声)
黎明时刻。日夜的战斗。但在夜里筋疲力尽的战斗已经无能为力,并且慢慢的消逝。预示白天胜利的几缕吉兆的阳光,依旧姗姗来到害羞且苍白的地平线上,最后的残星悄悄地移到云堆下,像盛开的金凤花。
(吉他乐声)
黎明时刻。在那里,在那广阔平原的深处,紫红的边缘处,一个弯着腰的男人的身影在开垦:那是耕种者纳芒的影子。他每锄一下,受惊的鸟儿飞起来,振翅飞到平静的尼日大河河畔。他的灰布裤被露水打湿,拍打着旁边的草。他汗流浃背。不知疲倦,始终弯着腰,灵巧的操作他的农具,因为必须在下一次下雨前把种子埋下。
(科拉乐声)[4]
黎明时刻。还是黎明时刻。麻雀在树间飞舞,表示白天开始了。走在平原潮湿小遒上的一个孩子,斜背着箭袋,气喘吁吁朝纳芒跑过去。他远远叫着:「纳芒哥,村长找你去树下谈话。」
(科拉乐声)
这么早就接到通知被吓一跳的农夫,放下手上的农具,走向沐浴在初升太阳微光中的村子。老人们已经庄严的坐在树下。他们身边有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一个行政管辖区的警备兵,面无表情,悠然地抽烟斗。
(科拉乐声)
纳芒坐在羊皮的座位上。身兼巫师、乐师和诗人的头目站起来,向会议表达了长老们的意愿:「白人派一个行政辖区的警备兵来,要求村子里的一个男人到他们的国家打仗。大家经过讨论后,决定指派我们族里最有代表性的青年,使他在白人的战役中证明一向就是我们曼丁哥人特点的那种勇敢。」
(吉他乐声)
纳芒被上级指定了。每晚姑娘们用和谐的歌声赞美他威武的身材和发达的肌肉。他年轻的妻子,温柔的卡迪亚听到这消息惊慌失措,突然停止椿米,把臼收在谷食下,一句话也没说,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哭泣着自己的不幸。死神夺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她无法想象白人从她身边抢走纳芒,因为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
(吉他乐声)
第二天,尽管纳芒流泪并埋怨,庄重的达姆达姆战鼓声还是伴随着他到村外的小码头,他上了一艘平底驳船,驶往管辖区的首府。夜晚,少女们不像平常那样在广场跳舞,而是到纳芒的家前守夜,她们围着火堆讲话,一直到天亮。
(吉他乐声)
几个月过去了,一点也没有纳芒的消息传回村里。卡迪亚十分担忧,去邻村求助拜火教的祭司。长老们亲自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一次简短的秘密会议,但什么也没透露。
(科拉乐声)
终于有一天,纳芒写给卡迪亚的信寄回了村里。卡迪亚担心丈夫的遭遇,连夜走了几个小时到管辖区的首府,那儿的一个通译读了来信。
纳芒在北非,身体健康,他打听收割、节庆、河水、跳舞、那棵讨论场之树、村子等等消息。
(巴拉丰琴声)[5]
当晚,村里的老妇人们对卡迪亚开恩,让她在年龄最高的长者的院子里列席和闲话家常。村长也因为有了消息而十分高兴,邀请邻近的乞丐大吃一顿。
(巴拉丰琴声)
又过了好几个月,大家又变得焦虑不安,因为纳芒再次音信杳无。就在卡迪亚打算第二次询问拜火教祭司时,她收到了第二封信。纳芒去过科西嘉和义大利后,如今在德国,并庆幸自己获得勋章。
(巴拉丰琴声)
有一次,一张简单的明信片,揭露说纳芒被德国人俘虏,这个消息沉重的压在村人的头上。长老们开会,并决定从今以后准许纳芒跳杜加舞(Douga)。任何人没有光辉的贡献不准跳这种神圣的秃鹰舞,这种马凯林人皇帝的舞蹈,每一舞步都是马利历史的一个阶段。卡迪亚看到她丈夫高升到国家英雄的崇高行列,深感欣慰。
(吉他乐声)
时光流逝……两年过去了……纳芒始终在德国。他不再写信了。
(吉他乐声)
突然有一天,村长收到寄自达卡的信,通知纳芒即将回家了。村里立刻响起咚咚的达姆达姆战鼓声。大家唱歌跳舞到天亮。姑娘们做新曲准备欢迎他,因为献给他的老歌曲没有提到杜加,这曼丁哥人著名的舞蹈。
(达姆达姆鼓声)
但是,一个月后,纳芒的一个好友穆萨下士寄给卡迪亚悲情的信:「黎明时分,我们在佳罗伊海滨。在我们同达卡的白人长官大吵时,一颗子弹射中了纳芒。他长眠于塞内加尔的土地下。」
(吉他乐声)
的确,这是黎明时刻。清晨的阳光刚刚照射海面,把大海翻腾的细浪镶成金黄色。在徐徐微风下,棕榈树仿佛也为这场晨战而沮丧,树干略微倾向海岸。乌鸦成群呱呱叫,用叫声向周围宣告那血染佳罗伊海边的黎明的悲剧……在血红的天空中,正好在纳芒的尸体上,一只巨大的秃鹰笨重的翱翔。牠似乎对他说:「纳芒!你并没有跳这支以我的名字为称的舞蹈,别的人将来跳它。」
(科拉乐声)
我选用这首长诗,是因为它具有不容置疑的教育的价值。事情十分清楚,这是个明确、进步的叙述。理解诗并不只是个认知的步骤,而是个政治的步骤。理解这首诗就是理解人们所要扮演的角色,认识到自己的步伐,并擦亮武器。没有一个被殖民者不被包含在这首诗的信息中。纳芒是欧洲战场的英雄,他不断巩固宗主国的强大和持久,在他重新接触故乡的土地时,却被警察开枪打死了。这是一九四五年在塞提夫、法兰西堡、西贡、达卡、拉哥斯所发生的。所有这些为保卫法兰西的自由或英国文明而战的黑人和阿拉伯人,都在凯塔·福德巴的这首诗中重新出现。
但是,凯塔·福德巴看得更远。在殖民地里,殖民主义在战场上利用当地人之后,再利用他们作为退伍军人来破坏独立运动。在殖民地,退伍军人协会成为最反对国族主权的一个力量。诗人凯塔·福德巴促使几内亚共和国的内政部长粉碎由法国殖民主义组织策动的阴谋。果然,在退伍军人的帮助下,法国特务机关打算摧毁几内亚刚刚获得的独立。
### 为国族解放而战,文化才能存在
为同胞而写作的被殖民的作家,在利用过去往事时,应该是为了开创未来,促使行动和树立希望。但是为了保证这个希望,使它有密度,就必须参加行动,全心全力投入国族斗争中。人们可以谈论一切,但,一旦关乎谈论一个人生命中独一无二之事,即像是打开眼界、将光带进来、使自己和人民都站起来所代表的事情时,那就必须以肉身通力合作。
被殖民的文化人的责任,不止于对国族文化负责,更要对全体国族负责。总之,文化不过是国族的一部分。被殖民的文化人不应操心选择哪一种战斗水平,和他决定投入哪方面的国族斗争。为国族文化而战斗,首先是为了国族解放而战,这是个具体的母体,从它出发,文化才有可能存在。没有一个文化斗争是在人民斗争的旁边展开的。例如,这些阿尔及利亚赤手空拳同法国殖民主义抗战的男男女女,并非与阿尔及利亚文化毫不相干。阿尔及利亚文化在这些战斗的过程中,在监狱里、在断头台前、在被围困和被摧毁的法军岗哨里形成和凝固了。
因此,我们不该为了面对殖民主义的篡改、歪曲、贬抑的举动,而满足于专心关注人民的过去往事,只在往事中找寻一些要素。我们应该努力用和民众同样的节奏去进行斗争,以便确立未来,耕耘已经萌芽的土壤。国族文化不是那抽象的民众主义所认定的、以为可以从中发现人民真实的那些民间传说。它不是沉积下来的一堆沉淀物,即愈来愈远离当前民众现实的东西。国族文化是人民在思考层次上所作的整体努力,为了描述、正当化和歌颂一场民众于其中能完成自我构成与自我维持的行动。因此,在落后国家里,国族文化应该是位于解放斗争的中心。那些还在以非洲黑人名义作战,以这个文化名义反复召开会议的非洲文化人,今天应该领悟到,他们的活动和作品,其实只是在核对一些文献和比较一堆石棺罢了。
塞内加尔国族文化和几内亚国族文化没有一个命运共同体,而是同样具有受到法国殖民统治的共同命运。如果我们要塞内加尔的国族文化与几内亚的国族文化相像,光靠两国领袖决定用相似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是不够的:解放的问题、工会问题、经济问题。甚至不可能有绝对的一致可言,因为民众的节奏和领袖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有两种完全同一的文化存在着。想搞黑人文化的人却奇妙的忘记了黑奴正在消失,那些制造黑奴的人正在目睹自己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崩溃〔注4〕不会有什么黑人文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以创造黑人共和国为志。问题是,这些人打算保留给他们的人民什么样的位置,让他们决定建立怎样的社会关系,和对人类未来的构想为何,这才重要,其他的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话和欺骗。
一九五九年在罗马聚会的非洲文化人,不断高谈统一。但是这种文化统一的最伟大旗手之一的雅各布·哈布马纳贾哈(Jacques Rabemananjara),如今是马达加斯加政府的部长,并以这个身份和他的政府一起在联合国大会上,采取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立场。如果他忠于自己,就该向他的政府辞职,并谴责那些声称体现马达加斯加人民意愿的人。九万名死去的马达加斯加人,并没有给予哈布马纳贾哈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任务。
〔注4〕在达卡最近的一次颁奖会上,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决定将对黑人自豪感概念的研究登录在议程中。如果说塞内加尔总统所关心的,是属于历史层次,那我们也同意,但是,如果所牵涉到的,是要去打造黑人的自觉,那就是无视于历史上已上演了大部分的黑奴消失此一剧码。
非洲黑人文化,它之所以能增加密度,是围绕着民众的斗争,而不是围绕着颂歌、诗句或民间传说的。桑戈尔先生也是非洲文化协会的成员,并和我们一起围绕这个非洲文化问题而工作,他从无惧于下令代表团去支持法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主张。要加入非洲黑人文化和非洲文化统一的首要条件,就是无条件支持国族的解放斗争。如果不具体协助这个非洲文化的必要条件,即非洲大陆的解放,那就不可能享有什么灿烂的非洲文化了。
我再说一遍,任何演说、任何关于文化的宣言,也不会使我们放弃基本的任务,即祖国的解放、对新殖民主义型态的不断斗争,并坚决拒绝我们之间相互极端的互相吹捧。
* * *
国族文化和解放斗争互为基础
——**第二届黑人作家暨艺术家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罗马,一九五九年
殖民统治因为太过于全面化和简单化,所以很快以惊人的方式把被征服者的文化生命摧毁。否定国族现实,全面植入占领国的新法律关系,把土著和他们的风俗习惯排斥在殖民社会的周围,强占土地,有系统的奴役男男女女,这一切都导致文化可能被毁灭。
三年前,我在第一届会议上指出,很快的,在殖民地的状况下,态度的固化会取代积极能动性。于是文化领域被一些栅栏、路标所限制。这些都是最基础的防御措施。在许多方面和普通的生存本能相似。这个时期的关注点在于,压迫者竟然不再满足于认为被压迫的国族和文化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他们使尽一切气力,使被殖民者承认,他那已变成本能举动的文化的劣等性,承认他的国族的非现实性,甚至承认他自己的生物学结构的无组织能力和不完善的性格。
被殖民者面对这种状况的反应不一。在民众将那最异质于殖民情境的传统保持得完整无缺时,手工业则是愈团结在一成不变的形式主义中,知识分子狂热的吸收占领者的文化,同时刻意贬低国族文化的特点,或满足于详尽、有系统的、充满激情但又很快枯躁无味的列举这个文化。
这两种企图的共同特征,都是陷入难以容忍的矛盾。被殖民者不论是叛徒或实体论者,其努力都是无效的,因为确切来说,都未对殖民状况作严密的分析。殖民地的处境几乎全面中断了国族文化。在殖民统治范围内,不可能存在国族文化、国族的文化生命、国族的文化创意或文化的转变。有时,到处会冒出一些大胆的企图:重新发动文化活力、重新定位主题、形式和色调。然而,这种发作的行为,企图获得直接且具体的成效,证明是白费力气的。但是借由追随其后果到极限,我们发现,国族意识的去晦暗化、压迫的重新被问题化、解放斗争的揭幕,这些正处于准备状态中。
在殖民统治下,国族文化是被否认的文化,而且继续受到有系统的破坏。这是个在压制下迅速转入地下的文化。这个地下活动的概念,马上在占领者的反应中被察觉到,占领者把对传统的偏爱,诠释为忠于国族精神和拒绝顺服。这种坚持殖民社会所禁止的文化形式,已经显示出一种国族意志了。但是,这种展示却指向一种惯性律则,没有进攻,没有重新确立关系。只剩下对一个愈来愈狭隘、愈来愈了无生趣、愈来愈空洞的核心起痉挛。
在一个或两个世纪的剥削后,造成国族文化全貌的极度憔悴。国族文化变成一种运动机能习惯、衣着的传统、被割裂的制度的库存。从中很少发现动力,毫无真正的创造性,没有激情。人民的悲惨、国族的压抑和文化的禁止是唯一共同的事情。在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人们发现一个极度僵化、被沉淀、被矿物化了的文化。国族现实的衰败和国族文化极度苦闷,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所以,在解放斗争时注意这种关系的发展,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否定文化、蔑视运动或蔑视情绪性的国族表达,把一切特殊组织非法化,这些都有助于在被殖民者身上产生出攻击性的行为。但这是属于直接反射、未加分化、无政府状态的、无效的行为。殖民剥削、贫穷、地方性的饥饿,愈来愈把被殖民者逼上公开和有组织的斗争绝路。他们渐渐、不知不觉感受到,决定性的对抗是有必要的。以前不存在的紧张增加了。各种国际事件、殖民帝国到处土崩瓦解、殖民体制固有的矛盾,都将导致并加强战斗性、提高国族意识并赋予它力量。
这些存在于殖民现实所有阶段中的新紧张,在文化层面上引起回响。例如文学相对的生产过剩。虽然当地人的作品只是统治者的次级复制品,但它却指向有所区别和特殊化。在压迫时代,主要是消费者的知识阶级,如今变成生产者。这种文学首先往往局限在诗和悲剧类,之后涉及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杂文。似乎存在着一种内部组织,一种表现规则,它使得富有诗意的表现,随着解放斗争的目标和方法明确化后,会变得罕见。主题彻底改变了。人们发现,愈来愈少充满苦涩和极端绝望的抗议,愈来愈少绽放开来、充满声效的暴力,这些反倒使占领者安心。殖民主义者以往鼓励这些表现,使其容易存在。的确,占领者把尖锐的谴责、暴露出来的贫困、和表现出来的激情,等同于一种净化作用。他们助长这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避免悲剧化,也为了缓和气氛。
但是,这种局面只是过渡。的确,民众的国族意识的发展,修正并确立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活动。人民的继续团结,对知识分子而言,构成了一种邀请,要求他们要超越尖叫。从诉状到起诉,到上诉。下一个时期,命令出现了。凝聚起来的国族意识,将撼动文学体裁和主题,同时又创造一个全新的读者群。起初,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写作所针对的,单单只是压迫者,为了迷惑他,或是为了透过种族的或主观主义的范畴来谴责他,渐渐,他开始采用向人们说的习惯。
只有从这一刻起,才能谈国族文学。在文学创作的层面上,重拾和澄清一些典型的国族主义主题。这就是严格意义下的战斗文学,在这个意义下,文学号召全体国族为国族生存而斗争。战斗的文学,因为它赋予国族意识一个形式,给出形式和轮廓,并且为它开辟了新生的和无限的前景。因为它担负责任,凝聚等待时机的意志,所以是战斗文学。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向被编成目录和冻结起来的口传文学、故事、叙述诗、民谣也开始起了变化。那些传述一些了无生气篇章的说故事人,开始将之生动化起来,并加进一些愈来愈根本的修正。企图使冲突现实化,使提及的斗争形式、英雄的名字和武器的形式具有现代风格。讽喻的方法愈加被使用。人们用更暧昧的字眼来替代「从前从前」这个用语,例如,「要说的事情,曾经在某个地方发生,但很可能今天或明天就会在这里发生。」就这一点,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从一九五二至五三年起,那些一成不变和听来令人疲惫的讲故事的人,完全搅乱了讲述的方法和故事的内容。从前听众稀稀疏疏,如今人山人海。史诗,随着类别的典型化,又重新出现了。这才是个真正重新提升文化价值的景象。殖民主义者对此并非误解,从一九五五年起,开始有系统逮捕那些说故事的人。
### 文化表现中的运动
人民与新的行动之接触,引起新的呼吸和节奏,忘却肌肉的紧张,并发展想象力。每当讲故事的人对他的听众讲一段插曲,大家就参加了一次真正对灵感的祈求。他们向听众启迪了一种新型的人的存在。当前事物不再是自闭的,而是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的。讲故事的人又重新使自己的想象自由奔放、革新、创造发明,甚至这种变化中,有时会发生一些安排不当的形象被重拾或修正的例子,像是拦路抢劫的强盗或多少是反社会的浪人。在殖民地国家中,必须要一步步追随涌现的想象力和歌曲、民间史诗之创造力。讲故事的人以连续不断的故事来符合民众的期待,表面上他是孤军奋战,但实际上却受到民众的持而走上追求新典型、国族典型的道路。喜剧和闹剧消失了,或者失去魅力。至于戏剧化,也不再处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危机状态中此等层次上。它丧失了失望和反抗的性格,变成人民共同的命运,变成正在酝酿或已在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
在手工艺方面,一向沉积的形态,受到敲击,如今也渐渐紧张起来。例如木雕,从前复制的某些面部表情或姿势也开始不一样了。缺乏表情或难以忍受的面具开始生动起来,手臂更倾向脱离身体,描绘出行动的轮廓。两个、三个或五个人物的组成构图出现了。传统派备感业余爱好者或反对派涌现的压力,开始创新。文化生活领域上的这种创新活动,经常不被人察觉。然而,它对国族斗争的贡献是重要的。艺术家通过赋予脸部和肢体的生动,通过把观众席上的一群观众当作主题,鼓励有组织的运动。
如果我们研究在陶器或瓷器制作的领域上,国族意识觉醒的回响,也可以指出同样的事实。创作抛开了形式主义。罐子、双耳坛、盘子起先是极细微修改,后来大刀阔斧的变形了。着色法在从前遵循很少颜色和调和的规则,现在则是色彩缤纷并受到革命冲动的冲击。过去在某些文化圈内被禁用的土黄色、蓝色,如今肆无忌惮的为大家所接受。同样的,根据社会学家的见解,作为某区域特征之人类面部无形象表现,如今突然变成完全是相对的了。宗主国的专家、国族学者很快察觉到这种变化。整体说来,这些变化被以一种经符码化过后的艺术形式、在殖民情境内部发展出来的文化生活为名,遭受谴责。殖民专家们不承认这种新的形式,并赶去援助土著社会的传统。殖民主义者反而成了当地传统的保护者。大家的记忆犹新,这个例子有着一定的重要性,在二次大战后爵士咆勃(be-bop)这种爵士新风格的稳定成形,它不牵涉到殖民地现实,无关爵士乐中那些白人专家的反应。爵士乐不应该只是一个黑人老头在五杯威士忌下肚之后,对支离破碎和绝望的怀旧、对自己厄运的诅咒和对白人种族主义的仇恨。打从他理解自己和以不同的眼光理解世界,使得希望诞生,并强迫种族歧视的世界向后退后,很明显的,此时,他的喇叭响亮,嗓音清澈。关于爵士乐的新风格之诞生,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竞争。从中不容置疑的看到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失败的后果。这个后果尽管来得迟缓,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也不乌托邦:假设在五十年后,这种由1个可怜该死黑鬼哽咽的叫喊爵士范畴,可能只有白人才会捍卫,因为他们忠于一个关系类型,拥有对黑人性的停滞印象。
我们也可以从舞蹈、富有旋律的歌唱、宗教祭典、传统仪式各方面,寻找和发现同样的推进力,察觉出同样的变化和同样的焦急。早在国族斗争的政治或武力斗争阶段之前,读者若留心的话,可以感受到和看到一种新活力、战斗逼近的展现。不寻常的表达形式,从未听过或见过的主题,其负有一种力量,能以「目的」召集和凝聚人民。这一切都帮助唤起被殖民者的敏感,促使观望的态度变得不切实际、难以接受或遭受失败。因为被殖民者更新了手工艺、舞蹈和音乐、文学的口头史诗里头的目的和动力,被殖民者重新架构了认知。世界失去了被咒诅的特征。各种条件汇聚起来,为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
我们见证了在文化表现中出现的运动。我们看到,这个运动,这些新形式,是和国族意识成熟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个运动愈来愈趋向客观化、制度化。从运动中可看出,无论如何,国族存在有其必要性。其中一种错误——而且是错得离谱的——就是试图在殖民宰制的架构中,发挥文化的创新,恢复当地文化的价值。所以,这也是为何,我们得到一个看似吊诡的命题:在一个被殖民国家里,最初步的、最粗暴的、最未区分的国族主义,是防卫国族文化最有效、最热情的形式。文化首先是一个国族的表达,它的喜好、禁忌或典型。其他禁忌、别的价值、别的典型,则是在全社会的各个阶段中形成。国族文化就是这些评价的总合,是全体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内外紧张的各种因素凑合的结果。在殖民情境下,文化被剥夺了国族和国家的双重支持,日趋衰竭和苟延残喘。因此,文化存在的条件是靠国族解放和国家的复兴。
国族不仅仅是文化的条件,不仅是文化兴扬、不断更新、深化的条件而已,它也是一种迫切要求。首先,是要求为国族生存而战斗,打开文化的封锁,给文化打开创造的大门。之后,则是国族保证给文化提供条件和表现的范围。国族为文化聚集各种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只有这些要素能赋予文化可靠性、有效性、活力和创造性。同时,也是文化的国族特性,使文化对其他的文化能具有可渗透性,并使它能影响和渗透到其他文化去。不存在的东西不大能对现实起作用,甚至不能影响这个现实。必须首先先有国族的复兴,才能将生命赋予国族文化,这里谈的生命是就其最具生物学的意义而言。
因此,我们追随着古老文化沉淀层中,那愈来愈根本的爆裂声,在为国族解放而决战的前夕,更新表现法,解开想象力的束缚。
这里还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斗争、冲突(不论是政治冲突或武装斗争)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冲突时,文化会不会中断?国族斗争是不是一种文化的表现?最后,是否应该说解放战斗尽管后来丰富了文化,它本身是否定文化的吗?解放斗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吗?
我们认为,被殖民民众为了恢复国族主权而有组织的、自觉的斗争,是最充分的文化表现。不仅仅是斗争成功后文化被赋予有效性和力量,在战斗中,也没有让文化冬眠。斗争本身在进展中,在其内部过程中,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并勾勒出文化的一些新方向。解放斗争并不是要恢复过去的价值和旧轮廓。斗争本身目的是指向彻底重新分配人际关系,它不可能让这个国族的文化形式和内部原封不动。斗争后,不只是殖民主义消失了,连被殖民者也被消灭了。
这个新人类对自己和对他人,不得不确立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在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中预示这个新人文主义。一个动员全民的战斗、一个表达人民的意志和焦虑,并且不怕几乎只靠这个人民的斗争,必胜无疑。这种类型的斗争的价值在于,是它实现了最大幅的发展和创造文化的条件。从这些条件中获得国族解放后,也就不会发生令人痛苦的文化不定的情形,这倒是常见于某些新独立国家中。因为,国族是在它来到世界的形式中,在它的存在模式中,根本的影响文化。一个从人民讨论活动中诞生的国族,一个体现人民真正的意愿,改正国家的国族,只会以异常丰富的文化形式存在。
关心祖国的文化并想开启它普世面向的被殖民者,不应该只相信那不可避免的独立原则,而忘记将之铭刻在人民的意识中。以国族解放为目标是一回事,斗争的方法和民众的内容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常常觉得似乎文化的未来、国族文化的丰富性,也同样和解放斗争中经常体现的那些价值有关。
现在是揭露假仁假义的时候了。有人到处说国族复权的要求,是人类一个过时的阶段,现在是大联合的时代,那些落伍的国族主义者应该纠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的,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且具有严重的后果,它错在想跳过国族的阶段。如果文化是国族意识的表现,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会毫不犹豫的说,国族意识就是文化最洗炼的形式。
自我意识并非对沟通关上门。相反的,哲学的思考教导我们,它才是沟通的保证。国族意识并非国族主义,唯有国族意识能给予我们国际面向。这个国族意识、国族文化的问题,在非洲有其独特面向。在非洲,国族意识的诞生和非洲意识保持最紧密的时代关系。非洲人对自己的国族文化的责任,同时也就是对黑人非洲文化的责任。这两个交会一致的责任,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原理下的事实,而只是一条陈腐律则下的意识:它想要在今天殖民主义还想死抓着不放的非洲,让所有独立的国家,当一个被包围的、虚弱的且处于危险的国家。
如果说,人的作为,让人之所以为人,那么我们可以说,非洲知识分子当务之急,就是建设国族。如果这种建设是真实的,即,如果这种建设表达了人民明确的意志,如果它在急切中彰显出非洲人民,那么,这个创建必定伴随着普遍价值的发现和促进。因此,国族解放不是远离其他国族,而是使国族跃上历史的舞台。国际意识只有在国族意识的深处,才高扬起来,并且充满活力。总之,这双重性的涌现才是所有文化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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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1〕 卡蒂尔主义(cartier),法国编辑,一向主张不必援助落后国家。
〔译注2〕 桑海文明(songhaïs),属于马里(Mali)和尼日(Niger)的少数族裔,居住于尼日河的谷地,主要从事农业和工艺。在十五世纪期间,桑海帝国的领土扩充至尼日尔、马里和今日的几内亚(Guinée)、塞内加尔(Sénégal)的部分国土,但在十五世纪末没落。
〔译注3〕 巴那斯派(Le parnasse),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学中的一个流派。强调严谨性、客观性、技巧上的完美和描写准确,反对浪漫派诗人多愁善感和言过其实的表现手法。
〔译注4〕 科拉(Cora),一种非洲的乐器。
〔译注5〕 巴拉丰(Balafo),一种西非及中非的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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