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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zhangguotao/致威金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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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威金斯基、穆辛的信
**作者:** 张国焘
**日期:** (192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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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威金斯基、穆辛同志:
你们二位给我的亲笔信,我已先后收到。我非常感激你们对我应该如何在党内进行工作的忠告。同时,也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经常地、全面地把中国的情况写信告诉你们。因此,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很可能会对我产生误解。
当然,要我用自己的观点来全面地回答你们二位信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这对我恐怕太困难了。因为我的英语很差。不过,我将尽力简单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 一、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
当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提到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我们许多同志没有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清楚。为了阐明我和我的对立面之间的意见分歧,可以把我和马林的观点,作一个比较。
马林的观点如下:
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不错,中国的劳动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都还太年轻,太软弱,目前在中国只能开展国民运动,国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国民党代表国民运动吗?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存在吗?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吗?这些就是我们所怀疑之点。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对立面的同志就叫嚷说:“要忠于国民运动。”“不要怕国民党,劳动运动不会在国民党内迷失方向的。”他们不以客观分析,而是用许多这类主观的辞句表达他们的意见,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甚至有些领导同志也说出这样明显的错话,如:“中国没有劳动运动。所谓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国民运动。”“谈论阶级斗争就是破坏国民运动的统一”等。由此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策略被曲解到何种地步。
我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论点是:
(一)中国的民族运动受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同其它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埃及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而这个运动却多少被美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现在的民族运动不但不反对美国和大英帝国,反而出现了一种保护他们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而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
(二)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外,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
(三)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
(四)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再说,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力量,它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运动的一个强大因素。
(五)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六)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采用其它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
(七)与此同时,我们将留在国民党内,为国民党组织支部,并设法改组国民党。这就是说,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但它和上述的第六条同样重要。有人提出:马上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如果失败了,就离开国民党,哪怕是短时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再呆几年,因为我们要使国民党做些事情。
(八)由于国民党还没有进行改组,它仍然集中力量于军事行动和组织政府,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中国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的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九)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同时,我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还不明确,也许从一开始,工人队伍就是联合的国民运动的左翼。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不得不在国民党进行。
这里我还要向你们指出几点:
(一)前一阶段,我们的同志过多地期待国民运动的统一。可是国民党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政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党。因此现在谈论国民运动的统一还为时过早。现在只能说为国民革命创立某种基础,从而为其打开新的局面,然后再把各种不同因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合的国民运动。
(二)事实告诉我们,组织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民政党还需要几年时间。首先要做许多初步的宣传工作。中国人民,甚至革命者,至今还没有感到组织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直坚持他的陈旧观点,认为革命进程首先是军政,然后才是训政阶段。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认为,首先他们必须掌权,然后再建党。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有作为的党,它的领袖们首先必须完全放弃组织政府和搞军事行动的主张,诚恳接受首先建党的思想。在国民党的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是决不会成功的。一旦国民党在反对北方军阀和陈炯明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孙中山就会马上被他自己的将领们所抛弃,广州政府也就会马上彻底垮台。所以,对广州政府的支持不仅毫无价值,反而会延误国民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当国民党遭到失败,放弃旧的主张并接受新的做法后,方可给予支持。
(三)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改组国民党,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这之后,新的中央委员会就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在我们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会目前正热心于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最近我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
(四)当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传到上海时,我正在那里。上海市党员大会开会讨论了这个宣言。我在会上发表了以下几点看法:“宣言中计划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可能立即组织好。我们一方面必须宣传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并且坚持不懈地要求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快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深入到地方的国民运动的组织中去,以便完成宣言中所提出的计划。”虽然一些同志认为全国代表大会应立即召开,并认为我的意见是“破坏”(“破坏”这个词在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出现),但经过短时间的讨论以后,大会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清楚地表明。当我们着手进行某种政治运动时,每个中国同志就会懂得,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是何等重要。这同组织或改组“国民党”一样重要。我们不能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党产生之后,再去着手组织工人和农民。
(五)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幼弱,如何不能把工农组织起来。是的,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仍然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促使幼弱的共产党来承担这双重的任务,即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党和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
不过,现在形势起了一些变化,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在三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时的概况。上周以来,得到这样的消息:国民党将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上封信中提到,想给你们写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现在我想把这篇文章推迟一下,改为同你们讨论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据悉,要求各省派六名代表参加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于广州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六名代表中,三名要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名由各省的支部选举产生。
在上星期一举行的北京市党员大会上,我就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我把报告的要点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些要点可以表明我对大会的看法。我报告的要点如下:
一年前,我们所要求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两个月以后举行。虽然我们还未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这件事的通知和指示,但是我们必须抓紧进行讨论并作好准备。
代表大会是否能如期召开,这取决于广州的战局。可是,关于广州战局的现状如何,前途如何,现在北京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次大会能否成功,确实难说。不过,据说每省只派六名代表,那么这些代表可能多数是国民党的将官,能代表普通国民党员思想的代表极少,故而会议不会取得什么好结果。
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求增加代表名额,尤其像广东这样的省份,名额应增加得更多些。我们应该提议:国民党的知名党员,那些虽不是国民党员,但却是国民党的朋友的革命者,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的和革命的团体的代表,都应被邀请出席这次大会。这样的结果,就会增强群众对大会的影晌。
其次,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在各地的党员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国民党所有的报刊都应该动员起来讨论和宣传这次大会。尤其是我们党的报刊,应该立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邀请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非国民党员的革命者,一起为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纲领,并把它提交大会讨论。这次大会将表明我们同国民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假如我们这个纲领被大会采纳则很好,如果不被采纳,那些和我们一起起草纲领的革命者,就会作为国民党的左翼,同我们站在一起。
此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至少要把首先用武力攻占一省,继而攻占多省,然后再发展国民党的主张,改变成首先组织一个坚强而集中的党,然后再进行革命。这就是我们对这次大会的主要要求。
北京市党员大会已采纳了我的报告,并决定报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推选我草拟前面提到过的纲领草案,作为下次地方党员大会讨论的基础,然后再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最后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这里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但是由于近来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所以无法告诉你们确实的情况。
#### 二、我们党的目前状况
在这次广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马林在祝贺大会成功时一方面说,大会排除了在解决党的组织问题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障碍”不仅没有“不合作”,没有搞“破坏”,相反,他们仍然同过去一样积极工作。如果马林真的把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些“障碍”排除了,我不知道他将会如何地向那次大会的成功表示祝贺呢!
代表大会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像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那时,我们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反对上届代表大会和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由于我们的帮助,使这种情绪平息下来了。因为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幼弱的党根本经受不住这种打击。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会犯。”
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的说来,党的三次代表大会并未给我们党带来任何困难。至于某些支部出现的一些小纠纷也只是因为我们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党员太年轻又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所致。最近我们党的工作没有多大进展,因为遇到了诸如缺乏办法等实际困难。有些决定,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没有贯彻执行,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受到了同志们的阻拦。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看法,简单地向你们谈一谈关于我党的工作情况。
自从我们代表大会决定了同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以来,我感到我们党的机关现在并没有加紧宣传工作,也没有对国民党问题提出什么要求。甚至对于我们党公布的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也没有作什么宣传,我们党的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譬如长沙支部,这是我党最好的支部之一,也由于战局的影响,和长沙工会一样,都处于几乎无法开展活动的境地。
长沙支部领导机关遭到了军阀赵恒惕的镇压。汉口外交后援会过去是反日的民族主义组织,近来已把矛头转向英帝国主义。我们在汉口开展国民运动多少还得依靠它为基础,可是最近它也遭到湖北督军的镇压。
有些地方的工会运动有了进展,但由于我没有得到全面的消息,所以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确实情况。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危机。上海一些或多或少反对我们的工人领袖,打算举行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当然,有些政客是支持这些工人领袖的计划的。我们也打算召开这些代表大会。但我们是否能同他们顺利合作,目前还很难预料。交通系的政客和张作霖大帅以及其它一些人,正企图利用工人为其反对直系的斗争效劳。有些工人领袖也想从某个政客身上寻求支持。倘若这些工人领袖一方面同某些政客或张作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得到王人的信任,那末这在今后很可能会成为分裂中国中部和北部工人运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些领袖尚未和任何政客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要委派两名同志去奉天揭他们的企图。过去我们因为派同志去奉天而犯过错误,因此,现在我们也许还会受损失。
最后,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我们看到出席党的三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对政治问题都能切实地积极讨论,这表明了我们党在成长。为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并在大会上多次提到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年轻的、赤诚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革命者组织起来的,是唯一具有远大前途的党。我希望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给我们以更多的支持,尤其是对工会运动的支持,以使中国革命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现在再说几句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的任务是编辑北京《劳动周刊》,每周的发行量为二千五百份。同时我还担负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我还经常为我们党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报刊写些文章。可是我现在不是党的专职工作者,所以还得抽些时间搞自己的事务。我个人动用了一部份共产国际东方部为购买中国刊物寄来的款子。当然,我将尽快于短期内归还,并且要给你们多寄一些刊物。我每两周给你们寄一次刊物,寄去的刊物想均已收到。
希望你们能给我寄些书刊物来,并告诉我一些关于莫斯科的情况。希望你们能马上给我回信,对我上面所写的问题,请多多提出批评。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张国焘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