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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开战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eamster-rebellion/07.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5: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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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index-class-struggling.htm)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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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开战
这次罢工的规模之大、力量之猛,把卡车运输业的老板和公民联盟的头头都给打懵了。在想出对付罢工的办法之前,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车辆收起来,所以工会没费多大劲就控制了城里的大街小巷。不过,工人很快就会尝到资本家是怎么对付罢工的了——暴力镇压。
资本家的媒体马上开始痛骂工会,它们拼命抹黑罢工。老板们招了不少工贼司机和流氓,却说这只是为了“保持道路通畅”。在公民联盟的操纵下,警察向工会下手了。按照法庭的记录,在罢工的头两天,只有十八人被捕;可是到了第三天和第四天,就有足足151名纠察队员受审。他们被处以罚款,挨罚的最多的有五十块,还有十七人被判处劳教,时间从十天到四十五天不等。1934年5月18日,星期五这一天,老板阶级举行了“市民大会”,并在会上炮制了一个“法制”委员会。工会弄到了公民联盟的一份公报,上面登了一个报告,说法制委员会正在组织特别治安队,这个治安队将按照治安官和警察局长的建议行动。法制委员会租下了亨内平大道1328号,把那里改成了治安队的总部,还仿照工会的罢工总部,盖了食堂和医院。
刚开始的时候,工会对市场一带不够重视,公民联盟的军师就打算从这里下手,从侧翼击破工会的纠察线。菜农在市场里租下摊位,小商店的老板就到市场上去买他们的产品。当时小商店还没有被连锁店消灭,这种贸易还很活跃。这些菜农属于菜农协会(Market Gardeners Association),他们跟农民假日协会没有关系。工会事先没有跟他们商量好,所以罢工无意中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公民联盟的军师发现菜农对罢工意见很大,就想利用他们,让他们带头破坏罢工。
资本家的报纸登出文章,说“为了对付罢工,菜农已经组织起来”。治安官派了七十多个治安队员,护送菜农的车队前往市场。他们在半路上就被机动巡逻队发现了,然后机动巡逻队追了他们一个钟头。农民发现自己卷入了纠察队和治安队的战斗,他们大多掉头回家了;开到市场的卡车只有三辆。
这次冲突之后,工会向菜农协会保证:菜农可以直接把产品运给城里的小店主,工会不会干扰他们。这样一来,菜农就可以继续做生意,而又不会破坏罢工;工会也能继续封锁市场,而又不会损害菜农的利益。菜农们接受了这个条件,在罢工中保持中立,有些人还对罢工保持了善意。
老板们见这招不管用,干脆公开向工会进攻。5月19日,星期六那天早上,老板找来一帮工贼,在市场区给贝尔曼水果公司(Bearman Fruit Company)装了两卡车的货,又找了一大帮警察和流氓,叫他们带着棍棒去保护工贼。工会派机动巡逻队去增援当地的纠察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赤手空拳的罢工工人只能用手边能找到的一切东西来自卫。好多纠察队员被打成重伤,几个警察和流氓也被打伤了。后来,纠察队长杰克·马洛尼(Jack Maloney)写了个报告,交给了我。(在罢工档案中,他用的是他继父的姓氏塞维尔森〔Severson〕。)
杰克的报告是这么写的:“……咱们吃了大亏,有好几个人被警察用警棍打翻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被打昏后,不知是谁把我拖进了贝尔曼公司里面。我醒来后,发现哈罗德·比尔(Harold Beal)和路易·斯卡拉德(Louie Scullard)也跟我关在一起,过了一会,来了辆警车。哈罗德和路易被押上警车后,警察见我脑袋伤得厉害,血哗哗地流,就把我放了,我从警车下来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倒地上了。接着就是一场混战,纠察队员把我拉起来,扶我走到第六街和亨内平大道的路口。他们叫来救护车,把我跟另外一些纠察队员送到总医院。医生给我脑袋包扎好后,把我放在一个房间里,准备转送监狱。这时蒸汽管装修工工会的工会代理来了,他跟前台接待员说:‘这个人我带走了。’然后他带我走到门厅,对我说:‘赶紧离开这里。’”
从杰克的经历可以看出,医院跟警察是一伙的。受伤的纠察队员去医院治伤时,医院就会通知警察,还把纠察队员控制起来,等警察一来,就把纠察队员交给警察。所以工会才会在罢工总部里设立自己的医院。受了小伤的人,我们都尽量带回自己的医院治疗。只有受了重伤的人,才送去正规医院。星期六那天的战斗结束后,每个纠察队员都懂得了这个规矩,在后来的战斗中,大家都严格遵守这一条。
星期六那天晚上,又有人给工会下了圈套。在装卸区有条小巷,那里有两家大报的办公楼,而且还紧挨着,所以大家都叫它报纸巷(Newspaper Alley),圈套就设在那里。有人给罢工总部带话,说报纸巷那边正在准备装车送报,还有大批警察保护。雷和我是纠察队调度员,我俩都觉得这事儿不大对劲,就没派纠察队过去,我们可不想又像早上那样挨打。没想到有个家伙——他以前一直干得很卖力,对罢工也很忠心,后来才发现他是个奸细——他拿起扩音器,假传调度员的命令,要了两三车的纠察队员,里面还有女工,把他们派去报纸巷。结果他们中了埋伏,被警察和流氓用警棍和棒子打得很惨。
卡车马上搭着纠察队员回来了,受伤的人立刻被送到罢工总部的医院治疗。有好几个人骨头都被打断了,其中有五个是女工,我们这里治不了,只好把他们送到正规医院去。我们搜了奸细的身,还搜了他的轿车,结果发现他居然有好几个工会的会员证,还有农工党的党证,还有伯恩斯侦探社[1]的徽章和证件。这次惨案的消息传出去后,同情罢工的药剂师给工会捐了一些医疗用品。就连正规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很吃惊,他们开始帮助纠察队员,在治好纠察队员之后,就放他们走,不让警察来抓人。
在报纸巷中了埋伏的纠察队员刚回来不久,两个警察就闯进了罢工总部,说纠察队员绑走了一个工贼司机。他们吓唬我们说,要是不把人交出来,就要抓罢工领袖回去交差,然后他们亮出警棍,就往调度员办公室闯。因为连续被警察痛打了两次,大家正在气头上,这下就把火全朝他们撒了。没过几分钟,两个警察就不省人事了,大家把他们丢出总部门外,又打电话叫救护车拉走他们。扑上去的纠察队员太多了,警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有个叫谢尔曼·奥克斯(Sherman Oakes)的,他是个卡车司机,有时运煤,有时运冰块,他抄起棍子就朝一个警察打过去,一不小心打中了另一个工人比尔·阿巴尔(Bill Abar),打折了比尔的胳膊。谢尔曼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不知道他哭是因为打中了比尔,还是因为没打中那个警察。
《明尼阿波利斯日报》(Minneaplis Journal)在周六晚间版登出报道:《425名特别警察在星期六采取措施平息卡车司机罢工,引发严重暴乱》。资本家的报纸就是这样颠倒黑白的。编辑随便写几个字,警察对和平的纠察队员犯下的暴行,就变成了纠察队员的“严重暴乱”。需要注意的是,报纸还对警方暴行的起因轻描淡写,说是为了“平息卡车司机罢工”。
574分会的传单,号召工人群众踊跃支援罢工。
到了星期天早上,各家报纸继续颠倒是非,还说有成百上千的人正在参加特别警察。然后广播也跟着起哄,叫骂了整整一天。星期天晚上,听说有两千多人参加了治安队。其实,根据工会后来得到的官方报告,到了星期一,也只有544人报名参加治安队,其中大多是小商人、职员、推销员,里面只有几个上当的工人。虽然没多少人参加治安队,但老板们并不会罢休,他们拼命夸大治安队的人数,想让罢工工人以为全城都在反对自己,把罢工工人给吓倒。
老板们失算了,罢工工人根本没被吓倒,不管来多少警察,多少治安队员,他们都不怕。相反,他们开始显露出工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幻想中的有利一面。
工人以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这种幻想会维持很长时间,但是,只要工人想在阶级斗争中行使民主权利,它很快就会破灭。幻想破灭后,工人就会发现自己上了当。可是,工人仍然会觉得这些权利是自己应得的,并且会为了落实这些权利,而更加英勇地斗争。这样一来,有害的幻想就会变成有利的激励,而这种情况马上就要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了。
直到现在,工人在行动时都是赤手空拳的;但是他们发现,只要他们想行使和平的纠察权利,就会遭到警察的大棒镇压。所以他们决定,一定要落实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让工贼抢走自己的工作。如果想要这么做的只有一小批被孤立的先进分子,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这些先进分子只会倒在警棍下;幸好现在愿意这么做的不只是先进分子,更是全体罢工工人。然而,正是由于资本家的镇压,激起了工人的怨愤,所以他们才愿意采用这些自卫手段。工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只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会用棍棒回击警棍,所以他们采用的战术是完全有效的。
星期天一整天,罢工工人都在武装自己,准备迎战。他们拿来了球棒;他们把浇水的软管切短,里面套上铅做的垫圈,再在一头缠上布条,这就做成了包皮短棒。木匠工会的志愿者把两英尺长、两英寸厚的木材锯成了木棍。一个同情罢工的人把自家楼梯上的护栏拆下来,装在儿童雪橇里,叫他老婆帮忙扶着,拉到了罢工总部。工人把硬纸板塞进帽子里面,当作头盔来用。一个罢工工人用棍子来试验头盔的效果,如果不够坚固,就往里面塞更多的硬纸板。
就这样,一支工人大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形成了;男工在可能发生战斗的地方执勤,女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罢工。妇女包揽了总部里的大部分活计。她们在报社周围拉纠察线,痛斥资本家报纸上登出的关于罢工的谎言;她们到市政厅前抗议;她们还到其它工会去求助。没过多久,一个接一个的工会派代表团来到罢工总部,问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杰克·马洛尼在他的报告(就是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报告)里,描写了574分会大军里的总气氛:
“我觉得,周末那两天里,大家在总部里会那样拼命干,不光是因为预感到了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更是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一切〕。在我看来,大家会那样做,既是因为有了一些预感,也是因为领导的建议,但主要还是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那时我还很年轻,才二十二岁)——老板们已经下定决心,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不惜动手杀人。我打定主意,要逼他们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还有好多人也跟我想的一样。他们都知道,到了星期一或星期二会发生什么,他们准备好了‘大干一场’。到时候肯定会像贝尔曼公司那次一样,发生一场激战。贝尔曼那次是警察赢了,可到了星期一,纠察队员就要跟他们讨还血债。”
在杰克提到的星期一那次战斗中,两股有组织、有纪律的力量正面相撞了,双方摆出作战阵型,用棍棒展开了激战。周一那天早上,在老板们调动卡车之前,我们猜不出他们还要玩什么新花样,但他们的主攻目标肯定是市场区。生鲜食品都是在市场里买卖的,公民联盟就利用这一点来开展反罢工宣传。其实,一直都有友善的线人给工会报信,说老板准备在星期一打开市场里的仓库。工会认为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战场,所以我们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只是集中精力,为在市场迎战做好准备。
劳联的办公楼设在城北第一大道614号,刚好挨着市场区,我们在那里设了一个休息站,让机动巡逻队员能歇上一会,喝几口水,吃点东西。星期天晚上,纠察队员在那一带进进出出,平常可不会这样。表面上看,机动巡逻队的活动增加了,每一辆开进办公楼里的卡车都搭着五六个人,但是开出去的车上只有两三个人。在星期一早上以前,我们用这种办法,把六百多人运进了劳联大厅里面,他们全都带了棍棒。
星期一凌晨四点左右,一小队纠察队员在市场仓库前面拉起了纠察线。大批纠察队员取下了工会徽章,埋伏在市场区的各个战略要地。他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斯蒂夫·格雷瑟(Steve Glaser)就是一个榜样,他个子虽矮,体格却非常强壮,他是仓库工人,一条腿不大灵便。在战斗开始前,他看起来人畜无害,可是一开打,他就从裤腿里掏出一根大棒,跑起来可机灵了。除了这些人手之外,在罢工总部里还留了九百来人的预备队,随时可以出动。总之,工会已经为这场战斗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准备给警察一点惊喜。
几百号穿制服的警察来到了市场,一起跟来的还有数量差不多的特别治安队员。警察在星期六打了胜仗,所以他们可牛逼了。治安队员里头有个富二代,戴着马球帽。这小子还以为能像打马球一样,打破几个下贱的工人的脑袋,给自己找点乐子呢,他这种人都这样。上午九点左右,工贼司机把六辆卡车开到了第五街上的甘布尔·罗宾森公司(Gamble Robinson Company)的装卸区。大批纠察队员马上往那里集中,卡车装完货,正准备开出去时,一个警察狠狠打了一个罢工工人。工会的战士们就朝警察扑去,战斗开始了。
警察自以为掌握了工会的兵力,所以他们派出的兵力,就是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来算的,可是劳联办公楼里的六百名纠察队员已经按照命令,摆出作战队形,投入了战斗。战斗很快就蔓延到了另外三四处准备开门做生意的库房。警察和治安队员接连倒地,不少路人见了纷纷叫好,一些路人还动手帮助纠察队员。在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中,大部分治安队员被工人的气势吓倒了,丢下警察拔脚就跑。越来越多的警察从商业区的岗哨里跑出来参战。工会马上从罢工总部里调动了几百名预备队前去助阵。
警察在绝望中掏出了枪,扬言要开枪;但他们好像还不敢使用这种极端手段,这给了我们一点时间。警察现在像刺猬一样缩成一团,也就是说,纠察队员完全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把警察分割开来。罢工总部里剩下的预备队都上了卡车,打头那辆车的司机是鲍勃·贝尔(Bob Bell),他不但个头高大,胆子也很大,天不怕地不怕。他得到的命令是不要管什么交通规则,直接往市场冲,往警察中间撞。鲍勃照做了。警察被撞散了,他们不敢开枪,不然很容易打中自己人;纠察队员就从卡车上跳下来,用棍棒继续跟警察战斗。最后,警察局长约翰内斯(Johannes)只好鸣金收兵。
三十多个警察和好几个治安队员进了医院。工会这边的伤员被送回罢工总部,在医院里得到了治疗,不过有几个人伤得比较重,断了骨头,只好送去正规医院。我们这边伤得最古怪的是哈罗德·比尔,他的脑袋被棍子擦过,掉了一大块头皮。虽然我们受伤的人不少,但我们占了上风。工会跟训练有素的警察激战了足足三个钟头,还打成平手,也没让一辆卡车开出去。
市场那边打得正凶的时候,玛维尔·肖尔和克拉拉·邓恩领着妇女后援会的七百人,向市政厅进军。她们在队伍前头打出了574分会的旗帜,有不少路人在街道两边围观,一些路人还参加了游行。她们走到市政厅时,警察紧张地举起了枪,不让她们进去。最后警察只同意放几个代表进去见贝恩布里吉[2]市长,向市长提出自己的要求。剩下的妇女就在市政厅外面示威抗议。市长不肯见代表团,但是晚上的报纸登出了代表团的要求:市长必须解雇警察局长约翰内斯;遣散全部的治安队员;不再干扰纠察队员的工作。
警察的暴行激怒了全城的工会活动家;而574分会的英勇斗争又让他们大受鼓舞。建筑业的工人群情激奋,他们要求举行罢工,这不是为了狭隘的行业利益,而是为了与苦战中的卡车司机并肩战斗。建筑业工人群众的巨大压力,迫使建筑业工会委员会(Building Trades Council)的干部举行声援罢工。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决议:卡车司机罢工多久,他们就跟着停工多久。在两名共产主义者同盟党员老奥斯卡·库弗和切斯特·约翰森(Chester Johnson)的鼓舞下,建筑业的一个工会电力工人工会(库弗和约翰森也是这个工会的会员)还举行游行,前往罢工总部,接受574分会罢工委员会的指挥。虽然举行声援罢工的行业基本上只有建筑业,但劳联中央劳工联盟执行委员会经过表决后,还是决定给574分会提供财政支持和道义支持。
星期一下午早些时候,警察局长约翰内斯下令,全体警察要二十四小时执勤,他还找了美国军团[3],要他们出1500名治安队员。警察在街上只要看见戴徽章的罢工工人,就会马上抓走。设在拉迪森旅馆(Radisson Hotel)的“公民法制委员会”向全城的商人呼吁,介绍他们认识的 “正直良民”参加治安队。呼吁书中写道:“每一个正直良民都应该来担任特别警官或治安队员。你们应该给他们开介绍信,让他们穿上便服,并带他们到亨内平大道1328号的总部报道,准备为国效力。”破坏罢工的首次重大行动失败后,公民联盟虽然有些狼狈,但它依然坚信自己可以用武力打垮工会,所以它拼命地搜罗狗腿子。
星期二一大早,市场区挤满了人。街道两边、楼顶上还有窗户边全都是来看热闹的,足足有好几千人,他们都想看到星期一那样的武斗。本地一家广播电台KSTP电台还派来了播音员,带着手提式广播设备,准备进行详尽的现场直播。
其它工会给574分会支援了不少纠察队员,大大加强了它的力量。工会在夜里认真研究了战场,确定了部署兵力的最佳地点。但是,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因为参战的人非常非常多,工会指挥不过来。所以,工会能不能打赢战斗,完全要看罢工工人的战备水平和纠察队长的领导能力。结果表明,这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城里大半制服警察都来了,还来了几百治安队员。有些治安队员昨天被打怕了,不敢再来了;但是老板们连夜招了一批新人,补上了空缺。在昨天的战斗中,治安队员丢下警察溜之大吉,所以今天每一队治安队当中都安插了一些警察督战。把警察和治安队都算上,镇压力量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五百人。
早上的报纸说一些生鲜食物要从仓库运走,在警察保护下,几个工贼开始装车。但是,跟昨天不一样的是,工贼连车子都没发动起来。当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突然间传来一声打破玻璃的声音,不知是谁用箱子砸坏了窗户,声音还没停,混战就爆发了。
纠察队员首先扑向治安队员,他们很快发现,不少警察都想往后退。这些警察肯定是忘不了昨天的经历,他们可不想又像昨天那样被治安队员丢下,然后又被纠察队员痛打。纠察队员察觉到了警察的这种情绪,便集中攻击治安队。没过多久,就连看热闹的人也被感染了,他们开始给纠察队员打气鼓劲。治安队员发现自己落入了重重包围之中,纷纷扔掉棍子,扯掉徽章,想混进人群中间,但是群众恨透了他们,所以没几个能躲进去。到了这时候,警察已经深陷于战斗之中,脱不开身了,纠察队员就集中猛攻警察。纠察队员越战越勇,把警察和治安队统统赶出了市场,然后穷追不舍,把治安队员赶回了他们的总部,路上凡是落单的治安队员,都被纠察队员打跑了。
战斗开始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市场里就连一个警察都见不着了,市场区恢复了平静,纠察队员就开始指挥交通。罢工总部周围一带的警察也被赶跑了,在罢工结束前,警察再没回来过。两边都伤了不少人,治安队那边死了两个:一个叫彼得·埃拉斯(Peter Erath),一个叫C·阿瑟·莱曼(C. Arthur Lyman),莱曼还是公民联盟理事会理事。
市场那边的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托宾打来一个电报,命令574分会提请仲裁,解决纠纷。当时罢工领导人都很忙,这封电报就搁在总部里的调度员的桌子上。那时候总部来了个同情罢工的国会议员,叫弗兰西斯·H·舒梅克[4],他在总部里瞎转悠,恰好给他瞧见了这封电报。舒梅克这人既没有责任心,又喜欢冒险,还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自作主张,给托宾回电:“你这下流的工贼少来掺和。这是捍卫人权的斗争,没你这只老鼠的事儿。”
舒梅克还签上了比尔·布朗的名字,结果这回电就成了574分会的正式答复,给我们惹了大乱子。我们当时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不想再惹火托宾。所以我们只好发表声明,正式收回舒梅克那封电报,并禁止舒梅克进入罢工总部。托宾表面上接受了我们的解释,他在下一期《卡车司机日报》上发表社论,骂了舒梅克一顿;但这件事让他更加记恨574分会了。
罢工的进展,把城里的劳联高级干部吓得不轻。他们打算让劳资双方停战,并让奥尔森州长控制局势。星期二中午,中央劳工联盟、建筑业工会委员会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代表团,呼吁约翰内斯局长撤回警察,停止调动卡车。约翰内斯带着代表团去找治安官沃尔(Wall),然后双方同意请州长干预。奥尔森很快就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国民警卫队司令E·A·沃尔什[5]将军。然后574分会与卡车运输业的老板分别派出代表参加会谈。574分会的代表是比尔·布朗、格兰特·邓恩和艾德·赫德伦(Ed. Hedlund);老板们的代表是W·M·哈丁(W. M. Hardin)、M·A·莱曼(M. A. Lehman)和G·F·威廉姆斯(G. F. Williams)。
在会谈中,双方得知劳工局已经写好了一个解决方案,经过一番争论后,双方同意停战二十四小时。在停战期间,资方暂停用卡车运货,并彻底关闭市场区。作为交换,574分会同意暂停纠察,只派出观察员监督停战。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有老板一方的代表和574分会的代表,还有车工工会的代表沃尔特·弗兰克(Water Frank)和蒸汽管装修工工会的代表乔尔·安德森(Joel Anderson),因为建筑业工会也举行了声援罢工,所以他俩就代表建筑业工会签字。
停战期间,约翰内斯放出话来,说要在警察保护下调动卡车,574分会马上发表声明,说要重新部署纠察队。贝恩布里吉市长就请求奥尔森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奥尔森马上照办,同时还要求劳资双方把停战期延长二十四小时。574分会谴责了出动国民警卫队的做法,认为这是恐吓,并要求州长撤回国民警卫队。574分会还跟奥尔森州长说,凡是发生罢工的企业,它们的卡车统统不许开动,不答应这个条件,工会就不会延长停战期。奥尔森州长最后决定:不让国民警卫队上街巡逻;延长停战期,原有的停战条件保持不变;为即将开始的合同谈判打下一定的基础。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是牢固的,但在明尼阿波利斯,由于当地的特殊情况,曾短暂地出现了一种接近双重政权的状态。当局想控制住将要高涨起来的阶级斗争,除非它的做法能被574分会及其盟友所接受,才能得逞。这种局面,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奥尔森这个人能否靠得住,能不能靠他来粉碎罢工,老板们并没有把握,所以他们选择了通过城里的警察机关来粉碎罢工,这个警察机关掌握在老式的资产阶级政客手中。可是,警察在这几天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干不成这个脏活,所以市长只好去找奥尔森,请他出动国民警卫队,让他出面镇压罢工。
但是,如果奥尔森答应了市长的请求,他自己就要面临来自另一边的危险。如果他命令国民警卫队公开破坏罢工,他就很可能失去工人运动的牢固支持。在574分会谴责他出动国民警卫队、并要求他撤回国民警卫队的时候,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政治威胁。所以,他还是决定不派出国民警卫队,暂时不插手城里的阶级关系。
假如全国都出现了这种形势,那么,就算一开始只是一场单纯的工会行动,都会发展成全面的社会冲突,最后变成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斗争。但是,这场斗争并没有冲出明尼阿波利斯。因为它被困在一城之内,所以,它能做到的,也就只能是让工会得到承认。考虑到目前的形势,能够争取到承认工会,也能产生不小的影响。它能彻底粉碎公民联盟推行的压迫性的“开放工厂”制度,为把明尼阿波利斯变为“工会城市”(union town)创造条件。
在军火库对面有一大块空地,叫做阅兵场,可以用来举行大型活动,5月23日,星期三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阅兵场上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向工人群众提出了把明尼阿波利斯变成工会城市的前景。到了预定的开会时间,已经来了五千多人,而且群众还在成百上千地赶来。不少人胡乱塞了两口饭,还没换掉工作服,就赶来开会了,有些人还带着小孩。参加大会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在业的和失业的,有已经参加工会的和还没参加工会的。他们包括了工人阶级的方方面面。在发言人开始讲话时,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罢工领袖的发言。
比尔·布朗宣布:“如果老板不肯全面承认工会,不给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协议,574分会就要继续罢工,我们呼吁全体工人都来支援我们。”群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通过了他的建议。
(翻译:龚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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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称“威廉·J·伯恩斯国际侦探社”(William J. Burns Inter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由大特务威廉·约翰·伯恩斯(William John Burns,1861—1932)成立,该公司曾广泛参加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破坏。——译注
[2] 亚历山大·吉尔伯特·贝恩布里吉(Alexander Gilbert Bainbridge,1885—1936),1933—1935年当选为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译注
[3] 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是一个退伍军人组织,1919年3月15日成立。——译注
[4] 弗兰西斯·亨利·舒梅克(Francis Henry Shoemaker,1889年4月15日——1958年7月2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伦维尔县弗洛拉镇,1924年参与成立联合农工党,1933年代表农工党当选为国会众议员。——译注
[5] 埃拉德·阿瑟·沃尔什(Ellard Arthur Walsh,1887年10月3日——1975年8月1日),生于加拿大渥太华,1905年加入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第1步兵团,1917年前往法国参战,1919年回国,1921年晋升为中校,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副司令,1927年晋升为准将,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司令。1940年晋升为少将,任第34师师长。1941年8月因病离职,重新担任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司令,1949年退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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