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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classstruggle/html_md/勃列日涅夫时代(〔俄〕列昂尼德·姆列钦,2011)/第9章 一个诗人的遭遇.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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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一个诗人的遭遇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brezhnev-2011/4-09.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5: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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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一个诗人的遭遇
1968年7月初,《新世界》杂志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作家协会理事会大楼,那里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日益冷淡令人愤怒。他坐上转椅,拨出自动电话二局用户簿上标明的勃列日涅夫的号码。
“勃列日涅夫同志办公室,”一个人的声音回应道。
“我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可以同列昂尼德·伊里奇通话吗?”
“他在代表大会上。”
“请问,我在同谁说话?”
值班秘书报出了自己的姓名。
“您能否转告列昂尼德·伊里奇,说我请求他接见?”
“可以,一定转告。”
翌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再次去作协给总书记挂电话。
另一个秘书拿起了听筒。
“我昨天不是同您通话吧?”特瓦尔多夫斯基先问清楚,以防万一。
“不是。”
训练有素的值班秘书们在接待室里日夜轮班。他们的重要任务是:按照恰当的顺序(根据紧急程度)归纳好为勃列日涅夫送来的文件和回答电话。
“可是我请求过向列昂尼德·伊里奇转告……”
“全都转告了,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
“那我就等着。”
“好的,我们会找您的。以备万一,您的住宅电话是多少?”
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最好打电话给编辑部的秘书——她会找到我的。
中午响起了来自总书记办公室的电话铃声。特瓦尔多夫斯基甚至没有明白这是人家接通了他和勃列日涅夫的电话,便不太有把握地问了一声:
“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吗?”
“是的,是的,亚历山大·特里福诺维奇!”
“一切都十分出人意料,”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那语气,少说也是客气的,甚而有点‘亲切’意味,仿佛我们昨天在一通轻松友好的闲聊之后刚刚分手。”
特瓦尔多夫斯基请求会面,对他而言,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赫鲁晓夫就曾不止一次接见过他。
勃列日涅夫抱怨太忙:
“命运赏赐我总书记的职位,真是操不完的心哪。”
“我能理解,”特瓦尔多夫斯基说,“不过,也许总归能抽个空吧。问题涉及我的文学命运,还涉及一件大得多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满口答应:
“等送走了纳赛尔(时任埃及总统),我们就见面,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特瓦尔多夫斯基赞扬勃列日涅夫的这副热心肠:很快就回了电话,不像杰米契夫——两个星期都不肯来电话。
“他总是累得要命,”勃列日涅夫居间调停似地回答,为自己的下属辩护。
特瓦尔多夫斯基试图说起自己对付书刊检查机关的困难,他们不让当期的《新世界》出刊。可是勃列日涅夫却说,他完全不懂这方面的事情。两人的谈话以特瓦尔多夫斯基将来再打电话提醒会面的事作结……
《新世界》编辑部里一片欢腾。然而会面的事并未随之实现,而且人家再也不肯接通特瓦尔多夫斯基给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值班秘书们总是回答说:
“他还没有来……他今天不会来……”
而作家协会的领导们一直催逼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定要争取会面。1968年12月19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再也等不住了,便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
最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自从您十分重视我关于接见的请求那天以来,我一直认为不可能再提到我自己了,我明白,您在紧张的政治事务之中根本顾不上与我谈文学。
现在我觉得,(很可能,我想错了)我可以再次请求您接见我,何况我希望向您反映的一切完全不曾失去其重要性,更可能恰恰相反。
特瓦尔多夫斯基给总书记接待室去电话,请允许将信送过去:
“您请来吧。”
人家给他开了通行证。接待室里有两名秘书。其中一人接下了信件。
“请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吧。”特瓦尔多夫斯基提出。
“为什么呢?”
“我想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提醒一下我的事情。”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明来此的目的。
“是呀,您知道,整个这段时间他没日没夜地忙,”秘书为自己的上司辩解。“要说休假——哪来的什么休假呀。”
勃列日涅夫根本就没有回复特瓦尔多夫斯基。
书刊检查部们越来越多地查禁重要作品,每期《新世界》出刊都异常艰难。特瓦尔多夫斯基无法找到管用的上级领导人谈话。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不再接见他,为的是让他明白,他应当下台了。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未料想到这一点,他曾多次反复地说:
“如果我不合高层领导人的心意,那就让一位中央书记把我找去,说:因为某些原因您应当放弃这份刊物。我也就会这样做了。不,他们一直不说,也不愿意会面。”
有那么一些政治局委员,每找到一个借口就会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不过镇压的规模和强度却要由总书记决定。勃列日涅夫并不想过于残酷无情。
西蒙诺夫曾上书勃列日涅夫(他当选第一书记之后不久),谈自己对于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心。勃列日涅夫接见了他,说:
“只要我还活着,”随即又改口道,“只要我还在这个办公室里,就不会有流血的事发生。”
勃列日涅夫是个头脑健全的人,即便1969年1月22日谋杀他的事也影响不了他。那是欢迎完成“联盟4号”和“联盟5号”飞船航行任务的宇航员的日子。
当载着宇航员们和勃列日涅夫的车队前往克里姆林宫时,人群中响起了枪声。欢迎宇航员仪式的广播、电视直播中断。观众茫然失措地纷纷猜测:出了什么事情?
开火的是站在博罗维茨基大门旁的陆军少尉伊林。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地形测量中等技术学校,1968年春应征服兵役。伊林于欢迎宇航员的前夕来到莫斯科,在自己的一个亲戚家里偷了一套民警制服,乔装打扮,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身揣两把从保险库中窃得的马卡罗夫手枪,那个保险库存放他服役的部队司令部军官们登记在册的武器。
参加仪式的车队经过博罗茨基大门驶入克里姆林宫之时,伊林放过第一辆“海鸥”牌轿车,认为车里是宇航员,接着便两支手枪一齐向第二辆轿车开火,以为车里准是坐的勃列日涅夫。他射出了16发子弹。
防弹玻璃未能挡住子弹。而伊林选作目标的那辆车中并没有勃列日涅夫,乘坐的都是宇航员。
“车里司机右首坐着一名国家安全机构人员,中排的座位上是我,”宇航员列昂诺夫[1]在《星火》杂志的访谈中讲述,“我的左边是别列戈沃伊[2],后排座位上则是捷列什科娃[3]和尼古拉耶夫[4]。
我们的车子出现时,他开始射击。第一发子弹打破玻璃,划伤了安全人员的眉弓。一开始我以为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则——因为那人终究身着民警制服。第二发子弹打进了司机的脖子。
这时格奥尔基·别列戈沃伊隔着座椅靠背,探身向前猛扳手动刹车。汽车停了下来。
我紧紧盯着这个疯子,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和困惑,他明白了事情有些不对劲,但住手已经不可能了。
子弹命中司机之后,我猛地转过头来。如果不是这样,据事后弹道鉴定判断,下一颗子弹就会端端地打进我的太阳穴。第三颗子弹触及我胸前的军大衣,第四颗从肚子上擦边而过,第五颗和第六颗则顺着后背飞走。要是连发的速度稍快一点儿,我便会头部、胸部中弹,稍慢一点儿则会射中胸口。
弹道鉴定之后,人家告诉我:‘您本来会牺牲的。’”
伊林使上士司机扎尔科夫受了致命的重伤,第二天即告不治。
国家安全机构人员抓获伊林时,他已经射击完毕。
列昂诺夫认为,特工机关是知道策划中的谋杀的,因而勃列日涅夫乘坐的汽车让载有宇航员的“海鸥”车先行:
“国家安全机构人员知道,有一个人带着两支手枪潜逃,人们四处寻找,却未能寻获。于是便改变了汽车顺序。不是由身着防弹背心的专家‘拼凑’成一辆车,而是干脆由我们顶替……”
民警的确知道,有一名从部队出逃的带有两把手枪的军官在城里流窜,然而谁都完全不曾料到,这名军官会谋划针对总书记的恐怖行动,因而谁也没有提醒勃列日涅夫,他应当距离车队的首车远一些。伊林少尉开始射击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卫队长说:
“真是岂有此理!竟然在克里姆林宫胡乱开枪。”
他的卫士们则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决定不将伊林交付审判。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分裂症,虽然谁都不明白,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何以会成为部队里的军官。他被关入喀山一座精神病院17年,另有两年则是在列宁格勒羁押。经过20年的强制性治疗之后,1990年才放他出院。
此次事件过后,政治局委员们卫队的定员增加了。必须给予勃列日涅夫以应有的评价,他的行为方式并无改变。他既未被吓倒,也没有不必要地疑神疑鬼。在这点上他与安德罗波夫迥然不同。安德罗波夫1956年在布达佩斯目睹国家安全机构人员被绞死之后,终其一生都是提心吊胆。
* * *
[1] 阿列克谢·阿尔希波维奇·列昂诺夫(Алексе́й Архи́пович Лео́нов,1934年5月30日——2019年10月11日),1955年进入苏联空军服役,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年被选拔为宇航员,1965年乘坐“上升2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并成为第一个进行舱外活动的人类。1975年乘坐“联盟19号”宇宙飞船再次进入太空,并实现了与美国“阿波罗”航天器的对接。1970—1991年任宇航员培训中心副主任。1991年退役。苏联解体后,于2002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于2002—2019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委员。
[2] 格奥尔基·特罗菲莫维奇·别列戈沃伊(Георг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Береговой,1921年4月15日——1995年6月30日),1938年入伍,参加了卫国战争。1963年被选拔为宇航员,1968年乘坐“联盟3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197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2—1987年任宇航员培训中心主任,1987年以航空中将军衔退役。
[3] 瓦伦蒂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捷列什科娃(Валенти́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Терешко́ва,1937年3月6日—— ),1962年被选拔为航天员,随即入伍,同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年乘坐“东方6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位独立驾驶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女性。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74—1989年任主席团委员。1968—1987年任苏联妇女委员会主席。1969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兼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2年任苏联对外友好文化关系学会主席团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任俄罗斯国际合作协会主席团主席,1992—1995年任第一副主席。1994—2004年任俄罗斯国际科学和文化合作中心主任。1997年退出现役。2003年加入俄罗斯生命党,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但未当选。2008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8—2011年任雅罗斯拉夫尔州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任杜马副主席。2011年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
[4] 安德里扬·格里戈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Андрия́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Никола́ев,1929年9月5日——2004年7月3日),1950年入伍,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0年被选拔为宇航员。1962年乘坐“东方3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1970年乘坐“联盟9号”宇宙飞船再次进入太空。1963—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92年任宇航员培训中心第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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