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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1914-1918年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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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战
宣战的那个星期日,我正为阿什顿英国社会党支部作演讲。杰姆·克劳司莱和我一块儿从奥本萧走往阿什顿去。杰姆想这会上也许会有些小纠纷,因为阿什顿是一个屯兵的市镇,附近有很多的士兵。我最近曾听过阿瑟·汉科克在孔雀工厂外面演讲诺尔曼·昂吉尔著的《大幻想》一书,我也曾买过这本书。我决定要测验一下听众的情绪。在初开始的时候先给他们讲一些书里面的事实。不多一会儿我自己也兴奋起来了。那时,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关一个革命者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所应采取的态度的任何言论。我只是匆忙地参阅过《正义》这本书中有关巴塞尔决议的部分,并未详细阅读;可是,我是了解战争的意义的,也晓得这个战争决不是工人们所应该支持的战争。我知道他们不应该受这种神话的欺骗:说什么德园的鹰触犯了英国狮子的尾巴,以至于这种侮辱只有用战争才能洗雪。
大会开始了。恰逢这个市场有个市集,我的讲坛就是一辆高边的马戏团的车子;在演讲结束之前,这车子上的高边给了我们多大的保护啊!一大群听众里边有许多穿红制服的士兵。可以听得出一片喃喃不满之语;可是我仍泰然地装作不晓得;其实我早就觉察到一场风波就要到来了。我照常演说下去,我越来越露骨地指斥战争,呼吁工人们利用这个机会向资本主义开火。大约三刻钟之后,.一个硕大的家伙挤到台前来,破口大喊说:“嗯,你们这批笨蛋,让他带着废话滚吧!你们还看不出他正在蛊惑你们吗?他替德国人辩解,让我们叫他滚出来!让我们把他拉下车来!”
就这样开始了。我以前常常见到赛格的马戏团到镇上来,在吃中饭的时候望着这奇怪的大队人马绕遍了我所住的乡村;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美丽的一天,我竟在马戏团的车里被人拉着兜一圈阿什顿市场。但是终究碰到了这样的事!主席和我只有拿车中的两把椅子当作保护我们的武器,这样才算挡住了暴怒的听众爬上来痛打我们一顿。整个过程真是一场大风波。最后两个警察到了现场。他们保护我同杰姆上了奥本萧的电车,一路像严父般地告诫我们不要再作傻瓜并且明晚不要再到这儿来;而原来我答应群众我是要去的。
要不了两分钟功夫,母亲就看出一定出了意外的事了,所以她一定要我把事情吿诉她。我毅然吿诉了她明晚我还要去,但我所听到的是:“让我们考虑考虑吧!”
星期一下午五点半,我工作完毕回家上楼换衣服的时候,衣服找不到了。我晓得一定是母亲把它们带到转弯处的姨母家里去了,即使我去拿也是徒然的。所以我就喝了茶,一声不响地穿着工人装径自到阿什顿去了。
大会终于开不成了。那边有一群人准备要把我处以私刑,如果我敢说一句话。事实上甚至于连让我站起来露一下我的“钢铁般的蓝眼睛”(如《新闻评论》报某次所称——其实它恰恰是褐色的!)也不许。昨天的警察也在那里,他温和而坚决地又领我到电车里,还大大告诫我一番说,乳臭未干的娃娃竟想教训全世界的人要做什么了!
可是我已尝过血腥气了,廉斯·赛特的英国社会党支部提议让一个利物浦的同志和我在勃罗克司·巴地方的约麦雷兵营外面举行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我巴不得这个会马上就开,然而,一开起会来,我却又巴不得它马上结束!
我们老远就看到一批听众,觉得很不错。我想,听众多和演讲者的声望一定是有些关系的。像这种青年人的虚荣心总该予以谅解的吧!可是我们愈走近会场,愈看得清楚这些听众不但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而且发觉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一些人类的亲善味儿!我和我的同伴决定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开始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国文学某方面问题的精辟议论,这是他的拿手好戏,虽然他解释他引证的文字常常有不合作者原意的地方。接着轮到我了——这一回我神气地穿着一套淡色的衣服,戴着一顶草帽(后来大会上有人轻蔑地把它叫作“驴子的草垫”。我摆出最愉快的笑脸说,我想谈谈关于大战以及工人们该做些什么的问题。这几句话刚说完,吼声就起来了,“血腥的德国人!拖他出去!”等等。我想盖过这喧哗的声音让人家听到我的话;可是我的话总是被晚风吹散,谁也听不到。
后来一个青年军官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强迫我独唱一支“天佑我王”的歌。我可算个相当多才多艺的角色,可是唱歌从不在我的本领范围内。世界上最爱护我的人会最强调地肯定,我是世界上最不会唱歌的人!在我闲暇的时候,我也会高兴地试唱“奈尼主教”和“甜蜜的亚特林”,可是我深信如果天要坍下来的话,上帝决不会应我所求而保佑国王的。
我被士兵们钳制在演说坛上。“喂,快些,你是喜欢讲话的,现在就拿唱歌来代替吧!”可是一个音节也没有出来。于是拳头就开始活动了,还有几下精彩的脚下功夫,这些都不是标准拳击规则所规定的。在混战中,我看到一个女人用她有用的阳伞左冲右击地从人群里打开一条路。她挤了过来拖住我说:“同志,来,你跟我一块儿走!”士兵们竟吃惊得没有干涉。平常我是不习惯理睬一个不相识的女人的邀请的;可是这一回我乖乖地像贼一般地钉住这个人,最后我们逃出了这个混乱的场面。就在这个时候,那些人起劲而热烈、尽管是不入调地唱起了“天佑我王”;我那寒酸的“驴子的草垫”也被满场踢来踢去。
当我们走了相当远的时候,那个女人说:“我是一个妇女参政运动者,一向是惯于这样蛮干的。同志,晚安,祝你幸运!”
这样就结束了我们想在约麦雷兵营大掀风波的企图。
离开孔雀工厂以后,我同一个伙伴在培尔法斯特地方的一家哈兰特与华尔夫厂里找到了工作。星期六晚上,我们必须搭船到培尔法斯特去。有些同志认为最好能举行一个小规模的欢送会。这欢送会固然开得很好,可是不幸得很(在当时是这样认为的),我们都误了火车,因而也误了轮船。第二天的星期日报纸报道爱尔兰海峡发现了德国潜水艇,我的伙伴素来是以安全为重的,于是我们就决定不去爱尔兰了。我们开始在奥本萧的阿姆斯屈朗——怀特惠斯厂担任了弄平金属板的工作。我不久就当了车间代表,有相当一大批工人和我站在一起。我们争得了许多让步,废除了许多气人的限制,而这些都是经理所规定的。这位以“玻璃眼”出名的经理,是一个最惹人厌的欺软怕硬的家伙。我们有一次派代表到他那里,我们的要求的性质竟使他的坡璃眼夺眶欲出,可是我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我们很快感觉到有吸取新经验的迫切要求。一九一五年六月,我们之中有几个就决定想到南安普敦地方的桑尼克劳孚脱造船厂里去找工作。
造船厂的工作对我是生疏的。初去时,对于他们通常所用的名词简直就莫名其妙,可是我们很快就赶了上去。我想同英国社会党南安普敦支部联系一下;可是发觉它早已不存在了!我随后去独立劳工党讲厅听演讲。那边的主脑人物是弗兰特·潘立门,可是我消化不了他的和平主义性质的宣传;所以我就把时间尽量花在阅读和研究上,尽量买书看。我敢相当肯定地说,我是上巴尔地方斯密士与吉尔勃脱书店的最好的主顾。
桑尼克劳孚脱的锅炉制造工人组织得很好。工厂总车间代表是一个叫做杰克·柏德生的帽钉工人,他当了好多年锅炉制造工人协会的区代表。过了不久,我就有许多朋友了,特别是哈雷·瑞脱克立夫。他是锅炉制造工人的正式代表,以前当过锅炉制造工人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以后我就和瑞脱克立夫住在一起;虽然我对他后来几年所采取的路线极不同意,但我一生所过的最快乐的时光,还是要算住在他家中的这几年了。
我对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憎恨,由于目睹南安普敦的情景,更达到了极点:军队夜半行军从市里面开到码头向法国进发;在“摩兰塔尼亚”号驶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那一天,每英寸的土地都挤满了来自兰开夏的青年,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只在刚刚上船之前才第一次摸到抢,而他们一到加利波利刚想上岸就被炮火扫倒了;还有那些白色的医船,船身围绕着绿色的长带子,船边涂着巨大的红十字。每天早晨我望到这些船慢慢地驶进了码头。它们所带来的死难与痛苦,在我心头印上了一幅难忘的图画。从我卧室的窗子可以望见一条由南安普敦通湼特力的铁路,我常看到救护火车经过这里开到医院里去。星期日的早晨,我们常会散步到湼特力,看到了伤兵们,就能多少知道一些所谓“光荣”的真实代价了。
这一切增加了我想尽各种方法来反对这个战争的决心。它产生了一种精神,鼓舞着我去给那已故的麦克那麦拉博士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是一九一五年军需部的代表。
有人劝造船厂的工人们为了国家紧急需要放弃他们的例假,并且还召开一个会把各业代表们集在一起,听取麦克那麦拉博士的报告。我是锅炉制造工人代表之一。麦克那麦拉溥士绘出了一幅恐怖的图画,说上法国去的孩子们如何受着灾难,又说多么需要增加生产和共同牺牲等等。我可以看出这在代表们中间已有了效果,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戳穿它。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一位政府的“巨头”面对面地坐着。我那时是二十五岁,看上去还像个孩子;可是我毕竟站起来说我的话了。“你绘出了一幅可怕的图画,然而这责任是属于你和你的政府的。英国工人并没有和德国工人争吵,可是你们却把他们送去彼此屠杀。我们维护工会权利所作的斗争,同样也是为了前线青年的利益,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所已赢得的利益,他们回来的时候,将不会饶恕我们的。所谓共同牺牲是根本没有这回事的,这你也知道。你们的阶级发动了这个战争,我们的阶级要阻止它!”
麦克那麦拉疯狂地发怒了,有几个我的同事也同样地恼怒了。结果,有一个人居然把事情拉到他自己身上,为我的“粗鲁”而向对方道歉。麦克那麦拉终于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他很自信,自以为凭他的口才就可以说服我们,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这一回与麦克那麦拉的冲突里,我觉察到,我们大多数代表们的态度证明了我原先在大战期间所得到的印象。当一个保护工人利益的问题发生时,他们会因所谓“保护社会事业”而一致追随你;可是当你介绍他们所谓“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表示出他们的不满来了。锅炉制造工人们就是那样的。当我们从这个特别会议退出来的时候,一位老保守党帽钉工人走过来对我说:“喂,波立特老弟,你把我们的问题处理得比任何人都好,可是要把政治撇开!我们是工会会员,不是社会主义者!”每当这位同志做主席而我站起来说话时,他总要警告我:“现在,波立特老弟,讲记住,谈社会事业,不谈政治!”
这种态度对于开展实际行动反对大战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虽然要鼓动反对任何威胁工会现状的斗争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得留意我的步骤,要以一箭双雕的方式着手我的工作。
一九一五年的夏季,很多人谈到生手替熟手的事件,我们锅炉制造工人发誓,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这件事。谣言开始在桑尼克劳孚脱造船厂里流传开来,说什么生手们就要在某天来了,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直到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突然有五个生手被介绍进来,这样就把火药引着了。每个锅炉制造工人,不管是在业务上那一个部门,都放下了工具,我们在武尔斯东地方的一个礼堂里召开了大会。所有当地锅炉制造工人的领导者们都谈到必需坚决反抗这个对我们职业的威胁。然后我也站起来说了几句。在南安普敦我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锅炉制造工人大会上讲话。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在这一次讲了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它并不怎么样了不起;可是,那些好弟兄们都伸长了脖子倾听着我的滔滔不绝的演讲。通常总是这样的,当一个口若悬河的人在这种场合发了言,他马上就会被提名选进罢工委员会里去的。
这样就发动了两个星期的罢工。我和在大战期间充当车间代表的共产党同志们,好几次辩论到这是不是第一次战时的大罢工。我们都切望由于参加了这样的大事而得到尊敬;可是资本主义的报纸,从他们当时所报道的看来,似乎并未曾想到这里面有多大的光荣。
罢工委员会每天开会硏究情况,并且常常举行群众大会。第一次是在罢工开始的第二天,因为锅炉制造工人正式代表在罢工发动时恰巧不在南安普敦,他被火速地召回来,企图取消这个会,并且还根据锅炉制造工人规则,用种种恐怖的后果来恫吓我们。可怜的哈雷·瑞脱克立夫——他跟我们打的是怎样以种交道啊!不管他经常反复地叫着:“这是规则,整个的规则,除了规则什么也不能算数!”但,这并不能动摇我们把生手驱出造船厂的决心(同样地,这也阻止不了哈雷·瑞脱克立夫尽他的一切可能来帮助我们!)
这是通常的习惯,为了要混过一些时间,在开会之前总要唱一回歌,这居然引起一家报纸的灵感,登载了这么一篇稿子,大意说:
当我们的孩子们死在法国的时候,
锅炉制造工人载歌载舞。
某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在华兹纪念堂开了一次官方召集的群众大会来听勃朗利和来自制模型工人中的摩西斯先生的演讲。会场里挤得水泄不通。会一开始,主席就提出了一个请求,要大家好好地对待演讲人。无疑地,他已预料到他们的处境将会很糟糕的。他预料得很对,摩西斯先生全部失败了。事实上,一直到他讲完为止,他的话全部没有被人听到。然后那位已故的勃朗利上台了。他极度地自信,脸上露出一副出名的笑容,好像是说:“我一向得心应手,我马上就要把这伙人的气焰压下去!”
他开始讲了。“祖国有如大海中的船,风暴来临的时候,所有人的生命都处在危境中。全体船员都得齐心协力把这只船平安地驶回港口……”。这一个海的比喻,几乎一出生就被扼杀了。一个锅炉制造工人站起来高声说道:“这是好的,可是你不要把尿壶骗子送进机器间来!”这一个不加修饰的表示,终于使大会中途流产了。
两三天以后,我们中间有五十个人,根据军需法某条款的规定,被召唤到温却斯德法院出庭。同日,当我从一个罢工大会回到宿舍去的时候,我发觉街上排列着许多从湼特力医院里运来的伤兵,对我发出嘘嘘的奚落声。他们干得非常之彻底。我走过这一帮迷失了方向的工人旁边时,连头也没有回,可是一到屋里,我得用全部时间来说服我的房东太太,吿诉她她的房屋不至于会被捣毁。
温却斯德之行,正好造成锅炉制造工人们拿着各个分会的旗帜来一次大游行的好机会。像温却斯德这样平静的古老市镇,那天也着实打破了睡眠状态。然而案子却拖延到虽期六,改到南安普敦的上巴尔审判室去审判了。其用意是想在星期三到星期六这段期间,我们也许会恢复我们的爱国心。在我们温却斯德之行的末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趣事。正在温却斯德车站里等车的时候,突然起了一阵纷扰和骚动——有一位兄弟在月台边丢了一副假牙齿!我们大家全都爬到轨道上去找。这使车站的管理员们大为发怒,唯恐我们被火车截成数段。假牙齿终于没有找到。罢工结束工作恢复后,工厂里凑了一笔款子替他买了一副新的。这副新的看上去倒很不错;可是三个月以后,他到我这里来,脸上带着烦恼的神情说:“哈里;你还记得我们到温却斯德去的那一天我失去了一副牙齿么?原来我没有丢掉。自从那天以来,我一直未曾穿那条最好的裤子,今天我穿上去的时候,奇怪,有什么东西在刺我,谟摸我的后裤袋,这副牙齿分明在里面呀!”
星期六到了。罢工委员会得和一个凯纳司·勃朗、贝格与贝格厂里的职员往明星饭店去会见亭利·斯莱沙。斯莱沙现在当了高等法院的裁判官了。当时的法官叫做亚特金,有两个陪审官帮助他;一个是雇主方面的,一个是锅炉制造工人方面的;欧纳斯特·贝文就是我们的陪审官。
明星饭店这个会议的用意是要叫我们撤销罢工。这样可以使法庭作出一种不至再引起不满的判决。斯莱沙和我们的律师外加哈雷·瑞脱克立夫,用尽天下各种道理想来说服我们。谈判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一阵尖锐的风笛声和士兵们开往码头去的脚步声。我本能地晓得这些都是预先布置好的;因为士兵们离开码头总是在半夜里的。果然,我们的律师引我到窗前,演戏般地指着前进中的苏格兰高地的人说:“波立特,难道你站在这里眼看这批人开往前线去,还不肯签名到法庭里去吿诉法官说你们要在星期一开始复工么?我晓得谁在这儿的影响比较大。只要你一句话,委员会就会接受的。”
“抱歉得很,”我回答说,“如果我的政策被采用,这批人就会离开码头而不是开往码头了。他们是被那些唆使一批生手到造船厂里来的同样的人们驱赶到法国去的。我们也许不能阻止士兵们出发,可是至少我们能阻止这批生手进来。”
举行了一次投票表决,每个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都投票反对复工,所以我们就这样散会进入审判室。审判很快就结束了。法官严厉地训诫我们应对国王、对国家负责,还加上一堆无味而冗长的废话。给了我们全体工人两个选择:一个是每人罚金五镑限三星期内缴清;另一个便是三个月的监禁,理由是妨碍军需生产。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到强硬的建议,要我们在当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撤销罢工。
市镇的各条街道都人声沸腾,从人们的呼喊以及怪叫声听来,群众里一定有好多人会认为即使把我们一早就枪毙对我们还算太宽大了呢!这一夜,华兹纪念堂里挤满了人。审判经过情况经报告后,我们又听了一番鼓吹“规则,除了规则什么也不能算数”的宣传滥调。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一致赞同不撤销罢工的主张。然后区代表坚持要在第二天早晨于武尔斯东书窝再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以投票来表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历来所目睹的最激烈的大会之一。多数人主张复工,工人们受命第二天就得去工作。大混乱爆发了。我看到凯宁镇的魁梧的哈雷·密欲姆大踏步走到会场门口,头上挥舞着一把椅子,恫吓着说,谁敢叫他和这班骗子(当时都是这样称呼生手的)一起工作,他就立刻打死谁。
我们重新工作的时候,锅炉制造工人们认捐偿付二五〇镑罚款的大部分,不足的款项很快地由于各锅炉制造工人工会分会向全国发出下列呼吁书得到了响应而凑足了。
#### 锅炉制造工人与钢铁造船工人联合会
### 南安普敦锅炉制造工人大罢工的声明
敬爱的弟兄们,——我们代表南安普敦地方桑尼克劳孚脱造船厂正在罢工的锅炉制造工人们,愿意把这次争执的真相告诉你们,使我们全会的会员们都有仔细考虑我们这件事的机会,从而能对这个局势作正确的判断。
由于报纸报道的歪曲,这个呼声也就更其需要,他们从来不披露我们方面的消息,这样大家就可怜地受到了蒙蔽。
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五,我们的会员代表团与桑尼克劳孚脱厂的董事会会晤,商谈他们雇用非工会会员来做我们工作的问题。经过了全面讨论之后,董事会同意在最高军需法庭对这个问题未作决定之前,不再补充非工会的人手。至于已经补进去的则调去做别的工作。
由于有了这个协议,我们那时才照常工作。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协议能得到遵守,并且也希望把军需法中主要的条款,其中规定:“在没有和有关工人磋商之前,工作现状不得有所更改”,能一并付诸实施。
我们所引以为憾的是这两项规定都没有履行,因之当我们会员们获悉了五个从军队里退伍的非工会的帽钉工人和轴台工人时,就根据他们自己的协议,希望厂方经本会会员要求之后,把他们调做别的工作。
这件事被厂方拒绝了,于是我们的会员们就在工厂里开会。经理向会员们讲话,说他没有权力调动他们,并在答复某一个问题的时候说道:“如果有两百个这样的人送过来,我也只好用他们。”听了这样的话以后,我们会员们,为了对得起目前正在海、陆军中服役的数达八千个属于自己工会的锅炉工人起见,决定不能和那些非工会的生手工人在一起工作。
假定我们自己的人手来源确已告竭,而这五个人对增进生产又属必需的话,那末我们一定照常工作;但是,我们很知道工厂里组织系统不健全,我们自己的会员由于厂方没有把工作预备好,或因气压工厂发出的压力不够强而致歇工等情形,不一而足,我们觉得必须采取某种果断的行动。
还有,我们知道有一组帽钉工人,自二百英里以外来到桑尼克劳孚脱造船厂工作,他们是按时计酬的。在三天之内,来了八个加煤的小伙子,但他们从没有拿过一套锤子等东西,末了,他们都得到工作证并准许回到商业工作上去,我们认为,厂方在军需法的庇护下,正在引用非工会的人手。
我们从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起开始罢工。工人代表在将近两星期的期间用尽种种方法,以求事件的解决;他们所有的要求只是在非工会的工人调做别的工作后,他们便复工,然后再把这件事交付仲裁。厂方拒绝这样做,而我们从军需部方面所得到的唯一的劝吿就是:“回去工作。”我们的会员们也拒绝了和军需部相类似的执行委员会方面的劝吿;因此,一九一五年十月二日,我们的会员五十人便受到了总军需法庭的传讯。尽管我方辩护人斯莱沙先生提出有力的控诉和确凿的证据,这些会员们每人仍被课罚金五镑,限三星期内付清,逾期不缴,即改处监禁三个月。
一九一五年十月三日举行了一次投票,结果多数赞成复工。仲裁未决定前,大多数会员都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在我们复工之后,非工会工人们就会被调去做别项工作。代表们就根据这一点和厂方谈判,但仍遭到严词拒绝。我们会员们依然忠心耿耿地工作着。十月八日星期五及九日,我们便把这件案子呈诉乔治·阿斯克惠士爵士,他的判决书将于下期月报中公布。
为我们会员作辩护的辩护人,于听悉案情之后,认为我们握有可以控诉厂方破坏战时军需法第七条第二款的绝好机会,我们便决定这样做。开庭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因牵涉军需法中此项最主要条款而传讯雇主的诉讼案,这还是第一遭。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来看,我们胜诉是有希望的。不论结果如何,在和军需的关系中工会运动是怎样的,将会在这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现在你已明瞭了这次罢工的真相,而正如毎个会员所了解,要把这件诉讼案进行到底,就得有钱。虽然我们也曾问执行委员会呼吁,要他们给我们二百五十镑用来偿付罚款;但因我们的行动违背了他们的劝吿,他们拒絶了。尽管如此,有两个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曾访问过南安普敦,在听悉我们的案情,了解到我们所受的挑战之后,也承认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而且他们认为:“工人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值得斗争的事件”。
因此,敬爱的弟兄们,我们不得不向全会每一个会员呼吁尽量捐款帮助我们,以使我们为自己最崇高的“原则”,在没有顾虑和阻碍之下,斗争下去。我们承认罢工破坏了军需法,因之每个会员都愿意缴付罚款;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斗争也就是你们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崇高而历史悠久的联合会的先驱者们的殉道和牺牲没有落空的话,那末我们深信你们一定会有实际的帮助和支持。而我们也向你们保证,为了确保我们那面光荣地标记着“团结的工人要有团结的工厂”的旗帜洁白无瑕,我们一定以全力完成一切工作。
你们亲爱的弟兄
潘尼 柏德生 里区蒙 纳·康纳士 斯·康纳士
海斯谷特 波立特 瑞克特立夫(区代表)
罢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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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呼吁书筹集了七百九十镑七先令七便士半,其中四百八十五镑八先令六便士半是从桑尼克劳孚脱造船厂和锅炉工场里捐来的。
我们上伦敦去,在故宫广场仲裁法庭把我们的案子向乔治·阿斯克惠士爵士呈诉,但是这位洁身自好的绅士竟丝毫无动于衷,于是我们败诉了。
我一直珍视着那双镌着恰到好处的词句的银表,那是锅炉制造工人们为了我在罢工期间的工作而送给我的。
关于这一次的争执,我们从未向其他各行业的工人在金钱上或其他方面有所呼吁,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我们是锅炼制造工人,能够自己支撑自己。从我所有的工厂经验来讲,除了一九一九年伦敦的一次大罢工之外,我总觉得这就是任何地方锅炉制造工人的特点。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记得一九三四年八月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锅炉制造工人协会的百年纪念,只有百年来的行业声誉、行业观点以及行业独立性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我经常为反对行业观点而作艰苦的斗争,因为它是分化工会会员和妨碍他们运用全部力量与组织来对付雇主们的有效武器之一。它是最顽强的斗争对象,不仅是由于行业及宗派观点的关系,而且还因为它造成了工会干部间牢不可破的不信任观念的基础。其实,以个别行业工会为基础的各业混合工会,对于工人的技术和行业的声誉决不会有所影响;相反地,由于这种工会形式帮同产生了更为稳固和更大力量的感觉,行业的声誉自然会更为增强。
这次罢工在南安普敦全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我还接到南安普敦教长的一封信,要我说明这次罢工的起因。为此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引起了我以后和教长间的通讯。接着还往教长寓邸去访问过他,作了关于工人阶级运动、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友谊谈话。如今在检点我的文件时,我发觉我还存有几封教长的信,其中的一封如下:
亲爱的波立特先生,——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你认为我在注意劳工问题,这是十分对的;并且经你说明后,我对工人们当然深信无疑。我决不会随便地全部归咎于一方面的。我要保持公正和坦白,在许多地方我是同情工人们的。现在,姑且承认你从你的立场出发所作的要求是对的,而且也承认雇主们不该趁火打劫;然而,在我看来,德国人统治的危险以及所有普鲁士寡头政治和军阀们的罪恶,对于我们国家的雇主以及被雇者们同样地带来某种损害。因之有识之士对此应全力加以遏止,并且对于我们军队的胜利,虽片刻也不能加以妨碍。我会把你的信读给一位从伦敦来的朋友听,他说道:“那个人在别的时候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在目下这样做,不是表示工人们对于普鲁士人威胁的全盘意义完全罔无所知吗!”依我的愚见,英国将通过战争而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获得更多的民主法则,这些是在旧事物的情况下,即使经过半个世纪也不能达到的。在战事结束之后,工人们完全可以把像桑尼克劳孚脱那种问题推由一方而去负责的。我想,那时候,你会知道,社会的进步不会再让这样的事件发生了。你对于社会进步的效果是太悲观了。
你最真诚的纳伐尔·罗维德 寄自南安普敦教长寓邸
一九一五年十月四日
当然,我答复了这封信,并且以后还碰见过教长,我没有忘记吿诉他要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可是,我很希望现在再能碰见他,看看一九一五年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有没有改变他的意见;如果桑尼克劳孚脱地方又有一次罢工,他是不是会再搬出“普鲁士的威胁”来?
罢工终了以后,我去收拾工具时,发觉有一个新工作已经替我安排好了。我得到一所特别戒严的小屋里的秘密潜水艇上去工作。这样便完全隔绝了我和船厂里大部分锅炉制造工人的接触。反抗是没有用的。我很难得到支持,尽管我以前曾经得到过。虽然我还很年轻,可是我已很懂得,在大罢工高潮时的名望和罢工失败后的名望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我在这里忍受了一个时期,由于海军部各个检验员随意变更他们的指示,几乎把我搞疯了。某一个检验员认为一件零件合格了,另一个会说这必须修改,依据他的话修改以后,第三个又会走过来,坚持要重新改成原来构造的样子。这种经验和这种错误的处置,使我更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浪费和不正当的管理,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当军火商虽然不以平时竞争方式为基础,却仍然获致巨额利润的时候。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四日,我被调到一个锅炉工场去,那里我接触到几个我所遇到过的最优秀的技工。桑尼克劳孚脱的水管锅炉是全世界著名的,由于制造锅炉的工人的卓越技术,它应该如此出名。就在这一时期,政府正在按“德彼爵士的志愿从军方案”颁发臂章给从军的军火工人们作为鼓励。我鼓动大家别理睬这个计划,并且宣布,如果有人想去打仗的话,他们尽管自己入伍好了,不必拿臂章来充假面具。我们一组决定不从军。试想我该多么感到奇怪,我竟被召到总办公处去,吿诉我说我没有报名从军,但现在报还来得及!试想我是多么愉快,当我吿诉那个职员说,我们组里谁也不理睬这个计划;但试想在他拿填就的表格给我看时,他是多么洋洋得意!原来每个发誓不签字的人除了五个人以外,都在这上面签字了——就在那虚线上面!这种出乎意料的事添了我许多心事,我忘记不了它,每逢有机会,总要査询一下。
罢工结束后,我们很久没有听到生手接替的问题;可是在我留在锅炉工场的时候,我曾被派到一艘首次作战归来的驱逐舰上去担任锅炉箱的调节工作。我一眼就看出那个介绍给我当伙伴的人,就是个生手。我该怎么办呢?同他一起工作是违反我全部的原则的,可是我晓得其他的锅炉制造工人都已这样做了。如果我为了拒绝而遭解雇,我的行动会得不到一点儿支持的。现在要想罢工似乎很渺茫,因此我说,“跟我来,让我们动手做吧!”我就爬到锅炉的顶上,而我的伙作必须站在后面,把各种我所需要的工具一样样递上来。我从未想到我竟会有使用工具那样糟糕的一天。我似乎连工具也捏不住,它们总是掉下来——落在他的肩头、背上以及脚上。当我吃过午饭回来的时候,我便发觉伙伴不在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
可是事情越来越困难了,我决定换个工作。一位朋友替我到河对岸诺坦地方的开柏·聂科尔森经营的有名的游艇制造厂申请工作,于是我就去索取工作证。他们告诉我,假如我要离厂,除非离开这个市区,并且要得到军部方面的允许。我又到南安普敦的东部办公处去。他们似乎很喜欢我向南安普敦吿别,并且很感兴趣地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认为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就说到加的夫去。他们给了我一个文件,证明我、哈里·波立特是得到了管辖该区的军事当局准许才离开南安普敦的。我常愿意把这有趣的文件保存起来,可是不知怎样,后来把它丢掉了。
我到萨里斯伯雷,再从那里转往曼彻斯特,先回家省亲,然后在第二个星期去聂科尔森船厂开始工作,那是在一九一六年的二月。这是非常轻松的工作——制造快艇和把豪华的游艇改装,使它能供海军之用。我常常从书本里读到关于这些豪华的游艇;可是谁都必须走上船板去亲眼看看这类有钱人享受的东西。我后来宣传时这些经验是很有用处的。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我离开了诺坦回到曼彻斯特,重新到怀特惠斯厂工作。可是这项工作我没有干多久,就同一个一起做学徒、一起周游全国的伙伴到兰开夏的斯文登地方的一家小规模工场里工作去了。我在那边做了没有多久,就被派出去到全过各地担任装置通风设备和油槽之类的工作。
一九一七年三月,我恰好在曼彻斯特,那时候潘特来顿市政厅举行了一个庆祝俄国大革命的大会,弗尔察尔特担任主讲。当场发起了一次募捐,为那边所有活动的同志们作一些困难时期的准备。我们都出席了。这次大会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鼓舞了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去准备下一次的阶级斗争。
一九一七年年底,我在苏格兰本铁斯兰地方的一家制铝工厂里装置一副机器。在这个工作之后,另一个老友写信给我,叫我到伦敦去找出路;可是在我转入生活的新阶段之前,概括地谈谈我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情况,也许是有用的。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以为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真正的斗争还没有到来;可是在它到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工人日报》,现在的革命运动比之以前是处于大大有利的斗争地位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和你毎天混在一起的,尊敬你的,兴级蓬勃地倾听着你的辩论和提议的,以及你决想不到他们竟会被主战论和摇旗吶喊迷住了方向的工人们,可以由于某些意外的事情而转变成和以前不一样的人,虽然也许只是暂时的。
我对于击沉“露西泰尼亚”号,心里一直有反感。我看到某些工人们,谁也不相信他们会干得出这样的行径来,他们居然跑出去捣毁几家断定是属于德国人或与德国有关的人的店铺;几天以后,当他们经过亲手捣毁的店铺时,连自己也会感觉到满脸羞惭。第一次空袭以后,也发生过同样情形,特别是波不拉的北街学校受到轰炸之后。在这次轰炸中死了许多孩子,怒潮奔腾起来了,可是不久却来了个反应,即使那些最激烈的人们也不能十分肯定,他们所攻击的是否足以代表他们真正的敌人。工人们设法捣毁了正在宣传“阻止战争”的大会之后,情形也是如此。可耻的情景在这种场合中一幕幕地演着,许多参加的人也觉得悔恨,因为在大战结束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吃了亏,适合这些英雄们居住的乐土并没有实现。
我觉察到人们在经历过这些经验以后,彼此碰见时竟会装作没有看见似地;某种冷酷无情、漠不相关的情绪开始滋长了。可是有一个妥善的办法,可以打破这种在军火工人和他们的伙伴间的暂时障碍——这就是要把他们的思想扭转到他们自己家庭和工厂的问题上来;启发他们,只要他们把对德国人的深恶痛绝拿出一半来痛恨那些剥削他们、使他们贫困、并且发动战争的人,那末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贫困和战争的因素将永远被消除。假使接着就有效地来对比一下工人和“另一极端”的有钱人的情况,说明战争贩子们的利润,军火制造商的污浊,报章所载某些人一夜变成富翁而前线却有数百万人遭受杀戮的故事,富人获利和工人牺牲之间的悬殊,特别是工人们放弃了那使人感到一去不复返的工会权利——那末这一系列的宣传是马上就会奏效的。如果接着再传递一两本小册子,那末鲍得姆雷斯和劳合·乔治的主战论就会失去效用。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当时我曾不厌倦地把一本书传给工人们看。这本书叫做《战争,为了什么?》它使读者看到战争的惊人事实和画片,它在消除某些人受报纸和下流音乐厅的战争宣传所激起的热情这点上,从没有失败过。它在桑尼克劳孚脱造船厂里传过好多遍,被人们读了又读。我常常把它放在我的工具箱里,有一个制金属板的工人名字叫做比尔·莱定哈姆的常常走到我工作的船上来说:“哈里,请你再借给我这本书。又有一个蠢家伙在和我作无谓的争执,我要去说服他。”
我敢肯定,和我同辈的、反对过第一次世界大站的每一个人,都愿意证明我刚才所讲过的话,而且同意下面这一点:显然地,战争胜利后工人们是多么真诚地相信这些宣传,说什么“这次战争是结束战争的战争”,什么“英国是适合英雄居住的地方”;可是当战后余殃到来,工资削减、失业增多的时候,当雇主和政府不肯恢复在战争期间作为暂时措施而取消的工会权力和惯例的时候,人们不仅愤怒和觉醍了过来;而且还有这样的真实愿望:要追究他们怎样竟会如此被欺骗和出卖的。
我想这个事实在目前是起着作用的。工人们是在沉默和思索的状态中。他们也许会再次受骗。可是,尽管战鼓在响着,尽管报纸和英国广播电台多么巧妙地撒着弥天大谎,无耻地压制那些要结束战争以及产生战争的社会制度的人们;但他们其中已有千百万人再也不会失去他们的重心了。这些工人们会记得上一次的教训的。
在组织工人们来反对战争的斗争中,首先,对于工会主义的平日工作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上一次大战中脱产的工会干部成了政府战争机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现在他们还有再来做一次的危险。他们倾全力削弱工厂的活动,呼吁着“共同牺牲以及想想在前线的青年们”。他们准备同意任何能够压制工会的大小正规会议的建议。他们敌视工厂和车间代表组织里的每一种进步的形式。在这种种情况下,工厂的工人们愈来愈拥护那些富于斗争性的工人了;他们不会接受阶级合作的政策,他们要求举行正规的工会分会和区委会的会议。当资本家企图使工人们的生活条件恶化时,那些富于斗争性的工人们总是在每一个场合中坚持着斗争;这样就使得车间代表能够扩大影响和力量,并从而产生了全国车间组织运动。
在目前的情况下,记住这些经验是必要的。因为,力量是在工厂、作坊和矿场中这句话,从来没有像在战争时期这样的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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