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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思想精神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ili/1-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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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思想精神
| 一、三民主义 儒家思想
二、革命团体严明纪律
三、无名英雄 清白家风
四、冒险犯难 奋斗牺牲
五、任劳任怨 坚苦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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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事迹,可知戴先生一生,对多难的国家、对贤明的领袖和革命工作,实已毫无保留的奉献一切;凡是关系国家盛衰、战争成败之事,他都能殚精竭虑的搜报情况供献良策,防堵兼施,见诸行动;凡是能为领袖蒋委员长分劳分忧之事,他都能主动报效不计毁誉的努力以赴。而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所获致的工作成就,也与国家的安全和领袖的事业,有了密切的关联。
戴先生从最初十个人的密查组,发展为百人以上的特务处,最后扩充升格为军统局;接受他指导运用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不下十万人之众。组织的名称有所变迁,任务的肩负日见广泛;必须具有一贯的思想信仰和团体精神,用为维系提振的根本,才能产生驭繁用众,奋励无前,无坚不克,取效呈功的作用。戴先生对此最为重视;揭倡提撕,不遗余力。
### 一、三民主义 儒家思想
戴先生接受我国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精神感召,信仰三民主义;所以他才投考黄埔军校,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他以为:「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救世界的最高原则」,因此,他常常以实行三民主义,才是同志们从事革命救国工作的目标,勉励同志;他曾说:
「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唯有蒋委员长,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所以三民主义之成功失败,即大家之成功失败。我们的工作,决定我们的前途。我们无友无敌,服膺三民主义者,就是我们的朋友,反对三民主义者,就是我们的敌人。」
「故吾人必须有忠实之思想,坚决之信仰,不怕困难,不辞艰危,百折不回,再接再厉之精神,作有计划有步骤之斗争,方能战胜一切,以底于成。」
信仰领袖、效忠领袖、服从领袖,是戴先生毕生拳拳服膺的铁则,同时也是经常用以训诲同志的。除了一般的竭诚尽忠职守切实奉行命令以外,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他说:
「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话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所谓『秉承领袖意旨』,就是说我们贯彻领袖主张,达成领袖意图,始终如一,至死不变。所谓『体念领袖苦心』,就是说:我们秉承领袖意旨,不是横冲直撞,一味走直线。我们的宗旨不变,办法可以变;目的不变,手段可以变,委屈所以求全,最后还是要达成不变的目的,我们整个调查统计局的同志,一定要能做到这两句话。我们无论穿一件衣服,走几步路,跟人家吃一顿饭,拉一拉手,都要时刻注意,要作有计划有步骤的前进;然后才能在工作方面,收到良好的效果。如果我们稍不留心,就要增加领袖的麻烦和忧虑」。
一个革命工作者,当然要明辨生死的意义。戴先生自受任处长的一天起。即已向蒋委员长表明其必死的决心。教导同志,还特别鼓励大家珍惜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不虑生死的为国家民族多所努力。他说:
「人生短短数十寒暑,最易过去;健壮时代,尤当珍贵。必须在健壮时代,不浪费光阴,不滥费精力;把所有的精力和光阴,集中于为国家民族而努力的工作上面。我们要以数十年必死之生命,充满新鲜活泼的朝气,发动轰轰烈烈的奋斗,为国家民族绵延无疆的命脉。如是,我们生不虚生,死不枉死。」
因为戴先生从小即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他经常揭倡「忠义血性」,待人接物,乃至处理工作,不用权术,不耍阴谋手段。讲词手谕,昭昭在目;实际作为,斑斑可考。他不但自己持之有恒,而且还期勉同志,奉行不辍,进而影响全国,蔚为风气,他说:
「中国特种工作人员,要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道德,复兴中华民族,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职志。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行动,乃至待人接物各方面;处处都要合乎革命救国的要求。由我们做起,来影响社会,推而至于全国,蔚为风气。我们不仅是革命的技术人员;而且在精神上要做到是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生力军」。
### 二、革命团体严明纪律
戴先生以为他所领导的特种工作,不是普通的军事组织或机关团体,而是以实现三民主义,效忠领袖为目的的革命工作组织,革命团体。他说:「现在是一个革命时代,一个青年,要想为国家服务,创造事业前途。如果单凭个人的热忱,是不能表现其力量的;一定要参加一个革命团体和组织,然后才能发挥个人的力量。个人对党、对领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可以从整个革命的组织与团体里表现出来」。
他以为:革命团体中的特种工作人员,在政治上是没有自己主张的,一切听命于革命领袖;为贯彻领袖的政治主张,牺牲一切,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特种工作是神秘的,所用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可是,在戴先生领导军统局的工作,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报工作,有其不同地方;更不借恐怖霸道的作法,去压制他人,也不凭金钱利禄去诱致他人;而是以合乎「王道」的手段,运用机智,达成工作任务。因此,同志们在组织上的结合,以及感情上的交流,完全基于革命的精诚道义,而不是只图小集团利益的政治派系。前面记述的事实表现,足以说明军统局始终忠于领袖、忠于国家,忠于中央政府;从未在国民党内部,政府之中,乃至军事情报工作之下,形成派系;也从不为了本身的事功和成就,去排斥他人,制造对立和冲突;这些,就是自戴先生首创工作以来的一贯精神。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同志,曾向戴先生呈献一把中国的七星古剑;并且举行简单而隆重的献剑典礼。宝剑,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相当寓意;他可以代表一种正义侠行。中国有句古话说:「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因此,军统局同志向戴先生献剑,是表示请戴先生领导他们,为国家民族伸大义,诛仇寇,锄奸邪;而且也有种「上马杀贼,下马擒王」的意义。
戴先生接受同志们的献剑,当众昭示军统局的团体性质说:
「我们这个团体,决不是采取俄国『格伯乌』、德国『吉士塔坡』的特工方式来统制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中国人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总理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领袖讲『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做出发点。以主义领导,以理智运用,以情感结纳,以纪律维系;唯有如此,所以能使主义与道义的结合凝为一体,愈久愈坚。」
所谓「情感的结纳」,就是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公谊至情;不是攘利争权,罔顾公义的世俗私情。深言之就是工作的关切,切磋互勉;生活的关切,同情互助;结果形成「一颗心一条命」的「事业一体,成败一体」的革命团体。抗战时期,军统局的工作组织,遍于天涯海角,有公开机关和秘密机关。公开机关,掩护秘密机关;秘密工作,巩固公开机关的基础。一方面各人尽各人的职责,一方面大家密切联系,互助合作。因为这种传统精神的始终保持,所以能将千万血汗凝结的结果,发挥无比的力量
革命是创事业,不是求职业,当然更不是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戴先生曾说:「我们系为革命救国而来,非为吃饭而来。我秘密工作人员,应格外刻苦努力。来支撑国家危局,尽到革命责任。吾人使命为承先启后,何等神圣庄严,如何顶天立地做人,而不愧对天地父母,而不愧为领袖耳目,革命灵魂,如果每天在吃饭问题中兜圈子,太无出息了」。同时,戴先生对同志生活的维持,疾病痛苦的救助,眷属子弟的爱护,确已尽到最大的努力;尤其对遗族子弟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一个革命团体,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就不能发生力量;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无法维系和巩固组织。何况,情报工作人员常接触密勿之事,具备多方面的才能技术;也必需绳之以严明的法纪,才不致发生偏差,产生流弊。因此,自开始,戴先生就非常注重纪律,所以他讲「纪律的维系」;而其传统的精神,是严而不苛;严格之中,忍让存有恕道。大凡同志犯了背叛党国,违悖领袖意旨,犯了贪污,犯了工作上欺骗招摇债事等严重的过失;一定严加处罚,绝不宽假。此外,如果同志偶尔或者无心的有了错误;往往会得到宽恕,将功折罪。
抗战时期,有一位芜湖组长,当芜湖失守以后,他不但不遵照「仍在当地潜伏」的命令;反而擅自撤退到距离芜湖二百里以外的泾县榔河桥;却仍然以在芜湖的名义,编报假情报。被戴先生查明以后,当即报准军委会,执行死刑。可是,戴先生认为:「这种制裁,实在是消极的,不得已的;就积极的意义来说,被判极刑的同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来维持团体的纪律的神圣与尊严,还不失为同志。所以,他称呼他们为殉法的同志;他们的遗属,可以与殉职、殉难同志的遗属,得到同样的照顾。在这样的旨趣之下,洪组长虽说被枪决;但是他的三个子女,仍然在戴先生的照顾之下,收到生活和求学的费用,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戴先生虽说纪律很严,常常处分同志;但受过处分的同志,都是乐于接受而毫无怨尤的。因为他是寓教育于处分之中的。他对同志非常负责,并不因为同志偶犯过失,而从此有了成见。相反的,如果同志能悔改过失而又确具才能;他必然特加器重,给予肩负重任的机会。
### 三、无名英雄 清白家风
戴先生常常勉励同志要做无名英雄,要发扬清白家风。他所揭橥的含义,非常深刻;不仅限于不求名利,不贪污枉法。
戴先生说:「人生必需做继往开来的事业,但事业要为群众,不为个人。国父竭忠尽智,百折不回的从事革命,是为国为民,为拯救多数人,决没有为个人打算;所以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和爱戴,感召一般爱国志士,跟着他牺牲流血;终于缔造了中华民国,创下了永垂不朽的光荣历史。然而这其中,除了几位知名知姓的革命先烈事迹,被人称道以外,最主要的还是要靠那些广大的无名无姓的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他们都是为了伸张公理正义,而鼓足勇气,无声无息的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用血汗来奠定了革命成功的基础;虽然历史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实际上没有他们,革命便不能成功,这就是无名英雄。」
在抗战以前的时期,革命形势相当艰难,一般人对情报工作的实质和抱负,也没有正确的认识,甚至有种轻视和不屑的看法。所以戴先生所领导的工作,必需在极机密之下进行;不但对革命的敌人如此,就是在政府机关和广大社会之间,也必需如此。既无官职编制,也无身份证明(发证件,为后来之事)。在有限的经费支持下,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来开展工作;万一失事被捕,戴先生除了暗中设法予以营救,或者在其成仁以后,给予其家属比较优厚的抚恤以外,还不能用公开的名义出面交涉营救。可是,由于领袖的英明伟大,戴先生的忠肝赤胆;许多军校学主和优秀青年受到感动,参加工作,走向最艰危的地方,完成任务。他们所表现的,正是无名英雄的精神。比如最早为工作牺牲的过德成、黄循尚、黄庆平、吴嘉勋、安竞贤、干鹤年等同志,当他们被反抗中央政府的军人逮捕,严加刑讯,诬以汉奸罪名,予以杀害的时候;都能守口如瓶,保持组织机密,为革命慷慨就义。
军统局的工作自民国廿九年以后,组织分布越来越广泛,任务越来越繁重,处境也越来越艰难。戴先生为了鼓励同志的情绪,提振牺牲奋斗精神,为了检讨工作的得失,借供改革进步的参考;特别在当年四月一日(军统局成立八周年纪念日)举行盛大的纪念大会,简称四一大会。上午公祭历年死难烈士,恭请蒋委员长莅临主祭,训话;下午举行庆祝会,第二天起,举行工作检讨会。由戴先生亲自主持;军统局各地组织,都派代表到重庆参加。
戴先生对此一大会非常重视,虽然很小的一项节目,一种措施,都要经过他亲自决定。开会前两天,他巡视会场,察看最适宜张贴标语的地方;然后亲自撰拟。张贴在演讲台上的主要横条是:
「我们的工作,是同们志的汗、血、泪所写成的」。
两旁的对联为:
「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任劳任怨,苦干苦守」
「同志如手足,团体即家庭」
大会当天,由大会总指挥王兆槐指挥队伍,戴先生恭迎蒋委员长在百忙中亲临主祭先烈同志,并对军统局的工作,多所勖勉;使与会的同志,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振奋。中午参加聚餐的将近两百桌。虽然每桌只有四菜一汤。两瓶水酒;但同志们从未如此的相聚一堂,把酒畅叙,交流情感;所以情绪非常热烈。
工作检讨会,在毫无掩饰,毫无顾忌的前提之下,热烈的研讨,并且提出改革办法。戴先生即席作出十三项结论,思想的敏捷,注意的集中,看法的透彻,方法的巧妙;处处显示出他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和智慧胆识,适应机变的卓然超群。而使与会的每一位同志,更加深了对他的敬佩之心,和服从之诚。
由于这次纪念大会开得很成功,在整个工作上也觉得有其必要;因此,自此以后,成为一种例行的工作检讨纪念会期,每年四月一日开一次「四一大会」。参加的人员,除了工作同志外,也扩大到荣誉眷属,与军统局工作有关单位的首长和同志代表,特别来宾,以及立人小学的学生等。(注一)同时,若干上年犯过失受到禁闭处分的同志,如果情节比较不太严重,大都能在「四一」这天特赦开释,恢复自由;因此对军统局团队精神的鼓舞和实际工作的策进,发生很大作用。
民国卅年四月一日,戴先生在「四一大会」上午公祭典礼以后,拿着一份先烈照片册,对同志们沉痛的阐明军统局甘为无名英雄的伟大抱负说:
「同志们,请看我手里所抱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历年死难同志的照片册。各位想想,什么叫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就是死了,连照片都不能挂出来!由此可见我们特种工作人员的人格道德怎样?
特种工作人员的事实表现怎样?这就是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工作的产生;到民国卅年的今天,我们的贡献。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不会绝灭的保证!」
他一面说,一面热情洋溢,泪流满面;同志们深受感动,也大都泣不可仰。顿使整个会场,充满了一种伟壮激越的气氛。
他接着阐述后死者的庄严责任说:
「一个人只有拿历史来证明他的是非功罪;我们死难的同志,可以俯仰无愧了,但他们死后,却更加重我们后死者的责任。在团体方面说,对维护党国,保护领袖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使命,我们要勇于承担。在同志方面讲,对他们的家庭,我们要尽到扶养的义务。」
「总之,我们特种工作人员一定要自觉,自动,自发,自强;然后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完成我们的使命。」
除了「四一大会」,戴先生为了激励士气,表彰忠勇;有时还临时举行「欢迎陷区忠勇同志归来」的盛大欢迎会。这种集会,也相当隆重,有聚餐,有时还有晚会。除了由戴先生致词,最重要的是由脱险归来的同志,现身说法的报告被捕不屈和安然脱难的事实经过;所以也富有教育意义。由北平脱险的站长刘艺舟、上海脱险的刘戈青、孙若愚;都参加过欢迎会,受到「英雄式」的接待和欢迎。
戴先生当众讲演,有他独到之处。虽说他不是讲标准国语,而只讲江山官话;但是他态度恳切,热情洋溢,全神贯注,发音嘹亮;旁征博引,有气魄雄伟的严肃的一面,也有幽默生动的一面。每一句话都能深深的打入听者的心坎,而使人精神振奋,听之忘倦。所以,只要是由他主持的集会,那怕是露天的操场,日晒风吹;也每次都挤满了听讲的同志。好像有股光热,笼罩着大家;多听一次有多一次的领会,多有一次的安慰、鼓舞。
民国卅一年,物价日涨,而军统局工作同志的待遇,并未因工作的性质比较特殊而有所提高,仍然和一般公务人员差不多。同时,由于战区的扩大,各地的军政机关,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和工作人员;系统复杂,任务重叠,职责不明。而且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观念和作风也不一致,甚至还有自相猜忌斗争的。不知内情的人,对情报人员统称为「特务人员」,不分贤愚隶属,有一种皮相的笼统的看法;总以为「特务人员」是「招摇撞骗,无恶不作」的。虽说戴先生常常警戒所属同志要「入礼之门,行义之路」,绝对不准乱来;同时他还有严格的纪律,绳法自己的同志。可是,仍然有人善意的向他建议说:「中国特工真需要统一,现在系统乱得很,份子非常复杂;因此招致社会上许多不好的批评」。
当然,「特工」最好能够统一,由一个机关发号施令,统一训练、指挥,在一个尺度之下督导工作,划一待遇,严予奖惩。但这个理想,在战时的中国办不到,尤其戴先生是以做无名英雄为职志的。为了适应当时国家环境,他不能好大喜功做风头人物,而必需委曲求全,尽可能完成他人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因此,他于民国卅一年四月一日军统局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勉励同志们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他说:
「领袖昭示我们,应将毕生精力贯注于革命事业,不计生死成败,立志做国父的忠实信徒。革命的成功,全靠特种工作人员能做革命灵魂,国家的保姆。大家必须认清,今天我们的革命对象为公仇公敌,并无鲜明标志与界限;日敌、伪组织尚有固定的区城,但无数的汉奸乃至准汉奸,潜伏内地,随时发生腐蚀国本的作用;我们必须提高警觉,予以破灭。凡已经违反革命或对国家民族不忠不孝之人,虽系我们的至亲好友,也不能明知故昧;而须铁面无私的对待他们。要知对敌人慈悲,即对同志残酷,我们的铁和血,不但对有形敌人,而且也应用以铲除我们内心的纷歧复杂的思想,消灭接近我们的敌人。以斩钉截铁的意志,巩固自已的革命立场;以不可摇撼的精神,准备破釜沉舟的斗争。如此,始为真正革命人生观。革命事业原是为人而不为己者,其出发点纯系对人类的同情心,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所以蹈汤大,摩顶踵,捐骨肉,肝脑涂地而不辞;全由其悲天悯人的志愿与热忱所驱使。所以我们应当坚决抱定此革命人生观,以流血来灌溉先烈所种的灿烂鲜花,以流汗来培养将成熟的革命鲜果,以流泪将此千千万万的泪水,灌成一支洪大奔腾澎湃的怒潮,为激进我革命工作的动力」。
民国卅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戴先生再利用庆祝中国国民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国父诞辰的机会,勉励同志做无名英雄,创造光荣历史,并且提倡「清白家风」;他说:
「我读本党历史,深感革命之所以成功,实由革命先烈的忠勇奋发,同心协力;秉承国父意志,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结果。然仅凭此已知名姓的先烈仍不足写下本党五十年光荣历史;而必须有广大的无名无姓的群众为革命而牺牲,始克完成。故我们今天纪念国父与有名有姓的先烈固属重要,但纪念其他无名无姓的同志同胞,更具深刻意义。一部史书,乃由白纸黑字合成。我们在历史所占的地位不是黑字,而是写黑字的白纸。此历史必须具备的白纸,即我们的清白家风;而我们即其他无名无姓而为革命牺牲的志士。然我们必须誓作历史的白纸——无名英雄。一切努力,必须出发于革命的义务感,毫无个人的企求,以继承国父与革命先烈的遗志,续写今后的光荣历史」。
戴先生以做历史的白纸勉励同志,并非徒托空言;他自己以身作则,从不矜伐自己的功绩,从不畏避任何艰难复杂的事务,劳怨不辞,生死不渝;而以忘我为「清白家风」之倡率,所以能蔚为团队的风尚,历久弥坚。
注一:立人小学系戴先生为了便利军统局的同志的子女接受国民教育,而于民国卅二年创办于重庆磁器口造时场。由戴先生自兼校长。(来台后,于民国四十一年在士林芝山岩复校,四十三年改名雨声小学,纪念戴先生。第一任校长为潘其武,后任校长为姜毅英」。
### 四、冒险犯难 奋斗牺牲
军统局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工作上的敌人,有反革命份子、汉奸、日本军阀、共匪,和国际间谍;因此,是不会有好环境的。历年以来,派到敌后工作的同志,无论是进行谋略策反,搜集情报,或爆破行动,都是在敌人严密控制之下去执行的;不但随时有被发觉的可能,而且被破获逮捕后,还要受到残酷的待遇,甚至牺牲生命。但大家都能在戴先生的精诚感召和工作信守上,贯彻命令,达成任务,从不对环境的难易有所趋避选择,也从不计较待遇的多少,地位的升降高低。而大都能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前提之下,坚强奋斗,视死如归,而且前仆后继,充份的发扬了冒险犯难,奋斗牺牲的精神。
民国廿九年汪逆精卫投敌后,在南京组织伪政权,组织伪特务机关,联络敌人的特工、宪兵,专对军统局工作积极进攻;以图彻底摧毁其敌后工作组织。军统局在上海、天津、汉口、烟台、青岛、南京等地的工作组织,先后被破坏,捕去干部多人。在此情势险恶之下,军统局同志,深感责任的艰巨,在戴先生督导鼓舞之下,不但未被破捕的组织照常继续活动,而且还能犯难入险的陆续新建组织,大家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从情报战场上战胜敌人;而失事被捕的同志,也多能坚贞不屈,秉持正气。
被捕受刑不屈,后得脱险的如上海的袁良刍、毛近仁、刘戈青;安庆的蔡慎初,北平的刘艺舟,石家庄的锁赓元。其中刘戈青曾在狱中托朱三元同志带出一函密呈戴先生:「此间处境虽万分恶劣,必要时决心一死,上报知遇之恩,下赎方命之罪;绝不以团体的生命,换取个人的自由……。」蔡慎初在狱中题有「为国捐躯老益壮,文山气节留侯志」,以及「苦心感清操,励节托幽篁」的诗句。而袁良刍所题的诗:「易水空余恨,成仁待断头,丹心为党国,碧血溅洪流,任教横诽谤,精忠不自休,铁窗羁病体,不作洪承畴。」尤为悲壮。
被捕不屈从容就义的如天津的曾彻、陈资一、王文;上海的平福昌、谭宝义;济南的和仲平,张垣的杨金声。其中陈资一视死如归,曾送出一函云:「津站工作,速呈请上级另派人员负责;本人既入敌手,难获生望,已抱最大决心,抗日到底」。
秉春秋大义,不顾危难,身入虎穴,欲手刃巨奸汪精卫以报国家的,如吴赓恕、戴静园、黄逸光、陈三才、其中吴戴感伤国事,相对泪下,自请赴敌后,而以公义忘私自勉,最见肺腑;黄逸光以华侨富商,旅次非洲,闻首都沦陷,投袂返国,失事临难时吟诗一首:「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最为热烈悲壮;陈三才当汪逆亲自讯问时,面斥汪逆为国贼,凛然正气,曾获领袖题颁「烈并常山」的挽词,以旌其忠。
被捕后严词痛责叛逆,坚拒诱降,被判徒刑的,如青岛王志超,他说:「我乃黄埔学生,要杀就杀,决不屈服投降」。慷慨激昂,敌为敬佩。
身处巨奸家庭,能大义背亲,遭敌伪围捕时,复能毅然开枪拒捕,毙伤敌伪多人,然后壮烈成仁的,如北平的冯运修。
抗战胜利后,虽然已经打败了日本军阀,消除了敌国外患,湔雪了百年国耻,但是,中共的猖獗,仍关系着国家的安危,革命的任务,仍然很艰巨。戴先生以及他所领导的工作同志,不但无法息肩涌退,过着平静的生活,甚至未来的工作环境更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牺牲的代价,为多难的党国奋斗敬献,为英明的领袖,分忧分劳。
因此,戴先生于民国卅五年初奔波上海、北平各地时,看到当时军政与社会上各方面所表现玩泄风气,想到他自身和同志们所处的环境,心思相当沉重。特别于三月十日上午八时在北平怀仁堂,举行总理纪念周会,召集在北平的军统局的全体同志,训勉大家要有继续牺牲的决心:
「我们的同志,有几千几万人,大家在工作上共同信守的原则,为不成功便成仁。由于诸先烈的牺牲,造成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何继承先烈的遗志,完成革命任务,是我们的责任。这在于我们有无牺牲的决心,而此牺牲决心,不仅在捐驱效命,而且要能做到成功不居而归之大众,闻过则喜而知过改过,如此才是革命者的本色。」
「现在虽然抗战胜利了,然而国家的内部,仍然不能安定。建国的任务,千头万绪,其艰巨更千百倍于往日。当前的国际情势,需要中国独立,中国本身更需要真正的精诚统一,积极的革新建设。如果今天有人以为抗战胜利,革命已经成功,而主张停止我们的革命工作,那就是不了解我们工作为国家为民族的真义,不明白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内外情势。」
「这一次,我在重庆未出发之先,有人告诉我,说有人要取消军统局,劝我设法转圜。我一笑置之。每次中央开全会,都有人反对我们,照常理我要有所解释,可是,每次全会,我都离开中央,因为我们的功过如何,是有识之士所众所周知的,不必自己解说。去年,中央要选我当中委,我坚辞不就(注一),就是不愿置身于权利名位之中。我们看到当前国家的情形,百孔千疮,生灵失所。沦陷地区的流散后方的民众,如何恢复安定其生计,如何消除建国历程的障碍,以及如何复兴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我们的责任,还是很重大。」
「现在共产党因为要找本党的缺点,因为我们对党最忠实,所以要打倒我们。我不怕什么打倒,取消,而只怕我们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腐化下去,就是人家不来打倒,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
「今天我告诉大家,本团体有不可磨灭的成绩,也有不可磨灭的基础,但是工作技术,关系工作的成败,必须彻底改革,我们的前途,决定于我们的工作,凡是服膺三民主义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反之,凡是反对三民主义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个人无主张,一切听命于为实行三民主义而终身奋斗的党国元首蒋主席。国家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谈到我们的组织,不仅要改组,而且也要改进,当前的问题重在实际的行动和干部的精神。」
「今天我把大的原则告诉你们,我们做特种工作的人,前后左右,都要顾到,工作比人事重要。自己随时研究,随时把握,督导劝勉,负责人把在外面联系的精神,用到整理健全内部,工作一定会做好。」
「最后,我在临走之前,再叮嘱各位同志,必须养成团体工作生活的习惯,和团体刻苦踏实的作风。」(注二)
(注一)民国卅四年,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戴先生已内定提名竞选中央委员,以酬庸其对抗战的贡献。戴先生以马占山在东北地区从事艰苦的游击战,特向蒋总裁建议以此席让予马占山,以促进东北人士对中央的向心力。
(注二)以上谈话,是戴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公开对同志集体训勉,同志们并没有使戴先生失望,等到戴先生殉职,军统局改组以后,仍然秉持着戴先生的精神,始终一贯在领袖蒋总统领导之下,持续不断的做特种工作,从事更坚强的奋斗,付出更巨大的牺牲。
### 五、任劳任怨 坚苦卓绝
戴先生和军统局的同志,在国家多难的时期,从事密勿报国的工作;对外要与强敌作生死的搏斗,对内要在乱世行春秋之事。操危虑患,辛劳特著,奋斗挣扎,牺牲最大;待遇清苦,纪律最严。照当时一般世俗之见,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甚至被人歧视,被人讨厌的事。戴先生对此当然了解,所以总是以「忠义血性」为自发互勉的根本。他曾说:「有忠义血性者,方能担任此种神圣伟大之使命。」他以为:
「我们所负的特种任务,要忍人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不屑为。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就是我多年来所尝的味道,也是我们的一贯精神。」
因此,戴先生特别勉励同志,要苦干苦守,任劳任怨说:
「一个人事业成败的关键,不在学术的优劣,或资历的深浅;而在于做事有没有恒心毅力,能不能苦干苦守,任劳任怨?苦干苦守,就是在生活方面要做到刻苦耐劳,在精神方面要做到牺牲奋斗;唯有生活能刻苦耐劳,才能真心做到牺牲奋斗,而持之有恒,始终不渝。我们革命工作,比较艰苦,当然更需要如此!不过,我们在苦干苦守当中,可能会遭到许多不如意不痛快的事;或者不为人了解,或者竟被人家讨厌。我们要能劳怨不辞虚心谨慎的尽其在我的去苦干,纵然遭受百般嫌恶,也决不灰心丧气;而从盘根错节当中,把我们自己磨练成铁汉。本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毫不疏忽,毫不懈怠的,凭我们的良心血性;至诚大公的来做我们应做的事。国家的法令,和领袖的意旨,我们要确实的去执行实现,决不因麻烦而马虎;也不因情面而循私;不妥协,不敷衍,任人嫌恶任人诬蔑,这就是任劳任怨。而苦守尤重于苦干,任怨尤重于任劳」。
抗战时期,在后方,因为交通阻隔,供销失调,各地物资缺乏,物价上涨;以致经济流弊丛生。官商豪绅,为贪渎私欲,相互勾结,囤积居奇;利用职权,走私图利之事,屡出不穷。戴先生和他的同志,严正自持,力挽颓风,充份发挥了破除情面,任劳任怨的精神。同时,军统局同志自己的生活,虽然因为物价的波动而日见艰苦;但都能坚苦的忍耐,不结婚不上菜馆。而每日工作时间,平均达十小时以上。当时,军统局经费支绌,工作费用开支庞大,前后方工作同志,曾有数月未能及时领到薪给的;均能体念时艰,益自奋发。如此刻苦自励的生活态度,与实干苦干的精神;也是工作成就所以能日益光大的重要因素。
在沦陷区,则交通困难,经费划拨不灵;有时变起仓促而接济不及。同志们为了维持工作或营救失事的同志,有变卖家产或向亲友借贷的:如淮阴组长文钊,天津直属员袁佐唐的典卖房屋;徐州组员张两宸、济南站长和仲平,上海直属员刘俊卿的向外借贷;均属毁家纾难急公好义,坚忍不拔。
在「中美合作所」中,同志们凛遵领袖「中美情报人员日常生活应严肃化」的训示,在戴先生感召下,绝不接受美国金钱的赠予,以改善生活,奖励工作。并且和美国朋友互信互敬,共同奋斗;充份发挥了自助人助,坚苦卓绝的精神,表现卓越优异的工作成效。
再就戴先生本人来说,他一生为党国,为领袖,以其不怕敌人的勇气,不怕困难的意志,不怕牺牲的决心,做了很多制敌机先和消弭祸患的大事;但他始终不矜不伐的埋头实干,从未计及个人的名利。可是,在中共和我们革命的敌人诬蔑诽谤之下,他却被形容成为一个残酷诈骗的暴徒。甚至当「中美合作所」的副主任美国梅乐斯将军很直率的当面告诉他别人对他的观感时,他也不稍分辩;只简单的以「事久见人心」来坚定盟友对他的信任。这种「任谤」的精神,也非常难能可贵。
总之,戴先生已经把他个人融和在他的革命事业当中,军统局的革命家庭,就是他的家;军统局的团体精神,就是他的精神。除了工作生活,没有他的私人生活。他规定他的工作时间为:「每日上午七时以后,夜间二时以前,均为本人办公时间,重要公文,可随时呈阅;遇有特别紧要之事,不在此限」。因此,他每天睡眠不过四、五小时,最忙的时候,能连续五、六天不睡觉。他已经把他所有的时间,全部交付革命工作。
戴先生生活非常俭朴。他脑中所想,无时不以「如何做好工作,克制敌人;无愧国家,无愧领袖,无愧革命」为务,念兹在兹的自勉自责。从不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如何添置私人财产,如何增进自己的官势地位。
民国卅一年夏天,日敌进犯浙赣铁路,戴先生的家乡保安沦陷,全镇房屋被火烧尽。太夫人已七十高龄,率同家人在深山中避寇,日迁数处,备尝艰苦。戴先生正偕同梅乐斯等人勘察我东南海岸;有人劝他派车送太夫人去重庆,以策安全。他说:「我有同志十万人,人皆有母,都在颠沛流离之中,我怎么有力量,都接到重庆来」?
戴先生的德配毛夫人,民国廿八年在上海病逝;戴先生即未再娶。抗战胜利后,戴先生回上海,亲去墓前奠祭,不禁泪下。有人向他建议,将毛夫人棺柩运回江山原籍安葬。他说:「胜利开始,交通繁忙,我们要做之事太多;何况各处难民众多,一时尚不能还乡;我怎能先运死人棺材回去」?
从以上两件家庭琐事看来,戴先生的一腔先忧天下的精神,实已达到忘我的境界。
戴先生其所秉承的是儒家思想,信仰的是三民主义,遵守的是国家法度,讲究的是科学方法,追求的是救国安民。所以,他所领导的特种工作,是一个「以儒家思想、法家精神、科学方法是尚,以行仁为职志」的革命团体。而他本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服从蒋委员长,尊重国家法制与民主法治精神的『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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