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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真话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iping2008/25.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3: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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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index-class-struggling.htm) -> [李永爵《夕阳红》(2008)](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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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
在北京出版的《陈独秀与中国》2006年1月号上,有唐宝林接受记者采访的一篇谈话,很有意思。那是荷兰电视台拍摄马林电视传记片的记者采访他的,他说是要像陈独秀那样用讲真话、讲民主、讲科学的方法,谈了一些敏感的问题。讲到当前中国存在着的危机,而且具有爆炸性,他难得说了几句真话:
“第一,贫富悬殊。广大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农民,生活相当艰难。而富裕者却过着一掷千金的腐化生活;最引起民愤的是多数富豪者,并不是像西方那样通过合法途径富起来的,而是通过腐败、权钱交易的非法手段。例如,一个人,通过与一个大官的特殊关系,获得一张批条,就可以从国家银行骗得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甚至更多的贷款;然后,有的直接把这钱存到外国银行,据为己有;有的搞一个假企业,过一些时候宣布企业破产,来吞没有这笔款子;有的与外国人合作,搞什么“合资企业”,即使年年盈利,也造假帐,称年年亏损,拒不还贷。中国的四大国家银行,所以有那么巨大的坏账、呆帐,就是这样造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位批条子的大官和各种有关系的人,都会收到巨额贿赂和其它好处。于是就形成一个巨大的腐败案件。例如现在大家共知的“赖昌星案”和上海首富“周正毅案”,就是如此。由于案件牵连到当政的大官,所以,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必须包庇,否则“不打自倒”。但是,现在是信息时代,纸包不住火,越包庇,越引起民愤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一颗火星,就会引起爆炸。尤其当这种腐败行为直接威胁到贫苦人民的利益时,如圈地拆迁,使圈地者暴富,而使被圈地的农民和贫民进入绝境,更容易引起群众性的抗暴斗争。现在已经在有些地方发生这样的斗争,外国报刊称“农民暴动”。领导“农民暴动”本是中国共产党的专长,怎么会发生在今天呢?…………对于已经发生的腐败事件,是只打“苍蝇”,不敢打“老虎”,否则就要“伤筋动骨”。而且,如果没有一张类似你们反对党的报纸,即一张不受执政党领导、监督和限制的报纸,每天都盯着执政党官员的一举一动,一发现劣迹就揭露,任何别的监督措施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中国这几年高喊“安定团结”,现在又说要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不解决这个贫富悬殊和腐败问题,就是一句空话。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第二,不民主。开明专制比过去是开明了,但毕竟还是“专制”。现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国家各级领导人,从国家主席到一个单位的科长,都是指定的,所有选举都是走过场,而且是认认真真的走过场。为了证明高度票率,可以把票箱设到病床边,让不能动弹的病人投票。毛泽东先后指定过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最后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才撒手人寰。这与封建时代皇帝选太子和废长立幼,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把自己的嫡亲儿子变成了自己的异姓亲信而已,而且高官互相推荐对方的子女当官,又规避了嫡系传承的嫌,又保住了权与利:亲信中,莫过于自己的秘书。于是中国就出现了“太子党”和“秘书党”联合专政的怪现象。所以,中国一切领导人,都是在“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诏”下上台的。这样的领导人,自然只要向上面负责就可以了,对下面广大民众就可以无法无天。由于中国不允许竞选领导人,要改变这种“指定接班人”的状况,要走漫长的道路。二,言论、出版缺少自由。过去只要与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不同,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即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也不例外。我们历来要求人民与中央保持一致,13亿人“同唱一首歌”,全国只有一个声音,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即使不同的声音是正确的。像黄炎培的独生子黄万里,在最高当局表决时,只有他一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坝,结果遭到残酷的迫害。现在证明这个水坝,成了中华民族万劫不复的一个大灾难。由于中国不允许反对派和反对党的存在,在1952年,中共第一个反对派、反对党的中国托派(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被取缔后,只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即使有很好的利国利民的意见,也不能发表,更不被采纳。而且他们受到严密的监视,不准串连,不准集会,更不准结社,不准游行,不准接近群众。因为,共产党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们知道不同政见者与群众结合所产生的后果。其实不同政见并不可怕,我认为一位高级干部,很开明,他认为全国一个声音不正常,基础就是七个音符,,七个声音,作曲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七个音符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美妙的乐曲。如果只有一个音符,如何作曲?因此他建议共产党不要害怕不同政见者。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与他们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的就采纳,错的就说服,暂时不能采用的也加以说明,积极创造条件后再执行。要相信绝大多数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是爱国者,他们的意见都是为国家好,为人民好,也为共产党好;而绝不是为了颠覆共产党的政权,为什么不能友好相待、和睦相处呢?!……再则,禁止发表不同意见,在现在的高科技、互联网时代,是不可能的。现在在报刊上几乎看不到真话,网上就大讲真话,弄得你很被动。不让在大陆发表和出版,就到香港、台湾、美国发表出版,揭露大量事实真相,让人大吃一惊,大彻大悟。尤其是香港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成了中国的民主基地。这很有讽刺意味:费了好大力气收回香港,结果却背了个沉重的“民主包袱”,动不动来个万人大游行,要求民选“香港特首和立法会”,弄得我们很被动,真是何苦来哉!…………
总之,现在的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世界在前进,中国只能前进,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上迈出了巨人的步伐,已经快二十年了,政治上却裹足不前,这样的“跛子”,走下去,总有一天会“摔倒”的。我们衷心希望它在“摔倒”前能够觉悟,让一个经济持续繁荣、政治民主稳定的中国,早日屹立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近我在书摊买了几本好书,其中有一本是巴金的《随想录》。这是巴金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巴金在十年“文革”住牛棚惨遭批斗后,揭露“四人帮”罪行,提倡要说真话,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在病中写成的血泪书,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每集30篇,共成150篇,书名为《随想录》。这是巴金晚年的优秀作品,这样大胆揭露“文革”的作品,至今还很少见,上头也只希望人们把“文革”忘了,并不想揭深揭透,可见巴金的《随想录》确是难能可贵的,很值得一看。
当然,巴金是个作家,而非政治家,他的大胆揭露,也只限于容许的范围内,其实,“反右”和“文革”等的极左路线,乃是专制魔王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杀害了千千万万无辜人民,这笔帐还得以后来算!巴金晚年在病中还能坚持写《随想录》,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五卷书,他前后写了五年,平均每年写30篇,也都按计划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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