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s
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史沫特莱传》 麦金农 (Mackinnon, J.),1987/第七章 扮演伊莱莎·杜利特尔,1925—1927.md
T
coco 8b94d76799 a
2026-07-21 13:57:15 +08:00

160 lines
38 KiB
Markdown
Raw Blame History

This file contains ambiguous Unicode characters
This file contains Unicode characters that might be confused with other characters. If you think that this is intentional, you can safely ignore this warning. Use the Escape button to reveal them.
# 第七章 扮演伊莱莎·杜利特尔,1925—1927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bio-agnes-smedle/07.htm
> Downloaded: 2026-04-05 21:26:17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index-leftwingculture.htm) -> [史沫特莱传(1987)](index.htm)
* * *
第七章 扮演伊莱莎·杜利特尔,1925—1927
史沫特莱于1925年12月回到柏林,满怀着不切实际的美妙期望,以为会很快完成《大地的女儿》第一稿的修改和润色。会为它找到德国和美国的出版商,而终于会开始体验到财务上的独立,但是她立刻就发现挣钱活命的实际问题仍然纠缠着她。为了维持生活,她又重新讲授英语,不仅是在柏林大学,而且还充当家庭教师。家庭授课的学生中有一个蒂拉·迪里厄(Tilla Durieux),很快在她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奥蒂利·戈德弗洛伊(Ottilie Godefroy)是维也纳一位化学教授的女儿,她在1901年以“蒂拉·迪里厄”的艺名开始了她的舞台生涯。两年后,被柏林的导演麦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发现,而由于成功地刻画了奥斯卡·王尔德所写《莎乐美》一剧的女主人公而成为明星。她以演黑贝尔(Hebbel)的朱迪斯(Judith)和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Hedda Gabler)而名噪一时,并且被认为有把萧伯纳的戏剧介绍到德国来的功劳。1913年,萧的《皮格马利翁》首次在柏林上演,她扮演伊莱莎·杜利特尔。到她认识史沫特莱的时候,她已是欧洲的一流女演员和有影响的艺术赞助人。(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914年所绘蒂拉·迪里厄着伊莱莎服装的肖像画,现在还悬挂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且,她还曾嫁过保罗·卡西勒(Paul Cassirer),柏林艺术界最重要的革新倡导人之一,一个著名知识分子家族的一员。[1]
保罗的身体总是不好。到20年代初,药物已无法防止他频繁发作的严重病痛。1925年深秋,他就被告知,只有九个月的活头了。在蒂拉由于忍受不了他那旷日持久的卧病而和他离婚后,他自杀了。出于内疚和苦恼,她疏远了她的朋友,直到其中的一个(大概是凯绥·珂勒惠支,史沫特莱的朋友和柏林分离派的一员)鼓励她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学习英语以排解她心头的哀思。这位陌生人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在回忆录中,迪里厄记述了她第一次遇见艾格尼丝时的情景:
一天,来了一个年轻妇女。她衣着简朴,有一头蓬松的近乎金黄色的头发,一双蓝灰色的大眼睛。她很不友好,阴沉着脸报出一个熟人的名字之后就说,她可以教些英语课。我的英语知识不很好,我也缺乏语言才能。但是在交谈过程中,我却越来越被她那敌对的态度所打动。她非常简朴的衣着表明,她需要教书挣钱,她来找我别无其他缘由。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她吓倒。我们确定了时间和条件。正是这种尝试和赢得这个倔强而不友好的人的友谊的努力,在我身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后来在中国成了最重要的记者之一。
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在几星期内就发展起来了,不久,她派给史沫特莱一个和她在一出真实生活剧中的息金斯教授相对应的伊莱莎·杜利特尔的角色。[2]
是蒂拉·迪里厄说服了《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编辑,由他审读史沫特莱的书稿。到1926年初春,史沫特莱已经寄出了六章,但是正在为完成这本书的最后部分而伤脑筋,这部分谈的是她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知道史沫特莱需要有不受干扰的时间写作,迪里厄表示愿意给她一个机会到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去和她一起呆两个月。迪里厄还许诺为她个人开课,讲授文学、戏剧、音乐、建筑和艺术知识。因为迪里厄从未和她谈论过她和卡西勒的关系,史沫特莱为她的建议所陶醉,却对她的动机心怀疑虑。尽管心情复杂,她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建议,于1926年7月和8月付诸行动。
在近五年内,史沫特莱一直住在破旧简陋的公寓房间里。经常与一贫如洗的学生、吝啬的女房东、鬼鬼祟祟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为伍,突然间住进了欧洲最时髦的旅馆,置身于文化界领袖人物和广有家财的富豪之间,对她来说,既是一次冲击,也是一道难题。她从奥地利写信给弗洛伦斯说:
在这家旅馆里,我看到了一些使我想得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里有一个管弦乐队,演奏最好的音乐,每到夜晚,我们就坐在那里,读书看报、吸烟,或是会见有意思的人物——而我们总是在谈话。还有一些跟着父母来的孩子坐在那里。可爱、干净、穿得好、吃得好的孩子……他们会长成最有教养的优秀人物,他们会蔑视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只要肯努力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时我想起了我们在街道上遇到的所有的孩子,他们能够听到的唯一的音乐,是电影院里那种廉价的末流作品——他们为这样的东西付10个芬尼。干净对于他们就是一个月或一年洗一次澡。对话和才智,对于他们,是苏西对玛丽谈说新衣服……玛丽的妈妈为婴儿买东西。我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环境的产物。我说的不是偶尔的天才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自私自利之人。他们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是不算数的,除非他们消灭丑恶的东西。然后我望望门厅,看到一些圆滑诡诈、脑满肠肥的有钱人,他们抽着雪茄烟,向别人敬酒,付帐时做出一种不把钱放在心上的手势。而我想到他们攫取和搜刮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把它们据为己有,再利用他们的头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知道他们在某处大银行里有他们的帐户——拥有的钱多过他们生活所需。然而他们守着那些钱,并且继续不断增加钱的数额,我知道每一个(德国马克)都意味着某处一个工人的婴儿的牺牲。然后我听见他们谈论“无政府”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险”。我坐着、听着,从根本上怀疑他们的人性——我确实怀疑他们是否具有人的素质……我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工人阶级充分觉悟起来,粉碎这个世界,让这些人淹死在他们自己的血泊中。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这并没有使我象我预料的那样被腐蚀。只是使我直接面对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公——人对人的非人态度:在人民大众猪狗似的生活状况面前心如铁石。迪里厄女士,我能原谅……她并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真相背转脸去——而且也不回避那超越一切社会制度的永恒真理——人类在永恒面前一律平等,人类对此生美好事物的权利一律平等……
请原谅,如果我评论到你。我不把你归入这个世界的富人之列。我不要求你放弃你必须赖以生活的那一小笔钱。你这样做也无补于社会。但是据我看,你的生活,你的存在本身,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你消极无为地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之中,而只想到保护你自己和你的一切。你并不比别人好——我也不比别人好。如果你活着,或是把另外一些生命带到人世,这些人却被保护着不让知道广大群众的遭遇,而想到的只是保护他们和你自己,那末,你就是一个自私的,极端自私的人……
如果说我经常被我周围的苦难所折磨,那是因为我出生于苦难之中,我的根在苦难之中。有一天我会由于经过了足够的精神分析而不至于再受这样大的伤害,但到那时,我将是个较好的革命者,我将象使用武器一样使用我的脑子……
你认为我对苦难的感觉是如此之深是由于我有神经病。那末,我希望我永远是个神经病人。如果我想到我的精神分析会使我脱离阶级斗争,我就决不会接受分析。如果爱会使我成为看不见阶级斗争的瞎子,会使我认为唯有我和我的一切才是有价值的东西或首要的东西,我就会停止这种分析。阶级斗争,我所说的,也是我真心想着的,是和印度密切关联着的国际斗争。我从印度这一端做起,完全是出于偶然。
迪里厄曾经以改变史沫特莱蔑视一切的态度这一难题为己任,但是她发现,这一个伊莱莎·迪利特尔要比萧伯纳笔下虚构的那一个更难对付。史沫特莱非但没有变得宽容一些,在萨尔茨堡时,甚至和别人更加格格不入了,以至第一次在给弗洛伦斯的私人信件中使用了“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术语,而且明确表示,任何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但是迪里厄钦佩史沫特莱的聪明才智、求知渴望和为帮助穷人献身的精神,从而使她决定继续支持史沫特莱的自修努力。史沫特莱在给弗洛伦斯的另一封信里,写到了迪里厄的一项新建议:
迪里厄女士已经表示愿意给我一笔收入,直到我从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想干……而我缺乏德国式的研究方法。我以前从来也不能连续学习一个月而不必做工作以维持生活。这个建议将给我一次机会。使我踌躇的唯一因素是心灵上的依附感。我一梦到、想到这种依附就会觉得难堪和抑郁。这种心情对于我也许要比任何事情都糟。我必须作出决定……我不能象靠自己的钱来维持写作那样喜欢这个主意;但是以后可以从这本书得到足够的钱来放弃这笔收入而自食其力。
7月末巴卡尔的来访,使史沫特莱在那家旅馆的生活暂时中断了一个星期。他们一起来到多瑙河上的林芝住进了一家小客栈。他们的会面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两人一致同意,在12月以前,也就是在他们全都又经过了六个月的精神分析治疗以前,彼此不再见面。史沫特莱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她仍然在巴卡尔的心上占有过分的支配性地位,但是她重申她献身于争取印度独立的事业。
到离开萨尔茨堡的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把一份完成的书稿寄给了迪里厄在《法兰克福报》工作的朋友,史沫特莱还给她在纽约的律师吉尔伯特·罗寄了一份副本,请他帮助找到一家出版商。
在返回柏林途中,迪里厄和史沫特莱访问了慕尼黑,史沫特莱借此机会到巴伐利亚山区去看望了地缘政治研究所的创办人卡尔·豪斯霍菲尔(Karl Haushofer)教授。[3]就是由于这位教授的关心,史沫特莱的一篇文章才得以于1925年6月发表在很有声望的学术性刊物《地缘政治学报》上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印度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其前言部分声称,统治印度的民族将是欧洲的主人。史沫特莱来访时,豪斯霍菲尔答应资助她进柏林大学学习一年,然后再到他的研究所来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她的学位论文。豪斯霍菲尔显然把她看成是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们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有价值的中介。
回到柏林后,史沫特莱由于得知《法兰克福报》要求对她的书稿作较大修改而感到失望。她在等待迪里厄为提供津贴确定具体办法的那段时间内处境十分尴尬。而迪里厄本人则为准备弗兰克·威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剧本《弗兰西斯卡》的首演式忙得不可开交。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另一项重大的戏剧项目正在着手进行。1926年秋,迪里厄说服她未来的丈夫路德维希·卡曾奈伦波根(Ludwig Katzenellenbogen)拿出40万马克作为一个新的戏剧团体第一个演出季节的保证金。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左翼导演欧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迪里厄曾为皮斯卡托的《强盗》所倾倒,而由于一种具有思想和政治尖锐性的新型实验性戏剧的种种可能而感到兴奋。[4]考虑到迪里厄投身于左翼政治剧的热情越来越高这一事实,似乎可以说,这位伊莱莎对希金斯的影响象希金斯对伊莱莎的一样大,也许更大。
身无分文的史沫特莱,在等待迪里厄所许诺的津贴到来期间,又开始担任教授英语的家庭教师,借钱支付房租,同时就夏季萨尔茨堡的文化活动写一些特写文章。然而消耗她精力最多的还是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正在柏林动物园举行的,被从印度带到欧洲来的畸形人巡回展。10月终于来到,大学开课了,史沫特莱收到了她的津贴。这时的迪里厄,由于她那一出戏已经开演,又有时间来关心艾格尼丝了:她决定在一次剧院的首演晚会上把她介绍给柏林社会。但是史沫特莱在上流社会的初次露面并不象伊莱莎·杜利特尔经过精心排练的舞台表演那样成功。史沫特莱在1926年11月5日写给弗洛伦斯的一封信里,透露了她拒绝扮演某种角色的心情:
迪里厄为威德金德的《弗兰西斯卡》举行了首演式。情况不错。后来在(迪里厄的)家里,我和一位以前并不认识的英国绅士作了一次如下的谈话:
我:你是美国人吗?
他:不,我是英国人,你也是吗?
我:不,我是美国人。你喜欢这出戏吗?
他:我不喜欢。这戏不符合我们英国人的趣味。让一个姑娘赤身裸体出现在舞台上在我看来是过分了。
我:哦,是这样!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那倒十分自然。
他:德国所有的这一切我都不喜欢。
我:是吗,我想威德金德不是一个完全的正常人。
他:不是,他有那种……那种……那种卡莱尔(Carlyle)的困难。
我:哦,你的意思是说他阳痿?
他:呃,是的,如果你愿意在那么许多种说法中使用这种说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这样强调了一切类似于……呃,类似于我们今晚看到的那种问题或所谓问题的事情。
我:你的意思是说性的问题?
他:是的,如果你愿意在那么许多种说法中使用这种说法。
我:你认为性不是个问题?
他:不,不是。只不过许多不正常的变态人说它是个问题。
我:那么你认为婚姻不是一个问题了?
他:不是,这也不是。事情一向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从不曾有过进步,也永不会出现进步,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而不再怨天尤人。我们近来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一类事情完全是反常的。
我:你使我想到了一定从旁观看过尼安德特尔人直立起来走路的猴子。那只猴子毫无疑问曾认为直立走路是反常的。以往不曾有过进步,也永远不要想有进步。
他:呃,以往不曾有过多大的进步。
我:没有多大——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我们之间出现了冷场,为了打破沉默,我说:你在这里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猜猜看。
我:新闻记者——也许是《泰晤士报》或《晨邮报》的。
他:不——我在外交界服务。
我:哦,你在这里的领事馆工作!
他:不,我在大使馆。
我:哦,原来是这样——什么职务?
他:我是大使。
我:(我沉默了一会,然后笑出声来。)
他坐着,注视着我,不知我为什么要笑。他看不出可笑之处,而我看到了。一个姑娘走过来把他带走了。我问迪里厄女士他是谁。“他是英国大使”,她说。不错,不错,我在一个角落里自言自语,真是太有趣了。于是我又回去试图把那个姑娘从他身边撬开——她正在一个角落里吻他。于是我便问他当大使已经多久了,他说已经六年,就要回国了。我告诉他我认识这里的一些英国臣民——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诸如此类等等。我等待着他的回答,但是他没有答话。于是我问他以前在哪里,他说他出任过驻北京的大使,于是我问他对泛亚运动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我告诉他这是一个亚洲民族的自卫联盟。他注视着我,什么也没有说。那个姑娘又把他带走了,带往一间后房——也许是为了能够太太平平地吻他。
如果你以为我是在说我编的一段剧情,你就错了。我可以对着我并不相信的上帝起誓,保证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事实而且仅仅是事实。
通过访问得知,史沫特莱的上层阶级印度朋友们,已在社交上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们混在一起的那些,显然为史沫特莱的行为感到痛苦。其中有一个人认为,那时的史沫特莱是个可怜而瘦削的怪物,由于穿着迪里厄送给她的价值昂贵的旧衣着而显得“可笑”;他说,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古怪的”,可能是同性恋。由于这时的史沫特莱正在声讨婚姻并且谴责男人,所以许多印度人都认为这是可能的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早在1926年春,史沫特莱在接受精神分析时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而她否定了对于她的可能性。她曾对奈夫博士谈到过她对弗洛伦斯最近结婚内心深处所感到的恼怒。史沫特莱信件字里行间的透露和一再提到她早年一篇自传体短篇小说的草稿,都暗示着奈夫博士曾经问她在内心深处对弗洛伦斯是否怀有潜伏着的同性恋感情。身后弗洛伊德学者的奈夫博士很可能同她谈论过,在史沫特莱这一类厌恶性交、认为性交是堕落的女人中间,同性恋可以成为一种代替的办法。史沫特莱曾为这一建议所激怒,以至有一个短时期考虑过放弃奈夫这位女博士,而另找一位男性分析医师。尽管史沫特莱不信任婚姻和男人,但是她的表现却是,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她对弗洛伦斯及其新婚丈夫有待决定的来访所持态度的,是由于觉得对一个似乎喜欢强调她的弱点和怪癖的人欠了情所感到的恼怒。甚至在弗洛伦斯来到以前,史沫特莱就开始疏远她自己。在1926年给弗洛伦斯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机会,你我将不得不再从头开始我们的友谊;因为我现在几乎成了一个新人,你也许会发现我是不讨人喜欢的。你常常提到的我那种有趣的独特之处,我以为,已经消失殆尽。”
弗洛伦斯曾建议史沫特莱到奥地利来接他们,然后一道旅行,史沫特莱的答复却是,她准备接受迪里厄的邀请,以便继续完成她的著作。当1926年暮春史沫特莱和弗洛伦斯终于在柏林重逢,她也很少单独去看望这对夫妇,而且没有到火车站去为她们离开柏林送行。尽管是在不断地疏远她自己,史沫特莱还是设法把弗洛伦斯介绍给一些有名的和她有兴趣结识的人物作为对于所欠债务的报偿,试图以此酬谢她的恩惠。她把弗洛伦斯作为一名诗人和老朋友介绍给凯绥·珂勒惠支和亚历山大·伯克曼之类的人物,并且带她一道到珂勒惠支家去参加这位艺术家的祝寿聚会。
但是当她开始割断和弗洛伦斯的联系的同时,史沫特莱又一次向纽约的另一位老朋友玛格丽特·山额伸出手去。1926年4月,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山额,谈到完成那本书的困难、谈到她又去接受奈夫博士的精神分析,和她对妇女问题仍然十分关注。她还表示愿意帮助她在预定于秋季在印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印度妇女介绍节制生育,并且传达了德国女医师要她前往印度途中顺访柏林的邀请。
由于史沫特莱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末期和争取印度自由之友的密切关系,她在美国一直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美国进步妇女之间起着文化桥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力量共同写下了一段互相支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印度学生和象达斯这一类的领袖人物常被进步的西方妇女要求写一些有关节制生育的文章,因为它适合印度的情况。不用说,这使他们处于困难境地。他们在国外的天然支持者,是那些同情他们独立斗争而不认为他们属于劣等种族的自由派人士。而印度人正力图表现出一样正为恢复其自治的权利和保持一种基于非西方宗教和传统的文化而斗争的高度成熟的人民的形象。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斗争中,他们不愿承认有什么问题在摆脱英国统治后是不能解决的。由于担心英国宣传机构得以利用这种对于落后的承认来证明印度人“不适于”自治,印度的男人们,使得史沫特莱十分懊恼的是,规避印度的节制生育问题,而只是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的地缘政治方面。对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的性别歧视态度深感失望和不快的史沫特莱在1925年春的一封信里,向山额抱怨他们在节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
达斯博士刚把他为你的会议写的一篇论文副本寄来。达斯博士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简直不能同意他这篇论文中(对节制生育)的观点,我对你居然能够接受感到意外……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Die Frau》(德国最重要的妇女杂志)上,我知道(由于这篇文章)许多印度人会责骂我背叛了他们的事业。我同意,印度的贫困十分严重,其50%到80%是由英国的剥削所造成的。但是人口过分稠密,即使印度能够养得活四倍之数。人类兔子般的(生育)习惯看来是绝对无益。人们似乎总是认为人类应该象虱子一样繁殖,只要他们养得活自己。为了什么?……有什么伟大的宏图?依照基督教让天堂充满灵魂的说教行事的那些人我(尚能)理解;但是许多人连这种蠢话也不相信,我就无法理解他们了。印度生产着一群群孱弱的奴隶,这些奴隶正在把那个国家拖倒在地。我厌恶B.K.罗易(B. K. Roy)先生和达斯博士的这种观点。我们在对付我们的对手时会强有力得多,如果我们承认印度的所有各种弊病,只要证明我们承认那些弊病而且愿意加以改革;我们不需要英国政府或基督教传教士来做这种工作。我讨厌人们开口闭口谈论百分数和有竞争力的人口总数;我不曾见过妇女是象这样讲话的。
对于把揭露丑事视为理想报道的史沫特莱而言,隐藏弱点即使是隐藏你自己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的目标是进步。问题只有在得到确认之后才有可能解决。
到1926年秋,在欧洲的印度人,对于史沫特莱如何在美国有效地促进了他们的事业并不熟悉的那些印度人,公开表示为他们这位自封的先锋战士感到难堪。多数相信,是史沫特莱断送了恰托的政治前途,并且使他生活在痛苦之中,虽说是并非故意。他们对史沫特莱在即将问世的著作中会如何描绘印度民族主义者感到忧虑自然也不在话下。到这时,有关史沫特莱著作内容的流言已经在柏林的英语侨民社会中流传。一位感到震惊的书稿审读者,史沫特莱的朋友格拉比施(Grabisch),很可能是这种流言的来源。史沫特莱在1926年8月给弗洛伦斯的信中曾提到格拉比施的消极反应:
在我离开柏林以前,我几乎被她的当头一击打垮。她跑到我这里来,朗读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之后告诉我,她认为我把我最神圣的感情当众暴露出来是非常不道德的,等等……她说我为了金钱而根据我最神圣的经历“写了一部迎合低级趣味的书”——为了金钱而暴露恰托和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她建议改换署名出版,但我拒绝了。……我在柏林度过的最后两天如堕地狱,几乎要向出版商们索回书稿。
当然,最后部分写到的不仅仅是恰托。我还写进去了不少巴卡尔——至少是我对巴卡尔的感觉。但是我不能告诉她这个。于是我写信给巴卡尔,问他我是否认为我在拿他卖钱。
我的书现在已经脱稿,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为完成那最后部分,连修改带润色,费尽了心血,自从来到这里(萨尔茨堡),再没有干过别的事情。现在它成功或是失败——我的工作可已经了结,我厌倦它、腻味它,再也不想看见它那副肮脏的面孔。
另一类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人物,象她纽约的老师拉伊帕特·拉伊那样的,对史沫特莱的态度比较积极,把她看成是个应该加以控制的热情支持者。拉伊在1926年6月到瑞士出席了一次国际劳工会议之后找到了她。无疑,对她即将问世的著作,既想一知究竟,也怀有某种焦虑,他邀请她为他的劳工报《人民》周刊撰稿而以此对她表示恭维。
至于史沫特莱,则觉得她已作出超额的贡献,有资格被当作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大家庭平等的一员对待,而且完全有权批评这个运动的某些成员和工作。直到1925年为止,她一直遵守着不向外人透露其弱点以维护这个运动的公开脸面的不成文规则。而在那一年,她开始在欧洲发表文章批评印度缺乏一项节制生育的计划,后来在1926年又在寄往印度的稿件中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说教。不难预料,批评和说教都引起了反感。[5]
1926年秋,柏林大学开始上课时,史沫特莱兴高采烈。但是当她意识到研究课程之紧张和她自己背景知识之不足,喜悦就转化成为忧虑了。她选择“鸦片: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一门经济地理课的论文题目。在“大英帝国”这门课上,她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国。而单是掌握越来越高深的德语词汇这一项要求,就成了使她头痛的障碍。
随着压力的增加,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讨厌的感冒和咳嗽就常常使她无法去上课。但是迪里厄女士的支持从未动摇。在1926年11月12日写给弗洛伦斯的信中,史沫特莱说道:“近来,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时,迪里厄女士就把她的车派来,我觉得我成了一个公主。”迪里厄继续不断邀请史沫特莱去看戏和出席宴会,包括在马克西姆·高尔基访问柏林时为他举行的各种聚会。史沫特莱还继续接受精神分析和到精神分析研究所去听“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之类题目的演讲。
到11月末,史沫特莱就表示了对于能否赶得上同班同学的严重忧虑。12月中旬,巴卡尔来作了一次圣诞节日访问。他发现史沫特莱正因流行性感冒而卧病在床,不久就离开了。她1927年1月31日写信给弗洛伦斯时说,她已经由于“你能想象,得出的最难受的流感”卧床五个星期。史沫特莱仍然以足够愉快的心情对弗洛伦斯第一个孩子的降临表示祝贺,但是最使她振奋的,似乎是一位美国老朋友罗杰·鲍德温即将访问柏林的消息。在1919年成立了争取印度自由之友协会以后,鲍德温和史沫特莱就成了好朋友,而且很可能是偶尔一会的情人。
鲍德温到柏林来也是为的要见恰托。他的这次旅行是以恰托为首的一小伙人为了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成立一个叫作反帝大同盟的新组织而精心策划的结果。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其成立宗旨在于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统一的支持立场,以对抗国际联盟对殖民主义的维持现状政策,计划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使用印度士兵保护英国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利益之类的帝国主义行动上。成立这个同盟的主意和在布鲁塞尔开会的计划,都是由恰托在柏林发起的。创办经费由共产国际提供,后来共产国际有意识地不对这个组织实行直接控制,以避免它被说成是莫斯科操纵的。然而恰托本人却刚参加德国共产党不久。和他密切合作共事的,有匈牙利的吉巴蒂(L. Gibarty)、荷兰的艾多·菲门(Edo Fimmen)、德国的共产国际人物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iinzenburg)这样一些劳工组织者。这个同盟在创办之初的几年内,曾得到罗素(Bertrand Russell)、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巴比塞(Henri Barbusse),罗曼·罗兰(Romain Roland)、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这样一些非共产国际大人物的支持和赞助——他们全都出席了布鲁塞尔的成立大会。[6]
布鲁塞尔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大会所产生的宣言集中强调两个主要问题:方兴未艾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和有关反苏战争迫在眉睫而将在一年之内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预言。劳工领袖们指出了西方工、矿业向殖民地的转移并且强调全世界的工人必须协调行动,如果想要获得对于自己经济生活的控制权。闭幕会议上通过了纲领,选出了执行理事会,其中包括尼赫鲁、鲍德温、孙夫人等人在内。恰托当选为同盟执行书记。
英国和法国对布鲁塞尔大会立刻就作出了反应。两国全都抗议比利时政府为大会提供了方便。法国政府逮捕了理事会成员。来自“法属非洲殖民地”的黑人代表列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从而使得在巴黎设立同盟机关的计划无法实现。英国政府指责这个组织是为共产国际效劳的统战机构,美国情报部门则接受了这种结论而未加评论。
恰托和巴卡尔全都出席了大会。史沫特莱则由于不愿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和他们两人同在一起而没有出席。但是她密切注视着大会的进程,并且确实由于大会的强劲势头而受到鼓舞。
1927年春,史沫特莱继续听课,但是越来越丧失信心。她又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论题通常是戏剧或女性专业人员和先驱人物。罗杰·鲍德温是那个春天能够给她以安慰的朋友,她无保留地帮助他了解这座城市、这里的组织机构和人物。1927年5月6日,在沉默了四个月之后,史沫特莱又写信给弗洛伦斯,询问她的孩子是否诞生,同时向她吐露内心的孤独:
罗杰·鲍德温来过这里,他调查这里的组织和团体时我常和他在一起。就象遇到了我所爱的一个兄弟,他在我心头唤醒了一种急需,一种想要有个象他那样为我直觉地理解也能理解我的朋友的迫切急需。他离开后,我曾彻夜不眠,试图重新考虑我被公务和有关公务的思想所包围着而个人却十分孤独的生活。你可能会想我是爱上了他——但我没有。他使我看到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个人感情,抑或是种族的、民族的理解。他使我看到了,不知不觉地使我看到了,我和那些印度人之间的鸿沟。我这样写信告诉他。他说,他以为那是我们独特的关系。也许他说得对……我觉得和多数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甚至更深的鸿沟。但是对于即使是被我视为人类公敌的美国人,我也能直觉地知道我在什么部位可以打击得最狠。但是对于印度人……我却不知道在哪里我能触动得最深。一个阿拉伯语或梵语词句引不起我的任何回忆……我没有见到恰托已经两个月了,而我根本就不想看见他。出现了那么多和他相关的不愉快的事情。我想要退避一个时期。事情本身无所谓不愉快——只是我觉得不愉快。至于巴卡尔——夏天将决定我们会做些什么。而此时此刻我们甚至互不通信——根据一致的协议。
到6月,史沫特莱就作出了决定。由于承认要取得一个学位超出了她的能力,她放弃了她的“奖学金”,这就使得她在财务上所欠迪里厄女士的人情至少可以不再增加。尽管未能成为一名有学位的学者,但是史沫特莱发现迪里厄的社会关系在帮助发表文章和为她的书《Eine Frdu Allein》(《大地的女儿》的德文书名,一个孤独的女人)找到一个德国出版商《法兰克福报》以及诸如此类一些方面的价值仍然是无法估量的。如果说史沫特莱是扮演了伊莱莎·杜利特尔的角色,那也是在布莱希特写的而不是萧伯纳写的《皮格马里翁》之中。作为一名左翼的伊莱莎·杜利特尔,她欣然接受了来自布鲁塞尔大会传遍柏林外国留学生界的这样一个信息:革命即将来临——出不了一年!
* * *
[1] 卡西勒家族,是原籍布累斯劳的犹太家族,在19世纪中叶由于经营木材生意、土木工程和电缆、钢缆制造业积攒了大笔财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保罗和堂兄布鲁诺(Bruno)成了艺术界的重要人物和画廊主人,保罗还作为美学理论家而产生影响。另一位堂兄恩斯特(Ernst)则成了知名的哲学家和史学家。作为20年代魏玛德国的犹太人而非常显眼的卡西勒家人,过去常由于举办马奈、莫奈和雷诺阿这样一些画家的新潮画展而招致批评。主要由保罗·卡西勒资助而以柏林分离派运动闻名的一个现代艺术家流派,被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指控为国际犹太和共产党企图败坏祖国价值观念的阴谋的一部分。参看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柏林分离派:现代派及其在德意志帝国的敌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治,1980)。
[2] 伊莱莎和息金斯均为《皮格马利翁》剧中人物,分別为卖花女和语言学教授,后者教前者学会了上流社会的语言——译者注。
[3] 豪斯霍菲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一名德军将领。在那以前,是德国驻日本的军事观察员。史沫特莱似乎是一年前在柏林认识豪斯霍菲尔的,在她那篇论文发表以前;可参看《中国的战歌》,20页。史沫特莱所不知道的是,1926年的豪斯霍菲尔正把日耳曼帝国主义的总参谋部隐藏在他的研究所内。正是这个参谋部就在那个时期为希特勒提供了《血统与土地》这一类蛊惑人心的观念和理论。
[4] 正是1926年,政治“侵入了”德国戏剧。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恩格尔(Erich Engel),杰斯纳(Leopold Jessner)和皮斯卡托全在进行着借古讽今的古典作品现代化尝试。塞尔盖伊·爱森斯坦(Sergey Eisenstein)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已经公开发行,而获得了热烈的好评。高尔基预定于11月10日抵达柏林出席他自己的剧本,由皮斯卡托导演的《底层》首演式。那年夏天,皮斯卡托、恩格尔·托勒(Ernst Toller)、威廉·黑尔佐格(Wilhelm Herzog)和奥托·卡茨(OttoKau)曾讨论过创造一种史诗剧以便实践他们在技巧上和政治上都是革新派的主张。到第二年,除了恩格尔,全都接受了皮斯卡托的聘约。恩格尔则在1928年和布莱希特和卡斯珀·尼赫尔(Casper Neher)—道合作上演了《人就是人》和《三便士歌剧》。但是,使得皮斯卡托的梦想得以成为现实的,却是由于迪里厄的介入和她富有的未婚夫所提供的资金。卡曾奈伦波根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这个团名称不得使用“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形容词,他还希望迪里厄能在演出中扮—个角色,参看皮斯卡托:《政治戏剧史,1919—1929》(罗里森译,纽约,尤其是175-176页,并约翰·维勒特(John Willet),《欧文·皮斯卡托的戏剧》(伦敦,1978),67页。
[5] 她在1926年1月发表在《现代评论》(加尔各答)上的一篇文章,语气特别高傲,她嘲笑印度留学生和他们对“戏剧”的知识:“但是在印度可以向欧洲学习的一切东西中,戏剧是一个文化和知识的领域。而在这方面,从英国是什么也学不到的,英国在整个有文化的世界里是以它廉价的、无聊的、缺乏艺术性的戏剧而臭名远扬的。印度学生在那里学到的很少是在印度见不到的;看到印度学生从英国到(欧洲)大陆来找戏剧实在令人痛苦,他们要看的不是能够直接面对世界伟大思想的国家剧院,而是廉价的评论刊物、杂耍表演、轻松歌舞剧、餐馆歌舞。他们别无所知——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戏剧’。然而那并不是大陆的‘戏剧’,大陆的男人和女人对表演和戏剧文学从事终身的严肃研究,那里严肃的男、女艺术家是所有其他领域学者和思想家的平等伙伴。在那里,有许许多多东西可以学习——有许许多多东西可以获取。”
[6] 前一年尼赫鲁的来到曾经是柏林印度侨民社会的一件大事,后来对于史沫特莱有了重要意义。尼赫鲁是印度国大党的总书记,从1921年起,一直是甘地的得力助手。1926年夏季尼赫鲁是和他刚从病中康复的妻子一道在瑞士度过的。秋季,尼赫鲁常到柏林来了解以欧洲为活动基地的印度民族主义流亡分子的情况并鼓舞他们的斗志。他的频频来访,使恰托、史沫特莱为其同莎的宣传获得了一种承认和合法性。尼赫鲁对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这位印度侨民公认领袖的情况特别关怀。而且许多次会见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虽然当时的史沫特莱很少谈到尼赫鲁,但是他们的关系后来对她有了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而且两人的联系一直保持到史沫特莱1950年去世。恰托使得尼赫鲁相信了通过反帝大同盟而在全世界公开釆取统一的反帝立场的效用。恰托为尼赫鲁介绍了孙夫人和其他一些中国国民党官员。到1927年12月,德里方面宣布,尼赫鲁将继续留在欧洲,以便代表印度出席布鲁塞尔大会。参看南比亚尔(A. C. N. Nambiar),访问记,1971年;尼赫鲁纪念博物馆和图书馆手稿,新德里;和同一处所的全印国民大会委员会档案,附件第127号,有关同盟部分;并尼赫鲁《走向自由》,(纽约,1942),121-127页。
* * *
[上一篇](06.htm) [回目录](index.htm) [下一篇](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