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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 第27—37章).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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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 第27—37章)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vid-harvey201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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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
(第三卷 第27—37章)
在第28章之后,马克思论述信用对资本的作用的文本质量迅速恶化了。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在第30章之后,恩格斯发现“真正的困难”开始了:
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需要整理思路,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入的句子、离题的论述等等所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开,而且往往是完全附带地展开的。因此,第三十章是经过挪动和删节编成的,而这些挪走和删去的东西在别处得到了利用。第31章写得又比较连贯了。但手稿中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23个实业家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1]
几经尝试后,恩格斯放弃了重建马克思《混乱》中的观点,最终他将自身的努力仅限于复制马克思的笔记,并强调了一些他临时做出的批判性补充。
我并不推荐读者一上来就全面细致地阅读第30—35章。必须强调,理解《混乱》这篇存在很大的挑战。马克思不是暗示过资产阶级的思想存在混乱,而他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在澄清这一问题时做得很差。或者马克思的意思是信用货币世界中的矛盾太深了,以至于可能产生全面的、破坏性的混乱和危机?这两方面的意思马克思也许都有。看来的确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说明。因此,在深入探究各个章节和评论更加相关的段落之前,我想先对我所理解的总体脉络做一个综述。必须澄清的是,我这样做并非是要声称我的解读是唯一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唯一正确的。
### 综述
在第27章里勾勒出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作用的轮廓之后,马克思用两章分析了银行和银行家为资本的生产或实现提供流动性(现金或银行券)的作用。接下来关于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的三章主要集中于虚拟资本开始独立的运动后产生的后果,这里容许与剩余价值实际生产无关的各种投机和权力关系扭曲的存在,尽管剩余价值生产好像还对金融体系的过度膨胀有某种隐约的限制性权力。接下来的三个技术性章节主要由官方报告编成,很难从中看出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因此我并不在这里尝试综合或解释这些材料。最后一章关注前资本主义关系,对历史上以高利贷形式存在的信用做了有趣的描述,并提供了一些关于政治可能性的有挑战意味的看法。
一些关键的线索贯穿这些章节。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信用制度增强对“阶级的共有资本”的深远影响,正如他早在第22章和对商业资本的总体介绍中陈述的那样。无论怎么强调这种想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它将货币资本循环看作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引导了实现总体资本再生产的资本流动。此外,它意味着一种资本的社会化——标志着资本特征的一些根本改变。例如,股份公司有利于集体、联合资本的出现,一方面允许了资本主义在规模、范围以及形式上的巨大扩展,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市场的道路,在世界市场里联合劳动和集体产权会得到更快的发展。马克思甚至认为股份公司会由于其联合的特性而成为向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基础。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很奇怪的,但在他那个时代确实存在一些有趣的原因使人考虑这种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崛起所固有的积极和消极的可能性在法国银行家伊萨克·贝列拉身上有很好的体现,他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2]因此,就让我稍微偏离一下话题来谈谈这种“有趣的性质”是什么(正如马克思在36章所做的)。
19世纪30年代,贝列拉兄弟(伊萨克和埃米尔)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那里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并把一些乌托邦想法(尤其是关于联合资本力量的观点)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付诸实践。根据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圣西门(1760—1825)“天才般的如百科全书一样的头脑”。[3]圣西门想要给国王提供建议,于是他给国王寄了很多书信,提出了改善集体生活的各种途径,以避免他所极度厌恶的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变革。圣西门大概是最早提出欧盟之类想法的思想家之一。假如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两次世界大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他提出政府应该具有合理性和代表性,从而在仁慈的君主制度下可以通过立法保证所有阶级的利益。他还强调了将资本和劳动力(包括手工艺人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结合起来以建造有助于提高每个人福利的大规模(一定程度上是有计划的)项目和市政工程的重要性。为了使之变为现实,就需要将分散在社会中的以浪费形式存在的小量货币资本以联合的形式集中起来。
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发动政变,次年登基,是圣西门思想的“粉丝”,有时被称为“骑在马背上的圣西门”。他通过兴办大型项目来调动1848年危机和革命运动后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在这些项目中,贝列拉兄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创办了新型的信用机构,把无数分散的小额资本集合成圣西门所主张的联合资本,因此支配了第二帝国的金融体系。他们通过对信用纸币的控制,成为豪斯曼男爵重建和改造巴黎的大规模计划的关键参与者,以此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他们热衷于建造住宅楼和百货商店,同时也垄断了公共设施(如煤气灯)和城市内部新的运输、通信事业。但是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繁荣,伴随着贝列拉兄弟和保守派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业之间传奇性的敌对竞争(左拉的小说《金钱》中有集中的描述)终于在1867年的金融崩溃中结束了。这次崩溃完全摧毁了贝列拉兄弟的投机信用帝国。马克思写以下内容的时候很可能考虑到了这一敌对关系: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4]
罗斯柴尔德(犹太人)信仰金是货币基础的“天主教”,贝列拉兄弟(也是犹太人)则信仰纸币。崩溃发生的时候,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而金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诱人了。
对信用纸币和商品货币(如金)之间紧张关系的描述在这几章无处不在。马克思在后面论述贵金属和汇率的章节里才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关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论述,那一章会显得相当散漫:
正是信用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该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5]
金属准备保证银行券的兑现,因此担当着“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构:
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我在第一册第3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少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6]
图3
尽管连全球信用和货币体系中徒有其表的金属或商品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废除了(虽然所谓的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还很多),全球金融体系枢纽(以美元为中心)的等级制结构设想貌似依旧是合适的。我们比马克思活着的时候更接近这样一种现实:
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像的东西。
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7]
马克思在前面已经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些关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8]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就是这种独立形式。那么当信用货币和信用业务取代了商品货币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这里确切体现了拜物教理论。第二,“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当金流向国外时,信用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
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提高利息率等等。……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9]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发生的事情吗?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努力去纠正的“不可避免的”的问题吗?
尽管“信用货币和‘真实’货币之间的紧张关系很久以来都是可辨认的”,但是
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10]
因此,商品货币形式是生产扩张的一个障碍,这种障碍可以用信用货币来克服或绕过。但是,有时信用货币的质量与可靠性只能由它们与商品货币的可交换性来证实。
有一件事对于所有的分析者(包括马克思)而言都是非常困难的,即要理解两方面的差别:一方面是财富在金融和信用制度内的循环,另一方面是“实际”财富的生产。华尔街和大街[11]之间的关系(或者用英国人的话说,城市和商业街之间的关系)使每个人都感到迷惑。目前关于如何对待欧元的争论对这种困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阐述。马克思认为,纯粹基于商品货币的货币体系将会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这是因为金的数量满足不了需求。我们现在所谓的“金融抑制”是一个明显的、持续的危险,当货币(任何种类)的数量不足以支撑资本积累带来的持续扩大的商品量流通时,这种“金融抑制”就会出现。因此信用货币不但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是必需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有初步的证据表明(虽然据我所知还没有经验研究)资本积累的历史是和信用货币的积累以及与其共存的债务积累同步进行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资本才能“没有限制地”进行积累。但是如果资本积累取决于同时进行的信用货币和信用票据的积累,那么必定会产生一种基于信念、信任和预期且会周期性突然失控的拜物教信仰。信用货币不是简单地代替贵金属货币:他们会把货币体系和货币的概念带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上,会欢迎而不是揭穿在信用制度中所隐含的拜物教。信用“泡沫”,资产泡沫,以及投机性的繁荣和萧条都是资本为了将自己暂时地从货币—商品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这些限制在危机阶段重现了。信用债务数量增加周期性地脱离了实际的价值生产量(无论怎么测量);然后,商品货币(代表着价值)就通过金融危机消除了信用货币的狂热。正是硬通货的规则把华尔街和大街联系起来了。这就是货币基础中的“天主教义”。顺便一提,这个有关宗教的比喻反映了天主教会长期以来禁止利息的态度(这种立场在当代的伊斯兰教法律中仍然存在,天主教会也直到19世纪晚期才抛弃了这种立场)。马丁·路德有名的对邪恶的高利贷和“公道的”利息率的区分,是新教徒反抗罗马教廷的重要理论依据。
对信用制度至关重要的是,它具备冲破一切资本积累的货币障碍而无限制增长的能力。纸币(欠条)的创造会导致无限制的可能性。美国2001年之后的房地产泡沫就是这样出现的。价格在上升,每个人都从房价上涨中大赚一笔,而且他们赚得越多,价格就涨得越多。房子就像ATM机一样,没有提取的限制,直到人们意识到房地产的价格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他们收入的支付能力。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接踵而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土地投机热潮破灭之后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当崩溃来临时,所有者(掌控着硬通货)的资产流动性才是最重要的。当人们发现流动性不足的时候,止赎、损失和资产贬值就越积越多。
那么这件事普遍的现代意义是什么?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货币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被正式废除了。这也许看起来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相关。他不是说过“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吗?当然,金依旧扮演一个重要的残留角色。当对纸币和信用货币的信念发生严重的动摇时,金价会激涨,正如过去几年中发生的那样。少数人依旧感觉金是最保值的物品,有关投资金的广告非常多。也许投资金是对的(如果金价在未来五年内翻了三倍,那么我们将后悔没有投资)。但是在当代,要回到金本位是不太可能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这对持续扩张的世界贸易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会使世界陷入长期的萧条当中。世界经济依赖于信用经济,并且摆脱不了。
但是,如果整个货币体系中的贵金属“枢纽”消失了,那么什么会取代它成为枢纽呢?答案就是世界央行和国家监管当局两者的结合体(我把它称作“国家—金融联合体”),它们共同形成了全球货币和信用制度的枢纽。对于马克思而言,这种枢纽就是英格兰银行,而对我们而言,就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和世界其他央行及监管当局,比如英国、日本和欧盟的央行。然而它们的效果是,用人造的制度取代依赖于实际商品生产(金和银)的调节机制。人们的判断是信用创造的唯一规则。但是,人造的制度能正确发挥作用吗?我们必须转而关注央行的组织和调节,以及政策是如何由国家机构制定出来以应对信用制度的周期性过剩的。
如果央行和监管当局的建立是有问题的,或者如果他们按照某些错误的经济理论(如货币主义)去运行,那么政策就会深深影响危机的形成和克服。在很多人看来,央行政策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如19世纪2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财政部长时试图使英国回到金本位的决定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现在有些人说本·伯南克在美联储采取的政策完全使美国走错了方向,而艾伦·格林斯潘那些当时看起来极好的政策促成了2007—2008年毁灭性的经济崩溃。当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管制失灵影响了最近的几起事件,也有人鼓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监管机制。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欧洲央行呢?它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而不顾失业,它面对希腊债务危机时束手无策,仅仅推行紧缩政策使得希腊元气大伤并日益衰退。人造的制度是不可靠的,受制于各种社会势力和矛盾意见。他们创造了一个大不相同的调节机制,和商品货币依然作为枢纽时的央行相去甚远。
即便在马克思的时代,金融机构及其政策的不可靠性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把“错误的”1844年英国银行法案作为最好的例子。这项立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了“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12]前一个部门持有政府债券和金属储备,以此为储备金发行银行券。该部门用银行券(对贸易极为便利)换取金,并承诺如果需要的话,银行可以“支付给持券者”金(在英国的银行券上,依旧可以找到答应支付给持券者的语句)。因此,在任何时候,我拿着银行券去银行就可以换金。简而言之,银行券是可兑换的(停止兑现往往是那时候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曾经中止兑现金)。另一个部门则贴现票据,承兑支票,发行债券并参与其他传统的银行业务。1844年的立法在银行的两部分之间创造了一堵防火墙。但是在1848年,一场信用危机打击了银行部。人们对已贴现商业票据和债券失去了信心,发生了银行挤兑。银行部用光了金,而发行部门却拥有大量的金: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这样,1844年的银行立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13]
这与2011年危机中希腊债券利息率发生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打破了两次危机。[14]
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说1844年的银行法案是危机的起因:但是该法案的确加强、加速了其他原因(马克思没有说是什么)造成的危机。但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无法对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作出恰当反应呢?这一定是欧洲央行在债务危机时一直被问到的基本问题。这次危机在2011年不仅“吞噬”了希腊,也“吞噬”了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马克思把1844年的银行法案描述为“错误的”,可以猜测他认为可能存在一个不会加剧危机的更好的法案。人类的信用和银行制度可能会被建设得足够灵活,以适应变化的产出、价格和(更重要的)投资者的情绪。但是存在一个能容纳促进危机形成的基本矛盾的金融制度吗?凯恩斯主义者的调控政策全赖于此。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像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15]
信用制度深深地根植于商品货币,但后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被彻底、正式地废除了(在3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意中忽略了这一点吗?),这意味着什么呢?很难说马克思会支持当代的哪些转变。他肯定会更支持凯恩斯主义而不是货币主义(他多次批判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但是我认为,他将永远不可能相信金融改革能够抑制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更不用说克服了。我认为仔细地阅读这些章节,你会支持这个观点。提出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随着对信用的分析,马克思似乎把他对资本的定义放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
在金融体系内发生的明显的、周期性的狂热引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容忍这种现象的发生?马克思的回答是非常清晰的。货币关系要适应资本积累的持续扩张,那么信用就是绝对必不可少的。由贵金属基础(以及可以兑换金的银行券)所形成的障碍一定要克服,因为金和银不仅不合适(因为它们相对于商品产出波动变化并不灵活),而且在根本上是不够的(由于储量的有限性)。此外,一切资本投资(都预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都具有的投机性质必然会被嵌入到生息货币资本的循环流通中去。并且,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看到的,变幻莫测的不同周转时间(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只能由一个活跃的信用制度来调节;从储备中释放的“非能动资本”在加速(而不是阻止)资本积累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贝列拉兄弟的做法就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打破了货币基础的限制,让控制了大量金的保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大惊失色。但是1867年的崩溃表明了贝列拉兄弟做法的弱点,因此似乎证明了罗斯柴尔德的(以及马克思的?)信念——金具有终极的力量。但是贝列拉兄弟在这十五年间成功吸收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彻底改变了巴黎的建筑环境。当我们漫步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享受着公园、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欣赏着市中心的宏伟建筑时,至今仍感到震撼。贝列拉兄弟是空想家和冒险家,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拥有信念并且能把事情做好;而故步自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则相反。
这引出了一些关于信念、信仰和心理学的有趣问题。左拉的小说《金钱》以萨加尔(贝列拉兄弟)和甘德曼(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第二帝国时期的斗争为中心,描写金融投机中人们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下面是萨加尔说的一番话,他想要说服他严肃、高尚、好沉思的侄女卡洛琳娜夫人,改变她瞧不起他的投机活动的想法:
“看这儿,”萨加尔喊道,“你将会看到这些无人区和荒芜道路的彻底的复兴,我们的铁路将会穿过这些地方——是的!当我们把新的血液注入到这个体系的干涸的血管里时,土地将被清整,道路和运河将被建造起来,新的城市将会破土而出,生活也会好起来的。是的!这就是货币带来的奇迹……”
“你一定要明白,投机、赌博就是核心,是心脏。是的,它从各个小支流中吸引、收集了血液,然后再在河流中把血液输送到各个方向,于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流通,这正是大企业的生命所在。”
“投机——为什么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刺激物?因为投机是强迫我们生活、奋斗的永恒的欲望。没有了投机,噢我亲爱的朋友,什么类型的买卖都会没有……投机和爱情是一样的。相爱和投机都充满了肮脏;相爱时人们也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喜悦;但是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那么世界就将终结。”[16]
读了这段文字,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提到贝列拉时会说起他“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看上去是混乱和不受约束的,它酝酿投机热潮和周期性崩溃的能力不受限制。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利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的话来说,属于特殊性,并且由其他特殊性调节(如果可能的话)——比如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还有不同资本派系之间的竞争。因此,利息注定是偶然、不受约束和失常的。利息也取决于信念。信念的心理学,正如凯恩斯后来极力强调的那样(左拉也有精彩的描述),变得很重要。但是在马克思那里,问题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了出来。归结起来,就是要问:当资本和资本家受困于资本表面形式固有的拜物教时,他们将如何发挥作用?一旦在自己的拜物教迷宫里迷了路,资本家该怎样知道他们困境的根源,并找到出路呢?我怀疑这就是马克思这部分手稿的原标题《混乱》的含义。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理解虚拟资本这个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着手。
马克思还暗示了资本的过度生产和过度积累趋势(这就是他后来所提到的资本“过剩”,这种趋势在早期被看作是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基本特点)会触发信任危机,甚至是周期性破坏信用制度的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将货币基础的“天主教义”(实际价值是由商品货币即金银代表的)看作是投机热潮的最终抑制力。因此,虽然商品货币(贵金属)从代表价值的中介作用中解脱了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不太可能会同意把价值本身从资本运动规律的“仲裁者”的中心作用上移除。价值的非物质却客观的力量和信用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最明显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但他在这些章节里提供了一些洞见,为我们的分析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虚拟资本和投机资本塑造(“扰乱”也许是个更好的词)实际的资本积累运动规律的作用。但是和马克思那时候一样,华尔街和大街之间的关系现在依旧是不清晰和有争议的。马克思提出正确和关键问题的直觉能力对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有帮助吗?当我们对单个章节进行深入研究时,记住这个问题是很有用的。然而,我将从讲述信用制度前史的第36章入手。
### 论第36章:信用制度的前史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做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17]这一陈述与前面有些地方相对应。[18]要注意的是,生息资本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这和马克思偶尔重复的亚当·斯密的错误故事(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经济最后到信用经济是一个自然的进化过程)是严重矛盾的。[19]商品化、货币以及劳动力的买卖都必须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正如我们在第二卷的第一章中所见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甚至连生息资本也必须存在于其自身独特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
剩余货币(贮藏)一直存在也必然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剩余货币只有在货币所有者自身变成放款人时才能变成资本。这就要求货币可以作为资本去占有别人的劳动。[20]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结在一起的。”[21]“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22]在商人资本那一章,马克思抱怨了经济学家的“混乱”,这些经济学家把货币和商人资本看作是生产的分支(如农业、工业和其他劳动分工),而不是流通中的范畴。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高利贷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23]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24]总之,这样就完成了第一卷中所描述的原始积累过程(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用这个术语)。在这个过程中,“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财产导致了不依赖于土地所有权的货币财产的形成”。[25]这就呼应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论点——货币(资本的“蝴蝶”形式)和商品具有最高的流动性,帮助商人资本取得了对封建地主的统治。
然而,大规模货币资本的集中能否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26]高利贷也许帮助削弱和摧毁了古代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但是其本身没有也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尽管高利贷集中了货币的力量,但“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27]它“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28]
高利贷毁灭性的力量激起了公众的憎恶和许多强有力的制度的抵制,比如天主教会直到19世纪后期还禁止高利贷。这章的最后提到了马丁·路德区分高利贷和“公道的”的利率的主张——这是同罗马教廷决裂的新教改革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认为,
“拿这个[高利贷者的]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相当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的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进行这种对比时,人们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29]
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下的生产者,劳动者不能成为债务奴隶。但是马克思有预见地指出,他们作为消费者可能成为债务奴隶[30]。马克思在这里极为罕见地提及了工人作为消费者担负债务的可能性。
因此,“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样一些所有制形式,正是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以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建立着政治制度”,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手段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31]马克思没有详细阐述这些“其他的条件”是什么,但是他谨慎地没有指定任何条件(比如生产力的革命或是在心理上对世界认识的根本转变),意味着他已经考虑到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多种条件而不是作单一的解释,其中高利贷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像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一点所表示的,恰好就是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32]这暗示了什么?
“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是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些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33]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高利贷行为会在资本主义中持续存在——从当代美国穷困的市中心(在那儿当铺是重要的金融机构)到无处不在的寄生在印第安农民身上的放债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息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者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得到贷款的人即使自己没有财产也会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资本家”。“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看起来是经济辩护者所钦佩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34]对于这种阶级关系的永恒存在来说,资本“白手起家”的神话可以有效地巩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地位,同时使资产阶级得到更新和保持活力。因此缺乏向上的流动性(或是向上的流动性减小,正如美国近期那样)往往被看作是不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就现代信用制度促进了这种向上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来说,它也有积极的一面。
马克思随后简单地阐述了高利贷是如何被“驯服”的,即生息资本的流通如何从属于商业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他认为12和14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形成的信用合作社至关重要,随之而来的是17世纪以荷兰为中心的发展,“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经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在发展的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35]
现在这已是经济史中的公论。熟悉乔万尼·阿里吉著作的人应该会发现,他对金融化促进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转移——从意大利到荷兰,再到英国,然后到美国——的论述,和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但这仅仅是马克思全部论述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方面。关于威尼斯和热那亚,马克思写道:
“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么,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国家。”[36]
这表明“国家—金融联合体”(State-finance Nexus)对资本崛起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历史中这种国家—金融联合体的潜在重要性被低估了。现在有大量关于中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所谓的“军事—财政国家”的文献,它们关注的焦点是中世纪后期的持续战争中国家力量和金融化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以及这种国家形式怎样成为创造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模糊地暗示过这些条件)的重要代理人。对那些更偏向文学描写的人,我推荐你们看看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历史小说《狼厅》,描写的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生活。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亨利八世的财政顾问,在那个时期的国家和资本的融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了,这部小说充斥着宫廷阴谋(从安妮·博林[37]的婚姻、死刑到托马斯·莫尔爵士[38]的死刑等等);但是透过表象,我们能看出英国政府的性质通过重要的方式演变。在重要关头,最高的银行机构(现在是美联储)必须与解决货币问题的国家力量(现在是美国财政部)相结合,共同设计出能应对威胁国家和资本的危机的政策。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些共同政策必须同时处理商业债务和国家债务,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雷曼兄弟宣布倒闭后,美国媒体报道最多的两个人是财长亨利·鲍尔森和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总统则没什么好说的,这绝非偶然。这便是现实中暴露出来并人格化了的“国家—金融联合体”,不过它还是更喜欢隐藏在暗处。欧元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正是因为这种国家—金融联合体还没有保持一致,没有在整个欧盟里发挥适当的作用。意大利和希腊任命了“技术专家”政府,丢弃了民主选举政府,表明“国家—金融联合体”要求走到台前直接进行统治。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需要(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己主张的政治信仰相反)修改或重新商定欧洲宪法(并修正欧洲央行的权力),以应对(也许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很久之前就出现过的同样的问题。
即使如此,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这样一种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39]
在英国,金匠(在保持贵金属的垄断权力上他们有既得利益)和典当业者(反对英格兰银行,因为它的目的是加强公开货币市场的运作)都大肆咆哮着反对这种转变。“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马克思幽默地说道:“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著作中的词句,那么,这些著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40]这使他对“圣西门宗教”和我前面详细谈到的贝列拉兄弟的作用做了一些评论。
但是,绝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41]
马克思显然把话说得太死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货币体系就不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我们也许要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列宁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目的论观点,即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采取的最高级也是最后的可能形式。虽然毫无疑问金融资本在一些历史阶段上变得更为突出,甚至拥有霸权地位,但是我认为资本各部分之间的力量均衡不会注定只向一个方向演变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货币和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很难想象一个可以从外部对金融化进行调控的国家力量。证据便是美国最近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管制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基本上是由银行家写的,不仅实施得不清不楚,而且每条每款都主要遵循了银行业游说集团的意志。但是,如果我的观点——国家—金融联合体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发挥了长期的作用——是对的,那么这种“内在关系”不过是使资本回到了它的起源。那么,这究竟是意味着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一种工具,还是意味着近年来国家和金融(注意,只是金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融合已经变形成了某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债券持有人现在对国家政策的公开影响力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但是我还记得哈罗德·威尔逊(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党首相)曾经抱怨“苏黎世侏儒”决定其经济政策的力量,正如他让步于伦敦金融家的需求而牺牲英国生产资本的利益一样。这和比尔·克林顿著名的失意的感叹相同。在他的首次就职典礼前,克林顿对他的经济顾问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说,我的经济政策和连任前景都要取决于一群该死的证券交易员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的确如此!”我认为,我们对国家和金融的力量交织历史的了解,还没有精细到足以判断我们现在是否处在不同的处境的地步,尽管我们确定地知道金融管制和金融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了国际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
但是马克思特别讨论了信用制度内部的“内在力量”将把我们引向哪里。“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仅仅也是自在的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叙述,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会重复提起。“银行业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42]那么资本将走向何方?当然了,正是这个问题使伊萨克·贝列拉兼具“骗子和预言家”特征。
贝列拉“预言家”的一面对马克思来说很重要:
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43]
所以事情很快就清楚了:蒲鲁东认为无息贷款将是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的想法是非常无知的。
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表达的似乎是:高利贷在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的先驱(虽然是旧式的)作用,但要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必须被彻底改造为货币市场的社会性和生息资本的循环,因此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生息资本注定要扮演先驱性的角色。然而,向社会主义的“有机转变”将依赖于许多其他的条件和因素。因此,这就留给了我们一组十分诱人的开放性问题:货币、银行和信用在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将起怎样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后,它们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此外,在这一章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性质,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44]
因此一切都好似源于利息。结果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生息资本能够也确实走了不会被剩余价值生产直接限制的道路。我们在后面虚拟资本那里再考察这些道路。但是在这里,马克思说:
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45]
马克思对这些“第二级”剥削不太敏感,不管它们有多么恶毒。此处是马克思罕有地提及第二级剥削的情况之一。这暗示着:对资产阶级整体而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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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48—6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84—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大街(Main Street),来自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同名小说。区别于华尔街(Wall Street),代指中产阶级或普通民众。——译者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8—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Émile Zola,Money (Stroud,UK:Alan Sutton,translated by Ernest Vizetelly,1991),232.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8—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0—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7] 安妮·博林(Anne Boleyn),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译者
[38] 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又作Sir Thomas More,1478—1535),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著有《乌托邦》。——译者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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