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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ybertariat/00a.htm
> Downloaded: 2026-04-06 1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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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index.html)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index-leftwingculture.htm)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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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科林·利斯(Colin Leys)
每当有新鲜的理念注入社会科学领域时,都值得我们衷心庆祝,而将乌苏拉·胡斯(Ursula Huws)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介绍给广大读者则恰好是这样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方面有众多知识分子投身“文化主义”(culturalism)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更不要提“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的枯燥残渣,而另一方面胡斯则对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进程发展出一套独一无二的分析,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将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融合在一起讨论。在工作和技术变革研究领域,她早就在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中建立起了权威声望。她的研究本应该重新振奋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激发对工作环境、市场、商品化和技术变革的新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她的文笔淸晰聪敏,涵盖话越广泛,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开始可能会让人闲惑,其实,主要原因是她的研究工作很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胡斯开始写作生涯时,是出版业的一名工会活动家,当时她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广大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因此文章语言清晰明白,能够让工人们看僅,这种写作背景让她后来的理论文章非常简单易懂,读起来很轻松。下面就是胡斯写作风格的一个例子,权做开胃之用。这一段讨论的内容是,在“失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的拥趸看来,一件产品的价值并不是产品制造者的劳动创造的,而是生产的资助者带来的:
1993年……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仅靠允许耐克(Nike)使用他的名字和肖像……来推广产品就赚了2000多万美元——这笔钱比印度尼西亚生产1900万双耐克鞋的劳工成本总量还要多。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最后一只鞋之所以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可以归功于制作劳动,是因为对弱势工人群体的超级剥削(但“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完全让工人群体消失不见。可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新的变化,可以将它视为过去至少一个半世纪以来生产过程不断演化的延伸。迈克尔·乔丹挣的钱也许要多得多,但他对最终产品价值的贡献在类别上其实只是相当于世纪之交时出现在皮尔斯香皂(pears Soap)广告中的那些小女孩的贡献,或者就好像王室贵族对橘子酱产品做出官方首肯,允许厂商使用其纹章一样。(第9章《物质世界:失重经济的神话》)
胡斯认为,女性问題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不新将烹饪等传统的劳动行为商品化。首先将其变形为有偿服务,然后最终被可大批量生产的有形产品取而代之,同时又将剩下的劳动(自助银行、购物等)转移给消费者,而女性作为工人和“消费者”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承受大部分成本。胡斯自己也意识到,她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将哈利·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对工厂劳动的著名分析放到了家务劳动上;“工作的降格”(degradation of work)也适用于家务活,但她总是将问题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去考虑,比如有一位身在美国密尔沃基或英国伍尔弗汉普顿的母亲,虽然用着自动化的洗衣机和微波炉,而花在干家务活上的时间却比她祖母在这些电器还没发明时更多,而另一位身在马来西亚的女性在超级剥削下曾为那台洗衣机和微波炉制作计算机芯片,在胡斯眼中,这两名女性是有关联的。依照同样的逻辑,她也看到,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英国纽卡斯尔或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呼叫中心的一位工作辛劳、薪水微薄的女工很可能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危险,而这份工作则会转移到印度一个呼叫中心某位薪水更低的女性手中。
以上这些例都不是随机胡乱抽取的,都是取材于乌苏拉·胡斯领导的大型调查研究,涵盖面之丰富、过程之复杂几乎无人能及(请登录www.ana!ytica.org.uk査者完整淸单)。正是通过对全球商品化背景下人类劳动不断演变的新形式的情況及其关联性的实证研究,她才能够如此迅速准确地揭穿20世纪90年代股市繁荣时期“失重经济”鼓吹者的谎言。
胡斯另外一项重要研究主题与商品化也有联系,她研究办公室内倌息通讯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应用。自20世纪中叶以来,办公室劳动或文书工作的从业者大多数都是女性。数码信息技术普遍得到利用,同时新通讯技术允许任何“可数据化”的工作被外包到世界任何地方并越来越多地由机器完成,因此这种转变带来的冲击主要影响到女性(当然也影响到了男性)。女性是文书工作的主要劳动力,不仅在运用新技术上是先锋,在承受社会成本时也首当其冲,结果就引发了新一轮的“工作降格”现象,最终失去了工作。
以上这些研究主题只是胡斯手中分析工具的一部分,但它们提供的整体框架可以允许她研究非常广泛的当代话题:临时工制度,外包现象,公司失控不受管制,用监视软件来监督使用计算机的员工,通过计箅机跟踪我们的购买记录来进行消费者剖析,“选择”的意识形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家务活”,孤独感和寂寞感,公共空间的丧失,工人阶级的解体和重组,工作与娱乐间的界限,等等。当你第一次阅读胡斯的作品时,定会为她能够涵盖当代生活如此众多领域而感到惊讶。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胡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她的预测非常有预见性。举例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她逆主流思想而动,正确预测到,远程办公和宽带电缆的采纳过程会相对缓慢,也预见到数据输入工作的高人气只是一个过渡期现象。她也淮确指出,尽管70年代末普遍认为文书工作生产力会有巨大提高,但只有在不同信息技术之间的必要界面被建立起来以后才会发生,而80年代中期的主流观点却错误地忽视了这一点。胡斯之所以拥有远见卓识,是因为她不仅了解技术知识,也对技术变革背后的社会力量了如指掌。
胡斯的研究将资本主义向商品化不断演变的分析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对商品化过程及其深远社会影响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而胡斯的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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