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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21 13:57:15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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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守的1920年代,革命的1930年代

Source: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karl-polanyi/02.htm
Downloaded: 2026-04-05 21:51:2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二章 保守的1920年代,革命的1930年代

国际金本位制崩溃,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解体与1930年代整体文明巨变之间的无形纽带。除非理解这因素的重大意义,否则不可能正确看待欧洲陷入厄运的机制或理解文明的形式和内容竟然建立在如此不稳定基础之上的环境。

人人生活在国际体系之内,但直到体系崩溃之后才体会其真实本质。很少人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功能;因此,可怕的突然转型令人人不知所措。金本位制是传统世界经济剩下的唯一支柱,崩溃带来的影响必然是实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金本位制是纯粹的经济制度,拒绝视为社会机制的一部份。因此,民主国家是最后才认识这灾难的本质,最迟采取应对策略。直至大难临头,领袖才明白国际体系崩溃背后是最先进国家的长期发展使体系不合时宜;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觉察市场经济本身的失灵。

巨变比人们通常认识的更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革命是十九世纪的组成部份。1914-18年的冲突只是促成和无限加重了不是它本身造成的危机,但当时未能察觉困局的根源;生还者认为大战的恐怖和破坏的源头是国际组织突然出现障碍。由于经济和政治体系突然失灵,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物质生活造成可怕危害似乎是一个解释。事实上,战后对和平与稳定的障碍与正是催生大战的祸因同一根源。世界经济体系自1900年开始瓦解,正是1914年爆发政治紧张局面的起因;大战的后果和有关条约消除了德国的竞争,表面上缓和了紧张局面,但同时却加重了紧张的原因,并因此大大加剧政治与经济对和平的障碍。

政治方面,那些条约暗藏着致命的矛盾。单方面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已预先排除了重建势力均衡体系的任何可能性,因为势力是这体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日内瓦会议希望扩大和改进欧洲协同体,建立国际联盟(国联)[1],恢复这国际体系,但只是徒劳无功;〈国际联盟盟约[2]〉提出的磋商和联合行动也是徒劳无功,因为欠缺了独立势力单位这个基本前提条件。国联不可能实际建立;第16条款(执行条约)和第19条款(和平修改)从来没有实施。和平问题的唯一可行解决办法是恢复势力均衡体系,但已是镜花水月;事既如此,以致1920年代最具建设性政治家的真正目的不为公众理解,公众依然生活在难以形容的混乱状态。有些国家被解除武装,有些国家保留军备,这令人震惊的局面抹杀了组织和平的任何建设性步骤;流行的情绪化态度是以为国联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预示着和平时代,只需要经常口头鼓励就会变得持久。美国人普遍相信只要美国加入国联,事情会变得大不相同。对所谓战后体系的组织性弱点缺乏了解,没有什么说法更能够证明这一点;称之为「所谓」,因为字有其义,欧洲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体系。这样的苍白状况,充其量只能在各方筋疲力尽时方能勉强维持;毫不奇怪,回归十九世纪体系看起来是唯一出路。同时,要不是那全体同意的致命规则确定由那个任性小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仲裁者,国联理事会可能至少起着欧洲协同体在其鼎盛时期发挥的欧洲指南作用。永久解除战败国武装的荒唐策略排除了任何建设性解决办法。这灾难性事态的唯一可选择办法是建立国际秩序,授之以超越国家主权的有组织权力。然而,这路线完全超越了那时代的视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会臣服这体系,更不用说美国。

经济方面,日内瓦会议的政策较为贯彻,努力恢复世界经济作为和平的第二道防线。即使成功重建势力均衡体系,也要恢复国际货币体系才可以为和平效劳。要是没有稳定的交易和贸易自由,各国政府会一如既往不重视和平,只有当和平不干扰任何重大权益时才会为和平而努力。当时的政治家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3]似乎认识到和平与贸易的相互依赖不仅保证贸易,也保证和平。难怪国联一直努力重建国际货币和信贷组织成为维持主权国家和平的唯一可能的预防措施,而世界对国际金融集团的依赖是前所未见。摩根财团[4]已取代罗富财家族成为重新注入活力的十九世纪造物主。

依照十九世纪的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似乎是革命年代;按照最近的经验,这恰恰相反。那十年的目标是极其保守,表达了近乎普遍的信念:只有重建1914年之前的体系才能恢复和平和繁荣,「这一次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实际上,正是这次复古行为的失败才导致1930年代的巨变。战后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行动惊心动魄,这只是对军事失败的机械式反应,或至多是在中东欧舞台重演熟悉的西欧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戏剧;到了1930年代才有全新元素进入西方历史的模式。

无论情节如何,中东欧在1917-20年的剧变和反剧变只不过是拐弯抹角地重建那些战事失利的政权而已。反革命的烟雾消散之后,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的政治体系与战前没有很大差异。直到1920年代中期,芬兰、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以及甚至意大利和德国都大致如此。有些国家的民族自由和土地改革取得巨大进步,这种成就自1789年以来常见于西欧。俄罗斯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当时的趋势只是建立或重建大体上与英美法革命理想相关的体系。在这广泛意义上,不仅是德国的兴登堡[5]和美国的威尔逊,即使俄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是遵循西方传统。

在1930年代早期,变化突然而来,其标志包括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俄罗斯的五年计划;美国推出「新政」;德国的国家社会党革命;国联垮台让位给独裁主义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十九世纪的理想极其重要,影响了其后十年;到了1940年,国际体系的痕迹全都消失,除了一些小范围地区,各国全都生活在全新的国际环境。

本书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自世纪以还只是蹒跚而行,最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有关和约摧毁。到了1920年代这变得明显,几乎所有欧洲的内部危机都是因为外部经济问题而达到高潮。政治学者根据各国依附的稳定货币来划分国家组别,不是根据所属大陆。俄罗斯取消卢布〔货币〕,令世界震惊;卢布币值因通货膨胀已变得一文不值。德国重复这铤而走险的手法,以欺骗和约;紧接其后又没收了收租收利息阶级的财产,成为纳粹革命的基础。日内瓦会议的声望源于成功帮助奥地利和匈牙利恢复各自的货币,奥地利新货币克郎运作极其成功;虽然克郎最后被取缔,但维也纳成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保加利亚、希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反革命派以恢复货币行动为题作为争取权力的借口。比利时、法国和英国以稳定货币标准之名将左派赶下台。贫穷巴尔干地区的货币危机没完没了,通过国际信贷体系的弹性捆缚与富裕美国连在一起;这样的捆缚首先把没有完全恢复稳定的货币的紧张压力先从东欧传播到西欧,再从西欧传播到美国。最后,美国自身则被欧洲货币未成熟的稳定化后果吞没,最终出现崩溃。

第一波冲击出现在国家范围之内。俄罗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货币在一年之内已垮台。除了各种货币汇率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快速,这变化是发生在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系。人类社会引进了细胞过程,其效应是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外。不断贬值的货币在国内外都带来混乱。各国发现本国与邻国之间有鸿沟分隔,同时各阶层人民受到完全不同且往往相反的影响。知识型中产阶级确实变得赤贫[6];金融大鳄积累了令人憎恶的财富。一个无法预计的联合与分裂力量的因素已走上舞台。

「资本外逃」是新事物。1848年,1866年,甚至1871年都没有这样的记录,但明显在以下三件大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25年推翻法国的自由派政府,1938年再次推翻法国的自由派政府,以及1930年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发展。

货币已成为国家政治的支点。在现代货币经济制度之下,人人都体会到金融准绳的每日变化,都有货币意识;民众预先折算实际收入的通胀效应;各地民众似乎把稳定货币视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需要。不过,有这种意识也要认识到货币的基础可能依赖国界之外的政治因素。因此,社会骚动会动摇对货币媒介一贯稳定性的信心,也动摇相互依存经济体系中金融主权的幼稚观念。从此以后,与货币相关的内部危机会引发严重的外部问题。

信任金本位制是那时代行为上接受但精神上拒绝的信念,有人认为是天真,有人认为是必不可少,也有人认为是魔鬼信条,但都有同一信念:钞票有价值是因为钞票代表黄金。黄金有价,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黄金包含着劳动力,正统理论指出这是因为黄金有用和稀缺;两种说法没有分别。天地之战不理会金钱问题,使得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可思议地团结一起。十九世纪没人怀疑Ricardo[7]和马克思的意见是一致。Bismarck[8]和Lassalle[9], John Stuart Mill[10]和Henry George[11], Philip Snowden和Calvin Coolidge[12], Mises[13]和Trotzky[14]都同样接受这信念。马克思花尽心思揭露Proudhon的理想国劳动券(用来代替货币)是自欺欺人;《资本论》暗示了Ricardo式金钱商品理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人Sokolnikoff是战后第一位政治家以黄金为本恢复国家货币价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Hilferding[15]坚决主张稳定货币原则而危及本身的政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Otto Bauer支持政敌Sepal尝试恢复克郎货币的基本货币原则;英国社会主义者Philip Snowden认为英镑在工党手中不安全,转而反对工党;意大利元首把里拉和黄金的比值定为90,刻在石上并发誓拼死捍卫这比值。很难发现胡佛和列宁、丘吉尔和墨索里尼就这一点的意见有任何分歧。诚然,当时国际经济体系的运作必要有金本位制,这信念是不同国家、阶级、宗教信仰和社会观的人们的唯一共同原则。人们致力恢复其衰败中的存在,与这看不见的现实生死与共。

这努力终归徒然,是世上前所未见的彻底失败。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或希腊致力稳定几乎崩溃的货币,不仅是这些小国弱国信心兮兮的行动,在到达黄金彼岸前饱尝饥饿,也使得他们的强大富裕赞助人(西欧的战胜国)面临严峻考验。只要战胜国货币有波动起伏,紧张压力就不会明显;这些国家继续像战前一样借钱给外国,因而有助战败国维持经济。但当英国和法国回归金本位制,其稳定的汇率的负担开始显露。美国是黄金的最大拥有国,最后也要默默关心英镑的安危。美国担心大西洋彼岸的事态,意外地把美国带进危险区。这问题似乎是技术性,但必须清楚理解。美国在1927年支持英镑,暗示纽约要有低利率,避免资本从伦敦大量流向纽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因此向英伦银行承诺维持低利率;但是现在美国自身要有高利率,因为美国的价格体系开始出现危险的通胀(成本大幅降低,物价保持稳定,使通胀显得模糊)。经历了七年繁荣之后,钟摆带来了1929年姗姗来迟的大萧条,隐藏的通胀使事情恶化。通胀减轻了欠债人的负担,但拖垮了债权人。这是先兆。美国出于脱身的本能,在1933年脱离金本位制,传统世界经济的最后痕迹随之消失。尽管当时没有人察觉到事件的较深层意义,但历史趋势几乎当即逆转。

十多年来,恢复金本位制曾是世界团结的象征。欧洲各地有无数会议,以满足稳定货币的政治先决条件。国联得到国际劳工局[16]的辅助,拉平各国之间的竞争条件,在不降低生活标准的情况下解放贸易。为了克服转账支付的问题,华尔街发起行动以货币为核心,先转为商业票据,然后安排赔款;日内瓦担当康复过程的担保人角色,在这过程中伦敦金融城的压力和维也纳的新古典绝对货币主义者连手为金本位制服务;各种国际努力最终都服从这目标,而各国政府调整政策以保护货币,特别是与外贸、贷款、银行业及汇兑有关的政策。尽管人人同意稳定货币最终取决于贸易自由,但除了固执己见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大家都知道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但行动不可避免会限制外贸和国际支付。为了应对同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开发了进口配额、延期偿付和冻结协议、清算系统和双边贸易条约、实物交易安排、禁止资本输出、外贸控制以及汇兑平准基金。然而,自给自足的梦魇时常困扰着保护货币的措施。尽管目标是贸易自由化,结果却是压制贸易。各国政府不但没有进入世界市场,反而本身的行为阻碍了国家与世界的联系,为了维持一点点贸易流动,各国都要做出越来越多的牺牲。为了保护货币的外在价值作为外贸媒介,人们不情愿地疯狂努力,却把自己赶进了自我封闭的经济。自由贸易保守目标的结果是一套完全背离传统经济的贸易限制措施。

这趋势随着金本位制的最终崩溃而突然逆转。为了恢复金本位制所做的牺牲,又不得不再做一次,目的是为了在没有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活下去。原先为了维持稳定货币体系而设计的制度限制生活和贸易,现在用来调整工业活动以适应永远没有金本位制。或许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机械式和技术性组织能够抵挡金本位制崩溃冲击的原因。因为在奋力保留金本位制时,这世界已无意识地准备了某些类型的工作和组织,以适应没有金本位制的状况。不过,现在目标是相反的;在长期为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损失最多,各种强大势力借着反弹卷土重来。国联和国际金融集团比金本位制更早垮台;随着金本位制消失,国联的有组织和平权益及其主要实施工具(罗富财集团和摩根财团)都从政治中消失。金线突然折断,是世界革命的讯号。

但金本位制失败只是设定事件的时间,而事件规模之大,不可能是因此而起的。在世界很大部份地区,伴随危机的不止是十九世纪社会的国家制度彻底崩溃,各地的制度被改变和重整得几乎面目全非。许多国家的自由政体被独裁专制统治取代;这世纪的首要制度是基于利伯维尔场的生产,也被新经济形式取代。大国重塑思维模式,假借未听过的宇宙本质概念之名猛然投入以世界为奴役的战争,而更强大的国家奋起捍卫自由,换来了同样是前所未闻的意义。国际体系失败,尽管引发了转型,但肯定不可能说明转型的深度和内容。即便可以知道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来得那么突然,我们却依然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发生。

伴随着巨变转型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这绝非偶然。历史追随社会变革;各国命运与其在制度转型中的作用相互关联。这种共生现象在历史中绝非例外;尽管国家群组和社会制度各有本身的起源,但在挣扎求存时相互借力。共生现象的著名事例把资本主义与大西洋沿海各国家联系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兴起有非常密切关联的商业革命[17],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走上强国之路的工具;各国从这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运动中获益;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利用这些崛起强国在全球传播。

这规律反过来也适用。国家挣扎求存时可能受阻于正在走下坡的全部或部份制度;二战时的金本位制就是这种过时制度的例子。在另一方面,出于本身理由而反对现状的国家,很快发现现有国际秩序的弱点,希望创建更适合本身利益的制度。这些国家推走正在下堕的东西,迎接迎面而来的事物。看起来好像是这些国家发起了社会变革的过程,而事实上仅仅是受益者,并甚至可能扭转变革的趋势为本身的目标服务。

因此,战败的德国认识了十九世纪秩序隐藏的弱点,利用这见识加速该秩序的崩溃。在1930年代,德国有些政治家积累了邪恶的智力优越感,动脑筋要破坏秩序,试图迫使事态朝着他们的政策倾斜,往往伸延到发展金融、贸易、战争和社会组织的新方法。然而,政府没有造成这些问题,只是在利用这些问题;这些是客观存在的真实问题,不管个别国家的命运如何,这些问题依然要面对。还有,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依然是十九世纪的战争类型:势力均衡体系失效导致强国的普通冲突;而后者已经是世界巨变的一部份。

因此是可以把那时期令人心酸的民族史抽离正在演变的社会转型,然后较容易看到德国和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些势力单位如何被社会转型过程或正面或负面影响。不过,社会转型本身也是如此: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列强崛起为载体,向各地传播信条。德国和俄罗斯分别变成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代表。无论好坏,只有认识这些社会运动的典型特征,并视之与所服务的国家利益相分离,才能够评估社会运动的真实范围。

本书不会关注列强在二战中的角色,不管是德国或俄罗斯,意大利或日本,英国或美国,尽管这是通史;不过,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却是制度转型的活生生力量。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力求在人类历史记录中有更多份额,这股动力可视为事态开展条件的实际资料,而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新政」的主旨正是事态的部份。

这把话题导致依然有待证明的本书命题:巨变源起于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行为,以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 。这命题似乎赋予体系有近乎神秘的力量;无异间接指出十九世纪文明的基本元素(势力均衡、金本位制和自由政体)全是由自发调节的市场这共同方阵塑造。

这声言似乎颇为极端,其粗疏的唯物主义可能有点骇人。不过,世人目睹文明崩溃,其特点正是该文明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其他社会和文明也受到赖以存活的物质条件制约;这诚然是所有人类生活、实际上是所有生活的共同特征,不管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生活,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生活。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受经济因素制约。从不同而且独特的意义来说,只有十九世纪的文明是经济性质,因为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极少被证明是有效,而且肯定从未被提升为日常行动和行为的正当理由的动机:逐利得益。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源自这原则。

能与启动「逐利得益」动机的机制比较效益的,只有历史上最猛烈爆发的宗教狂热。在一代人的时间,整个人类世界受到猛烈影响。众所周知,「逐利得益」动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之后成熟于英国;约五十多年后传到欧洲大陆和美国;最后三地的类似方案形成一种模式,所有西方文明国家都有这模式的主要特征。要理解大灾难的源起,必须转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兴衰。

市场社会在英格兰诞生,但欧洲大陆揭露其孕育最悲惨并发症的弱点。要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必须回顾Ricardo式的英格兰。十九世纪是英格兰的世纪;这不是夸张的说法。工业革命是英格兰的大事。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是英格兰人的发明。到了1920年代,这些制度在四处碰壁;在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事态更多是政治性和更戏剧性。但无论情景和最后情节的剧烈程度,要理解破坏文明的长期因素,必要研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格兰。

第二章数据参考

金线突然折断

强制性的稳定货币政策加速了金本位制的崩溃。稳定货币运动的先锋城市是日内瓦,在伦敦金融界和华尔街施加的压力下,这运动传到财力较弱的国家。

稳定货币的第一组国家是其货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崩溃的战败国。第二组国家由欧洲战胜国组成,这些国家稳定自身货币晚于第一批国家。第三组国家有金本位制的主要得益国:美国。

I. 欧洲的战败国 II. 欧洲的战胜国 III. 国际债权国
稳定货币 稳定货币
俄罗斯 1923 英国
奥地利 1923 法国
匈牙利 1924 比利时
德国 1924 意大利
保加利亚 1925
芬兰 1925
爱沙尼亚 1926
希腊 1926
波兰 1926

第一组国家的不稳定状态由第二组国家支撑了一段时间。一旦第二组国家也同样稳定了货币,也就需要由第三组国家支持。最终,由美国组成的第三组国家遭受了欧洲稳定货币政策累计的不稳定状态的最沉重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钟摆摆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钟摆的摆动普遍而快速,但幅度较小。在1918-23年期间,因为战败的原因,紧随着结果是失败的民主(或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在绝大多数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中都恢复了保守派统治;若干年后差不多又普遍建立了一党制政府。这次运动再一次是相当普遍。

国家 革命 反革命 一党制政府
奥地利 1918年10月 社会民主共和国 1920
保加利亚 1918年10月 急进农地改革 1923
爱沙尼亚 1917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
芬兰 1917年2月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
德国 1918年11月 社会民主共和国 1920
匈牙利 1918年10月 民主共和国 1919
1919年3月 苏维埃
南斯拉夫 1918 民主联邦 1926
拉脱维亚 1917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
立陶宛 1917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
波兰 1919 社会民主共和国 1926
罗马尼亚 1918 农地改革 1926

[1] League of Nations

[2]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3] Woodrow Wilson

[4] J. P. Morgan。插图取自http://www.mtholyoke.edu/~le20j/images/morgan_jp.jpg

[5] Paul von Hindenburg

[6] 书经常用到两个有关「贫穷」的单字:poor和pauper,后者的贫穷程度甚于前者,需要救济。为了清晰区分,poor译为「贫穷、贫困、贫苦」,而pauper译为「赤贫」。

[7] 李嘉图

[8] 俾斯麦

[9] 拉萨尔

[10] 穆勒

[11] 亨利乔治

[12] 柯立芝

[13] 米塞斯

[14] 托洛茨基

[15] 希法亭

[16]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17] Commerci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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