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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leftwing/html_md/﹝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1952)/第二章 有色人种妇女和白种男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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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有色人种妇女和白种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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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有色人种妇女和白种男人
人是向世界和他的同类活动。产生奴役和征服的挑衅活动;爱情活动,献身,对人们称作伦理定向的这种事物的最终约定。一切意识似乎能够同时或交替地表现这两种构成部分。被爱的人有力地支持我对我的男子特征进行假定,而想要无愧于别人的赞赏和爱慕的心理却在我们的世界观里,编织了一个更被看重的上层建筑。
在这类现象的理解方面,分析家和现象学家的工作显得十分艰难。虽然有个叫萨特的人描写了失恋,《存在和虚无》这本书只不过是分析背信弃义和不可靠,那么还是有真正的爱,实实在在的爱——当这个要求纳入人类现实的永久价值时,为别人所要求的东西也就是为自己所要求的——,这种爱需要调动彻底摆脱无意识冲突的精神要求。
对他人进行巨大斗争的最大恶果远远地消失在脑后了。今天我们相信爱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努力去发现其中的不完善,反常。
我们认为在有色人种妇女和白种男人的关系这章里,问题在于确定,如果这种自卑感或阿德勒[1]亢奋,这种过度补偿——这些似乎是黑人世界观标志——不被排除、真正的爱在什么范围内依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最后当我们在《我是马提尼克岛女人》中读到“我本想结婚的,但要跟一个白人结婚。只是一个有色人种妇女在一个白人的眼里,从来也不是完全受尊重的。即使这白人爱她。我知道这一点。”时,我们有权感到不安。对于一种巨大的愚弄下结论的这一段引起我们思考。一天,一位名叫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的妇女受一个理由的驱使——我们觉察不到这理由的支持者——,写了两百零二页——她的生活——,书中听凭高兴地大量增加最荒谬的句子。某些社会阶层对这作品保持热烈欢迎,这使我们有责任分析这作品。我们认为任何的模棱两可都不可能:《我是马提尼克岛女人》是部减价作品,它宣扬不健康的行为。
马伊奧特爱上一个白人,她接受他的一切。他是个主人。她不索取什么,不要求什么,只不过是在她生活中沾点白色。而当提出要知道他是俊还是丑的问题,这位情人说:“我知道的就是他是蓝眼睛,金黄头发,苍白肤色,和我爱他”,——显而易见,如果把这些词重新组合,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话:“我爱他因为他蓝眼睛,黄头发和白皮肤。”而我们这些安的列斯人太知道这个了:黑人害怕蓝眼睛,那儿的人反复这么说道。
我们在引言中说从历史角度感受到经济上的低等时,我们没有太搞错。
“唉!有些夜晚,他得离开我去履行社交的义务。他到迪迪埃,法兰西堡的优美区,那儿居住着‘马提尼克岛的贵人’,他们可能不是十分纯种,但经常是非常有钱(一个人从拥有几百万家财开始被人承认是白人了),以及那些‘法国贵人’,大部分是公务员和军官。
“在安德烈的那些伙伴中间——他们跟他一样因战争而被困在安的列斯群岛——,有些人成功地让他们的妻子来岛。我理解安德烈不能总是待在一边不参与。我也接受不被接纳入这个圈子,因为我是个有色人种妇女;但我不禁忌妒。他白费口舌地向我解释他的私生活属于他本人自己的事,而他的社会生活和军事生涯是不由自己做主的另一码事,我那么坚决要求,所以有一天他领我到迪迪埃。我们在其中的一个小别墅跟两个军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度过晚上,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欣赏这些别墅。他们的妻子宽容地注视我,使我受不了。我觉得自己太浓妆艳抹了,穿着不得体,我未给安德烈增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皮肤的颜色,总之我度过一个如此不愉快的晚上,以致我决定再也不向安德烈提出陪伴他了。”[2]
这位美人的愿望是去迪迪埃,马提尼克群岛的巨富们的林阴大道。这可是她说的:从拥有几百万财富起人就是白人了。别墅区长久以来迷惑了作者的目光。况且,我们的印象是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在欺骗我们:她对我们说她很晚才知道法兰西堡,十八岁左右;然而迪迪埃的别墅却诱惑她的童年。如果确定行为的时间就明白在这个事实中有不合逻辑的地方。确实,在马提尼克岛,经常幻想一种得救的形式,就是魔法似的变白了。迪迪埃的一幢别墅,它插入高处(迪迪埃山冈俯瞰城市)的上流社会,这就是实现了黑格尔虚拟的坚信。此外,人们相当清楚地看到人和财产的辩证法在这行动的描述中所占的位置[3]。然而,马伊奥特的情况还不是这样的。人家对她“板脸”。事情开始其车轱辘转……就因为她是个有色人种妇女,人家不容她入这些圈子。就因为她矫揉造作,人们变得愤愤不平。我们将明白为什么所有国家的马伊奥特·卡佩西亚这类人不许恋爱。因为另一人不该允许我实现幼稚的幻觉:相反他应该帮助我越过这些幻觉。我们在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的童年中重新发现表明作者方向路线的某些特征。每当有一个活动、一个震动,总是直接同这一目的有关。的确,似乎对于她来说白人和黑人代表世界的两极,永远在斗争的两极:真正的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话已说出口,必须记往——要么是白人要么是黑人,就是这个问题。
我是白人,就是说我具有美色和美德,黑人从不具备这两样东西。我是属于靓丽颜色人种……
我是黑人,我完全和世界融合在一起,与大地相互理解,在宇宙中心失去自我,而白人则不管他多么聪明,不能懂得阿姆斯特朗[4]和刚果的歌曲。如果说我是黑人,不是由于我倒霉,而是因为我绷紧了自己的皮肤,我能捕获到所有的宇宙气息。我真正是地下的一线阳光……
而人们因他的黑色或白色,沉浸在自恋的悲剧中,封闭在各自的特殊性中,进行着肉搏,只是时不时地,确实有几缕微光,然而,微光源头却受到威胁。
首先,问题就这样摆在马伊奥特的面前——在她五岁时和在她书中的第3页上:“她从课桌里拿出她的墨水瓶并把墨水洒在他的头上。”这是她自己特有的把白人变成黑人的方式。但她相当早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的虚妄;后来由卢卢兹和她的母亲告诉她一个有色人种女人的艰难。于是,由于不再能使人变黑,使世界成为黑人的世界,她试图把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变白。首先,她使自己变白:“我使自己付出昂贵的代价,比别处更贵,但我工作得更好,由于法兰西堡人喜欢干净床单,他们到我家来最后,他们对去马伊奥特家使自己变白感到自豪。”[5]
我们很遗憾马伊奥特·卡佩西亚毫无遮拦地把她的梦想告诉别人。接触她的无意识因而很容易。她非但绝对不暴露自己是黑人,反而要改变这事实。她得知自己外祖母是白人·“我为此而自豪。当然,我不是单单只具有白种人血统,但有一个白种人外祖母比有一个白种人外祖父更不平凡[6]。那么我的母亲是个混血儿?看到她的苍白色皮肤我本该料到这一点的。我发觉她比以前更漂亮、更优雅和更出众了。如果她嫁给一个白人,我可能完全是个白人了吧?……且生活对于我可能会不那么艰难?……我想起这位我未曾谋面,并因爱上一个马提尼克岛的有色人种男人而死去的外祖母……一个加拿大女人怎么能爱一个马提尼克岛人?我总是想到神甫先生,我决定爱一个白人,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一个法国人。”[7]
我们被提示马伊奥特所倾向的是趋向于乳化。因为最终应该使人种变白;所有的马提尼克岛妇女知道这事,反复说这事。使人种变白,拯救人种,但不是人们所能料想的含义:不是保护她们在其中成长的那个社会内部的那份独创性,而是保证其变白。每当我们想分析某些行为时,我们就避免不了出现引起恶心的现象。在安的列斯群岛,决定选择一个情人的词句、谚语和小短句的数量多得离奇。问题是不要又再陷入黑种人中,于是所有的安的列斯妇女力求在调情和男女关系中选择最不黑的男人。有时候,为了辩白投资不当,她们不得不求助于如下的理由:“X是长得黑,但那个可怜女人比他更黑。”我们认识许多女同胞——在法国的大学生,她们以完全白人的坦率向我们承认她们不会嫁给一个黑人。(已经逃脱了却再自觉地回转去?啊!不,谢天谢地。)她们补充道,况且这不是我们否认黑人的一切价值,但你们知道,最好是白皮肤的。最后,我们跟她们中的一个人交谈。她精疲力竭,毫不客气地责备我们说:“况且,塞泽尔之所以那么要求他的黑色皮肤,那是因为他感到不幸。白人们要求他们的白色皮肤吗?我们每人身上有白色皮肤的潜在性,某些人想不知道这一点,或简而言之想推翻这点。至于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一个黑人。”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少数,我们承认感到不安,因为这个马提尼克岛姑娘过不了几年后就学士毕业并去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个学校教书。人们很容易料到将发生什么事。
一件巨大的工作等待着安的列斯人,他要预先客观地筛选他们那儿当前的偏见。当我们开始这个在我们医学研究的结局时到来的工作时,我们自告奋勇地把它作为论文进行答辩。然后,辩证法要求我们采取重叠的立场。虽然可以说我们曾谋求解决黑人的精神束缚,我们还是不能回避某些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可能是心理学的,但会产生得出别的科学结论的效果。
一切实验,尤其当它显得不出成果时应该进入现实的组成中,并用这种方式,在这个现实的再组成中占一席之地。就是说那些欧洲家庭,因其毛病和缺点,因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被人瞧不起,众所周知与社会有紧密联系的家长制的欧洲家庭产生大约十分之三的神经症患者。问题在于依靠心理分析、社会学和政治的资料来建立一个双亲环境,这环境能够不是消除而是减少残渣部分,这是就这个词的反社会意义上说的。
换句话说,问题在于知道“基本人格”是已定了还是易变的。
所有这些头发蓬乱寻找白人的有色女人在等待。当然有一天她们会突然发现自己不愿回头,她们想着“一个良宵,一人可心情人,一个白人”。她们也可能有一天发现”白人不娶黑人妻子”。但她们甘愿冒险去做,她们应当做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要白皮肤。为什么?再容易不过了。下面是满足精神的一个故事:
“一天,圣皮埃尔看见三个人到达天堂门口: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一个黑人。
‘你想要什么?他问那白人。’
‘钱。,
‘你呢?他对那混血儿说。’
‘荣誉。’
而当他转向那个黑人时,黑人满脸笑容地对他宣称[8]
‘我是来替这两位先生拎箱子的。’”
最近埃蒂安布尔谈到他的一个沮丧广当我是个愣头青时,一个与我有来往的女朋友听到我在用本义和惟一合适的话对她说:‘你是个黑人。’‘我?是个黑人?你没有看到我几乎是白人?我讨厌黑人。黑人们发出臭味。他们又脏又懒。决不要跟我谈起黑人。’她感到受了侮辱站起身来。”[9]
我们认识他的另一个女朋友,她有一张巴黎舞厅的名单,在那儿不会有碰见黑人的危险。
问题在于知道黑人是否可能超越他那从他生活中减少或排除强迫性的感觉,这种性格使他同恐怖症患者的举止那么类似。在黑人身上,有一种感情的激化,感到自己渺小而狂怒,丧失整个人类所有的能力,这些把他禁锢在无法容忍的岛国状态。
安娜·弗洛伊德在描绘自我退缩现象时写道:“这也就是保护这个自我反对外界的刺激;这种退缩作为避免不愉快的方法,不属于神经症的心理学:它只是在自我发展中构成一个正常阶段。对于一个年轻的、可塑的自我,在某一个方面遭到的所有失望有时由其他方面的圆满成功来弥补。但如果自我变得僵化或不再容忍不愉快并强制地坚持逃避反应,自我的培养因而受到不良影响,自我由于抛弃了太多的见解,变成片面的,失去自己太多的利益并眼看自己的活动失去其价值。”[10]
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黑人不能对岛国状态感到满意。对于他来说只存在一扇走出去的大门,而这扇大门开向白人世界。据此产生要引起白人注意的这种永恒的定见,同白人一样强大的这一关切,获得保护层所有权的坚决意志,即进入一个自我的构成的存在部分或拥有部分。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黑人试图由内部和白人的圣地相接合。态度反映意图。
作为已经成功的自卫过程的自我退缩对于黑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他缺少白人的赞同。
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神秘地十分惬意,唱着令人陶醉的赞美歌,她好像是个天使,并“十分欢乐和全身雪白”地翱翔。然而有《绿色牧场》这么一部电影,里边的天使和上帝却是黑皮肤,但这使得我们这位作者非常反感:“怎么能想像上帝长成一个黑人的容貌?我想像的天堂不是这样的。但毕竟,这只不过是部美国电影。”[11]
确实,仁慈善良的上帝不可能是黑皮肤的,他是位双颊红润的白人。从黑人到白人,变化的线路就是这样。如果白人,则他就是有钱、英俊、聪明。
然而,安德烈向别的天空出发给别的马伊奥特带去“白色的使命”;美妙的蓝眼睛小基因,沿着染色体的通道滑行。但身为高尚的白人,他留下几条指示。他谈到他们的孩子:“你要抚养他,你要跟他谈到我,你对他说:这是个上等人。你必须工作以便配得上他。”[12]
尊严?他不再需要得到尊严,它现在已被织进了他的动脉的迷宫中,深深扎在其粉红的小手指甲中,很稳固,很白。
父亲呢?下面是艾蒂安布尔说的话:“一个种族的好典型;他谈到家庭、工作、祖国、高尚的贝当(Petain)和仁慈的上帝,这些使他能按惯例使她怀孕。上帝利用了我们,那位十足的下流胚、漂亮的白人、卓越的军官说道。在这之后,按照同样的贝当主义和迷信的惯例,我把她扔给你。”
在结束那位女人——她那位白色主人就像死了一样,而她在一本陈列着一些可悲地死去的事物的书中就由死人们护卫着——的故事之前,我们要求非洲给我们委派一个使者[13]
非洲没让我们等待;是阿布杜莱·萨迪用《尼尼》[14]给我们描述了黑人面对欧洲人能是什么样的举止。我们说过,存在敌视黑人者。况且不是黑人的仇恨激励他们;他们没这个勇气,或是不再有此勇气。仇恨不是给予的,它该随时被获得。上升到本质,同多少有点被认可的犯罪情结冲突。仇恨要求存在,而有仇恨的人该用行动,一种合适的行为表现出这种仇恨;在某种意义上,他应该变成“仇恨”。所以美国人用歧视替代私刑处死。各人站在自己的一边。因此,在黑非洲(法属非洲?)的那些城市中有欧洲区,我们对此并不感到谅讶。穆尼埃(Mounier)的作品《黑非洲的觉醒》已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我们急不可待地等待非洲的声音。多亏阿利乌纳·迪奥普(Alioune Diop)的杂志,我们得以调整推动有色人种的心理动机。
此外,我们已对未来作了推测,我们可以肯定马伊奥特·卡佩西亚离开她的故乡,一去不复返了。在她的两部作品中,留给她的女主人公惟一的态度是:离开。这个黑人故乡显而易见是十分讨厌的。果然,在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周围漂浮着不幸与厄运。但这厄运是离心的。马伊奥特·卡佩西亚被禁止。
但愿她不再用她的愚蠢言行来使诉讼扩大。
喔,连累人的小说家,太太平平地离开吧……但您要知道,在您那苍白的五百页之外,人们总会找得导向中心的正直之路。
这一点,由不得您了。
这令人十分惊讶,在这一段中从最宗教上的词义说:“康皮安先生是圣路易惟一的光顾圣路易俱乐部[15]的白人,他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他是塞内加尔的桥梁和道路建筑工程师和公共工程部副部长。人们认为他是和黑人十分友好的,比费德尔布中学老师,曾在圣路易俱乐部作了一次有关种族平等的报告的罗丹先生更加同黑人友好,他们中这个人或另一个人的善良是激烈讨论的永恒主题。无论如何,康皮安先生更加经常来往于俱乐部,他在俱乐部有机会认识一些有礼貌并对他表示尊重的土著;他们喜欢他并以他来到他们中间而感到自豪。”[16]
作者是在黑非洲当教员,他感谢罗丹先生作这个种族平等的报告。我们把这种局面称作耻辱,我们理解穆尼埃有机会所遇见的当地青年们向他诉的苦:“我们这儿需要的是像您这样的欧洲人。”人们随时感觉到对于黑人来说,遇见一位能体谅人的杜巴布(toubab)[17]这个事实,代表一个谅解的新希望。
通过分析阿布杜莱·萨迪先生的小说的几个段落,我们试图如实地记载有色人种妇女面对欧洲人的反应。首先有黑人和混血儿之分。前者只有一种可能和一桩心事:变白。后者不仅想变白,而且要避免倒退。其实,有什么比一个混血儿嫁给一个黑人更不合逻辑的?因为,必须最后明白这一点,这涉及拯救人种。
由此产生尼尼的极端混乱:难道广个黑人没有鼓起勇气向她求婚吗?一个黑人甚至给她写信:“我献给您的爱是纯洁和坚定的,它丝毫没有那种用谎言和幻想来哄骗您的不合时宜的温情脉脉……,我想见到您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十分符合您的魅力的环境里……我把您到我家来和为您贡献自己的一切看作是非凡的荣耀和最大的幸福。您的恩宠将使我的家蓬荜生辉和光芒四射……再说,我认为您十分开朗和温情体贴,不会粗暴地拒绝接受一种只是想使您幸福而奉献的忠实爱情。”[18]
最后这句话想必不至于使我们惊讶,通常,混血儿该无情地拒绝想吃天鹅肉的黑人。但由于她开明,她没有只看情人的肤色而不看重他的忠诚。阿布杜莱·萨迪在描述马克塔时写道:“他是理想主义者和坚信彻底变化的信徒,仍然相信男人们的真挚和忠诚,且他往往设想在一切方面惟有优点该胜利。”[19]
马克塔是谁?他是个年轻人,江河企业的会计,他写信给一个小打字员,她十分笨,但她具有最无争议的优点:她几乎是白肤色的。那么,人们请求原谅他冒昧地写信:“胆大包天,可能是第一次一个黑人竟敢如此斗胆。”[20]
人们请求原谅胆敢向一个白人提出黑人的爱情。我们在勒内·马朗的书中重又发现这一点:这种害怕,这种胆怯,黑人在同白人或不管怎么说同一个比他白的女人的关系中的这种低三下四。同马伊奥特·卡佩西亚接受安德烈老爷的一切一样,马克塔成为混血儿尼尼的奴隶。准备出卖他的灵魂。但等待这个恬不知耻的人的结局是不接纳。那个混血儿认为这封信是个侮辱,是侮辱她“白种人姑娘”的名誉。这个黑人是个笨蛋、强盗、缺乏教养的人,需要教训教训他。她要教训他;她要教他审慎稳重些,不要胆大妄为;她使他明白“白皮肤”不是为“黑炭”而长的[21]。
在这种情况下,黑白混血者们都随声附和她的愤怒。人们谈论把事情诉诸法院,使那黑人到重罪法庭应审。“人们要给公共工程部部长、殖民总督写信,向他们揭发那黑人的行为并解雇他,以补偿他所犯下的精神损害”。[22]
这样的不遵守原则应该被处以阉割。最后是人们要求警察局训诫马克塔。因为如果他“重又开始丧失理智的病态举动,人们将让便衣警察德鲁先生来教训他,德鲁被同事们称作凶狠厉害的白人”[23]。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有色人种姑娘如何对来自她的一个同属的爱情表示起反应的。现在我们来寻思白人方面发生什么事。这还得请萨迪的帮忙。他对白人和混血儿姑娘结婚所引起的反响所作的长时期研究将给我们充当赋形剂。
“一段时间以来,全圣路易市流传一个消息……首先是一个窃窃私语一传十、十传百,使得年老的‘夫人们’那满布皱纹的脸舒展开来,她们那黯淡的目光重又活跃起来;然后是青年们,睁大着只见眼白的眼睛,张开着厚嘴唇的嘴,大声嚷嚷地传递消息,使人震惊地发出:啊!不可能……你怎么知道的?这可能吗……这可真够劲……这让人笑痛肚子……一个月来传遍整个圣路易的消息令人愉快,比世界所有的许诺还更使人高兴。它圆了某个伟大和荣誉的梦想,它使所有的黑白混血姑娘、尼尼们、娜娜们和内内特们生活在她们故乡的自然条件之外。萦绕在她们脑际的伟大梦想是有个欧洲白人娶她们。可以说她们所有的努力趋向这一目的,这目的几乎从未达到过。她们需要指手画脚,爱好可笑的炫耀,她们那算计好的、做作的、令人作呕的态度,就是狂热爱好荣华的结果,她们需要一个白皮肤男人,全白的,且只要这点。几乎所有这些姑娘在她们整整一生中等待这根本不可能的好运。她们就在这种等待中变老并被迫陷入凄惨的隐退生活深处,在这种生活中,梦想最终变成高傲的顺从……
“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一个完全的欧洲白人——民政部副部长达里韦先生,向中间色调的混血儿戴德求婚。不可能。”[24]
这位白人对这混血姑娘表白爱情的那一天,想必发生某些特别的事情。融入到一个似乎封闭的集体,得到承认。心理上的贬值、这种降低感及其后果、达到明亮的不可能性,都彻底消失了。很快,这位混血姑娘从奴隶的行列过渡到主人的行列……
她以她过度补偿的行为得到承认。她不再是想要成为白人的人,她是白人了。她进入白人的世界。
保尔·莫朗在《黑人的魅力》中向我们描述这样的现象,但随后我们学会了怀疑保尔·莫朗。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提出下面的问题可能有意思。有教养的混血姑娘,特别是大学生具有双重暧昧行为。她说:“我不喜欢黑人,因为他野蛮。不是从吃人肉意义上的野蛮,而是他缺乏敏感。”抽象的观点。而当人们反驳她说一些黑人在这方面能胜她一筹时,她提出他们长得丑。矫揉造作的观点。面对黑人的真正审美观的证据,她说她不懂;于是人们试图向她显示美学的标准:鼻翼翕动,呼吸暂停,“她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丈夫”。最后,求助于主观性。正如安娜·弗洛伊德所说,如果人们因切除自己的一切防守过程而使其自我陷入绝境,“如果人们使无意识的活动变成自觉的,那么人们显示出其防守过程并由此使这过程变成无效,更加削弱之并且有利于病态过程”[25]。
但在这里,自我不必自卫,既然其要求是被认可的;决定嫁一个白人。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一些家庭全家遭到讥笑。三四个混血姑娘里增添一些混血儿骑士,然而,她们所有的伙伴身边有白人。“这特别被看作是对她们全家的冒犯;这种冒犯要求补偿”。因为这些家庭在其最合情合理的憧憬中受到羞辱,他们遭受的伤害落在他们生活活动本身上*…-落在他们生活的紧张状态上……
她们想参照一种远大愿望改变自己,“进行发展”。人们拒绝给予她们这个权利。不管怎样,人们和她们争夺这权利。
根据这些描述有什么想法?
不管是马提尼克岛女人马伊奥恃·卡佩西亚,还是圣路易人尼尼,都是重蹈覆辙。同样地经历两面的过程。企图通过内心化,重新具备一开始就被剥夺权利的那个价值。因为黑人姑娘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所以她渴望使自己为白人世界接纳。在这种企图下,她以一种我们叫作“情感的强烈兴奋”现象来自助。
这项工作包括了七年的探索和观察;不管我们认为是什么领域,一件事情感动了我们:低微的黑奴、高贵的白人,两种人的表现都按照一种神经症的方向线。因此导致我们参考心理分析的描述来考虑他们的精神错乱。黑人在其行为中类似强迫性神经病类型,或更可以说他完全处于情景性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在有色人种身上,有逃避自己的个性和使他那个人化为乌有的企图。每当一个有色人种提出异议,就有精神错乱。每当一个有色人种拒绝,就有精神错乱。我们以后在第六章中会看到被贬低的黑人从使人丢脸的不安全到鲜明的自我谴责,直至绝望。黑人面对白人或他同属时,其态度往往表现为病理学领域的神经错乱。
有人反驳我们说这里涉及的黑人身上没什么精神病的东西。然而,我们要举出两个十分说明问题的带有某种特点的行为。几年前,我们认识了一个黑人,他是学医的大学生。他有一种强烈的印象:怀才不遇,他说不是在大学的才华方面而是从人的观点来说不受器重。他强烈地感到他永远也不会为白人认作同行,并为欧洲病人认作医生。在这些神经错乱的预感时刻[26],精神病多发时刻[27],他感到极度兴奋。后来,有一天,他入伍当助理医师;且他补充说,他毫无理由地不接受去殖民地或被一个殖民单位派用场。他要一些白人听从指挥。他是个领导;像这样,别人得怕他尊敬他。事实上,这是他想要的,他寻求的:引导白人和他一起具有黑人的态度。就这样,他为那时刻困扰他的“意象”——黑人在白人老爷面前惊恐、颤抖、低声下气——进行报仇。
我们曾认识一位同志,他是宗主国的一个港口的海关检查员,他检查旅游者或过境者时十分严厉。他对我们说道:“因为,如果你不厉害,他们就把你看作是个蠢货。由于我是黑人,你想这两个词的含义……”
阿德勒在《人的认识》中写道:“为了清查一个人的世界观,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犹如从童年印象开始直至现今事物状况,划了一条线。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将成功地确实开辟一个研究对象直至当时所行进的道路。这是条曲线,‘方向指示线’,个人的生活从其孩提时代起概括地呈现在这条线上……因为真正起作用的始终是个人的方向线,这条线和轮廓是受到某些改动,但其主要内容、能量和方向本身继续存在,根深蒂固和从童年起就一成不变,它同童年的周围环境并非没有关联,这个环境后来在人类社会所固有的更广阔的环境解脱开来。[28]
我们预感到,且有人已发现,阿德勒的性格心理会帮助我们了解有色人种的世界观。由于黑人是过去的奴隶,我们也求助于黑格尔;而且,最后,弗洛伊德大概能协助我们的研究。
尼尼,马伊奥特·卡佩西亚:要求我们思考的两种行为。
难道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但这是些假问题,我们不予考虑。况且我们要说对存在物的一切批评牵连到一种解决办法,如果真有人能向他的同类--即向自由——提出解决办法的话。
我们断定的是毛病应该一劳永逸地根除。
* * *
[1]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门徒。——译注
[2]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150页
[3] 《人和财产》,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4] 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号手和爵士乐歌唱演员。——译注
[5]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第131页
[6] 白人是主子,更简言之,是男性,他可以享受同许多女人睡觉的奢侈。这在所有国家中是真事,在殖民地则更甚。但一个白种女人接受一个黑人,这自然而然地呈现浪漫的面貌。这是献身而不是强奸。事实上,在殖民地没有白人和黑人妇女之间的婚姻或同居,但混血儿的数字却惊人。这是因为白人同他们的黑人女佣睡觉。这并不因此而同意马诺尼的这一段:“这样,我们的一部分倾向很自然地把我们推向最陌生的家伙。这不仅仅是个文学上的海市蜃楼。这不是文学,当加利埃尼(Gallieni[1849—1916],法国将军,1921年追认提升为元帅。一译注)的士兵在年轻的‘Ramatoa’中给自己选择有点临时性的伴侣时,这种幻想无疑淡薄了。事实上,最初的接触并不困难。这部分是由于马达加斯加人的性生活是健康的,几乎没有复杂的性行为表现。但这也证明种族的冲突逐渐形成和不是自发产生。”(《殖民化的心理学),第110页》。我们什么也别夸大。当征服者队伍中的一个士兵和一个马达加斯加姑娘睡觉,在他方面大概没有任何相异性的尊重。种族冲突不是后来来的,是并存的。一些阿尔及利亚的移殖民同他们十四岁的小保姆睡觉丝毫不证明在阿尔及利亚没有种族冲突。不,问题更加复杂。——马伊奥特·卡佩西亚是对的:成为一个白种女人的女儿是种荣幸。这说明她不是‘下三滥’的女儿。”(人们把这个词留给马提尼克岛上所有土著的后代子孙;我们知道他们人数众多:例如奥贝里,以有五十个子孙而闻名。)
[7]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第59页。
[8] 黑人的微笑“le grin”似乎曾引起许多作家的注意。下面是贝尔纳·沃尔夫(Bernard Wolfe)所说的:“我们喜欢描述黑人对我们满脸笑容。而他的微笑,就像我们所见的那样——就像我们所创造的那样——始终意味着赠送……”
沿着广告、银幕、食品标签,无休止的赠送……黑人依靠维尼商店给夫人提供她那新的“克里奥尔深色”纯尼龙,她那“奇形怪状”、“曲曲弯弯”的花露水瓶和香水瓶。皮鞋油、雪白的床单,舒适而运输便捷的低矮行李床;为逗小孩快活的摇滚乐、摇滚爵士乐、喜剧、美妙的兔子兄弟(Brer Rabbitt)故事。始终带着微笑服务……一位人类学家写道(a)“黑人由于恐吓和武力的极端制裁,保持着他们那卑躬曲膝的态度,而白人和黑人同时都十分清楚这点。然而白人还是要求黑人在所有同他们的关系中表现出微笑,殷勤和友好……”《雷米斯叔叔和他的兔子》,贝尔纳·沃尔夫,《现代》,43期,第888页。
(a)杰弗里·戈勒,《美国精神:对民族特性的研究》。
[9] 《论米歇尔·库尔诺的〈马提尼克岛〉》,《现代》,1950年2月。
[10] 安娜·弗洛伊德,《自我和保护机制》,安娜·贝尔曼译,第91-92页。
[11]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第65页。
[12] 《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第185页。
[13] 自从出了《我是马提尼克岛妇女》后,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写了另一部作品:《白色的黑女人》。她想必是发觉所犯的错误了,因为人们看出提高黑人身价的企图。但马伊奥特·卡佩西亚并非是无意识的,她有好的打算。只要这位小说家给她的人物留有一点儿自由,这总是为了凌辱黑人。她所描写的黑人都是些坏蛋或是说蹩脚法语的人。
[14] 《非洲影响》,第1-2-3期。
[15] 当地青年聚会的俱乐部。对面有十分欧化的平民俱乐部。
[16] 《尼尼》,《非洲影响》,2,第280页。
[17] 欧洲人。
[18] 《尼尼》,《非洲影响》,第286页。
[19] 同书,第281,282页。
[20] 《尼尼》,《非洲影响》,第281页。
[21] 同书,第287页。
[22] 同书,第288页。
[23] 同书,第289页。
[24] 《尼尼》,《非洲影响》,489页。
[25] 安娜·弗洛伊德,同前书,第58页。
[26] 杜布利诺,《神经错乱的直觉》。
[27] 拉康。
[28] 阿德勒,《人的认识》,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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