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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
**作者:** (访问记录)
**日期:** (1960年11月)
> 说明:这是一九六○年十一月,我所专程到北京访问李立三同志的一篇谈话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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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我到上海时,上海只有几十个党员,只有两个工人党员,还不是纱厂工人。一九二五年初二月罢工前,上海只五、六十个党员。我那时是上海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去时没有办法,就是运用毛主席在安源的经验办平民夜校,共办了七个: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在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每个区有一个平民夜校,先是工人子弟来,后有工人来上夜校,然后再发展工友俱乐部(也有叫工人进德会的),吴淞也叫工友俱乐部。我每星期到每个地区去上课一次。
俱乐部开始参加的人不多,几百人,没有搞斗争,都是宣传教育工作。俱乐部下面以工厂分小组,这是成立工会的核心组织。当时俱乐部负责人,沪西是项英、沪东是蔡之华[1],吴淞没有人,我就当主任,还有闸北、浦东、南市、虹口共七个。
我们在潭子湾时租一幢两层楼房子,很坏,旁边有家茶馆,我们有时在茶馆谈工作。二月罢工时邓中夏同志被捕经过是这样的(不是打厂被捕的):那是二月罢工后很久了,有十几天了,工作没有办法,我们就开大会鼓励工人坚持斗争。我在讲话,警察来了,有很多,大约一、二百人,邓中夏同志叫我下来,我刚下来,警察一围起来就抓人,抓了不少人,但我与邓中夏均未被抓。警察走后,我们又召集工人开会,当时工人也没经验,吵着要请愿。我与中夏不同意。工人说:你们过去老叫大家要抱义气,现在工人被捕了,你们又不抱义气了。我们觉得不去不行,不去群众就会散掉了,我就与中夏同志商议,我说由我去,中夏同志说由他去,认识他的人少,因为他当时是党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结果他带了七、八个工人代表去就被捕了。被捕后工人更愤慨,我们就加紧宣传,罢工就坚持下来了。后来中国纱厂资本家出来调解,罢工基本胜利。肯同工人订条约就是胜利。
谈判是有的,但我没有去。情况记不得了。
纠察队是二月罢工开大会时成立的,我还发过旗帜。
刘华[2]是二月罢工后过好几天才去潭子湾的,刘华是上海大学学生,邓中夏是上大教务长。中夏说让刘华去潭子湾工作,我记得我与中夏还同刘华同志一起谈过一次话,那时项英好象已走。也许项英与刘华在一起到过工人中。
二月罢工我记得很清楚是从内外棉五厂开始的。二月罢工中工会成立后,俱乐部在实际上还起作用。工会还只有一块牌子,因为这个过程发展太快了。
上海工人工作最大问题是青帮问题。第一次搞工人工作时不理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使浦东日华纱厂的斗争失败了。第二次李启汉[3]就加入了青帮,但过于相信青帮,结果被青帮头子出卖,也失败了。我去后研究了上海工运的历史情况,觉得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青帮中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那些老头子都被帝国主义收买,弟子是被压迫的。五卅时保护我的都是青帮的徒弟。
工会成立后,青帮就不起作用了。他们与虞洽卿搞在一起,成立“工团联合会”。
上海总工会是五月二十四日左右成立的(不是五月三十日成立的),地点在宝山路。党中央二十八日会上我们斗争口号就变了,把经济斗争转为民族斗争(这个内容我写过)。我们当时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四提案,传单中都有反对四提案的口号。五卅指挥部(秘密的)设在二马路一个旅馆里。三十日工部局一抓人,我们就号召跟上去,一下子把老闸捕房围起来了,要求释放被捕者,巡捕房用自来水冲也冲不散,就开枪,这样就造成了五卅惨案。
五月三十日晚上决定第二天继续上街。五月三十日上街只有学生没有工人,你们去查死者名单,其中没有工人的。工人是六月一日才上街的。我们的口号是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工部局开枪杀人。在上午还罢不下来,我们到那里叫罢工,罢下来了,等我们一走又开了。我们觉得只有罢市后,工人罢工才罢得下来。下午二时南京路还罢不下来,忽然听说总商会要开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参加,我们与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系也不多的,但听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同情罢工,而总商会反对,因此一下子几千人拥到总商会。那天林钧讲了话,话讲得很激昂慷慨,我没有出面,大多数人都赞成罢,虞洽卿不在,方椒伯溜走了,我们派代表到他家请他来,方在大家愤慨下签了字。总商会通知一下,就罢市,罢工就很快了。纱厂都罢。当时我们的工作据点是纱厂,二日是都罢了,人数有三十――四十万[4]。总工会会员不到五十万人。总工会当时热闹得很。那时才组织罢工委员会,后来这名义用得很少,都用总工会名义。总工会由宝山路搬到共和新路,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总工会隔壁就是戒严司令部。
坚持罢工中,斗争最尖锐是码头工会,因为码头工会有两个工会,我们一个,青帮一个。这时虞洽卿回来了,工商学联合会已成立了,总工会也出面了。虞洽卿想把十七条改为十三条,想利用青帮破坏罢工斗争。青帮中好一些的有一个王汉良。上海总商会不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但捐款它要管,把捐款给青帮码头工会,我们就斗争,结果两个工会合并成一个,两边人都参加。青帮这时与总商会、工部局联合破坏罢工。在开市后就有工团联合会了,负责人姓包(名字记不起来)。成立时来个通知在总商会开会,我知道是破坏,就去找虞洽卿,说他破坏。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借会场给他们。结果还是开了。我就自己去参加开会,我找了王汉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一起去。王汉良很紧张,把手枪放在身上。我到那里,工人一见我,溜的溜,跑的跑,剩下只有二、三十个人。我与包说我来参加会。包说总工会贪污了工人的钱,要算账。我说好,明天总工会开个代表会。他说不行,要我缴总工会的图章。我说明天开会我才交。当时其他人都不说话,王汉良就说今天的会也不要开了,明天的会也不要开了,一切事我负责。过几天,王汉良叫我送给包××一个红帖子,在名义上算他的徒弟,我说不行。王又说他请次客,让包××坐第一位,我坐第二位,我说行。请了一次客,包××坐第一位,来了很多徒弟。工团联合会破坏没有搞成。但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想搞暗杀。那时少奇同志已来,他是五卅罢工罢下来后,来上海的。中央把他从安源调来搞上海工作的。搞暗杀的时间大概是六、七月。我和少奇同志都在共和新路总工会,那里有两幢房子,一前一后,我和少奇同志在后一幢楼办公。那天可能是下午(记不清),一个人来找我,是个已被开除会籍的工贼,他向我表示悔过,我说很好,那你就回工人中去,说完后我要走。他说还有个问题要谈,谈了一个又要谈一个。我一看情况不对,就推有事进去一下,跑去告诉少奇同志,一面赶快调纠察队,两个办事处调二百人,一面叫他先走。我和少奇出后一幢屋前门到前一幢屋后门时,想起要通知会计科把钱锁在保险箱里,我就叫少奇先走。当时大家不认识少奇,少奇出去时茶馆店里坐满了人,有个汽车也装满了人,少奇赶快去中央报告。我交待了工作后,出后一幢屋前门,想从前一幢屋的后门进去。里面已打得不得了,保护我的两个人把我拉进后一幢屋,想从后门跑,但后门开不开,其实开了就不得了,后门都是流氓打手。两个保护我的人就守在楼下,我上楼从屋顶上出去,走了两家人家,第三家有个老奶奶招呼我到她家,把我锁在阁楼上。我叫她赶快找几个总工会的人来,他因儿子、媳妇都是工人,对工人很熟,就找来了四、五个人。我赶快通知他们几件事:第一、通知各办事处来二百个纠察队保护总工会;第二、纠察队全部集中保护办事处,晚上各办事处开代表会,第二天进行示威,反对打总工会。
那时我知道纠察队已到总工会,戒严司令部不准工人进去。我就去戒严司令部找邢士廉的参谋长(姓李),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组织了多少工贼打总工会?”他说:“没有啊,都是工人自己打的。”那时刚好抓了两个人,我叫不准放,叫他审问一下,他说好。第二件事要他令工贼撤出总工会,让纠察队进去,后来他们一商量同意撤退。我就与他一起到总工会,工人已打伤了七、八个,有没有死的我记不得,保护我的两个人都伤了,我把伤员送进医院后就到中央。中央当时很急,都不知道我在那里,陈独秀是消极主义,认为恐怖来了撤退吧,蔡和森反对。我就告诉他们我通知办事处的几条,蔡和森同志、少奇同志都赞成,就又大示威,开大会,罢工就又一次高涨起来。
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
过不久罢工不能坚持了,中央要我离开,大约八月份我离开到北京,组织学生支援斗争。
我原叫李隆那,这名字工人不容易认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左右,我与中夏同志去吴淞,在火车上,中夏又说我的名字不好写,改一个吧!改什么呢?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中夏就说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就改为立三。
我到上海后是用的安源办法,安源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工作的。主席有个很著名的话“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二月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也是从这个指导思想来的。办夜校是主席在安源的办法。我在上海对付青帮的办法,就是运用安源对付红帮的办法。利用合法,统一战线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
上海情况与安源不同,在上海我每星期到俱乐部只有去一次,因此影响比较间接。再有上海的工作是我受了毛主席思想的影响在干工作,毛主席不在上海,中央是陈独秀,所以主席思想不能起大作用,当然蔡和森的思想与主席思想也是一致的。
(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 蔡之华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的领导人。
[2] 刘华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之一,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被敌人杀害。
[3] 李启汉同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十月出狱去广州,一九二五年五月以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广州牺牲。
[4] 根据已有史料看,此数字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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