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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idian/marxistsBudding/marxists_quqiubai/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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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脸的辩护
**作者:** ――对于首甲等的批评
**日期:** (1933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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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慈善家的妈妈
去年年底,芸生[1]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2]“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胡秋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不想在此地来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不关重要。问题倒发生于鲁迅给《文学月报》一封信[3],说“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而署名首甲[4],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四个人就出来判定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5](《现代文化》杂志第二期)。
首甲等对于恐吓和辱骂的辩护是:
(一)“革命的工农确实没有吓人的鬼脸”,**然而** “这是对某一阶级同情者说的,对别一阶级即使你再斯文些,在他看来,无论如何都是吓人的鬼脸”,因此,恐吓“有什么不可以?!”
(二)“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而且也无‘笑骂’与‘辱骂’的分别。只要问骂得适当与否,并不是‘丢那妈’就是辱骂,‘叭儿狗’就是笑骂。……”
这是说恐吓和辱骂也算战斗,而且不这样就会变成“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就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
革命当然要流血的,然而嘴里喊一声“斫你的脑袋”还并不就是真正革命的流血。何况文化斗争之中,就是对付正面的敌人,也要在“流血”的过程里同时打碎他们的“理论”的阵地。当你只会喊几声“切西瓜”的时候,就要被敌人看做没有能力在理论上来答辩了,而一般广大的群众并不能够明白敌人“理论家”的欺骗。国际的革命**思想** 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没有一次是用“切你的西瓜”那样的恐吓来战胜反动思想和欺骗的理论的!这种恐吓其实是等于放弃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剥削阶级明明知道革命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并不是吓人的鬼脸;而他们为着要吓退正在剧烈地革命化的群众,故意要造谣,污蔑,诬陷。敌人所造作的那些“放火杀人”之类的谣言,正是要把这种鬼脸硬套在先进的工农头上,――敌人的可恶就在于他们故意就只对于**自己** 有害的革命说得象魔鬼似的,仿佛要吃尽**一切** 活人。现在有人出来多喊几声“斫”和“切”,那就很象替敌人来证实那些诬陷。首甲等的说法是:对于剥削阶级,革命反正都是“吓人的鬼脸”,因此多扮些吓人的鬼脸,有“什么不可以!”这对于革命的队伍是**极有害的空谈** 。革命的工农不能够不宣布首甲等的意见决不是他们的意见。
所以说**“恐吓决不是战斗”的鲁迅决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 ,而**自己愿意戴上鬼脸的** 首甲等**却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
至于“丢那妈”之类的辱骂,那更是明显的无聊的口吻。首甲等把胡秋原认为革命的贩卖手,但是他们却喜欢和胡秋原较量骂人的本领。胡秋原骂什么“人首畜鸣”,“人类以下的存在”,而首甲等就说骂“丢那妈”“并不比胡秋原……更为无聊”。何以胡秋原无聊,而首甲等就拥护同等无聊的回骂呢!?他们说,“伊里奇在许多理论著作上,尚且骂考茨基为叛徒”[6]。然而“叛徒”和“丢那妈”是绝对不同的。“叛徒”有确定的政治上的意义,而且考茨基的的确确是叛徒。而芸生的“丢那妈”,却不会损害着胡秋原错误理论的分毫。芸生和首甲等的错误,决不在于他们攻击胡秋原“过火”了,而在于他们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我们分析某种论调,说它客观上替剥削阶级服务,或是削弱革命的力量,把这些“理论家”比做“走狗”,“叭儿狗”,――这都有确定的意义,虽然是笑骂的字句,而表现着批判的暴露的意义。至于“丢那妈”,以及祖宗三代牵缠着辱骂,却只是承受些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弱点,表示些**无能的** “气急”。
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群众自己用社会的舆论的制裁克服这类的恶习惯,认为这是文化革命的一种任务;而首甲等,自命为负起文化革命责任的人们,却以为必须这样辱骂才不右倾!而且还要问骂得适当与否!在理论的斗争之中,无论对于什么人,无论是保皇党,是法西斯蒂,这种辱骂都不会是“适当”的。这固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暂时,在下层民众受着统治阶级的文化上的束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顺口的把这种辱骂当做口头禅,――然而“革命诗人”要表示“愤恨”的时候,他还应当记得自己的“革命”是为着群众,自己的诗总也是写给群众读的,他难道不应当找些真正能够表现愤恨的内容的词句给群众,而只去钞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除非是只想装些凶狠的鬼脸,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才会如此。
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尾巴主义** 。
首甲等自己说:要“以尖锐的词锋揭破穿着漂亮外衣的奸细”。然而他们在自己所拥护的芸生的诗篇里,却只举出“丢那妈”作为尖锐的词锋。他们说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不应当降低,说“我们的诗人”应当与斗争的实践联系。但是,他们所谓诗和斗争之间的联系却只是写几句“切西瓜”之类的句子。这种恐吓和辱骂显然不能够揭穿什么奸细的漂亮外衣,显然反而降低了普洛文化运动的任务。他们拥护这样的立场,也就不会有“健全的阶级意识”。的确,**他们的立场是离开真正的战斗,而用一些空洞的词句,阿Q式的咒骂和自欺,来代替战斗了** 。
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 ,值得我们的研究;我们希望首甲等不单在口头上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能够正确的**了解和纠正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
[1] 芸生,原名丘九如,浙江宁波人。下文所说的“一篇诗”,指《汉奸的供状》,发表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诗中有“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等句。
[2] 胡秋原,湖北黄陂人,三十・年代初自称所渭“自由人”。他在一九二―・年十二月《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的《阿狗文艺沦》及一九三二年四月同刊第四期发表的《勿侵略文艺》等文中,在马克思主义诗句的掩盖下,宣扬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3] 鲁迅的这封信发表时题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载《文学门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4] 首甲,祝秀侠的化名。祝秀侠,广东番禺人。曾一度加入“左联”,不久离开革命文艺队伍。
[5] “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见于首甲等人所写《对鲁迅先生的〈恐吓与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载《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二月)。
[6] 伊里奇,即列宁。考茨基(K.Kaulsky,1854―1938),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一九一八年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曾对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和叛徒立场作过彻底的批判。
### 慈善家的妈妈
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那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不用说,这是一位伪善的人道主义者。他周济着一班穷光蛋,有机会就叫他们做工,拔草呀,车水呀,扫除马粪呀,修理屋顶呀。穷光蛋们只知道感激他,向来没有想到问他算工钱。其实,要是算起来的话,决不止一件破棉袄,几碗稀粥的。他倒沾着便宜,还得了善士的名声。后来,这西洋景有点儿拆穿了。
但是,这时候来了一位侠客,雄赳赳的,手里仗着一把宝剑,据他自己说,这是“切西瓜”用的。他说他看透了那位慈善家的虚伪。他愤恨极了,就跑上慈善家的大门,破口大骂了一通,还拔出宝剑来说:“我要切你的西瓜!”一些穷光蛋反而弄胡涂了:“为什么慈善家的头应当拿来当西瓜切。问问侠客,侠客说:
“嘿,嘿,嘿,……他,他,我丢他的妈,他妈跟我睡觉!”
“他妈跟你睡觉,他又该当何罪?”
“他,他,他混蛋极了……我,我□他的祖宗!……该杀的东西!”
侠客实在愤激得说不清白什么理由。侠客以为只要话说得“粗鲁”些,穷光蛋就会懂得。然而他们不会了解慈善家的“妈跟人睡觉”,慈善家自己就立刻该杀;他们更不明白“该杀”就等于伪善的“凭据”。侠客自己的胡涂,要害得穷光蛋们更加胡涂,甚至于更加同情那位伪善家。
慈善家的虚伪,和他妈的不贞节或者恰好跟那位侠客睡了觉,是完全不相干的。穷光蛋们自己里面的明白人,应该详细的说明慈善家虚伪的事实,说明这世界里的种种假面具。
对于这样的慈善家,象侠客那样的手段是不行的,何况对于比慈善家更细腻的人物呢。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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